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葛剑雄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环境史等方面研究，著有《中国人口史》《中国移民史》《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葛剑雄文集》等。摘要：“丝绸之路”虽到1877年才由李希霍芬命名，实际早已存在，但并非由古代中国向外开辟，张骞通西域只是利用

葛剑雄

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环境史等方面研究，著有《中国人口史》《中国移民史》《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葛剑雄文集》等。

摘要：“丝绸之路”虽到1877年才由李希霍芬命名，实际早已存在，但并非由古代中国向外开辟，张骞通西域只是利用了现成的道路。根本原因是古代中国没有对外联系的需求，缺乏了解外界的动力。中国并没有利用“丝绸之路”进行扩张，并没有从“丝绸之路”获得经济利益，更没有通过“丝绸之路”主动传播自己的文化。“一带一路”与“丝绸之路”没有直接联系和传承关系。“丝绸之路”的真实历史留给我们更多的是教训，而非经验。

关键词：丝绸之路；历史地理；教训

　　“一带一路”的全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无论一带还是一路，都离不开“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因此，正确了解丝绸之路的历史事实，正确理解丝绸之路在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地位，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至关重要。

　　一、李希霍芬定义的丝绸之路完全是由古代西亚、中亚各国各族由西向东开辟的

　　

　　原始的、狭义的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提出的，指公元前2世纪形成的从中国的古都洛阳、长安连接中亚今乌孜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的交通路线。那么这条丝绸之路是谁开辟的呢？我们以前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这条丝绸之路是从中国出发的，那当然是古代中国人开辟的。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提法，称古代的各族各国人民共同开辟了丝绸之路。但历史事实是，这“古代各族各国人民”中是不包括古代中国或华夏各族的，也就是说，这条交通路线完全是由西方向东方开拓的，是欧洲、西亚、中亚的各族各国人民向中国开辟的。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结论已经说明，中国古代的小麦、黄牛、绵羊、马、青铜都来自西亚、中亚，是四千前后传入中国的。这一漫长的传播过程足以证明，从西亚经中亚进入中原地区的交通路线已经形成。而且传播的过程是由西向东的，如青铜，最先传入中国的证据发现于新疆西部，越往东时间越晚。所以这条道路只能是由西向东开拓的，其动力和需求来自西亚、中亚，而不是东方的中原地区。

　　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证据。在今河南安阳发现的商王后妇好墓中出土的大量玉器都是用和田青玉制作的，妇好死于3200多年前，说明当时已经有人将产于新疆和田昆仑山中的玉石运到中原，走的正是这条交通路线。妇好墓因年代明确，墓中的玉器证据确凿。商周传世的玉器基本都属和田玉，都应是沿着这条路输入中原的。

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中发现过约3000年前的欧洲白种人的尸体，近年来在甘肃西部发现的公元前的遗骸也被鉴定出欧洲人的基因，说明当时已存在自欧洲到达今新疆东部甚至更东的交通路线。

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帝国已经扩展到帕米尔高原，给今天的塔吉克人留下了波斯语。公元前4世纪，来自希腊的亚历山大建立的横跨欧亚的帝国已经接近开伯尔山口，也是由西向东扩展的。它们在开拓的过程中都很重视筑路，并有很强有修建道路和维护的能力，以波斯帝国为例，修建了从帝国的四个首都通向各地的驿道。在帝国的西部，有一条从古都苏撒（Susa）直达小亚细亚以弗所城（Ephesus）的“御道”，长达两千四百公里，每二十公里设一驿站及商馆，亦有旅舍供过往客商留宿。驿站特备快马，专差传送公文，急件可逢站换骑，日夜兼程，整个路程七日到达。

　　公元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的秦朝，其西部边界只到达临洮（今甘肃岷县），直到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才控制河西走廊。而在此前的公元前174年，原来处于祁连山西段的月氏人西迁至妫水（今阿姆河）流域今阿富汗、伊朗东部，乌孙人西迁至伊犁河流域今哈萨克斯坦东部和新疆西部，说明那时由河西走廊往西的交通路线已不止一条。大量论着的研究结论说明，在公元前2世纪前，河西走廊以西今新疆和中亚已经发生过多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存在着多条交通路线。

