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C 发表于 2017-4-25 09:47:11

揭秘│被炸毁的西夏宝塔中的奇珍 和五台山有什么深厚渊源?



方天戟 按方塔劫.国宝现西夏,立国189年,创造了灿烂绚丽的文化,可惜遗存极少。纸质文物,本最不易保存,但一部罕见的西夏纸本佛经,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本,中国64件禁止出国展出文物之一,却历经千劫,神奇地留存下来。但它面世的代价,可谓巨大。它叫《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它的出现,是因为一座西夏古塔的倒掉。古塔,被不法分子用炸药炸成废墟。遗憾的是,27年过去了,案件至今未破。幸运的是,案发之后,在宁夏工作的山西籍考古老专家牛达生主动请缨,一次特殊的清理发掘,包括这部佛经在内,一批珍贵的西夏文物重回人间。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座被不法分子炸毁的古塔,居然与山西的五台山密切相关。今特刊发牛达生先生的考古琐记,为您揭开“塔倒经现”的秘密,也为案件何时能够侦破,再添一次也许多余的发问。    ▲禁止出国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1不能容忍的破坏1990年11月末的一天,在安宁静谧的贺兰山腹地,忽然轰隆一声巨响,一座千年古塔——拜寺沟方塔被炸毁了。时间已经过去数年,我仍然不能忘怀这难以容忍的破坏。当时,自治区文化厅与公安厅立即组织了联合现场调查。据说,爆炸使用了军用黄色炸药,是从某军火库盗窃出来的。贺兰县公安局已经抓了几个人,说是附近村民中的不法之徒干的。不管是谁干的,为什么要将好端端的一座古塔炸毁呢?人们议论纷纷:“在维修拜寺口双塔和宏佛塔的工程中,都发现了珍贵文物。犯罪分子瞄准了方塔,当然也是要搞塔里的珍宝!”大家认为,除此而外,似乎再不能有什么解释。我曾想,就是想得到珍宝,用爆炸的手段不是太愚蠢了吗?一座古塔能炸毁,还有什么东西不能炸坏呢?同时,文物的体积一般不大,就是有个宝贝,在偌大的一片废墟中又上哪儿去找呢?还有,被抓住后,其后果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难道炸塔的人不想吗?这种炸塔的行为让人难以理解。于是我想:是法盲加愚蠢所致呢,还是发泄不满,蓄意破坏呢?不管是什么原因,不法分子的破坏行径,都是天理难容,令人发指的。当时,《光明日报》驻宁记者庄电一就此采访我时,我说:“当今社会,乱挖古墓,基建中发现的文物被哄抢,博物馆藏品被盗等破坏文物事件,时有所闻,我们宁夏也发生过类似事件,但将一座古塔用炸药炸毁,却是千古未有,闻所未闻之事。这是极其严重的破坏文物事件,希望能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尽快破案。”据说,方塔被炸一事,国家领导人很重视,被列入特大案件,限期破案。然而,遗憾的是,此案至今未破,犯罪分子仍逍遥法外。  ▲▼宁夏拜寺沟西夏方塔被炸毁前后      2被炸的塔是西夏古塔拜寺沟是贺兰山东麓的山沟之一,在贺兰县金山乡境内。沟口北边台地上高耸的拜寺口双塔,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方塔位于距沟口约10公里的贺兰山腹地,方塔未见文献记载,因其在拜寺沟内,又是方形,故名之为拜寺沟方塔。想来,在古代它当另有适合其身份的专名,只是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而不为人所知。我是搞文物考古工作的,也曾在贺兰山搞过文物调查,却偏偏未能到方塔脚下,欣赏它古老而又雄伟的姿态,不能不令人十分遗憾。据说,有人到现场考察,说什么方塔的砖是明代的砖,拜寺沟内又有明代刻石,就说其为明代所建。用砖来作为断代的依据,看来是不科学的,现在已经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方塔被炸后,在现场考察中,发现了墨书汉文和西夏文题记的塔心柱。汉文题记是建塔发愿文。部分文字为:“ 特发心愿,重修砖塔一座,并盖佛殿,缠腰塑匦佛像,到四月一日立塔心柱,奉为皇帝皇太后万岁,重臣千秋,风调雨顺,万民乐业,法轮常转。