兖州会议1991：中国考古学思想解放的号角丨裴安平-深度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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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会议1991：中国考古学思想解放的号角丨裴安平

摘要: 　　原标题为《纪念1991年山东兖州全国中青年考古工作者理论研讨会》，本文题目为编者自拟。特此注明。　　1991年在山东兖州召开的全国中青年考古工作者理论研讨会,不仅是中国考古学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由民间自发发起、组织，以50岁以下中青年考古工作者为主体的理论研讨会。　　1987年下半年，当时与我同在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工作的李科威首 ...

　　原标题为《纪念1991年山东兖州全国中青年考古工作者理论研讨会》，本文题目为编者自拟。特此注明。

　　1991年在山东兖州召开的全国中青年考古工作者理论研讨会,不仅是中国考古学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由民间自发发起、组织，以50岁以下中青年考古工作者为主体的理论研讨会。

　　1987年下半年，当时与我同在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工作的李科威首先提出了希望能召开一个中青年考古工作者理论研讨会的想法和愿望，以探讨中国考古学的现状与未来。对此，我非常支持，并共同商讨了一些会议组织的基本原则。

　　第一，会议决不搞门派、也不与任何学校、单位、个人挂钩。

　　第二，参会者必须是50岁以下的，不仅从事过田野考古发掘，还要在发表的文章中有相应的理论研究与思考。

　　第三，任何单位的参会人数最多不得超过5人。

　　第四，为了不影响参会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会议除邀请个别专家以外，不邀请任何考古学的“大家”和“老人”参加。

　　1987年年底，即88年元旦之前，国家文物局在长沙“湖南宾馆”召开全国各省考古所所长会议。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我和李科威向当时国家文物局文物处的负责人李季、王军汇报了我们想组织“全国中青年考古工作者理论研讨会”的想法、困难以及希望得到支持的愿望。对于我们的提议和想法，李季和王军当即表示理解，并同意从经费上给于支持。

　　由于得到了李季与王军的支持，我和李科威就开始了会议的具体组织工作。

　　经过与各有关人员的联系、推荐和商量，我们初步拟定了一份参会人员和准备邀请的专家名单，并同时寄给了李季和王军（附件一、二、三）。

草稿

打印稿第一稿

打印稿第二稿

　　但是，由于社会环境与“种种条件与难处”（附件二），据李季与王军所言，主要是经费支出无门，名不正言不顺。因此，会议一直都没有开成。

牟永抗先生来信

　　1991年1月，我与李科威虽然还满怀热情在埋头深化会议的规划与细则（附件五）。

　　但很快由我和李科威主导会议组织工作的局面就结束了，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开始成为正式的主办方（附件二、四、六）。

　　1991年春节过后，我去北京了解虚实。果然，李季告诉了我三个重要变化。

　　第一，由于经费直接由文物局支出，那文物局也就名正言顺应该是会议的主办者。

　　第二，参会的人员一方面会尊重你们的推荐名单，一方面会有一些变化。

　　第三，你老裴从此就不再是会议的主办者而是顾问了。

　　由于国家文物局文物处仍准备召开会议，也没有名言改变会议的初衷，还准备吸收一些我们推荐的人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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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委曲求全了，同意了李季他们的方案（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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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8月下旬，会议终于在山东兖州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班基地召开。参会的人，除我和李科威（湖南省考古所）之外，还有我们推荐的车广锦（南京博物院）、贺云翱（南京博物院）、刘建国（镇江博物馆）、吴建民（南京大学）、李秀国（中山大学）、吴春明（厦门大学）、王建新（西北大学）、栾丰实（山东大学）、陆勤毅（安徽大学）、姜捷（陕西省考古所）等。

　　不过，根据实际到会的人员与会议情况，新的会议组织方案出现了三大重要变化。

　　第一，张忠培、黄景略先生亲自到会，从始至终坐镇会议全过程。

　　第二，张忠培先生名下的吉林大学团队，包括张先生留校的讲师和硕士研究生基本上都到了，从而在人数上与我们推荐的人员基本持平。

　　第三，没有请我们推荐的“专家”，但请了二个考古“老人”，一个是张学海，一个是郑笑梅。

　　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变化，主要有二个原因。

　　第一，俞伟超先生1990年底在北京大学上课的时候曾说过：兖州会议将搞“新考古学”。为此，张先生要亲自出面“挽救”那些即将堕入“崇洋媚外”泥沼中的中青年人（附件七）。

与张忠培先生的谈话纪要

■ 时间：2006年11月17日晚20：30—0：10

■ 地点：上海大厦4楼。

■ 缘起：上海博物馆邀请张忠培先生来参加上海市普陀区“志丹苑遗址”专家论证会。下午他的助手、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杨晶刚下飞机就来短信告诉我。我说我晚上去看他，杨晶说那你晚上来和他侃吧。

