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新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楼兰是汉魏时期重要的西域绿洲王国，地处西域丝路南道东端，在西域与中原王朝关系史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而颇受中外历史、考古、语言学界的关注。楼兰王国的消失，又与塔里木盆地的古气候环境的变迁有关，因而楼兰也是气候、环境、地理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现代意义的楼兰地区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始于西方探险者。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首次对楼兰古城遗址进行了调查发掘；1906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Aurel Stein）又对楼兰古城遗址及其附近的墓葬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发掘；1909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也对楼兰古城遗址进行了发掘；1914年，斯坦因再入楼兰古城遗址发掘；1930、1933年，作为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成员的黄文弼先生先后两次在罗布泊北端铁板河北岸的土垠遗址进行发掘，这也是我国学者首次在楼兰地区进行的考古活动；1934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瑞方成员贝格曼（Folke Bergman）对孔雀河下游的“小河墓地”进行了发掘。此后，楼兰地区的考古活动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

转机出现于1979年。是年，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中央电视台与日本NHK电视台联合拍摄“丝绸之路”电视系列片，中央电视台即邀请新疆考古研究所协作，组成由王炳华为领队的考古队进入楼兰地区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侯灿为成员之一。这次的主要任务，一是确定楼兰古城的具体位置；二是寻找到一处早期墓地。1980年，新疆考古工作者继续配合央视的电视片拍摄。这一年的楼兰考古，根据拍摄要求，分为东西两路。东路由穆舜英率领，自敦煌西行至楼兰；西路由吐尔逊、侯灿率领，由和硕直接进入楼兰。这是我国考古工作者首次对楼兰地区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调查与发掘工作自1980年3月底开始，4月下旬结束，考古队在极为恶劣的气候环境下，进行了为时近一个月的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田野工作结束后，侯灿先生即积极跟进后期整理与研究，早在1987年，侯灿先生就完成了本次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的编写，即《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但由于种种原因，报告的出版长期受阻，直到侯灿先生2016年去世时，仍未付梓，成为其终生遗憾。近年，在孟宪实、朱玉麒二位先生的共同努力和积极推动下，在凤凰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终于于2022年3月正式出版。侯灿先生为报告的编写、出版耗费了大量心血，现在终于出版，他多年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他的在天之灵也终于得以慰藉。该报告虽然迟到了三十多年，但仍未过时，因为此次调查与发掘仍然是迄今为止楼兰地区唯一的一次完全科学意义上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

《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的顺利出版，首先得到了新疆师范大学的大力支持，2019年12月，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郑重接受了侯灿先生的遗稿，报告随即被纳入《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丛刊》出版计划，进而得到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专项资金的资助；其次也与出版方凤凰出版社的高度重视分不开，出版社在整理校勘文字、线图、图片方面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从而也保证了出版的质量。

《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为十六开本精装，132页+59幅彩色图版+65幅黑白图版。主要由正文、附录、图版三部分组成，书首有荣新江先生为本书作的序，书末有孟宪实先生撰写的《一部迟到的考古报告》一文作为“代后记”，书末另附张莉博士《楼兰未了情——侯灿先生未完成的楼兰研究写作计划》一文，介绍侯灿先生的楼兰研究写作计划大纲，兼及侯灿先生的治学理念和学术抱负。

正文共分六部分：1）工作经过。介绍工作缘起、田野工作概况、后期室内材料整理和报告编写等；2）古城遗迹。内容包括楼兰古城的位置与环境、古城结构与布局以及城郊遗迹等；3）采集与试掘的遗物。内容包括石器、陶器、木器、铜器、铁器、铅器、玻璃器、骨器、皮革制品、贝蚌珠饰、骨角器、粮食作物、钱币等；4）出土木简、纸文书及其考释。内容包括释官、释地、簿书、名籍、屯戍、廪给、器物、买卖、杂释、纸文书等；5）城郊墓地发掘。内容包括平台墓地、孤台墓地、XBM墓等；6）结语。分三个时期进行归纳总结：关于史前文化时期、关于两汉时期、关于魏晋时期。

