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C 发表于 2019-10-17 21:27:32

孙英刚:空海仅仅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吗?



空海仅仅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吗
空海(774-835)恐怕是日本佛教史上最重要的僧人了。他在日本文化中被奉若神明,至今在日本流传着关于他的数千个神话故事:比如福冈的凤尾鱼,是他撒树叶变成的;伊豆修善寺的温泉,是他举杖击地从地下涌出的;甚至他将舀水杓插在地上,变成了高野山的一棵杉树。日本人甚至认为空海没有死,至今仍在高野山等处修行,会在释迦牟尼涅槃和弥勒下生之间再次回到世间,拯救世人——这等于赋予其类似弥勒的地位。在日本,恐怕只有圣德太子(574-622)有类似的待遇了。空海是奈良朝到平安朝重要的书法家、文学家,在各个领域都似乎是穿越式的存在。为了宣传真言密教,空海甚至编写了《文镜秘府论》,帮助日本学习者掌握汉语书面语。在东亚史的语境里,空海最为人熟知的形象,一个是将密教传入日本,根本性地重构了日本的信仰世界,被称为弘法大师;另一个是作为到大唐寻找无上密的留学僧,被视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平安时代(794-1185),空海以高野山为中心,弘扬了新的佛教。相较于死后世界,密教更重视人还活着的现世,强调“即身成佛”的理念。空海采用了巧妙的传法手段,使密教在日本广为流传,成为日本文化传统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从佛教在亚洲兴起传播的演进脉络来看,密宗在唐朝的兴起以及传入日本,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唐代中后期,密宗的传播在中土遭到某种程度的中断,随着禅宗的兴起并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佛教呈现出跟日本并不相同的历史画面。中国史的研究者,多注意空海在中国留学的情况,似乎他上船回国之后,就跟我们无关了。其实从逻辑上说,那么多的入唐僧,之所以空海这么重要,原因并不是他到中国留学,而在于他回国之后的作为,深刻影响了日本乃至东亚的历史走向。假设空海回国途中船真的沉没了,大概他也不会被反反复复地提及了。从这个角度说,研究空海回国后的“创业”,对理解当时的中国文明也是必不可缺的。而空海的“创业”,除了传法之外,还在于他重塑了日本王权的内涵——甚至可以说,空海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携带新的意识形态武器归来的政治思想家。奈良时期(710-794),佛教已经逐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之前从大陆传入日本的南都六宗(华严宗、法相宗、三论宗、俱舍宗、成实宗、律宗)承担着镇护国家的责任。但是随着这些佛教势力干涉政治,跟王权发生矛盾。甲子年(784),桓武天皇(737-806)藉“甲子革政”这一纬学思想发动迁都运动,将首都从奈良迁至长冈京,数年后再迁往平安京(京都),此后平安京作为日本首都延续千年。桓武天皇是天智天皇的曾孙,而奈良时代的天皇几乎都出自天武天皇(天智天皇的胞弟)一系,桓武天皇用沾满血腥的双手给自己夺得了天皇的地位,因此他的即位被视为具有强烈的“改朝换代”色彩。他迁都平安京的主要目的,乃是与过于强势的旧佛教势力和天武系势力决裂,重建新的王朝。桓武天皇晚年派出的遣唐使空海和最澄(767-822),如其所愿,带回了新的佛教。以奈良为根据地的南都六宗,受到迅速崛起的天台宗和真言宗的挑战:最澄所传播的天台宗,被称为“总括释迦一代之教”,大有统摄六宗之势;空海创立的真言宗,被视为镇守国家的法宝。桓武天皇钟情天台和真言,乃是为了实现政教合一的理想,创建天皇中心的集权国家。日本天台宗甚至奉圣德天子为中国天台远祖慧思的转世,将天台法脉系于中国天台和日本皇室。“真言”和“天台”这样的名目要到14世纪才出现。但在平安早期的佛教界中,已经存在显著的宗派分野(图1)。
图1 空海写给最澄的信——《风信帖》,京都东寺藏
