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疏通出土简牍典籍文字与文本基础上，从出土简牍典籍所见战国秦汉史事的角度，整合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与古文字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梳理简牍典籍所述文献稀缺的战国早期史事，辨析秦汉时人对战国早、中期史事的“整齐化”处理，探讨简牍典籍抄本所见秦、汉时期学术图景，以及西汉诸王、列侯制度等相关史事，分析简牍游戏规则、民间信仰等多种记录所体现的秦汉时期社会生活中丰富多彩的面貌，从而进一步揭示简牍典籍在战国秦汉史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

杨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商周青铜器与金文、战国秦汉简帛与先秦秦汉史、新出土简牍文献的保护与整理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前言/001

第一章 出土简牍的考古与史料认知/001

第一节 出土战国秦汉简牍典籍的史料特点/005

一、“系统性”之时代接续与记述多元/005

二、简册文物本身的考古学特性/011

第二节 区位关系、简册形制与出土战国秦汉简帛典籍的史料认知/015

一、北大藏秦简牍的区位关系与《汉志》分类/018

二、区位关系与出土秦汉简帛的文献性质/026

三、简册形制与战国竹书的文献性质/030

小结/041

第二章 简牍典籍所述战国社会、学术与思想/043

第一节 清华竹书《系年》与战国早期史事/046

一、清华竹书《系年》与战国早期战事之频繁/046

二、《系年》与战国早期的“四战之地”/050

三、战国早期地域文化间的交流/054

第二节 简牍典籍所见战国时人的史地认知/060

一、《周驯》“六王五伯”所见战国时期古史圣王认知/060

二、《容成氏》“九州”所见战国时期华夏地理认同/072

三、战国诸子历史记忆下的上古史地/083

第三节 楚竹书所见战国时期的古史撰述/087

一、楚竹书《容成氏》与楚国“语”类文献的古史叙述模式/087

二、清华竹书郑国“世系”所见两周时势与“尚贤”史观/093

第四节 楚竹书所见早期儒道“治世”学说的相互关系/101

一、儒家、道家讲述宇宙生成模式的目的/102

二、儒道“治世”学说的相互关系/106

三、楚竹书所提示的先秦诸子学派的判定标准/111

第五节 楚竹书所见战国以降政治思想与现实社会的互动/116

一、社会变迁对政治思想的影响/118

二、政治思想承传对社会变革的影响/124

小结/128

第三章 简牍典籍所见秦汉时期的政治与学术/131

第一节 《海昏侯国除诏书》初探/134

一、《海昏侯国除诏书》的初步整理复原/135

二、《海昏侯国除诏书》与西汉官文书/152

三、刘贺、刘充国父子的死期与下葬/157

第二节 海昏侯刘贺与儒家“六艺”典籍的承传/167

一、刘贺对《诗》与“孝经”的传习/167

二、《易》《春秋》“礼”及刘贺对朝仪的熟谙/175

第三节 出土简牍与西汉中期以前的“礼”书形态/182

一、“礼记”的单篇并行/183

二、“仪礼”的多种形态/187

三、“周礼”的历史渊源/190

第四节 出土简牍视野下的《论语》文本形态演进/194

一、战国楚地的前《论语》形态/194

二、西汉时期的单篇流传/197

三、西北所见今本定本前后的文本演变/201

小结/204

第四章 简牍所见战国秦汉时期的社会生活/207

第一节 北大秦简《田书》与秦代田亩、田租问题新释/209

一、《田书》中的秦人田亩计量标准/211

二、《田书》中的“税田”/219

三、《田书》中的“取程”/223

第二节 出土简牍所见《齐民要术》成书的现实渊源/226

一、粮食作物的耕作、贮存与农田水利建设/230

二、蔬果与蚕桑、林木等经济作物/232

三、马政、禽畜与兽医/235

四、货殖、酿造与博物/238

第三节 海昏竹书“容成阴道”与房中养生/241

一、海昏“房中”书的篇章结构/242

二、“八益”“七损”“十势”“十修”与“十道”/249

三、“容成阴道”与房中养生/254

四、“蛊”与“房中”/256

第四节 海昏竹书与六博棋游戏/261

一、海昏竹书《六博》的博道/263

二、海昏竹书《六博》的棋局排布/271

三、海昏竹书《六博》的行棋步法/274

小结/277

后记/279