附录部分包括三个附录：附录一《碳-14标本测定报告》；附录二《楼兰出土的大麦、小麦及小麦花的鉴定》；附录三《遗址采集与试掘文物表》《墓葬发掘清理文物表》。

综观整部报告，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对楼兰既往考古探察成果的充分掌握。

由于楼兰的早期考古探察活动主要是西方探险家主导的，所以相关成果大部分出自西方探险家之手，且有一定的数量。较重要的有斯文·赫定的《中亚与西藏》（Central Asia and Tibet:Toward the Holy City of Lasa）、《1899—1902年中亚考察的科学成果》（Scientific Results of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1899-1902）、《罗布泊探秘》（Lop-Nor）、《我的探险生涯》（My Life as an Explorer），斯坦因的《沙埋契丹废址记》（Ruins of Desert Cathay）、《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亚洲腹地考古记》（Innermost Asia）、《斯坦因西域考古记》（On the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橘瑞超的《中亚探险》（一称《橘瑞超西行记》），贝格曼的《新疆考古记》（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孔好古（August Conrady）的《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汉文写本及零星物品》（Die Chinesischen Handschriften und Sonstigen Kleinfunde Sven Hedins in Lou-Lan），沙畹（E. Chavannes）的《斯坦因在新疆考察所获汉文文书》（Les Documents Chinois: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马伯乐（H. Maspero）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éme Expé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黄文弼的《罗布淖尔考古记》以及长泽和俊的《楼兰王国》等。

在阅读这部报告的过程中，笔者深深地体会到，侯先生在编写这部报告之前，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梳理和消化前人的楼兰研究成果。侯先生的外语并不是很好，但是如上所列，前人的相关成果绝大部分都是西文的，且涉及多种西文，这些西文著作在当时只有少数有中文译本，侯先生不畏艰难，克服了语言的障碍。在侯先生整理前人成果的过程中，得到过一些懂西文的学界朋友的热心帮助。但即便有人帮助侯先生翻译西文资料，获取这些资料也殊为不易。时值改革开放之初，国内获得国外学术资讯的途径极为有限，特别是西文学术资料的获取，在当时是非常困难的。可以想见，为了获取西方学者有关楼兰的资料，侯先生当时应该是想尽了各种办法。总之，侯先生对前期有关楼兰的考古调查与研究成果，包括楼兰史、考古报告、文书整理释读成果、探险纪实等的把握，以及对相关传世文献的把握，在当时的国内是无出其右的。

报告处处显示，侯先生对前人的成果是了然于胸的，对上列各种西文著作的内容熟悉到了信手拈来的程度，兹举二例以见一斑。例如，在提供了经他们重新核定的楼兰古城址的具体位置的经纬度数据之后，侯先生详细罗列了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测得的数据，以及日本学者长泽和俊后来所采用的数据，特别是对斯坦因不同著作中的数据差异也详细罗列，这些著作包括《沙埋契丹废址记》《亚洲腹地考古记》《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等（3—4页）。再如，侯先生在回顾斯坦因在三间房及其周围遗迹的考古发现时，详细列出了沙畹和马伯乐整理的汉文木简的编号，并进一步查检。针对斯坦因对大垃圾堆的发现做的叙述，侯先生还发现斯坦因存在张冠李戴的问题（13—14页）。如果不是对斯坦因的有关报告以及对上文所列沙畹、马伯乐的著作都非常熟悉，是发现不了这么细微的问题的。

侯先生对梳理消化楼兰既往考古探察成果的不遗余力，除了学术逻辑的客观要求之外，还隐含了侯先生的雄心和抱负，那就是与西方争夺话语权。用侯先生自己话说，就是要把这部报告打造成“拳头产品”“核心产品”（参看报告所附张莉文）。具体而言，他想在完全吃透既往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力争利用此次考古所获新资料、新信息，得出更准确、更新的认识，从而扭转长期以来楼兰研究所呈现的西方一边倒的局面。此外，对前人成果的精准掌握，使得侯先生在编写报告时总是通过对比、比较的视角来呈现此次考古所获新资料、新信息的学术价值，既直观，又客观，使读者容易从总体上把握此次考古新收获的学术价值。