延历二十三年(804),受桓武天皇派遣,空海随遣唐使入唐留学。但是仅仅两年之后,空海就迫不及待地带着学习成果返回日本。空海带回来的,是当时盛行于唐朝的密宗。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善无畏(637-735)、金刚智(671-741)、不空(705-774)等密宗巨匠将密教传入大唐。长安佛教在8世纪后期被密教所主导。帝国在叛乱中风雨飘摇,密宗的护国思想被格外强调。安史之乱后,宦官和禁军势力得到发展,而他们都是支持密教的重要力量。于是密教在唐朝盛行一时,并且在不空的时代,牢牢占据了宫廷宗教的地位,成为君主论证自己统治合法性和神圣性的重要意识形态工具。玄宗、肃宗、代宗都在宫廷举行灌顶仪式,依照密教教法给自己加上佛教君主的头衔。金刚智和不空传来的是南印度的金刚顶经系密教,而善无畏则强调《大日经》一部七卷为真言密教的根本经典——善无畏的弟子一行(就是那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僧一行)执笔写成了《大日经疏》。不空的弟子、青龙寺的惠果(746-805)继承了不空的教法和地位,历代、德、顺宗三代,被尊称为“三朝国师”。但是惠果也学习善无畏《大日经》系密教,是当时大唐密教的集大成者。空海在长安留学期间跟惠果学习,并以惠果的正统传人自居。空海从大唐回到日本,也就被视为密教正统从大陆到了日本。按照真言宗的法脉,空海是继承第七代祖师惠果的第八代祖师。在空海眼中,一切万物,皆是大日如来的显现。这一观念,最终为重塑日本国家认同和王权内涵提供了理论基础(图2)。
图2 惠果画像,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佛教在亚洲大陆的兴起与传播,不惟是宗教信仰的传入与传出,也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与融合。佛教对世俗君权有自己的一套观念和看法,其传入东亚之后,为世俗统治者提供了将自己统治神圣化和合法化的新理论,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比如在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君主们将自己描述为佛教的立像君主转轮王(Cakravartin,日语读音“Tenrin jōō”)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惯例,典型的比如隋文帝、武则天、唐肃宗等。武则天登基称帝,就“置七宝于廷”(《新唐书·后妃上·高宗则天武皇后传》)。七宝(金轮宝、白象宝、女宝、马宝、珠宝、主兵臣宝、主藏臣宝)就是转轮王的身份标志。一切正当的权力(不管其结构为何)多少都混合有神权政治的要素。空海能够得到天皇和贵族的支持,并不仅仅是书法,最主要的是密教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吸引力。6世纪开始,天皇家开始强调天皇作为“天つ神の御子”的地位。这段时间成书的《古事记》《日本书纪》都表现出这种倾向。从大陆传来的儒家学说,给日本带来了“天子”的理念。基于天命学说、五德终始理论的“天子”概念,根据西嶋定生的观点,实为西汉中期儒者推动形成的。在此之前,比如秦始皇,其皇帝号意味着皇帝就是人间的上帝,所以在咸阳修建有“极庙”,象征天极,而皇帝作为上帝,居此极庙。但是西汉中期以后,皇帝不再是神,而是以天子的身份作为人间最高的统治者。这一理念传到日本,也被用来解释天皇的神圣性。而空海基于真言教法,试图用佛教的转轮王理念,取代儒家天子理念;进而用佛教取代儒家成为日本的主导的意识形态。这样一来,日本的天皇除了是天照大神(Amaterasu)的子孙,是儒家的天子,还是佛教的转轮王。空海在死之前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密教的思想和仪式深刻融入到天皇的内涵之中,一直到20世纪影响仍存。9世纪的日本思想和信仰世界,是混合着本土宗教、儒家学说、道教、阴阳五行等各种文化元素的混合体。在这样的思想氛围里,瘟疫、饥荒、地震等天灾被认为是天谴而非自然现象。作为君主的天皇,和佛教神祇联系在一起,强调他对国家的保护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平安时代见证了神佛习合的历史进程。日本的神和佛教的神融合起来,形成新的神祇系统。日本的神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信仰体系,中世的神道,是作为佛教教化方式的一种存在。日本的神,被视为彼岸的佛的“本土垂迹”。这些神佛连接着现世和佛土,成为人们诉求的对象。密教进入东亚,除了改变了信仰世界之外,也带来了一些非常有效的政治工具,成为中国和日本君主巩固统治的装置。密教的主尊大日如来(Mahāvairocana,日语读音“Dainichi Nyorai”)与佛教的理想君主转轮圣王连接在一起。运用密教的图像符号、仪式、咒语等将君主装扮为转轮圣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唐朝和日本一样,这些做法似乎都不是一个向大众公开展示的事情,而是认真地在宫廷内部进行的仪式。灌顶(Abhiseka,日语读音“Kanjō”)最初就是给君主授予神圣性和合法性的仪式。在密教中,这一仪式的主要内涵,是帮助受灌顶者进入神圣领域——这种神圣的精神领域在仪式中用曼荼罗(Mandala)来象征。