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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延伸的新样态：明代澳门兴起与全球白银之路 ‖ 万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澳门学研究·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延伸的新样态
——明代澳门兴起与全球白银之路
万 明
[作者简介]万明，1988年在北京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10年被选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社科院“登峰战略”资深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中国郑和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明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明太祖本传》《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中葡早期关系史》《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主编，第一作者）、《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第一作者）、《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合著）。
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历史学研究的新进展，澳门历史也需要置于全球视野下重新考量。因为，明代澳门的兴起和繁荣，是与海上丝绸之路新样态——白银之路——第一个全球经济贸易体系的构建密不可分的。在16世纪，经济全球化从海上拉开帷幕，一个整体世界从海上联结起来。在经济全球化开端时代，澳门史成为经济全球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白银货币化，市场经济萌发，成就了澳门作为令人瞩目的以白银贸易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的动力源泉和轴心所在，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白银开发与流转的运动,推动白银形成世界货币，促使全球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中国商品是澳门兴起的支点，中国丝绸、瓷器等传播到全球，标志着中国积极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初步构建，显示出经济全球化时代大合流的历史发展态势。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明代澳门与葡萄牙在东方的其他殖民地性质不同。葡萄牙人入居中国，也是中国皇帝的子民，在服从中国官府管辖的前提下从事海上贸易。没有中国的政策、中国人的参与、中国的商品、中国的广大市场及其需求，澳门就不可能兴起。而作为国际贸易中转港的澳门，其兴起、发展之初，就是中国商民与居澳葡萄牙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澳门跨越三大洲、三大洋的商业贸易网络的存在，是澳门繁荣发展的主因。丝瓷与白银的交换体系覆盖了整个全球，澳门成为西至印度洋穿越马六甲海峡再到太平洋乃至大西洋，跨全球白银贸易体系的一个重要联结点。促使澳门兴起最直接也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因素，是中国的白银需求与国际贸易的白银流动。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产生的动力，足以维持整个澳门联结全球的贸易网络的运转；围绕着白银贸易，澳门联结的是一个全球的经济贸易体系。伴随着澳门港口城市的兴起，古代丝绸之路延伸的新样态——白银之路也扩展到全球。白银之路与丝绸之路的密切关联，无疑将扩展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认知。
关键词
澳门 兴起 白银货币化 制度改革 海上白银之路 全球经贸体系
引 言
“洋船石”是澳门著名古迹之一。进入妈阁庙，右边有一块巨石，上面刻有一艘古代海船，船的桅杆上挂着一面写有“利涉大川”的幡旗（参见图1）。此语出自《易经》六十四卦第十三卦“同人卦”：“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所谓“同人于野”，“同”是“会同”“和同”之意，可以解释为，以“和同”精神会合同人于广阔的旷野上；“亨”是一切亨通，引申为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利涉大川”，说明在大海上贸易利润丰厚，无往不利；“利君子贞”，是有利于君子坚守正道。“洋船石”无疑揭示了澳门以海上贸易而兴的重要特征，也是澳门贸易“华洋”共建共生的真实写照。
