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敦煌民族众多，长期和平共处，文化交往频繁，虽各有特色，但相互之间关系密切，在文化上互相认同的程度非常之高；各民族虽互有差异，甚至一度敌对，但总体而言，其文化间存在着密切的继承性和一定程度的认同，尤其是汉文化和回鹘文化，在元代的敦煌及周边地区得到高度认同；敦煌宗教众多，在敦煌同时并存，且交互影响。在敦煌诸民族文化中汉文化始终 ...

摘要：敦煌民族众多，长期和平共处，文化交往频繁，虽各有特色，但相互之间关系密切，在文化上互相认同的程度非常之高；各民族虽互有差异，甚至一度敌对，但总体而言，其文化间存在着密切的继承性和一定程度的认同，尤其是汉文化和回鹘文化，在元代的敦煌及周边地区得到高度认同；敦煌宗教众多，在敦煌同时并存，且交互影响。在敦煌诸民族文化中汉文化始终占据核心地位，多元文化围绕汉文化这一核心获得发展，不管汉族还是其他民族，皆心向中原，以中原文化为崇尚，浓缩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进程。近年学术界对元代敦煌民族及民族交融史的研究如雨后春荀，对这些成果进行系统的总结、评述，有助于推进该领域研究的拓展与深入。

关键词：民族关系；元代；敦煌；文化交融

敦煌（包括今瓜州县及附近区域）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带，既是沟通东西方的国际贸易重地，同时也是东来西往多民族交融的区域，中原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中亚文明、青藏文化与漠北草原文明交汇于此，故有“华戎所交一都会”之称，多民族交往交汇融合的色彩非常浓厚，尤以元代为甚。元代敦煌、瓜州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早期比较衰落，后期繁荣昌盛，尤其是在天历二年（1329）设立沙州西宁王和瓜州肃王后，敦煌一带政治军事地位高企，甚至凌驾于甘肃行省之上，为敦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创造了条件。元代敦煌民族众多，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融合，堪充中华民族形成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史的缩影。学术界近期对元代敦煌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对这些成果进行梳理，拟就当前学界研究比较集中的问题简单归纳为四个方面，择其要者予以总结，间或对不同意见略作辨析，冀以对元代敦煌多民族交往、文化交流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关于蒙古统治与敦煌的兴衰问题

关于元代敦煌的社会情况，学术界存在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即元代敦煌是非常衰落的，日本学者大岛立子首先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细致论证，提出“元朝建立后，迁都于大都、上都。从首都西行，即使去西域也不必经由敦煌，由于交通路线的改变，敦煌不再是东西交通路上的一个都市。所以，在蒙古时代，敦煌在东西交通路上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与往昔不同，其声誉毫无疑问随之下降。”[1]367-368 嗣后，日本学者梅村坦亦撰文指出元代东西内陆交通开始大规模发展，通过河西路线的价值便相对降低。[2]197-233

日本学者提出的这一说法，对国内学者影响很大，如徐畅撰文对莫高窟北区石窟所出刻本《资治通鉴》残片进行考订时指出：元代敦煌是较为落后的，它只是元帝国的一个为流沙掩映的边城。[3]71-72 沙武田在论述莫高窟第61窟甬道壁画之时代时认为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令河西敦煌趋于衰败，所以没有条件重修诸如莫高窟第61窟之类的大型洞窟，故而将莫高窟61窟推定为西夏窟。[4]57-62 李正宇撰文研究敦煌古代历史发展历程，认为元代敦煌是比较特殊的，由于蒙古族的长期统治，导致敦煌原有的发达的经济、文化及社会性质都产生严重的倒退。[5]21 郝春文认为由于元代的都城设在大都（北京），距离河西较为遥远，这使得敦煌在全国边防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6]39

元代敦煌衰落说长期流行，势必会对敦煌石窟的分期断代研究造成了重大影响。因为，既然元代敦煌非常衰落，自然无法营建大规模的石窟，故而学界长期把那些本属于元代的洞窟（甚至包括一些元代特点比较明显的洞窟）都被界定为西夏窟，那些蒙古供养人画像，民族特征明显，无法归于西夏，则被简单推定为元代重修了事。敦煌石窟常常作为古代中国绘画艺术的坐标，许多原本属于元朝的艺术品均被归入西夏，这一判断，对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造成了非常大的直接影响。其实，元代敦煌非常荒芜一说并不符合元代敦煌历史的真实，最起码不符合13世纪晚期至14世纪上半叶的敦煌。如果将元代敦煌衰落的时间段界定于1276年哈班、出伯兄弟东归之前，当大体不误，遗憾的是被推诸整个元代，那就与史实相差太远了。