……

■张：还有兖州青年考古论坛。我和老黄去（黄景略，高注）。我那时候刚从故宫院长位置上下台，老马（我们师母，高注）怕我自杀，跟着我。李季怕我心情不好，安排了乔梁带着我爬泰山，让我们青岛旅游。我一路在想，这个会议我到底去还是不去。如果就是老黄一个人去，凭他的学术业务，压不住台啊。（高注，李季是我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后分去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工作，在考古界应用多年的著名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试行本）》就是他负责起草的，他当时在兖州负责做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班的培训，同班同学老乔时任领队培训班的教官。李季后来调任国博副馆长，现任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

■高：乔梁当时叫上我也去参加了这个会议。

■张：我想了想不能不去，否则中国考古的局面就完了。那时，连严文明都让我来挽救（高在此处删去若干字）。我和老黄说，那我们就去“掺沙子”吧。要去，但要正面说，要旗帜鲜明！但又不能压制年轻人的热情和选择。好难啊！

■高：是中国考古向何处去的一次路线斗争会议，走什么路、扛什么旗，有点“遵义会议”的意思。

■张：那时年轻人都动摇了。会上，连李季都安排了会议就走了。那几个年轻人，有江苏的刘某某、车某某、贺某某（高在此处删去若干字）等，都指着我发难。最后只有许伟出来讲话，但也有点动摇。

■高：我也觉得人家说的不无道理，就没发言。你当时还私下骂了我一句：“连个屁都不放！”

■张：通过这次会议的安排，我才发现（高在此处删去若干字）。我反对和不反对，最后都是我的错，（高在此处删去若干字）。我才决定写文章，结果一个晚上我就写了出来。

■ 高：你是实在忍无可忍了！

■ 张：贺某某在东南文化给我做的访谈不错，这个人有些思想，兖州会议以后开始有点明白我为什么反对 新考古学 了，每年给我寄贺卡。可惜他现在转方向了。

■ 高：所以我最近看到你在用大白话讲，比如安徽会议上你说坚决反对“新进口的洋教条”。

■ 张：对啊，现在还剩几个“余孽”，成不了气候了。

■高：其实当年的急先锋，现在大多已经回归到靠材料走路的轨道上来了。

……

　　第二，由于兖州会议的原发起人、原定的参会人员被认为都是俞伟超先生的学生与追随者。为此，要在组织上预防这些人结帮成伙。

　　我是会议第一天的第一个发言者。

　　为了使会议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在不要求有论文的前提下我还是准备了一篇论文，并发给了每一位与会者，题为《关于当代中国考古学学科重点的转移与考古学文化的整体研究》（有兴趣读者请点击文末裴安平教授个人主页链接阅读全文）。

　　随后，与会者就中国考古学的现状、问题与未来，特别是就考古学“见物又见人”以及考古学缺乏多学科综合研究的问题发言积极，各抒己见。其中，没有一个人事先就知道“老先生”和“大家”要来参会，也没有一个人是事先就准备和临时为了攻击“老先生”和“大家”而来的，更没有一个人实际攻击了“老先生”和“大家”。虽然，口无遮拦，但确如栾丰实所言“会上就中国考古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向等问题，不同观点之间从理论上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和辩论，气氛很是紧张”，“青年学者的锐气和对事业的执着，使他们满腔热情，慷慨激昂，对中国考古学的前途产生一种迫切的危机感”（栾丰实等：《考古学的理论方法技术》，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页。）。

　　会议正式召开的第一天晚上，我还专门去了张先生和黄景略先生同住的房间，并与张先生单独谈了一些我对当时中国考古学现状与问题的看法，其中主要是谈了他在《文物》1990年12期《关于考古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所显示的学术思想落后于时代的问题。

　　第一，考古学文化并不是考古学唯一的研究对象。

　　在文章中，张先生说：“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认为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物质的遗存，也不是全部人类古代社会历史，而只是考古学文化所表述的这部分人类古代社会历史”。

　　对此，我认为如此认识过于狭隘，考古学面对的就是所发现的一切物质遗存，其中有的是构成考古学文化的元素，有的不是；而无论是与不是都要研究，不能只研究“考古学文化所表述的这部分人类古代社会历史”。