　　公元前139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就找了一位匈奴向导，不仅从长安出发到匈奴控制区，从大宛往康居、从康居往大月氏也是依靠当地的向导和现成的道路，说明匈奴人中已经有熟悉西域的交通路线、富有经验和生存能力的旅行者。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规模更大的第二次出使，张骞率领的使团也只有150人，并没有专门的筑路修路人员。第二次出使时还给150名随员各配了2匹马，携带了价值数千万上亿的丝绸和金币。有了第一次出使经验的张骞完全了解西域的交通路线和路况，才会作这样的部署。张骞第二次出使归来时，带来了一批来自西域各国的使者，此后汉武帝几乎每年都要派遣十多个使团，遍历西域各国，出现了“使者相望于道”的盛况。但在此前匈奴已经“役属”西域各国多年，连接各国间的道路显然早已存在。如汉武帝派往大宛国都城贵山城（今乌孜别克斯坦卡散赛）去索取天马的使者，当然也是有现成的道路可循。所以，史书上记录的“张骞凿空”（张骞通西域）并不是说张骞开凿了通向西域的道路，而是他第一次出使西域带回的地理信息促使汉武帝由河西走廊的西端向西域开拓经营，他的第二次出使西域使汉武帝的意图得到实施，汉朝最终在公元前60年设置西域都护府，控制了今新疆和相邻的中亚地区，使汉朝的疆域与西域连成一片。

　　《汉书·西域传》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对西域都护府所属的各国，都记载了它们去阳关（在今甘肃敦煌市西）、长安和都护治所的距离。对不属都护的罽宾国、乌弋山离国、安息国、大月氏国、康居国等也记载了与长安、都护治所间的距离。其中对罽宾国以远的道路的艰险有详细的描述：“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盘石阪，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待，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以西汉控制西域的时间和投入的人力物力，绝无可能新筑成这样的道路系统，显然都是利用旧有，说明这些道路在此前已经存在，自然非汉人所筑。

　　

　　二、为什么古代中国不可能开辟“丝绸之路”

　　有人不赞成我的观点，认为古代中国人口众多，生产能力强，公元前3世纪就筑成万里长城，秦始皇已建成连接全国各地的驰道，何至于建不成丝绸之路？至少这条道路的东段即今中国境内这部分应该是由中原往外开辟的。还有人以《山海经》《穆天子传》的内容为证，说明先秦时代中原人对西方已掌握相当多的地理知识，周穆王西征还有具体路线，为什么当时不具有向外开辟道路的可能？

　　这些即使都是事实，时间也比由西向东的开辟要晚。何况地理知识既可自己外出了解，也可由外人带入，或向外来人了解而得。就像昆仑山的玉石，既可以由当地人向中原输送，也可以由中原人去那里采集或购买，关键是需要有其他证据支持才能作出判断。

　　开辟和维护“丝绸之路”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长时间的持续努力，不可能出自某些人一时的好奇或兴趣。尽管有部分天然的道路可以利用，但在几千公里长度中要翻越高山，渡过河流，穿行峡谷，通过森林，还是相当艰巨的工程。古代中国固然具有开辟长距离道路的能力，却始终没有开辟“丝绸之路”的需要。

　　无论中国的先民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一旦在那里定居，就获得了农业生产的最佳条件。由于黄土高原与黄土冲积形成的平原土壤疏松，天然植被稀少且容易清清除，所以用简单的工具就能开发耕种。开发之初的黄土有足够的肥力，通过轮作更能持续保持较高的产量。三四千年前，黄河流域气温较高，降水充沛，利用黄河及其支流灌溉相当便利。当时黄土高原上水土流失影响轻微，大多是平坦的原地，太行山以东更是广阔的平原。这样的地形地貌不仅形成了成片的农业区，便于农业生产，也有利于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和延续。这片土地上生产的粮食和物资，足以供养当地的人口。在人口增加，黄河流域耕地不足时，一次次的人口南迁使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南方的丘陵山区先后得到开发，新作物的引进和推广解决了更多人口的粮食供应，东北的开发又养活了几千万人口。直到近代，中国的5亿多人口还完全是由本土生产的粮食供养的。这块土地上生产的经济作物、能采集到的动植物、能开采的矿物，经能工巧匠生产加工，完全可以满足国家所需的武器和军用物资，行政机构日常运作所需的器具和物资，以及统治者享用的各种器物和用品。加上根本不了解外界的情况因而从未作过有实际意义的比较，古代中国人一直以为“天朝无所不有”，是天下最发达、最富裕、最文明的地方，对中国“地大物博”的概念一直维持到当代。