今特奉圣旨……”从这段文字可知,方塔不仅为西夏所建,而且是与皇族有关的建筑。近年来,有关同志又在塔心柱残片模糊的字迹中,辨认出“ 大白高国大安二年”等字,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大白高国”,即西夏国名,“大安”是西夏第三代皇帝秉常的年号,“二年”,当公元1075年。这是方塔确切的始建纪年,是目前所知西夏古塔中唯一有具体纪年的高层佛塔。这座历时920多年的古塔,历经兵燹战火,地震破坏,风雨侵蚀,仍然保留到20世纪90年代,是多么不易!竟然毁于今人之手,怎能不让人扼腕痛惜!  ▲▼墨书汉文和西夏文题记的塔心柱    3我要求发掘方塔废墟千年古塔被炸,变成一片废墟,已是无可挽回的事实。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面对这堆废墟,是否还能有所作为呢?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中佛教文物的重大发现,贺兰县宏佛塔、拜寺口双塔天宫中西夏文物的重大发现,使我强烈地意识到在方塔废墟中也会有所发现:第一,废墟中是否有西夏文物残存下来,等待我们去清理;第二,方塔的建筑结构如何,是否有类似法门寺的地宫?第三,有塔就有庙,方塔周围是否还有其他西夏遗迹?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考古发掘来解决。考古,绝不是为了发古之幽思,满足人们某种感情的需要,而是为了研究历史,认识历史,古为今用。考古界有所谓宋元以后不算“古”的说法,因此后的文献资料较多,而人们更重视宋代以前的考古。但是,这不是绝对的。记得1972年“文革”中刚刚恢复文物工作时,我曾有幸参加宁夏文物赴京参观学习团,并受到当时称之为国务院“图博口”的负责人、著名学者王冶秋的接见。他毫不含糊地说:“西夏考古很重要,廿四史中没有西夏史,许多问题需要通过考古来解决,你们宁夏应承担起研究西夏的责任。”今天看来,这话仍然十分正确,西夏考古在被称为“绝学”的西夏学研究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在西夏故地成长,又是搞考古工作的我,研究西夏似乎就是我的天职,对方塔进行考古,理所当然,责无旁贷。方塔废墟,常人看来是一处残破砖瓦的堆积,在我看来,却像是一座珍藏珍宝的宝山,又像是一座神秘的迷宫。我像着了魔似的想尽早挖开宝山,揭开迷宫。当时,我已年近花甲,仍然主动提出承担方塔废墟的发掘清理任务。感谢有关领导的理解和支持,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我承担“领队”,并于1991年8、9月间实施了发掘。这次发掘是成功的,是西夏考古的又一次重大发现。    ▲废墟下会有新发现吗?4没有帐篷,没有水拜寺沟方塔考古,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次田野考古,也是最为艰苦的一次。我不能忘怀与我日日夜夜同甘共苦共同战斗的其他同志,他们是考古所的孙昌盛、林海,贺兰县文化局的刘柏崇。贺兰县公安局为进一步寻找破案线索,也派金占科、陈清同志参加。解放军某部高炮营的二十多名战士,承担了具体的清理任务,他们手捡、筐抬,将一座砖山搬掉,干得很出色。大家不怕困难,团结互助,同心协力,较好地完成了预定的任务。考古工作多在荒郊野外进行,免不了要雨里来,风里去,和地质工作一样,是比较艰苦的。但一般来说,住房、吃饭都不成问题,考古场地离乡村集镇近的,可借民房居住,离村镇远的,可以塔帐篷居住,人员、行李、工具、仪器、食品等,都有汽车运送。这样的田野考古生活,已为我们所习惯。然而,在方塔工地,运输、住房成了问题,连饮水也成了问题。拜寺沟山大沟深,山道崎岖狭窄,沟内巨石横阻(泥石流冲下来的巨石,有的如房子般大,犬牙交错,横置于沟间),不仅汽车无法通行,连架子车也进不去。沟内无村民居住,是青羊野兽出没之所。村民们与沟内的联系,除步行外,唯有毛驴可用。据说这条山道别处的毛驴是不敢走的,只有沟口村民的毛驴能走,可见其艰难。我们进山,人得步行,行李、工具、食品等的运送,当然只能靠这些宝贝毛驴了。进入工地,住是第一要解决的问题。弱小的毛驴,难以驮起长达数米的钢架和沉重的篷布,住帐篷也成为难以实现的奢望。能因无帐篷住而退缩?当然不能。