西方学者丹尼斯·弗林（Dennis O. Flynn）、吉拉尔德兹（Arturo Giráldez）认为，全球贸易在诞生于1571年。然而，如果以中国活跃的白银国际贸易为起点，时间可以提前到16世纪40年代。因为，16—17世纪上半叶，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进中国，葡萄牙学者戈迪尼奥（Vitorino M. Godinho）因此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中国正是在经济全球化开端之时，通过澳门，积极参与了全球第一个经济贸易体系的构建。这就关涉到全球史的重要篇章，即16世纪经济全球化开端后，海上丝绸之路扩展与延伸的新样态——白银之路的研究。
澳门兴起于16世纪中叶，并非偶然。澳门开埠是明朝政策的产物，是明朝制度变迁的结果。明朝之所以开放澳门作为广州外港、对外贸易特区，固然有多种因素，但白银贸易是首屈一指的因素。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界对澳门兴起的政治、军事、文化因素投入了相当大的关注，其实，对澳门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海上贸易,核心因素是白银。鉴于此，本文旨在专门论证白银贸易如何导致澳门兴起，全球白银贸易网络的构建如何带动澳门繁荣，澳门如何为海上丝绸之路再度辉煌——白银之路发展到鼎盛时期——一个全球经济贸易体系的诞生，即经济全球化开端发挥了重要枢纽作用。
一 澳门的兴起：白银需求与制度改革
对于澳门兴起的考察，需要回溯到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明代白银货币化。
16世纪经济全球化的前夜，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16世纪西方扩张东来之前的历史时段，明代的白银崛起于市场，它经历了不同寻常的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的货币化进程，标志着中国启动了从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到成化、弘治之际（1465—1505），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由自下而上到与自上而下合流，主要以赋役折银方式向全国铺开。无独有偶，这也正是郑和下西洋时代海外物品胡椒、苏木等在皇家府库枯竭之时。当白银成为全社会需求的货币时，中国银矿却出产不足，于是，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兴起。作为朝廷重臣的丘濬（1421—1495），关注到社会流通领域中的白银凸显，提出了以白银为上币，建言开放海禁，发展对外贸易。
在16世纪，海洋成为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的大幕开启，西方葡萄牙人东来，首先到达郑和七下西洋每次必到的古里（今印度喀拉拉邦卡利卡特），接着沿郑和航线逆向到达郑和七下西洋每次必到的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灭亡了满剌加王国，占据了马六甲海峡的咽喉之地，于是直面中国。
西方葡萄牙举国一致的海外扩张浪潮，推动着葡萄牙人来到东方；这恰逢明代举国一致的白银需求，推动中国国内市场大扩展，走向海外市场。明代白银货币化进程，也是明朝财政货币化进程；白银的需求，造成明朝财政危机愈演愈烈，制度变迁势在必行。正当此时，正德十二年（1517）葡使东来，中葡官方第一次正式交往失败，明朝在广东“闭关”。此后，葡萄牙人与明朝私人海上贸易主体海盗兼海商集团合流，从事走私贸易，开始了侵扰中国沿海的过程。明朝在平息“海寇”侵扰过程中，经历了庙堂之上争议纷纭的阶段，最终广东地方政府在财政日益紧迫的压力下进行制度改革，首创了澳门贸易特区：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允许葡萄牙人到广东进行正常贸易；嘉靖三十六年（1557），允许葡萄牙人入居澳门经营海外贸易。至此，中国商民和工匠“趋者如市”，澳门作为国际贸易重要港口城市应运而生。葡萄牙人入居澳门，还与其助剿地方海盗有着密切联系。海盗事件的屡发与平息，不仅具有军事和安全意义，无疑也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
此时，由于白银货币化在全国铺开，财政货币化加速进行。至嘉靖初年，白银在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确立，海上贸易以民间海盗兼海商为主体走向东亚海域，这直接促进了日本银矿的大开发，也使得海上贸易的无政府、无秩序达至历史顶点。为清晰了解葡萄牙人被逐出广东到入居澳门的戏剧化转变，这里试将相关大事按年排序：
嘉靖二年（1523）宁波“争贡之役”发生，血流成河，“朝贡贸易”由此步入尾声；葡萄牙人在被逐出广东后，与中国海盗兼海商合流，在浙江舟山双屿建立居留地。
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朝巡抚朱纨荡平海盗基地双屿；之后，朱纨下狱，中外不敢言海禁。
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盗兼海商王直等人，大肆劫掠浙江沿海。
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俺答南下逼京师，史称“庚戌之变”。“南倭北虏”促发明朝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嘉靖二十八年，太仓库岁入银212万两，岁出却达412万两，一出一入相差近一半；嘉靖三十年（1551），太仓岁入200万两，岁出竟达595万两，差额几超岁入的两倍。由于“倭寇”骚扰主要集中于浙、直、闽、粤等沿海地区，明朝开始提编加派，于南直隶、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遭受倭患的沿海省份实行派向人丁或田地，预征银力二差，民壮、弓兵、里甲折银等，力图补充海防经费。