对以往西方人所做的工作、所做的判断全面地纠偏正误，是该报告的第二个特点。

由于侯先生对以往成果已充分掌握，所以纠偏正误得心应手。在报告中，揭瑕指谬不时出现，贯穿报告始终，因此可以认为，该报告是首次对以往西方探险成果中所存在问题的全面清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作者必须对这些成果非常熟悉，二是作者必须重回考古现场，复盘当年西方探险家的田野工作。这两个条件侯先生都具备了，而且当时只有侯先生具备这两个条件。

由于指谬正误在报告中并不是个别情况，所以细心的读者只要稍微翻阅报告，便不难发现。大体而言，侯先生主要指出了西方探险家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1）测量数据的误差；2）遗迹性质判断的失误；3）遗物及遗迹编号的张冠李戴、叙述不准确不全面。

对测量数据误差的纠正，兹举三例。一是对西方探险家所提供的楼兰古城址具体位置的经纬数据的纠正。关于楼兰古城址的具体位置，西方探险家提供的经纬度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差：斯文·赫定提供的经纬度数据为东经89°40′，北纬40°30′。斯坦因则有四组数据：东经89°55′，北纬40°31′；东经89°45′，北纬40°30′22″；东经89°52′15″，北纬40°31′15″；东经90°06′，北纬40°29′。另外，日本长泽和俊的数据为东经89°50′53″，北纬40°31′34″（3—4页）。其混乱如此。楼兰古城址的具体位置，经侯灿先生他们的重新测量，核定为东经89°55′22″，北纬40°29′55″（3页）。二是对西方探险家所提供的楼兰古城址总面积数据地纠正。按照斯坦因提供的测量线图计算，古城东面长326.96米，南面长326.35米，西面长343.125米，北面长326.35米，总面积为109331.3平方米（6—7页）。侯先生的考古队以残存四面的城墙按复原线计算，作出了更准确的测量，测得的数据为东面长333.5米，南面长329米，西、北两面各长327米，总面积为108240平方米（6页）。三是对斯坦因提供的孤台墓地数据的纠正。关于孤台墓地的范围，侯先生团队实测数据为长43.4米，宽15.7米（85页）。但斯坦因所提供的墓地数据不但与侯先生团队的实测数据有差距，就连他的文字叙述和线图也存在较大差距。其文字表述为长约56码（约51.24米），宽约32码（约29.29米），而其所提供的该墓地的LC平面图，按比例尺计算，长约50.3米，宽约20.3米（85页）。

对遗迹性质判断失误的纠正，兹亦举两例。一是古城东北的小佛塔。斯坦因认为这只是一个小土包，没有什么需要发掘的。可是经过侯先生的团队清理以后，发现环形台周围残留有五彩斑斓的佛像壁画，画风朴实，墨线勾勒，以土红为主色调，与斯坦因在米兰揭走的人首双翼像相类同。侯先生由此判断此遗迹应是一座佛塔，并根据佛塔壁画风格和塑像残段观察，推断其年代为西晋时期（19页）。这在新疆早期佛教遗存中是不多见的，因此这座佛塔的发现，为研究丝绸之路南道东段佛教及佛教艺术的早期传播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料，所以此处遗址性质的重新认定意义重大。二是古城西北郊的烽燧台。斯坦因原认定为一座废弃的佛塔，经侯先生的团队清理以后，从现存遗迹暴露的纵剖面观察，确定为烽燧台遗迹（19页）。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有一些遗迹的性质西方探险家并未作任何判断，侯先生则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如对三间房遗址附近的大垃圾堆遗迹的性质，斯坦因未做任何判断，侯先生敏锐地注意到，大垃圾堆所出简纸文书的内容与三间房所出简纸文书高度相似，而且从两地所出纪年文书来看，文书年代完全一致，因此侯先生十分肯定地判断，大垃圾堆出土的这些简纸文书，应是三间房官署中倾倒的废弃之物（14页）。