车到山前必有路,山里有的是石头,放羊娃用石头垒的窝,稍加扩充加固,顶部搭上苫布、油毛毡,成了一处很不错的“房子”;砍点朽木,立上四根柱子,前后左右用苫布围住,顶上一篷,就住进去了;塔后山间,还有二三处自然岩洞,将青羊粪清扫后,也成了很好的居所。我们过原始人的生活,大家开玩笑说:“虽不是茹毛饮血,却也穴居山野了!”更令人头痛的是水。没有水是一天也过不下去的。过去,山沟里是有水的,否则塔呀、庙呀是不会建在这里的。但由于涵养水源的破坏,生态环境的恶化,这里早就断流了。水在哪里?在距工地六七公里处,有直径不到2米、深数十厘米的一眼山泉,成了我们的“救命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是“钱”算数,与村民几经讨价还价,以两桶水15元的价格,用毛驴驮运,真是水比油贵。有时因故水送不上来,八月的天气,还是骄阳似火,干活的战士满身流“油”,却无水可饮,真不是滋味,有时水供不上,还断过炊呢!至于没有洗脸水,嗽口水,更不在话下了。这主要发生在下雨天,或是毛驴出了毛病。总的说来,村民还是积极支持我们的工作的,除按时送水外,还承担转运物资、砍柴做饭、整修工具等工作,干一些想不到的杂事,从而保证了清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文木牌5方塔区可能是西夏“五台山寺”故址从拜寺沟口到贺兰山分水岭长约15公里的范围内,除沟口有大面积的西夏遗址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拜寺口双塔外,在沟内每隔数公里就有遗址一处,从东到西依次有土关关、峡道、方塔区、南面台子、殿台子等多处遗址。它们或在山间高台上,或在沟边台地上,面积大小不等,地表残砖破瓦和陶瓷残片随处可见,遗址前多有高低不等的石砌护壁。这是贺兰山诸山沟中西夏遗址最密集的山沟之一。贺兰山是西夏的“神山”、“圣山”。西夏统治者在贺兰山大兴土木,建造离宫别墅、佛塔寺院、陵园寝殿,并派重兵设防。 贺兰山中仅有的3座西夏高层砖塔,皆在拜寺沟口沟内,而拜寺沟内西夏遗址又如此之多,说明拜寺沟在西夏时期是一处重要的地区。拜寺沟众多的西夏遗址反映了西夏时期寺庙佛塔林立的状况,说明古代的贺兰山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此而言,我们的调查工作,也为改变贺兰山恶劣的生态环境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资料。方塔区是拜寺沟内诸遗址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地区。这里是一个山间盆地,呈西北一东南走向,海拔2000米左右,东西长约700米,南北最宽处约300米,是拜寺沟内最开阔的地方。方塔区四面环山,中通洪沟,林木茂盛,一改方塔区东部荒山秃岭、树木稀少的景观,而给人以世外桃园的良好印象。方塔原先就高耸于沟北近山的台地上。据调查,在方塔西部,在沟南、沟北的台地上,都有大面积的西夏遗址。方塔下面,就是一处寺庙遗址,遗址前还残留着石砌台阶,是传统的坐北向南的格局。这里居高临下,环顾左右,反映了其在方塔区的突出地位。此外,在塔后山腰和沟南高台上,各有基址一座。塔后沿沟而上,高数十米处,还有两个自然岩洞,岩洞前有高数米的石砌护壁,沟间还残留砖砌台阶,说明这岩洞也是被利用过的,这里是僧人坐禅修行的绝好处所。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在遗址地表,砖瓦建筑材料随处可见,洪沟断崖也有遗迹可寻,有的地段还暴露出铺地方砖。我们采集到瓦当、滴水和脊兽残件,其中部分是绿琉璃和蓝琉璃的。这些琉璃构件,釉色光亮,质地良好,制作精细。《西夏法典》规定:除寺庙、皇宫外,官、民宅第“不准装饰莲花瓣图案,禁止用红、蓝、绿等色琉璃瓦作房盖”。这些情况表明,在西夏时期,这里的建筑规模很大,建筑规格很高。据有关资料,西夏在贺兰山建有“佛祖院”、“五台山寺”、“北五台山清凉寺”、“五台净宫”等佛教寺院。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对“五台净宫”的释义是“菩萨圣众现生显灵,神僧修契,民庶归依处,是善宫,野兽见人不惧”。五台山在山西,是文殊师利的居处和显灵说法的道场,怎么贺兰山也有了五台呢?我们认为,佛教徒将文殊说法的道场设在山西五台山这是不能变的,西夏佛教徒也需要供奉文殊菩萨,但又无法到达山西,是否在这种情况下,便将贺兰山中的寺院定名为“五台山寺”呢?