嘉靖三十二年（1553），王直纠集中日海盗兼海商大肆劫掠浙江沿海，所谓“倭寇之患”大炽。
嘉靖三十三年十二月，明朝于次年提编预征三十五年各处民壮、弓兵和均徭折银，送军门充饷。在此倭患愈演愈烈、军事开支急剧增加、里甲承担的赋役更为沉重、“防倭御倭”局势紧张之时，葡萄牙人助剿广东海盗何亚八。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广东海道副使汪柏与葡萄牙船长苏萨订立口头协定，允许葡萄牙人入广州贸易，其时“资贸易以饷兵”的目的极为明显。
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助剿澳门海盗，“始准侨寓蚝境”，广东地方政府允许葡萄牙人入居澳门。
需要说明的是，直到明朝灭亡，澳门也只是允许葡人居留进行贸易的特殊侨民社区；至于葡萄牙人全面占据澳门，则是清代鸦片战争后的事情了。在明代，广东政府官员利用澳门设立贸易特区，引进外商经营海外贸易，从事白银商品的进出转口贸易, 增加税收收入, 充实财政收入，是制度改革的产物，澳门因此成为中国境内唯一允许外国人居留和贸易的特殊区域。正是在这一新格局下, 澳门才不同于当时中国的其他港口城市, 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发挥了特殊作用。这一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提供外银的输入，助推中国商品向海外输出，中国通过澳门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至此，澳门这一重要商港,在葡萄牙人获准在广州进行一年两次的贸易之后,成为中国白银进口的重要来源。
二 澳门的繁荣(上)：中国与全球白银之路的建构
明代澳门兴起繁荣的近九十年历史(1557—1644)，实质上也是明朝制度变迁的历史。明代中国从传统农业经济转向近代市场经济的过程，是一个货币经济增长的过程；增长的动力来源，始于明代白银从市场自发崛起及其货币化进程。澳门贸易的兴起,具有中国市场经济萌发和市场繁荣的历史大背景。在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下，明朝采用的是渐进的制度变迁方式，把自下而上来自市场的调整与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结合起来。从朝贡贸易体制向自由贸易体制转变，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就在澳门兴起。从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转向开放市场贸易，把对外开放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澳门作为广州外港的兴起，标志着明代中国白银经济步入通往全球贸易的新常态。
明代经济的转型，推动了嘉靖后期的对外政策转变，开启了新的海上贸易模式：一是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海，允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一是在广东澳门开埠，引进外商入华经营海外贸易。从前者来说，月港开海孕育了福建海商合法化及其集团的崛起，到万历末年，中国海商集团迅速成长壮大，成为17世纪西太平洋海上贸易的主体力量。从后者来说，澳门开埠意味着引进外商经营海上贸易合法化，形成一个贸易特区。值得注意的是，澳门形成广州外港——贸易特区，自一开始就是中国海商与居澳葡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商品是澳门对外贸易的支点，新的对外贸易模式的转变使一种新的全球贸易网络开创运行。从此，以澳门为中轴，与海外建立多条国际贸易航线：澳门─果阿─欧洲；澳门─日本；澳门─马尼拉─美洲；澳门─东南亚。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白银货币化，澳门兴起后作为海上国际贸易网络枢纽，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极大地延伸——白银之路扩展到全球。
为了开展海外贸易，明朝推出了允居澳门的政策，将其作为扩大财源的手段；而从白银货币化出发，则会发现，由此产生了诸多值得关注的经济现象和问题。其中，澳门的兴起，在庞尚鹏的疏中，表述为“筑室以便交易”；在霍与暇的议中，直接提出“资贸易以饷兵”，明确希望通过以这种方式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嘉靖十四年（1535）戴璟《广东通志初稿》的“嘉靖十三年会议粮价则例”中，全省各府县的米粮与军饷均已以银计，可见广东财政货币化走在了全国前列。制度改革的特点是：其一，改变了朝贡贸易体制的则例。其二，以允居方式让纳税者葡萄牙人在澳门经营海上贸易。澳门由此形成一个庞大的全球经济贸易体系的中轴，反映了东西方对于海上贸易的合理诉求, 澳门发生以及由此导致的白银需求和贸易模式的变化,加速了明代中国与全球白银贸易体系建构的互动关系，推动了明代国家与社会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