至元十三年（1276），原本属于西域察合台汗国的蒙古贵族哈班、出伯兄弟因不满于西域蒙古贵族对元朝中央政府的反叛，率军东归，受到了忽必烈及其后继者的倚重，大德十一年（1307），出伯被封为豳王，驻肃州（今甘肃酒泉市），豳王乌鲁斯初步形成。兹后又相继以沙州、瓜州、哈密为中心，形成西宁王、肃王和威武西宁王四个乌鲁斯，其政治、军事地位均在甘肃行省之上。[7]27-37 有元一代，蒙古豳王家族受元政府之名统领镇戍诸军，防守西起吐鲁番东至吐蕃一线，始终处于镇守与巩固元朝西北边防的第一线。[8]21-37

敦煌作为蒙古豳王家族西宁王的封地，拥有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尤其是速来蛮统治敦煌的21年（1329—1350），[9]35-41 更是敦煌发展的辉煌期。见于资料记载的首位西宁王为出伯子忽答里迷失，至于其受封为西宁王的确切时间，《元史·本纪》并没有记载。就目前所见，西宁王王号首见于天历二年（1329）二月，而《元史·诸王表》西宁王位下则记有“忽答里迷失天历二年封”，目前学界对此多表示了认同。对于其受封西宁王之事，源于出伯亡殁时，亦里黑赤尚幼，不能主兵，遂由其兄忽塔的迷失执掌威武西宁王之属部，并晋封为西宁王。在忽答里迷失晋封豳王的当年年底（1329），速来蛮受封西宁王。此后该王号一直由速来蛮家族承袭。速来蛮殁后，子牙罕沙（养阿沙）承袭西宁王位。牙罕沙殁后，兄速丹沙继位。[10]120 肃王形成于文宗天历二年（1329），首任肃王为哈班之子宽彻。[11]32-39;[12]274-283

蒙古豳王家族统治时期，大力发展境内的交通，建立完备的驿站体系，加强了东西方间的联系，[13]295-297 而东西方人员流动令处于丝绸之路节点上的敦煌地位愈发重要，民族文化交流十分频繁，那种言称元代敦煌趋于衰败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二、多民族文献在元代敦煌的共存与民族文化交流

长期以来，学界对敦煌文献的关注点都集中在藏经洞所发现的文书，然藏经洞文书都是元代之前的，这也是学界对元代敦煌历史文化关注较少的原因之一。1988-1995年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了许多的少数民族文献，在这批文献中时代较为明确的大约有107项，其中，蒙元时期占87项，而其余时代（主要是唐宋之物）仅占20项。由是以观，莫高窟北区的洞窟大多应为蒙古统治时期之物。在归于蒙古统治时期的文献中，数量最多的是回鹘文，独占36项，以下依次为蒙古文（25项）、藏文（8项）、汉文（6项）、西夏文（5项），再次为八思巴文，（3项）、梵文（2项），最后为叙利亚文（正面为叙利亚文，背面为回鹘文，二者合为一项）、希伯来文，各1项。[14]347-57 如此多样的古代文字并存于莫高窟北区，体现了当时敦煌民族成分的复杂和文化的多样性。这些文献发现以来，受到语言学者的极大关注，如张铁山《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文献过眼记》就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回鹘文文献做了总体性的概述并对部分文献进行了转写和翻译，他指出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回鹘文文献多为佛经残片，而部分非佛教文献也与当时敦煌的社会文化密切相关。[15]99 阿布都热西提·亚库甫《敦煌北区石窟出土回鹘文文献的综合研究》对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文献及碑铭做了简要介绍，并对部分未刊回鹘文残篇进行初步研究。[16]430 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对出土西夏文文献做了初步译释研究，这些文献虽多为残片，但内容丰富、种类很多，有社会文书、佛教、道教文献、蒙书类书籍等。[17]15 敦煌出土的蒙古文文献数量也比较，已刊布者计有残片51件，其中22件为世俗文书，4件为佛教文书，其余25件性质不明。[18]4 由敖特根进行系统研究，著成《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蒙古文文献研究》一书，对这些蒙古文文献进行释读、转写，他指出这些文献较为全面的反映了元代敦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情况。[18]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有用叙利亚文—回鹘文双语书写的古文献一件，编号为B53:14。叙利亚文字部分由段晴解读，确定为《圣经》文选，摘自《旧约》之诗篇。[19]382-390;[20]120-126;[21]84-93 牛汝极对文献的进一步考释，指出其中的回鹘文部分应为“一首佛教内容的韵文”。[22]56 紧接着，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也对该写本进行了更有学术意义的研究，指出这是回鹘佛教徒献给蒙古豳王家族的赞美诗。[23]409-417;[24]503-510 有意思的是，该诗在赞美第二代蒙古豳王喃忽里和第三代豳王喃答失对佛教的功德善业后却笔锋一转，称这些佛教真理有不少来自busurman（借自波斯语musurmān，意为“穆斯林”）和täzik（借自粟特语t’z-yk，意为“大食”，即阿拉伯帝国）。[25]15 考虑到蒙古豳王家族来自中亚，具有伊斯兰文化背景，如西宁王速来蛮（Sulaimān）及其子养阿沙（Yaghan Shāh）、速丹沙（Sultān Shāh）都是穆斯林常用名，说明这首回鹘文佛教诗歌应含有伊斯兰文化情结。一个小小的文献残片，却包含着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元素，令人称奇。