对遗物的张冠李戴错误的纠正，兹举一例。前文已经提及，斯坦因在大垃圾堆发现的汉文文书，经侯先生对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沙畹《斯坦因在新疆考察所获汉文文书》所记、所载内容的反复勘检，发现斯坦因所记述的文书中，有部分文书并不是该地所出，而该地所出的文书却有遗漏，即如侯先生所说，“经我们查检745—746、759、777—779号文书并不属于这里所出，而是在LA.III.i的地方。从沙畹《斯坦因在新疆考察所获汉文文书》里的原始编号得知，斯坦因还漏掉了910—926、928—929号仍是出在这里的纸文书”（13—14页）。漏掉的这些文书，想必又被斯坦因安排到别的地方去了。对遗迹编号张冠李戴问题的纠正，亦举一例。经侯先生复检，发现斯坦因把三间房遗址的房间vi和vii，错编为x和xi了（13页）。对叙述不准确、不全面的补充，亦举一例。斯坦因在叙述孤台墓地的情况时说，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墓穴中所表现出来的非常令人费解的混乱，其中大量被肢解了人骨和碎木板完全杂乱无章地混在一起”。但侯先生的考古队对一座未被斯坦因挖掘而保存完好的大型丛葬墓进行了清理，从清理情况来看，并不是如斯坦因所说的“非常令人费解的混乱”（86页）。可见斯坦因的叙述并不准确、并不全面，他所看到的很可能只是部分被盗扰过的墓葬的情况。

这样的纠偏正误工作，对后来的研究者而言，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毋庸赘言。

严谨细致是这部报告的第三个特点。

此次发掘是规范的、科学的考古发掘，田野工作做得更仔细，因此在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反复挖掘过且他们声称所有遗物都被彻底清理干净的地方，仍有收获，有些地方甚至有很大收获。如，考古队在斯坦因一再挖掘过的大垃圾堆遗迹上开挖探方一个，进行了清理，结果竟然又清出了残木简60枚，纸文书1枚，其中有绝对年号记载的木简4枚（14页）；再如，考古队对斯坦因挖掘过的孤台墓地iii号墓重新进行了清理，又清出了不少遗物，特别是许多珍贵的丝毛棉织品（86页）。因此如何将这些新收获精准、详细、客观地呈现给读者，考验着报告编写者的智慧。这部报告能够严格按照考古学的规范进行报告的编写，对遗迹遗物的处理，尽可能做到了精准、详细、客观，严谨细致，不忽细微。如对遗物信息有详细的披露，包括规格尺寸、造型特征等；对植物的重要发现，如大麦、小麦、小麦花等，提供了检测报告；对人骨标本也进行了检测；对遗物有详细的分类，比如将木器按用途分为建筑材料、生产用具、生活用具、木人以及其他木件等几大类，除木人类外，每一大类下又分若干个小类（36—41页）。再如对纺织品类遗物的整理，其精细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先将纺织品分为丝、毛、棉、麻四大类，再在大类下分若干小类，如丝织品依织制情况又分为锦、绢、絁三小类，毛织品依其织制和用途的不同，又分为毛布、毛毯、毛绳、毛辫带和毡制品等小类。不仅如此，还提供了每件标本每平方厘米的经线和纬线的根数，而且无论是采集品还是墓葬所出皆如此处理（52—53、96—101页）。这样的工作，没有极大的耐心是无法完成的。