　　早期黄河流域农业的开发不仅养活更多的人口，并导致农业人口更高的增长率，也加快了农业与牧业的分化。原来杂居于此的牧业人口或者转而从事农业，或者只能迁离，农牧业的界线由此而生，农业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从事农业的夏人部族（诸夏）聚居于中原，自称为华夏。牧业区处于蒙古高原及其南部边缘、西北地区，干旱高寒，牧民逐水草而居，生存不易，一旦遭遇天灾，往往会以南下劫掠为生。南方不少部族还处于“披发文身”“刀耕火种”或采集狩猎的阶段。东部沿海还残留着夷人的部族。因此华夏将自己周边的牧业民族和非华夏部族称之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或者通称为夷狄、蛮夷、四夷（裔）。早在春秋时期，夷夏之间的差别已经被当作重要的原则，被称为“大防”，绝不允许混淆。孔子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只是指华夏之间，并不包括夷狄。夷狄中只有个别已经“向化”的人，即完全接受了华夏文化、完成了“由夷入夏”过程的人，才能变为华夏的一分子。自秦朝至清朝，即使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凡是还没有被正式编入户籍并由正式行政区管辖的非华夏人口，如羁縻州府、土司辖境内的部族仍被当作蛮夷。至于外国人，除了朝鲜、越南等藩属外，更都是未开化的蛮夷，他们的地方都被当作蛮荒之地。

　　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国一直以“天下之中”“天朝大国”自居，缺乏了解外界的兴趣和动力，更不愿甚至不敢外出，从未出现真正意义的旅行家、考察家、探险家，个别获此称号的人其实都另有使命或目的，如张骞负有政治、军事使命，法显、宋云、玄奘是为了求法取经。被与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并称为大旅行家的杜环，实际是唐朝军队的文书，公元751年随高仙芝出征石国（在今乌孜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唐军意外遭遇“黑衣大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一战全军覆没，高仙芝带少数人逃回，其他数万唐军被杀被俘，杜环作为俘虏被送往阿拉伯。他得到阿拉伯人的优待，居留12年，期间还能周游列国，到过北非今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北部，以后又乘阿拉伯的船回到广州，再返回家乡长安。他将自己的经历写成《经行记》，正好他的族叔杜佑在编纂《通典》，收录了这篇文章，留下了千余字的珍贵史料。造就杜环这位大旅行家并使他的事迹得以流传的是一系列偶然因素，而不是他个人或社会的必然条件。

　　所以在古代中国找不到任何开辟和维持这条“丝绸之路”的理由，反观欧洲、西亚、中亚各国，则其动因显而易见。如希腊境内多山，适合耕种的土地极其有限，人口增加后连水源也不足，面临地中海，附近岛屿星罗棋布，航海至北非相当方便，而从陆上扩展几无可能。正是本土资源不足，缺乏扩展余地，促使希腊在征服波斯后继续向东，要不是亚历山大英年遽逝，越过开伯尔山口是必然结果。

　　两河流域及以东的西亚、中亚大多是半干旱地区，有些地方更只是范围不大的绿洲，文明起源虽然很早，但天然资源并不丰富，能开发利用的土地也并不富余。这一方面促使当地政权不断向四周扩张，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商业与贸易，以便使本地的产品得到更高的利润，并获取本地稀缺的物资。小麦、绵羊、黄牛、马、青铜等都是作为有利可图的商品，才一步步传至数千公里外的中国。驱动商人们不畏艰险，长途跋涉，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是高额利润或生存的需要，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和平友好。