三、石窟题记所见元代敦煌多民族文化的交融

在敦煌石窟的壁面上，还保留有丰富的元代各民族文字题记，以汉文居多，此外尚有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回鹘文、西夏文、藏文、婆罗米文等多种文字，记录了当时汉、蒙古、回鹘、党项、吐蕃等族在敦煌的活动。

伯希和于1908年率先对莫高窟各民族文字题记进行调查与记录，内容含婆罗米、藏、西夏、回鹘、蒙古、叙利亚等文字，遗憾的是，其调查结果直到2008年才由耿昇先生整理刊布。[26] 在此之前，王新撰《北京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笔记》，将法国方面尚未发表的材料进行了整理，并将其中十个洞窟的藏文题记予以翻译、补正，其中出现有用汉字音译和意译藏语的榜书和道教内容的榜书，[27]268-270 是汉藏文化交融的典型例证。

史金波、白滨、荒川慎太郎对石窟中西夏文题记做了初步译释研究，题记中西夏、汉文字的交互使用，说明党项族和汉族在文化上的交流和吸收，是促进民族间融合的进步现象。[28]367-386;[29]241-334 值得注意的，学术界一般均将这些西夏文题记天然地视作西夏国时代之物，而忽视了元代的可能性。其实，元代敦煌西夏遗民众多，势力强大，[30]459-460 而西夏文在元代仍然是很流行的，敦煌出土的西夏文文献本身即以元代居多，榆林窟第3窟甬道蒙古女供养人服装上书写有西夏文“佛”字，[31]9 莫高窟第61窟甬道有十位西夏助缘僧，均以汉文、西夏文合璧的形式书写榜题，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西夏规定，“以国字在诸字之右，故蕃字院特重”[32]146-147，西夏文地位在其他文字之上，而莫高窟第61窟榜题的汉文写于西夏文之前，与西夏文“特重”的规定背道而驰，更有意思的是，其中一位助缘僧的画像竟然叠压在蒙古文题记之上，足证61窟甬道南北壁的西夏助缘僧和西夏文榜题都是元代之物。[33]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与内蒙古师范大学蒙文系合作发表了《敦煌石窟回鹘蒙文题记考察报告》，对敦煌石窟中发现的50处28条回鹘式蒙古文题记进行了抄录和译释，指出这些题记的书写多在元代，而大量六字真言题记的出现也说明元代蒙古人在石窟中有过佛教活动。[34]17-18 萨仁高娃依据伯希和笔记对蒙古文题记进行了重新统计，并对其中13个洞窟的回鹘式蒙古文题记进行了翻译。[35]774-791