　　第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是考古学的发展方向。

　　在文章中，张先生说：“农业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和冶金考古学，只是拓宽了农业史、古植物学、古动物学及冶金史的领域和信息，水文考古学、沙漠考古学、环境考古学、天文考古学及医药考古学，也仅仅是拓宽了环境史、天文史及医药史的知识范围。因此，不仅难以把它们说成是学科渗透，反而，应如夏鼐先生关于考古学和科技史关系的认识那样，为了不致模糊考古学的涵义，不把它们称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考古学不可能研究全部物质遗存，甚至不能研究由考古学家调查、发掘所得的全部物质遗存。另一方而，考古学也不能研究它所注视的那些物质遗存可能辐射出来的全部信息。可见，不能因考古学是研究物质遗存的，就把与研究物质遗存的有关学料都划入考古学范畴”。

　　对此，我认为农业考古、环境考古、动物考古和冶金考古等等都是考古学的分支，它们不仅有助于相关学科历史与知识的拓展，更有利于各时期人与自然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有利于人类各种历史活动与特点的研究。因此，它们不仅是考古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考古学综合研究复原历史研究历史的组成部分，更是考古学新发展的方向与时代标志。

　　会议期间，李科威、车广锦、张爱冰、刘建国等先生精彩纷呈的发言不仅给人启发，也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既没有安排录音，没有录像，也没有笔录；所以，这里已不可能一一回想起各位具体的发言与内容了。

　　对于会议的结果和意义，不同背景的人有不同的认识。

　　当时曾号称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四大天王”之一的讲师陈雍最早曾在1996年北京中国考古研究所中青年学术论坛上发言，对兖州会议进行了无遮拦地攻击和贬损。后来，发言修改而成的文章《关于中国考古学的思考》发表于《文物世界》1997年第2期（有兴趣读者请点击文末裴安平教授个人主页链接阅读全文），语气相对缓和得多。在文中，他说：“1991年秋季，一群年轻人聚在山东充州，本来打算就他们共同关心的有关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的一些问题，坦诚地交换意见，并展开讨论。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当时学术界和与会者的情绪大概是主要的原因。一晃五年过去了。在这五年里，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那次会议内容和中国考古学的思索，时时驱动我们思索的不是某种兴趣，而是一种无法逃脱的责任感”。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的讨论发言主要是非吉林大学籍的会员，非常热烈和坦诚。从第二天开始，在张先生的一再催促下，陈雍成了吉林大学籍会员的第一个发言者。

　　显然，会议“由于种种原因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主要原因是张先生率领的吉林大学籍团队准备不足。他们原以为有人要搞“新考古学”，结果会上没有一个有这种想法、愿望和相关言论，从而使吉林大学团队事先准备的“情绪”都付诸东流了，都不知所措了。此外，也因为没有对立面了，没有要“挽救”的对象了，所以“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无法逃脱的责任感”使他们深感失望。

　　高蒙河的文章原载于互联网搜狐/高蒙河的BLOG，是《与张忠培先生的谈话纪要》涉及山东兖州会议的部分节选。从这篇节选中不难看出，一方面张忠培先生之所以要参加兖州会关键是“我想了想不能不去，否则中国考古的局面就完了。那时，连严文明都让我来挽救”；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大家的发言是认真的有道理的，正因此“那时年轻人都动摇了。会上，连李季都安排了会议就走了”，“最后只有许伟出来讲话，但也有点动摇”；对此，高蒙河还说：“我也觉得人家说的不无道理，就没发言。你当时还私下骂了我一句：‘连个屁都不放！’”。至于张忠培先生所言“江苏的刘某某、车某某、贺某某等，都指着我发难”，与事实完全不符。因为，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对他发难，而是他自己将大家对现代考古学的不满都视为是对他的不满。与此同时，就在他的学生都“动摇”了，都认为是“不无道理”的前提下，哪里又还有攻击他们导师的余地呢？！

　　经过几天的交流，会议终于结束了。由于，一方面参加会议的人员明显分成了二大阵营。一方是来自各地各高校的散兵游勇，一方是以吉林大学为主体阵营并有官方背景的正规军；另一方面，那些散兵游勇们被视为是需要“挽救”的中国考古学的叛逆，而正规军则是中国考古学正统的主流，也是“挽救”叛逆的主力；所以，会议最后是不分胜负不欢而散，甚至连一点能勾起回忆的图像与文字记录都没有留存下来。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次会议却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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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冰来信

　　诚如高蒙河所言：“是中国考古向何处去的一次路线斗争会议，走什么路、扛什么旗，有点‘遵义会议’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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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星灿来信

　　也诚如栾丰实所言：“现在回顾起来这段历史，当时的一些场面仍然历历在目，不由生出许多感慨。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不断地注入新的思想和活力，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和方法。青年学者的锐气和对事业的执着，使他们满腔热情，慷慨激昂，对中国考古学的前途产生一种迫切的危机感。虽然这股风潮并没有像美国新考古学那样明显地改变考古学的方向，却也使中国考古学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许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