　　三、中国并没有利用“丝绸之路”进行扩张

　　

　　这条“丝绸之路”形成后，给中国与外界的联系、特别是与中亚、西亚的联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在丝绸源源不断地输出的同时，中国并未利用这条道路进行扩张。这倒不是由于古代中国的统治者爱好和平，维护国际秩序，要知道当时人的心目中还根本没有这样的观念，而是因为中国自身的原因，根本不需要扩张，或者认为没有必要通过扩张的方式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首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本来都是归我统治的，都是属于我的。而在还没有直接统治的地方，什么时候我需要用就用，需要去就去。而“中国”以外的地方都是蛮荒之地，那里的人还没有脱离野蛮，没有开化，与禽兽无异，这些地方怎么配成为“王土”？就是在王朝内部那些蛮夷聚居的地方，朝廷也长期不去治理，只通过羁縻机构、土司衙门管理，“因其旧俗”，让他们自生自灭。有时皇帝还会主动放弃一些土地，赏赐给藩属国，美其名曰“守在四裔”——让四裔给我守边疆，减轻朝廷的负担。明太祖朱元璋就这样将朝鲜半岛铁岭以北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赐给了非常“恭顺”的李氏朝鲜，从此中朝之间才以鸭绿江、图门江为界。其次，是否有资格成为“王土”的主要标准，是该地是否适合农业生产。否则，即使出于安全的需要一时占据，最终还是要放弃的，因为“取之无所用，弃之不足惜”。例如汉武帝打败匈奴后扩展到河西走廊，超过了秦朝的边界，因河西走廊有绿洲和水源，适合农耕，就正式设置郡县，并且大规模移民加以充实。但在汉军击败匈奴，深入漠北，据有蒙古高原，却在“封狼居胥山”（在狼居胥山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后就退回汉地，因为皇帝从来没有动过直接统治这块无用之地的念头。东汉永元元年，窦宪大破北匈奴，出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刻石纪功而还。就是在汉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投降，要求“内附”，宣帝却不接受，将他的地位定为“天子不臣”“位在诸侯之上”），支持、资助他回匈奴当名符其实的单于，规定“长城以北单于有之”，没有要长城以北的土地。在汉武帝开疆拓土后，除了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东北大部分外，其他地方几乎都已设置郡县，就是以是否适合农业生产条件为标准的。这一格局往往只有在非华夏民族入主中原时才会有局部改变，直到清朝才被完全打破。

　　再者，中原王朝向西的扩张都是军事反击的结果，主要出于安全的考虑。从公元前60年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开始，在玉门关、阳关（在今甘肃敦煌西）以西都只设置监护性质的军事机构，原有的部族或政权只要愿意服从一般都予保留，并不干涉它们的内部事务。在这些地方，除了必要的军事屯垦外，从未进行过开发性的移民，或设置正式的行政区划。由于路途遥远，驻守成本太高，平时只派驻最低限度的军队和行政人员。一旦国力衰落或财政困难，就会主动撤退。西汉末留驻西域都护府的不过数千人，至新莽三凤三年（公元16年）西域都护李崇退保兹龟（今新疆库车），以后就完全放弃了。东汉期间西域“三通三绝”，都护府、长史府撤销了三次。中原发生战乱时，设在西域的监护机构往往名存实亡，或者听任它自生自灭。唐朝灭西突厥后据有阿姆河、锡尔河流域，但能西达咸海之滨却是一位波斯王子归降所致，所以这一全盛疆域只维持了三年。这片辽阔的疆域的实际统治者依然是当地的部族首领，只是它们的名称换成了唐朝封的羁縻都督。而在唐朝官员、诗人的心目中，“春风不渡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玉门关、阳关以西是没有春天的苦寒绝境，是老朋友也找不到的异域，并非自己的家园。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军队东撤，吐蕃据有西域，唐朝的边界退到了陇西。“丝绸之路”的历史给中国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当年张骞从陇西出发开始了第一次通西域的行程，客观上导致“丝绸之路”的开始，差不多八百年后唐朝又退到了当年张骞的出发地。从此朝廷再也管不到新疆，直到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才完全恢复。要说中国利用“丝绸之路”向西扩张，岂不是对历史的讽刺？