曼荼罗呈现出层级结构,包括不同神祇和符号,在结构上很像宫殿。在中国的唐代和日本的平安时代,曼荼罗作为宗教性、政治性、文化性的“礼器”,是常常使用、也被大众所认知的。曼荼罗是空海创建的密教僧团最核心的礼仪和信仰装置。在奈良的东大寺和平安京的真言院,都能看到曼荼罗。空海弟子们主持的、跟皇室和藤原家关系密切的神护寺、安详寺、贞观寺,也同样建造有曼荼罗。在政治宣传中,曼荼罗主要服务于呈现受灌顶者跟大日如来的统一关系,论证其转轮圣王的地位。835年年初,空海第一次在朝廷为天皇举行密宗仪式,将其称为轮王。这些仪式,结合空海的其他论说,可以看出他一生都在努力建立一套政治、社会理论和秩序,通过佛教改造日本的王权和社会,甚至取代儒家文明在日本的地位(当然只是空海的理想)。经过改造后的天皇角色是三位一体的:儒家的天子、天照大神的子孙、佛教转轮王。空海的密教强在仪式,通过一套系统严密的仪式,建立起严密的法脉,也给君主神圣性提供了体系化的装置。空海并没有跟南都佛教决裂,他建立的一套新的话语系统和解释系统,是在旧的体系里进行的一次成功的补充和调整。空海之后,灌顶仪式成为天皇即位必备的仪式——其意涵实质上是给君主授予转轮王身份。比如856年,文德天皇接受灌顶。11世纪末以后,在朝廷法会或者天皇个人法会上,都将天皇称为“转轮圣王”“金轮圣王”。这种为君主灌顶的做法,其实在唐朝皇帝中已经非常普遍,比如唐肃宗在安史之乱中,请密教高僧不空为自己灌顶,登上转轮王位:“肃宗亦密遣使者求秘密法。洎收京反正之日,事如所料。乾元中,帝请入内建道场护摩法,为帝受转轮王位,七宝灌顶。”(《宋高僧传·不空传》)甚至一直到明治维新提倡“神佛分离”之后,大正天皇继位仍然举行了密教的灌顶仪式,继续演绎佛教镇护国家、天皇为转轮王的戏码。受到皇权加持的空海,将真言密教发扬光大。弘仁七年(816),空海在高野山创建金刚峰寺;十四年(823),嵯峨天皇赐予东寺与金刚峰寺同为日本真言宗根本道场。空海死后形成小野、广泽两大法脉。其中广泽流的传承中多有皇族成员,比如宇多天皇(867-931)。由于宇多天皇的出家,延喜二十一年(921),空海被追赠“弘法大师”的称号,真言宗被抬高到国家宗教的地位(图3)。
图3 空海像,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密教影响到日本历史上的院政。有的天皇通过加入僧团成为“法皇”,提高自己的宗教地位和权威,进而为继位者提供政治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金轮圣王”往往指的是在位的天皇,而太上法皇则作为佛法代表者出现。将天皇通过密教教法和转轮圣王连在一起,不但为王权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而且更新了日本的民族和国家认同。密教万神殿的主尊是大日如来,在神佛习合的运动中,它被置于核心的位置,最终将其和天照大神等同起来。成尊(1012-1074)在《真言付法纂要抄》(《大正新修大藏经》第77册)中说了下面一段有名的话:又昔威光菩萨(摩利支天即大日化身也)常居日宫,除阿修罗王难,今遍照金刚,镇住日域,增金轮圣王福,神号天照尊,刹名大日本国乎。自然之理,立自然名,诚职此之由矣。在这里,成尊将天照大神和密教的大日如来等同起来。日本天皇是佛教转轮王,日本即是佛土。其大意就是如同威光菩萨破除阿修罗王之难,空海居日本护持着金轮圣王也就是天皇。在这种语境里,通过密教的解释,日本成为大日如来的本乡,成为所有日本佛教徒认可的佛国。到了镰仓时代(1185-1333),这种混合了佛教和神道思想的观念已经成为常识,被广泛接受。日本密教金轮圣王图像,非常生动地展示了上述宗教政治思想。这些图像曾广泛存在于密教寺院中,比如奈良博物馆藏平安时期的“一字金轮曼荼罗图”—依照不空所译《金刚顶经一字顶轮王瑜伽一切时处念诵成佛仪轨》进行描述的、奈良博物馆藏12世纪“大佛顶曼荼罗图”(唐摹本)、遍照光院藏镰仓时代的“一字金轮曼荼罗图”(图4)—主尊大日金轮头顶光焰,周身环绕转轮王七宝。在这些金轮圣王像的构图中,转轮王似乎从佛陀的世俗对应者,转变为主尊的地位。甚至在密宗传统中,转轮王的七宝也被重新解释为密教的符号,比如马宝被对应为密教的马头观音(Hayagrīva)。
图4 绢本着色一字金轮曼筡罗图,奈良博物馆藏
从王权内涵的改造,到日本国家认同的重新塑造,空海传入日本的密教,带来了新的宗教、政治思想、符号、仪式,深刻影响了后续日本历史的走向。反过来,这些信息对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文明本身具有启发意义。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历史系)——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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