相对于元代敦煌其他诸民族文字的题记而言，回鹘文题记内容最为丰富，且多集中在榆林窟。在现存的41个洞窟中，有25窟的壁面上书写有回鹘文题记，约有190余条，590余行，哈密顿、牛汝极、杨富学曾就榆林窟回鹘文题记进行了调查、译释和研究。[36]127-210;[37]39-54 近期，日本学者松井太投入更大的精力对敦煌石窟中回鹘文题记进行研究，相继发表论文多篇，1 尤其是《敦煌石窟ウイグル語·モンゴル语題記銘文集成》，对石窟中的回鹘文题记进行更为全面的译释。[38]1-162

通过对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的回鹘文题记释读，可以看出，其中题记大部分都应元代至明初所写，且书写者既有汉人，也有回鹘人，可见当时回鹘语在敦煌地区的使用范围不再只局限于某一民族。更有意思的是，同一个人所写题记，竟然采用两种不同的文字，如榆林窟第25窟前室东壁甬道右侧有回鹘文题记1行，内容为“män qamïl-lïɣ yangï tsunpa yükünürmen（我哈密人新村巴顶礼了!）”其下又有藏文题记：“iy-rgupa btsu-ba [sar-?]pa phyag ’tshal-lo（伊吾人[新]村巴[我]顶礼了）。”[36]116;[37]50 该题记用回鹘文、藏文两种文字合璧书写，体现了历史上维藏二族间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

在榆林窟第12窟中有蒙古豳王家族驻守哈密的威武西宁王不颜嵬厘（buyan qulï）墨书回鹘文题记11行，先由法国学者哈密顿与牛汝极合力刊布，[36]144-146;[39]352-354;[40]120-121 由于题记本身模糊不清，释读困难，故间有讹误。以此为基础，日本学者松井太对题记重新进行了释读，纠正补漏，多有创获，[41]18-21 使题记内容得以更加明晰，对回鹘佛教与蒙古史研究颇有学术意义。题写年代，据笔者考证，应在至正十二年（1352），这是敦煌石窟回鹘文题记中年代最为明确者之一。有意思的是，威武西宁王家族本为蒙古人，但在赴榆林窟朝山拜佛时，却用回鹘语文而非蒙古语文书写题记，体现了元代蒙古贵族的回鹘化。[42]214-218

榆林窟第16窟前室甬道南壁供养人像旁有叙利亚字回鹘语题记，记载了三位朝圣者在瓜州的活动，其中二人的姓名分别为natanayel/ Nathaniel（内森尼尔）和yōh annān / Johannes（约翰），[43]36 皆为典型的景教/基督教教徒名字。与之相伴，勒立于至正八年（1348）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和勒立于元至正十一年（1351）的《重修皇庆寺记》中分别出现有“义束”和“费教士”之名号，前者当为“耶稣”的音译，后者在元代文献中一般专指基督教传教士，与马可波罗所言敦煌“有少量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徒”[44]105 的记载相印证，表明在元代敦煌存在有一定数量的景教/基督教教徒，而且他们会参加各种佛教活动，也会前往佛教洞窟进行参拜。

石窟中民族文字题记题记不仅体现了党项、吐蕃、蒙古、回鹘等民族在敦煌地区的活动情况，也是汉族、蒙古、回鹘、党项、吐蕃等西北、北方少数民族间交流互鉴、友好相处、一同建设河西地区的历史见证。

四、元代敦煌多民族文化交融与认同

莫高窟北区出土文献和石窟题记的发现、释读与公刊，为元代敦煌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资料，学界开始尝试利用这些新资料重新解读元代敦煌的历史，尤其是民族史、民族关系史。杨燕、杨富学《论敦煌多元文化的共生与交融》对不同历史时期敦煌文化的多元性进行了概述，尤其是对通过《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和《重修皇庆寺碑》和莫高窟第464窟、B126窟所见多体文字六字真言，对元代敦煌多民族的文化交融进行了深入剖析。[45]7-16 杨燕、杨富学、丁小珊合撰《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敦煌的独特表达》从文字交叉使用看敦煌各民族间的文化认同、敦煌民族文化的继承性、敦煌不同宗教文化间的互动和敦煌多元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议题展开讨论，阐述了敦煌文化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变，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元代的民族交融堪称其中的核心内容。[46]536 李并成《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流融汇的创新之路——以敦煌文化的创新发展为中心》着重提出敦煌文化是一种在中原传统文化主导下，融入来自中亚、西亚、印度及我国西域、青藏、蒙古等地民族特色的多元开放文化。[47]83 薛正昌《丝路与敦煌：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地方》将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一个例证来反映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48]522