　　

　　四、中国并没有从“丝绸之路”获得经济利益

　　

　　李希霍芬命名“丝绸之路”的根据，是张骞出使西域使这条道路成为以丝绸贸易为主的商道，但从一开始张骞和汉朝就没有将丝绸当作商品。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时配备了150名随员，每人备两匹马，确实带了大量丝绸，与所带的金帀合计价值达数千万至上亿。张骞为什么会带那么多丝绸呢？自然与他第一次出使西域期间获得的信息和积累的经验有关，他了解到西域没有丝绸，而且考虑到在缺乏后勤保障的条件下长途跋涉，无论是一匹马还是一个人，有效的负载力是很有限的，所以只有像丝绸那样价值高、份量轻，经得起长途运输和长期储存的物品才是最合适的。

　　但这些丝绸完全是免费赏赐给西域各国的礼品，不仅挣不到一个铜钱，连异常高的运费也是在汉朝的国库中开支的。每年要派出十几批使团，规模大的要数百上千人，还连续多年，累积起来运往西域的丝绸固然不少，但对汉朝而言只是加快了国库的空虚。一些别有用心的投机分子却从张骞因出使而功成名就和丝绸大量出口看到了发财的机会，纷纷报名请求出使。好大喜功又苦于找不到那么多使者的汉武帝喜出望外，根本不考虑这些人的资质。这批货真价实的汉使从国库领走大批丝绸，到西域后却只将小部分作为赏赐礼品，大部分丝绸成了他们牟取私利的商品，客观上倒使大批丝绸提前进入西域的市场。

　　经过短期接触就要吸引西域各国派出使者去遥远的长安朝拜，对张骞和后继的使团来说并不容易。但这又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所以随同使团回到长安的西域使者中很可能有一些只是精明而胆大的商人。好在汉武帝只要能感受“万国来朝”的尊荣，绝不会要求主管部门认真核对来使的身份。这批西域商人在获得丰厚的赏赐品后，肯定不会全部上缴本国的统治者，只能像那些“汉使”一样用于个人经商牟利。长安和汉地价廉物美的丝绸更激发起他们长途经商的热情，有些人从此成为往返于汉朝和西域之间的丝绸商人。

　　物以稀为贵和商品逐利的客观规律，使汉朝的丝绸很快在西域向西流通，最终进入罗马。罗马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再贵再多的丝绸也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何况能进入罗马的丝绸毕竟数量有限！超高利润驱使一批商人不畏从艰险，长途跋涉于这条丝绸之路，不少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后人在沿路发现的累累白骨见证了这一残酷的史实。

　　既然如此，作为丝绸原产地和输出地的汉朝、唐朝商人，为什么不捷足先登呢？难道他们没有商业头脑，看不到商机，不想发财吗？当然不是，连那批应召的“汉使”都在西域当上了业余商人，翻阅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更能见到一个个商业奇才。可是商人在社会上的整体地位是很低的，而且从秦始皇到汉高祖、汉武帝都将商人置于社会的底层，压制打击不遗余力。如秦朝规定商人的户口必须登记于商籍，而且子孙不得改变身份。正常征发兵役、劳役不足时，商人是仅次于罪犯的候补征发对象。汉高祖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出行时不能乘车，还加征税收使他们经营困难。汉武帝将盐铁收归官营，断了一群大商人的生路，鼓励民众举报商人的财产并将部分没收的财产作为奖励（“告緍”），更直接掠夺商人长期积累的财富。汉朝实现严格的户籍管理，商人要离开本县外出经商，必须向县官申请，将自己的“名数”移到外出人员项内，才能获得证明其合法身分的文书，以备各地关津的检查。边疆地区更是严密防范，连合法在那里服役的士兵及其家属，都必须持有记录完整的文书，以便核查。在出土的居延汉简中可见到实例，在一支木简上写着户主某某，某郡某县某里人，几岁，身高几尺几寸，（肤色）黑色，或黄黑，有的还注明“多须”；接着是妻子及子女的姓名、年龄，包括婴幼儿在内。从汉朝至唐朝，出于军事或安全的原因，在西部和北部边界都禁止本国人出境。即使是在边境安宁的阶段，也严格防范。西汉后期与匈奴和好，但在长城沿线各关隘的查禁丝毫没有放松。匈奴人很不理解，汉朝官员直截了当说明，这不是为了对付你们，而是防止我们自己的百姓偷渡。玄奘西行取经，到瓜州边境时就无法出境，他求法心切，只能冒险偷渡，要不是遇到信佛的边防长官，后果不堪设想。