曾经有人根据拜寺口双塔及其附近遗址,将其推断为“五台山寺”故址。现在看来,似乎说“五台山寺”在方塔区更合适。方塔区原是一个寺庙群所在地,它的规模与规格,是与“五台山寺”这样重要的寺庙相称的。方塔区四面环山,环境幽雅,山间岩洞,密林掩蔽,似乎更适合“禅僧修契”之用。  ▲方塔出土的顶髻尊胜佛母像6方塔是13层,不是11层高耸的方塔倒塌后,像一座高楼倒塌一样,成为篮球场大的一片废墟,残砖堆得像座小山,横七竖八的木构件,散落在小山上。我们的清理工作,首先是清理废砖,然后发掘塔基。过去认为,方塔为砖砌密檐式塔,高11层,正面每层出龛。通过塔基的发掘,并参照原拍照片,证明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按照原来设想,先将残留塔体的废砖清出,然后再视情况解剖残塔,发掘塔基,并看有无人们所关心的地宫。在实际操作中,才发现这个设想难以完全实行。原来,在塔后数十米的山坳中,有一条陡峭的洪沟,数百年来,每逢暴雨,便会形成泥石流,冲下无数巨石,撞击到塔下,逐渐沉积下来,竟将方塔下二层掩没。由于没有起重设备,难以将塔周围的巨石起出,而塔前沉积下来的石头相对较小(也在1米见方左右),于是我们在清理废砖后,沿塔体前壁和西南角向外1米的范围内,向下挖掘,约在7米深处,才将前壁完全暴露出来。又在壁面正中,发现一个“门”形盗洞,循此进入塔心,并挖到塔基,从而搞清了方塔的基本结构:第一,方塔不设基座,直接建在块石砌筑的地基上,块石之间灌以黄泥浆。塔心中央,有一个直径1.4米、深2.1米的圆坑,是立塔心柱的。坑壁是块石垒砌的,是在砌筑地基时预留的。塔心地下没有人们所关心的“地宫”(拜寺口双塔和宏佛塔在维修工程中也未发现“地宫”)。第二,方塔塔体以塔心柱为中心,全部用砖逐层压茬实砌,黄泥作浆,其内部不用残砖破瓦填充,从而提高了塔体的整体性和坚实性。西夏以来,宁夏地区多次发生强烈地震。但方塔在这次炸毁之前,除塔刹残损外,塔身基本完好,不能不与塔的结构有关。我们采集到的白灰墙皮残块,厚的多达四层,有的墙皮上有红绿彩绘。据分析,内层应是西夏的,其余各层,应是西夏之后历代修饰的产物。第三,方塔是13层,不是11层。方塔为实心,但在第3、10、12三层,各有1个方形塔心室,塔心柱贯穿其间,向南有方形窗口。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在塔身正面除此三层外,其余各层都是影塑的直棂假窗,而不是过去所说的佛龛。据绘有柱枋斗拱的墙皮推测,假窗两侧,当彩绘柱枋斗拱,用以装饰壁面。方塔被炸,造成千古憾事,但通过清理发掘,基本上搞清了方塔的建筑结构,纠正了过去认为是高11层、为明代所建的说法,确认其高为13层的密檐式方塔,为研究西夏古塔增加了新的内容。我国古代的建筑布局和结构,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古塔建筑也因时而异。最早的古塔,受传统高层楼阁建筑的影响,多为方形木塔。到了唐代,仍以方形为主,但已多为砖塔、石塔。降及两宋辽金,已是八角形塔的“天下”。拜寺沟方塔,塔身直接起于地面,不设基座,塔檐是简单的叠涩出檐,而无繁缛的佛像雕饰,勾缝不用白灰,而是黄泥作浆,甚至于直贯全塔的塔心柱,南壁每层影塑直棂假窗等,都具有早期古塔的特点。西夏李氏贵族,从唐末割据夏州(今陕西横山白城子),到宋朝建立西夏,深受传统中原文化的影响。《宋史·夏国传》载:西夏“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宋代的记载,基本属实。方塔建筑的平面布局和结构,从一个侧面说明唐宋文化对西夏的影响。  ▲有红绿彩绘的墙皮  ▲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文经咒  ▲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文草书佛经长卷局部7西夏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在方塔废墟里,能否清理出西夏文物,特别是重要的文物,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尽管在拜寺口方塔和宏佛塔的维修工程中,在这两座塔的天宫中,都发现了彩绘佛画、木刻雕版、泥塑佛像等珍贵的西夏文物,但谁又敢保证每座塔中都能发现如此重要的文物呢?