高标准是该报告的第四个特点。

这个高标准体现在侯先生在学术层面上有更高的追求。我们知道，常规考古报告的编写，只需做出客观的描述、提供客观的数据，最后适当作一些基本的判断和分析，基本上就完成了使命。但侯先生的这部报告，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其实是“考古报告”+“学术研究”。如果说“考古报告”主要是集体成果的反映，那么“学术研究”应是侯先生个人成果的反映。这也使得这部报告的写法跟传统的考古报告的写法有些不同，在报告的不少地方，都能看到侯先生结合新旧材料、新旧发现进行的分析和研判。在阅读过程中，笔者深深感受到，侯先生在报告编写的过程中，始终是边整理考古资料边思考问题，且始终围绕着楼兰的重大问题进行思考。因此报告的问题意识非常明显，问题导向非常清晰。因此这部报告里既有新发现，又有很多新见解。

比如，考古队在调查过程中十分注意城市的用水问题，以前来此的西方探险家如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都未注意此问题。考古队在城中发现了一条自西北向东南延伸的古水道遗迹，水道南北两端分别与城外的干河床相连接，侯先生判断，这应是解决城中居民生活用水而开凿的人工水道（8页）。这既是此次考古的新发现，也是侯先生对有关楼兰的重大问题进行的关联性思考。城市用水问题，关涉楼兰古城的兴废，因此这一发现意义十分重大。再如，关于楼兰地区的史前文化，侯先生将前人的发现与此次考古所获石器文化标本进行比较后认为，楼兰遗址应当是石器时代孔雀河下游三角洲中人类活动的重要聚点。正如侯先生自己所说，这一认识对于研究楼兰王国的史前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04页）。再如，侯先生根据此次考古所获人骨的体质人类学测定的结果，推测楼兰地区居民的欧罗巴人种成分与帕米尔塞克类型的居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种族系统学关系，同时指出，个别蒙古人种头骨的存在还说明，楼兰居民的人类学成分上，不是纯粹单一的欧罗巴人种民族。毫无疑问，这样的认识既有学术意义，又有现实意义（105页）。再如，对这座古城的最后形制完成的时间，侯先生通过对楼兰古城所出简纸文书中有绝对纪年的数十枚文书的统计分析，认为这座古城的最后形制完成的时间应在曹魏两晋时期。这一认识对研究楼兰古城城建史及其兴废有重要意义（106页）。再如，侯先生通过对古城遗址区出土的大量文物，特别是钱币中的五铢、贵霜王朝铜币以及非常精美的丝毛织物的综合观察，指出这里的确是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继城市，曾在古代“丝绸之路”上起过重要作用，特别是曹魏两晋时期，从而确立了曹魏两晋时期的楼兰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105—106页）。这无疑是这一问题的最新认识。楼兰古城的衰废问题也一直是侯先生思考的有关楼兰的重大问题之一，因此他一直在围绕此问题寻找相关线索，除寻找到城市用水的线索之外，侯先生还注意到，古城中出土的许多简纸文书，为分析古城的衰废提供了依据，因为不少文书中记录了当时不断缩减吏士口粮供应标准和耕地因干旱不能完成耕种任务的情况（108页）。这无疑是侯先生发现的有关此问题的又一条重要线索。

综上所述，这部考古报告确实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可以作为未来楼兰学研究的新起点。因此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学术意义会不断显现出来。楼兰“有太多需要认识、研究的大大小小空间。唯其有鲜明、独特的个性，也就更具研究的价值。”（王炳华《我所亲历、了解的罗布卓尔考古碎片》，《澎湃新闻》2022年7月11日）因此，相信随着此书的出版，使楼兰研究的空间更加广阔。

最后有两点建议，希望该书再版时予以考虑。一是存在少量西文拼写错误，希望再版时予以纠正。如第4页“Central-Asian”,应为“Central Asian”；第10页“Handschriftenund”应为“Handschriftenund”；同页“Chinoisde”应为“Chinois de”。二是建议再版时在附录部分再增加一个“参考文献目录”，这更有助于读者全面把握这部报告对前期相关成果的掌握情况。另外，还存在个别错字，如第1页“屠国坒”应作“屠国壁”。

编者按：原文引自姚崇新：《楼兰研究的新起点——侯灿,〈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读后》，罗丰主编：《丝绸之路考古》第8辑，科学出版社，2023年11月，页241～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