出土文献是近年来人文社科领域最引人瞩目的学术增长点之一，甲骨、金文与战国、秦汉简帛的大发现，为其成为国际显学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出土战国秦汉简帛典籍，是指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战国至汉代的墓葬里出土的先秦典籍（有些是已无传本的佚书）的抄本，其中既有关于思想文化和数术的珍贵典籍，又有对古典学研究大有裨益的“六艺”类典籍，甚至还有专门的史著。由于它们没有经过后人辗转传抄，而较多地保留了古代典籍的原貌，使尘封多年的古代文明得以重现，成为通往古代世界的时空锁钥，出土典籍的研究价值得以凸显。

自孔壁竹书、汲冢竹书发现以来，整理、利用出土典籍文献以校读古书、研治史事的传统即长盛不衰。近代以来，王国维《简牍检署考》、陈梦家《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等讨论简册的形制与使用，但是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皆本于文书简，这些文章亦似只能反映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认识水平。自1973年马王堆汉墓简帛的发现以降，随着银雀山汉墓竹书、郭店楚墓竹书、慈利楚简、阜阳汉简等简牍典籍的陆续出土，上海博物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所收藏竹简的不断公布，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骈宇骞《简帛文献纲要》等系统对简帛典籍的形制、名称、编连、缮写、削改、题记、符号、文字、内容等基础问题，从文献学和学术史的角度进行梳理。他们主张将出土典籍纳入《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分类当中，依此认识出土典籍的文献性质，这种认识逐渐成为学界主流。但是，这种文献分类是否适应先秦秦汉时期的典籍分类，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古文献学方面，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指出了新出简帛对于学术史、古书成书流传等方面的重要影响。裘锡圭《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针对新出土文献与古史传说、出土简牍对文献学等相关方面的重大问题，作出了高屋建瓴、提纲挈领的解答。李均明等《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1949—2019）》，分简牍典籍、简牍文书、帛书三方面对2019年以前发现的简牍帛书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总结。

在判定文献性质与分类的基础上，谢维扬的系列文章探讨在研究古书作者、真伪、成书年代、流传情况暨古史史料学学科建设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作为古史史料的古书内容，对其来源的分析和认定，需要充分考虑到古书流传情况的极端复杂性，因此古书真伪的问题并不能作为确定其史料学价值的全部和唯一依据。与之同时，盛行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的“史料批判研究”亦被引入出土简牍典籍的研究中来。

西方学者则更多关注典籍传承的讨论，如夏含夷着重讨论了先秦时期“书”类文献的形成与传授过程。艾兰对“书”的概念、性质等问题有所阐发。以柯马丁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提出中国早期的文本并非以书面形式传播，而应是以口头文化和仪式来表达流传，在国内外学界引起很大的关注与反响。

以上介绍均立足于简牍文献性质与史料价值本身，这既是本书所要关注的重点，同样也是以之解决重要古史问题的前提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学界对出土简牍典籍所涉先秦、秦汉史事展开了深入研究。一大批“书”类文献和《楚居》《系年》等史书类文献相继进入学者视野，如史著清华简《系年》记述的两周之际与战国早期这两段传世文献失载时期的史事，即尤引人注意，相关研究之繁盛，不胜枚举。

出土战国秦汉简牍典籍的研究是近年学术界的一大热点，但是由于出土资料的限制，学界以往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古文字学、文献学以及与诸子类文献关系密切的学术思想史等方面。近年来由于清华简等新材料的公布，出土简牍所见战国秦汉社会、政治、学术与思想诸方面的研究日渐受到学界重视。