　　《史记》中记载了两例民间的商品输出，一是张骞在大夏见到由身毒（印度）转卖过去的蜀布和邛竹杖，一是唐蒙在番禺（当时南越国都，今广州）吃到由蜀地经水路运来的枸酱。前一例显然是民间的贩运，所以官方一无所知。后一例则完全属走私，因为事后唐蒙向在长安的蜀地商人打听，对方明确告诉他：枸酱是蜀地特产，大多是由当地人偷运出去卖给夜郎人了。

　　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一直没有对外贸易的概念，自然更没有这样的需求。因为一则天朝无所不有，无需仰赖外人；一则天下本来都是我的，即使在境外有我需要的东西，也不应该出钱去买，或用其他物资去交换，只要让对方进贡就是了。像汉武帝听说大宛有天马（汗血马），就派使者带了黄金去要求对方进贡。黄金不是用来买天马的，而是作为对进贡的赏赐。来自外国的商人只要打着“朝贡”“进贡”的旗号，不仅通行无阻，吃喝全包，还能获得比商业利润高得多的“回赐”。因为天朝历来实行“薄来厚往”的原则，从不计较经济利益。就连外国商人购买中国商品出口，一般也免除税收。所以在这条“丝绸之路”上历来只有“胡商”或“商胡”，连敦煌石窟中留下的壁画也是“胡商遇盗图”。

　　杨衔之的《洛阳伽蓝记》记录了北魏时期洛阳的商业盛况：

　　 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所谓“附化之民”实际大多是来洛阳的境外客商，因为事业成功获得丰厚而定居。而那些奔走在葱岭以西直到大秦（罗马），将“天下难得之货”贩运到洛阳的，也都是“商胡贩客”。唐朝长安城中的商人几乎全属“胡商”，特别是来自费尔干纳盆地的粟特人。但迄今为止还未发现中国商人出境经商或利用这条“丝绸之路”外出经商的记录，在“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的范围内也没有发现中国商人曾在那里活动的证据。

　　

　　五、“丝绸之路”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但古代中国也未加以利用，在外界的文化大量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几乎没有主动传播自己的文化

　　在信息的远距离传播途径还不存在的古代，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的传播都离不开具体的物和人，而人是其中最活跃的载体，物也是靠人传输的。既然在“丝绸之路”上流动活动的人基本上都来自中国以外，传播的载体也只能依赖这些人。就是汉朝、唐朝控制着“丝绸之路”的阶段，在玉门关、阳关以西来往的人中也只有官员、使者、将士，他们都有各自的公务，对传播文化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更重要的是，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对外传播文化的目的，缺乏这方面的动力，更不会有积极性。前面已经讲过，至迟在孔子的年代，中原的诸夏已经形成了“夷夏之辨”的观念，即将周边的“夷狄”与自己（“华夏”）严格区别开来，而“夷狄”虽也是人却没有开化，本质上与禽兽无异。所以华夏不必要、也不可能教化他们，孔子的“有教无类”是不包括他们的。只有其中主动“向化”的人才有被教化的可能，才有接受文化传播的资格。等他们完全接受了华夏文化，才能完成“由夷入夏”的转化。