说实话我们并不敢有大的奢求。但是出人意料,在废墟中竟清理出包括整本西夏文佛经在内的一批珍贵文物。我们的清理工作,主要是搬砖(将完好的砖和残砖分别堆放),并在砖缝里找东西——文物。在清理了六天后,终于发现了文物。随着清理范围的扩大,文物的品种和数量也在增多。这些文物计有西夏文木牌、铜鐸、木刀、丝织品、舍利子包、麻绳、钱币、模制小泥塔、模制小泥佛、西夏文和汉文的文书、佛经等。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小泥佛,经清理约有五千多个,装了好几筐,而最重要的是文书、佛经。这些文物出土于废墟中部,同黄土、树枝、鸟类、鸟骨混杂在一起,压在厚约1米的残砖下,波及范围2米多,堆积厚约30厘米。据分析,这批文物原来珍藏于第10、12两层的塔心室中,由于塔心室南向开口,并未完全封闭,千百年来,这里也成了鸟巢。据现场判断,方塔被炸时,并未四处开花,而像定向爆破一样,倒向地势较低的前方,塔体受到强烈的震动而分解,一部分砖自然压在文物上,使文物未遭到更大的破坏,这是万幸的。在考古中,陶瓷品、铜铁品、盆盆罐罐之类的东西,是经常发现的,而带有文字的器物,特别是文书,则是比较少见的。这次出土的文书、佛经,有西夏文,有汉文的;有刻本,有写本,还有版画;有经折装的,有蝴蝶装、卷子装的,还有零星散页,计有数十种,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墨书西夏崇宗贞观年的圭形木牌,版刻汉文仁宗仁孝皇帝乾韦占十一年的发愿文,长达5.74米的西夏文草书长卷,版刻佛画,成本的西夏佛经,汉文诗集等,都是少见的十分珍贵的西夏文献。我们知道,1909年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发现了一批西夏文、汉文的西夏文献;l917年,灵武知事余鼎铭在宁夏灵武发现了一批西夏文佛经。这是两次西夏文献的重大发现。建国后,在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又陆续有西夏文献发现,但都比较零散。方塔的西夏文献,是继黑城、灵武之后,西夏文献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也是西夏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    ▲拜寺沟西夏方塔出土的小泥塔  ▲拜寺沟西夏方塔出土的佛印    ▲拜寺沟西夏方塔出土的小泥佛8我国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方塔出土的西夏文献,以佛经为主。其中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华严经》,而更多的则是从未见过的,如《吉祥上乐轮略文等虚空本续》、《初轮功德十二偈》、《出有坏母亲心咒》、《是树橛咒》等,是连经名也念不顺口的,更不要说理解其文义了。后来才知道这是藏传佛教密宗经典。联想拜寺口双塔、宏佛塔,都发现了属于藏传佛教的唐卡(内容有大日如来佛、胜乐金刚双身像等)、木雕等,使我强烈地意识到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吐蕃文化对西夏文化的影响等。不仅如此,据研究,西夏对藏传佛教传人蒙古,曾起过一定的桥梁作用。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因其是完本(上面提到的几种都是残本),又是印本,又有9册之多(7完2残),而备受关注。经翻译经名、题款,知其译自藏文,是地地道道的藏传佛教密典。仅从形式上看,这部经就是西夏文化(西夏文字)、吐蕃文化(藏密经典)和中原文化(印刷术)三种文化完美结合的载体,是古代各族人民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历史见证。面对带泥土气息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这一佛经印本,我还能有所作为吗?这不能不是我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考古学难道仅仅是将盆盆罐罐挖出来写个简报算完事吗?