相较而言，学界对以清华简、上博简、郭店简等为代表的战国楚竹书的关注更重，而对秦汉简牍典籍及其所见战国秦汉社会的讨论则尚嫌不足。这当然与材料稀少等客观原因有极大关系。幸赖地不爱宝，近年来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简牍典籍、四川成都天回汉墓简牍医书及荆州胡家草场墓地M12出土西汉简牍等新出土材料的不断涌现，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秦简牍的渐次公布，加之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的修订再版，银雀山汉墓竹书整理的重新启动，将之与甘肃武威汉代《仪礼》简、河北定县八角廊《论语》等儒家典籍、安徽阜阳双古堆《诗经》残简等结合，为出土简牍典籍所见战国秦汉史事等相关问题的综合探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本书计划在疏通出土简牍典籍文字与文本基础上，从出土简牍典籍所见战国秦汉史事的角度，整合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与古文字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梳理简牍典籍所述文献稀缺的战国早期史事，辨析秦汉时人对战国早、中期史事的“整齐化”处理；探讨简牍典籍抄本所见秦、汉时期学术图景及西汉诸王、列侯制度等相关史事；分析简牍农业经济、养生之道等多种记录，所体现的秦汉时期社会生活中丰富多彩的面貌；从而进一步揭示简牍典籍在战国秦汉史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

本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收获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形制、区位等考古学因素与简帛典籍的史料分类

对出土战国秦汉简牍典籍史料特点的认识，是开展史学研究的必要前提。出土战国秦汉简牍不仅为古史研究提供了由古史传说时期至战国中期大致确定的历史发展脉络，亦提供了战国至西汉前期历史大事的准确年表。而在古史传说、重要历史人物、事件与评价等多方面，也有新的关照视角，这提醒研究者注重对古史叙述多元性的再思考。对于记述多元引发的抵牾，做出合理的解释，亦是史学研究需要正视的问题。出土战国秦汉简帛的区位关系与简册制度的综合考察，不仅可用于简册复原，而且对于探求纸张发明以前书籍制度的发展与演进，了解战国秦汉典籍聚合、分类的演变，进而判断不同分类文献蕴含的史料暨史学价值，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二、简牍典籍所述战国社会与学术、思想图景的梳理与探讨

文献史料匮乏是战国史研究的一大难点，清华竹书《系年》的发现，填补了战国早期传世文献记载的空白，而《系年》与相关楚竹书记述的战国早期战事与领土的争夺，揭示了战国早期“领土国家”的成形。通过楚竹书儒道文献，我们得窥早期诸子学说在同一政治目标下，通过相近或共同的“治世”言说“母题”，同根互济，旨趣贯通，但又借别家理论以张扬己说，“言公”与“私意”互摄的复杂面貌。在此基础上，战国诸国地域文化间的交流与楚文化的区域学术与思想中心地位同时得以建立。

三、简牍典籍所见秦汉政治与学术的探究

出土简牍典籍所见“六艺”经典、诗赋、数术与方技文献并重的情形，为了解秦、汉时期的思想学术图景提供了绝佳的资料，也同时为汉代诸侯王教育、文学、修养以及思想信仰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海昏简牍更首次发现有关列侯封国废除的“诏书”实物，不仅提供了刘贺与其家族的史实、昌邑王国与海昏侯国的基本状况，此外如刘贺“九月乙巳死”、昌邑王国“合六县以为国”、海昏侯国“数水旱，多灾害”等事，均为史之未载，可补《汉书》记载缺佚。诏书中印证了《汉书》《后汉书》中关于班固作《汉书》时担任“兰台令史”“迁为郎，典校秘书”，能够参阅朝廷秘藏公文的史实，亦有助于加深对《汉书》撰述史料来源的理解。

四、简牍典籍所见战国秦汉时期社会生活的丰富

秦简《田书》从形式上看，应该是为方便田亩、租税计算而编写的参考书或教材，应与地方官吏征收田租的“取程”簿书有关。十二分一的税田面积可与里耶秦简印证，更为研究秦代田租、田亩制度提供了可贵材料。海昏简牍《六博》棋谱，披露了久已失传的“六博”游戏规则，为了解这一秦汉时期最为盛行的博戏提供了宝贵的契机。“容成阴道”等“房中”养生书和大量有关的民间记录，让我们看到了当时基层社会丰富多彩的一面，在整体上加深了对中国古代社会面貌的认识。

（注：本书《前言》，推文删去了注释，引用请以纸质书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