元代敦煌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裕固族的形成。1276年由西域察合台汗国东归的蒙古豳王家族长期统治河西地区，与当地的回鹘保持密切关系，逐步融合，最终于明初以沙州、瓜州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裕固族。[49]37-43 明代李应魁《肃镇华夷志·属夷内附略》记载：“黄番，亦沙瓜等地之番，原系都督俺章之部落也……明国初在沙瓜州等地。”[50]281 此可作为裕固族这一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标志。

对裕固族形成史及其与敦煌关系的研究，胡小鹏有着开创之功。以往的研究者，往往根据裕固族东迁之歌《我们来自西至哈至》来推定该民族的来源。根据“西至哈至”的发音，学者多沿袭早年俄国学者马洛夫（С. Е. Малов）关于“西至”是“西州”的音变，“哈至”是“火州”音变的观点。[51]211 胡小鹏先生通过《试揭“尧呼儿来自西至哈至”之谜》[52]68-73 和《元明敦煌与裕固族的历史关系》[53]118-131 二文，依王琼《晋溪本兵敷奏》卷六《为夷情事》中音译写作的两个地名“写出”“哈出”等材料，首倡“西至、哈至”就是“沙州、瓜州”说。嗣后，杨富学撰文《裕固族东迁地西至哈至为沙州瓜州说》，在认同胡小鹏“西至哈至”即“沙州瓜州”观点的基础上，从回鹘传统民歌押首韵、两句一韵、四句一首入手，一定程度上还原了这首民歌的原始状态，厘清了在传唱并收集整理过程中存在对民歌的改编和再创作，进而误导了后来的研究者的实情，进一步证明元代撒里畏吾人主要生活在沙州路境内。[54]1-10 至此，“西至哈至”为沙州、瓜州可为定论。有元一代，裕固族先民——河西回鹘、蒙古豳王家族对敦煌历史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55]1-14

此外，杨富学《河西多体文字合璧六字真言私臆》[56]89-93、《裕固族与敦煌晚期石窟》[57]47-57 等研究成果对重新认识元代敦煌文化的特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元代敦煌文化的多元性一体这一论题的整合和深层次研究，有助于探究我国多民族文化的历史成因及共生关系。杨富学《敦煌与形成期的裕固族》[58]11 及杨富学、张海娟合著《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7]21 二书利用莫高窟新出文献，并通过石窟资料，对蒙古豳王家族在敦煌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进行研究，为元代敦煌民族关系史研究开一新局面。

长期来，学界对元代敦煌历史缺乏研究，偶尔涉及，也多是限于政治、军事层面，对元代敦煌民族历史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元代敦煌民族众多，文化繁荣，不同的民族在这里生根发芽，为敦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元顺帝时期勒立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分别用汉文、梵文、回鹘文、藏文、西夏文和八思巴文镌刻。施主既有蒙古人，也有吐蕃、回鹘、西夏、汉人和中亚人，甚或有至穆斯林和景教徒的名字，[59]110 不仅多民族，而且文化多元，既有佛教，也有伊斯兰教和景教，反映出敦煌地区民族的和谐、宗教的共融，尤其是文化多元性和一体性的浑然天成。

敦煌发现的元代回鹘语文献《佛教教理问答》，使用的文字却是藏文。[60]1-85;[61]52-61 这种用藏文拼写他种语言的现象，在敦煌由来已久，例如，在吐蕃统治结束后的很长时间内，敦煌的归义军政权仍在继续使用藏文，从敦煌出土文献中搜检出的属于后吐蕃时代的古藏文写本多达57种。[62]341-348 是证，在吐蕃王朝崩溃并结束对西域、敦煌的统治之后，藏语和藏文继续为当地的非藏族人所使用。

蒙古豳王家族有时使用回鹘语文、汉语文或回鹘—汉合璧书写而非蒙古语文，如酒泉发现的蒙古豳王家族重修文殊山石窟的记录——《重修文殊寺碑》就是用汉文和回鹘文合璧镌刻的，[63]253-264 体现了酒泉一带汉文化和回鹘文化根基的深厚，同时也体现出彼时各民族文化的认同。在酒泉发现的元代西夏碑刻如《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碑》，采用的是汉—回鹘语文，独不见彼时尚在流行的西夏文，[64]68-80 同样体现出的河西各民族对汉文化和回鹘文化的认同。敦煌发现的回鹘文佛教经典很多，一般都译自汉文或藏文，耐人寻味的是，在回鹘文译本中，当有些文意用回鹘文不易表达清楚时，就直接采用汉文或藏文。[65]99-104 除了在这些佛教文献中可以见到大量夹写有汉文、藏文、梵文等文字，还有利用回鹘文字母拼写其他语言的文献。可见，元代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多民族文字的交互使用现象，民族间文字的交叉使用体现出各民族文化的认同和交融互鉴。

