IICC 发表于 2017-4-18 00:17:48

北魏孝文帝南迁国都是福是祸

作者 | 莲悦联系微信号 | youhistory1公元493年七月,二十六岁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亲率步骑百万从国都平城(山西大同)出发,征讨南齐。大军浩荡南下,于洛阳城休整。然而这天,暴雨如注,拓跋宏却偏偏选择在这天“戎服执鞭,御马而出”。于是,群臣跪倒马前,请求拓跋宏停止南征。不南征,那就迁都。拓跋宏说出了自己的旨意。远离根据地平城,又在仓促间听闻如此重大决定,拓跋宏的王公大臣们没有任何思考的余地,更枉谈反对。于是,北魏政府正式迁都洛阳。将国都从“塞上咽喉”的平城迁至“河洛王地”的洛阳,对北魏王朝的长远发展来说意义重大。北魏立国之初,都城在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公元398年才迁都平城。到孝文帝太和年间,北魏已立国百年,国家制度却十分落后。各级官吏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作战时对被征服地区的劫掠和论功行赏,战争和劫掠机会少的时候,就公开贪污受贿,以致吏治腐败;社会基层组织仍是宗主都护制,这实际上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大量被宗主控制的包荫户没有户籍,国家无法征调兵役、徭役。这样的制度下,北魏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几乎年年爆发农民起义。公元484年,北魏政府推行官吏俸禄制,同时,严惩贪污行为,“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次年,推行均田制,从豪强大族手中夺回大量劳动力,并授田与民,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配合均田制,又改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以清理户口、田亩,征发徭役、兵役。这三项改革措施的推行,让孝文帝太和年间,成为北魏王朝极为重要的转型时期。它标志着北魏的政权开始向汉民族一君万民的集权帝制转变。太和改制为北魏王朝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于是,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最终统一南北,实现历代鲜卑君王的中华皇帝梦想就被提上了日程。而洛阳地处中原,为中原地区政治文化中心,且接近南朝,便于用兵,“南荡瓯吴”。所以,洛阳成了拓跋宏迁都不二之选。迁都洛阳无疑是正确的决定,但它毕竟是一项关系到国家社稷的重要政治措施。拓跋宏认为“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怕贸然提议迁都洛阳,会遭到鲜卑贵族的反对,所以,采取了“以南征之名,行迁都之实”这样自编自导,完全戏剧化的方式来促成如此重要的政治决定。如果说拓跋宏通过这样的方式确实达到了顺利迁都的目的,但是,支持这项重大决策的后继政策却严重缺失。违众南迁,必然会触及一部分鲜卑元老亲贵的利益。于是,迁都之后,陆续有亲贵密谋反叛,虽然很快都被镇压,但太子拓跋恂的死,对拓跋宏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对于自幼生活在“阴山常晦雪”的故都平城的鲜卑人来说,洛阳暑热让他们深感痛苦。太子拓跋恂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暑热,更因为对父亲汉化政策的不满,拓跋恂打算带着侍从轻装奔回平城。太子的行为让拓跋宏极为愤怒,他将儿子打得半死,废黜其储君之位。然而,只要拓跋恂还活着,就会成为那些眷恋故土,阴谋反叛者潜在的棋子。最后,拓跋宏不得不将年仅十五岁的儿子赐死。不能成功安抚鲜卑旧臣亲贵,以致变乱迭起,这只是迁都留下的后遗症之一。更为严重的还在于,迁都改变了立国百年以来的边防格局,却没有辅之以相应的政策调整,为多年后的代北六镇之乱、北魏王朝的覆灭,埋下伏笔。北魏初年,为防柔然南下,太武帝拓跋焘下令在沿边修筑长城,并在要害处设置军事据点,即代北六镇。当时的柔然对北魏威胁很大,所以拱卫国都平城的北镇地位非常重要。镇将由鲜卑贵族担任,镇兵多是拓跋族成员或中原的强宗子弟,他们被视为“国之肺腑”,享有特殊地位。但随着边地战事减少,北镇的地位逐渐下降。特别是在迁都洛阳后,北镇失去了拱卫国都的地位,镇将被排斥在“清流”之外,难以升迁,镇兵甚至与谪配的罪犯和俘虏为伍。代北六镇军人从“国之肺腑”,一朝沦为“代来寒人”。公元523年,长期戍守北边的代北六镇将卒起义,关陇、河北等地纷纷起兵响应,边镇军事豪强乘机扩充实力,其中尔朱荣实力最盛。这一年,距离孝文帝迁都洛阳不过三十年。五年后,尔朱荣以胡太后鸩杀孝明帝为由,攻陷洛阳,溺死胡太后和幼帝元钊,并对洛阳的皇族、百官公卿进行了大屠杀,史称“河阴之变”。这以后,北魏政权风雨飘摇,于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西魏。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北魏王朝由盛转衰指向了孝文帝的“违众南迁”和一系列疾风骤雨般的汉化改革。历史的是非成败虽然任人评说,但鲜卑人统一华夏大地,建立一个世袭罔替的伟大王朝的理想终成浮华一梦。在两千年的帝制中国,迁都历来是件非常慎重的事情,涉及国家的千秋大业。梳理中国历史,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将首都南迁的王朝,一般都是迫于无奈,或者在游牧民族的威胁下偏安一隅,而且这样的王朝大都短命。像北魏这样,正处于国家鼎盛时期而迁都的例子并不多,但事实证明,正是迁都动摇了北魏王朝的根基。所以,明末崇祯皇帝宁愿在煤山的歪脖树上吊死,也不愿将国都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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