　　这种“夷夏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直到鸦片战争后还是如此。甚至在被迫签订的条约中已承诺不能再称“英夷”“法夷”，官方在非正式场合照旧称外国人为“夷”，民间则称之为“番鬼”“洋鬼子”。而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名称，直到解放后才下了禁令，在出版物中不许再沿用反犬旁（犭），如獞、猺等字，一律要改为人字旁的僮、傜等，进而都改为壮、瑶等。晚清的知识分子面对外国一些明显优于中国的事物，在不得不承认的同时却千方百计在中国历史上寻找根据，以证明“中国古以有之”，甚至认为这是夷人窃取中国文明的结果。我上世纪40年代出生于传统文化发达却比较开放的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镇上出过不少学贯中西的学者，出过洋、留过学、见过外国世面的人也不少，但从小依然听到过种种丑化外国人、外国文化的说法。如中国人请外国人吃汤圆，外国人百思不得其解：中国人是怎么将馅放到米粉里面去的。还说外国字为什么都是弯弯曲曲的呢？因为孔子骑着一头毛驴到外国去，毛驴拉的屎留在地上。外国人认为这是圣人留下来的，肯定有讲究，所以他们写的字就模仿驴屎的样子，是弯弯曲曲的。

　　既然认为境内外的蛮夷还不配接受中国文化，当然就不会主动去传播。尽管“丝绸之路”提供了人员来往的便利，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向外派个一位文化使者、教师，更没有在外国办过一所孔子学院。境外的汉字文化圈的基础是中国历代的藩属国，如朝鲜、越南、琉球等。日本已属外国，只是因为一批日本人诚心“向化”，主动来中国学习，才传授他们。

　　我们一直夸大了汉朝、唐朝的开放，凭想象将唐朝称之为最开放的时代。其实汉唐的开放是相对于其他朝代的不开放或封闭而言，唐朝并没有摆脱“夷夏之辨”的局限，不存在真正开放的机制，是开而不放，传而不播。一方面，唐朝的大门的确开了，大明宫里出现“万国衣冠拜冕旈”的盛况，据说朝堂里突厥等外国人占了一半。长安城里也到处是胡人、胡商、胡姬，听的是胡乐，看的是胡舞，吃的是胡饼、胡瓜、胡豆、胡麻。另一方面却从来没有放本国人外出，或允许本国人出国贸易、游历、考察、学习。迄今为止能查到的屈指可数的出国记录都是出于偶然或例外，如玄奘是为了取经，且属非法闯关；杜环是怛罗斯之战中阿拉伯军队的俘虏；近年在西安一块碑文中发现的那位到过大食（阿拉伯）的墓主是奉命出使的宦官。所谓传而不播，就是只向主动来唐朝学习且被认为具备资质的人教授语言文化，从不主动对外传播。

　　早在公元2世纪，中国已形成成熟的造纸技术。但由于一直没有对外传播，这项重要发明并未影响“丝绸之路”的另一端，西方继续沿用古埃及的纸莎草纸。直到公元751年的怛罗斯之战，阿拉伯人从唐朝军队的俘虏中发现一批造纸工匠，中国的造纸术才传到阿拉伯，取代了纸莎草造纸，以后又传到欧洲。

　　所以不要凭想象就认为，既然有了“丝绸之路”，那么古代中国的文化都已经通过这一道路系统传到了沿途或另一端。事实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事物数以百计，而从中国传出去的数量很少，其中由中国主动外传的屈指可数。

　　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今天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没有直接关系，并非“丝绸之路”的延续或再造，而是史无前例、前无古人的伟大创新。“丝绸之路”出于外界的主动，中国只是被动的接受，有时甚至不愿意接受。而“一带一路”是出于中国的主动，只有获得外界的响应和合作才能成功。“丝绸之路”的利益主要为外界所得，贸易的利益主要为“胡商”所得，而“一带一路”的目标是形成利益共同体，并进而建设人类共同体。古代中国受益于由“丝绸之路”传入的文化，通过“一带一路”中国乐意展示自己的文化，并根据外界的意愿和需要传播自己的文化。“一带一路”为文明互鉴提供了畅通的渠道和丰富的方式，必将超越“丝绸之路”，使人类臻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

　　【注】文章原载于《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责编：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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