五、结论

元代早期的敦煌继承了西夏时代之余绪，人烟稀少，经济凋敝，文化滞后，一派衰落气象。1276年，哈班、出伯兄弟率众由西域察合台汗国东奔，投于忽必烈麾下，得到重用，驻守河西至新疆东部一线，相继形成以酒泉、沙州、瓜州、哈密为中心形成豳王、西宁王、肃王和威武西宁王四个乌鲁斯，使敦煌与瓜州的政治、军事地位骤然高升，带来了经济、文化、交通的发展与繁荣。与之相对应，元代敦煌的宗教文化也呈现出多元的趋势，不仅佛教、道教在敦煌获得大发展，景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也在元代敦煌获得发展，民族成分复杂，汉、蒙古、回鹘、西夏、吐蕃聚会于此，另有来自印度、西亚、中亚的不同种族也穿梭于敦煌一带，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都在敦煌出土文献、石窟艺术与考古实物中得到体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学者或从河西地区的整体入手，对元代整个河西地区的发展进行分析梳理，或利用石窟艺术、文献来解读当时的社会情貌，各有创获。

同时还应看到，国内外对元代敦煌民族及其交融史的研究还存在着需要改进或加强的地方，如学者对元代敦煌民族活动的研究多集中于单个民族，缺乏整体性研究；传统的元代敦煌非常衰落的观点影响巨大，对敦煌石窟艺术的分期断代造成巨大影响，很多学者将原本属于元代的石窟都推定于西夏或其他时代，理由就是元代敦煌衰落，不具备大规模营建石窟的条件。这种过时而错误的观念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势必会对敦煌学研究的深入进展对来不利影响。

质言之，在开展汉文史料发掘、收集、研究与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整理研究并重的路径下，尤其是通过正确认识元代敦煌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以纠正长期以来对元代敦煌史的错误认识，进而对元代敦煌的社会、历史、文化、宗教、民族等学科开展多角度、多层次的整合研究，进而为敦煌晚期石窟艺术进行重新断代，不失为一个潜在的学术增长点。

基金来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敦煌多元文化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批准号：22VRC025）。

作者简介：杨富学（1965— ），河南邓州人，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西北民族大学兼职教授、硕导，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敦煌学、西北民族史、中外关系史研究；丁小珊（1996— ），女，甘肃武威人，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北民族史研究。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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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举其要者有Dai Matsui, “Revising the Uigur Inscriptions of the Yulin Caves,” Studies on the Inner Asian Languages XXIII, The Society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2008, pp. 17-33（[日]松井太著，张铁山、李刚译《榆林石窟回鹘文题记重考》，张公瑾主编《民族古籍研究》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4—44页）；松井太「敦煌諸石窟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に關する箚記」『人文社會論叢』人文科学篇30，弘前市：弘前大学人文学部，2013年，第29—50页；松井太「敦煌諸石窟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に關する箚記（二）」『人文社會論叢』人文科学篇32，弘前市：弘前大学人文学部，2014年，第27—44頁；松井太著，白玉冬译《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的回鹘语题记》，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主编《西域—中亚语文学研究——2012年中央民族大学主办西域—中亚语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10—225页。

参考文献：

[1]大島立子.元時代[A].榎一雄,編.講座敦煌二敦煌の歷史[C].東京:大東出版社,1980.

[2]梅村坦.住民の種族構成[A].池田溫,編.講座敦煌三敦煌の社會[C].東京:大東出版社,1980.

[3]徐畅.莫高窟北区石窟所出刻本《资治通鉴》残片考订[J].敦煌研究,2011(5).

[4]沙武田.莫高窟第61窟甬道壁画绘于西夏时代考[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5]李正宇.敦煌古代历史发展的特殊历程[J].敦煌学辑刊,1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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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本文原刊《西夏研究》2023年第3期，第23—30页，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