当然不是,我认为对一些重要文物,还必须深入研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挖掘其所含信息,从而真正认识它的价值。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尽可能多地作了些工作,从而知道:这部佛经在西夏文佛经中是海内外孤本,虽为西夏文,却是藏密经典的最早刻本(藏文佛经晚至明代才有刻本),还可能是藏密经典中此经的唯一传本。这些认识,涉及西夏学、版本学、印刷史、佛学、藏学等诸种学科。这些学科,对我这个搞考古的来说,似有班门弄斧之嫌。但是,我都搞了都涉猎了,并写成文章,发表在中央一级学术刊物上。这其中的甘苦,自是不待说的。如果我们不放开视野,作多方面的学习和探索,面对这部佛经,除了说它是考古发现的一部西夏文佛经外,还能说明什么呢?我在探索中深切体会到:研究就是学习,不学习是什么都研究不出来的。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是我国人民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贡献。我国古代印刷有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按一般说法,雕版印刷始于隋唐之际,活字印刷创于宋元时期;认为北宋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首创了木活字。《本续》这部西夏文佛经在印刷史上的地位如何,我们不能不给以格外的关注,倾注更多的心血。皇天不负苦心人,经过反复论证研究,终于搞清了《本续》是活字,不是版刻;不是泥活字,是木活字!得出这部佛经是现存世界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结论。这是比上述认识更为重要的成果。这项成果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为此,我应邀参加了1993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奠基仪式和“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并在研讨会上宣讲了论文要点,引起强烈反响。论文《中国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在专业刊物《中国印刷》1994年第2期发表,被舆论界称为是“本世纪印刷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国宝《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刚出土时的模样    ▲《本续》中最残破的一册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九册全貌    ▲《本续》是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本  ▲如今,方塔被炸处依旧一片废墟    ▲这堆木头是被炸毁的西夏方塔的塔心木现堆放于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拜寺口双塔前牛达生1933年生,山西兴县人。1958年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宁夏文物考古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员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合著6种,发表论文、报告等120多篇,其中多种论著获自治区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因在西夏木活字研究上取得重大成果,荣获新闻出版署和文化部两项部级奖。  图:宁夏文物考古所辑:方天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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