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9年新疆考古收获2019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完成主动性考古发掘16项、配合基本建设考古10项，累计发掘遗址面积13600余平方米、墓葬370余座，出土各类文物千余件，获得一批重要发现，考古发掘与研究取得新进展。考古调查、发掘新收获2019年，主动性考古项目仍是推动新疆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的突破点，在2018年基础上新增5项，这些项目地域分布横跨天 ...

来源：《西域研究》2020年第3期

2019年新疆考古收获

2019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完成主动性考古发掘16项、配合基本建设考古10项，累计发掘遗址面积13600余平方米、墓葬370余座，出土各类文物千余件，获得一批重要发现，考古发掘与研究取得新进展。

考古调查、发掘新收获

2019年，主动性考古项目仍是推动新疆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的突破点，在2018年基础上新增5项，[1]这些项目地域分布横跨天山南北，时代自旧石器时代延续至宋元时期，学术目标明确、学科研究多样、发现与研究成果丰硕，有力地促进新疆考古深入发展。基本建设考古在配合相关地州经济、民生和文化建设顺利开展的同时，不断加强课题意识和学术意识，新成果不断涌现，极大丰富了新疆考古材料。

1.石器时代考古

自2016年起，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发掘的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阔依塔斯村东北的通天洞遗址，一直是新疆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头戏，曾荣获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2019年持续在洞外旷野发掘，清理面积150平方米，发现柱洞1个、灶坑6处，柱洞和灶坑中均有石块。出土遗物中最多的是动物骨骼及带有压印纹的陶片，另有陶、石纺轮与石珠，还新发现了鋬耳陶器。多学科研究发现遗址存在46科植物，反映出环境的变化。植物考古分析表明，黍可能为遗址主要农作物，小麦次之，粟、皮大麦和青稞占比相对较少。通天洞周边地区的考古调查也有收获，如在遗址东南部采集到旧石器，在吉木乃县东南乌尔禾区周边（准噶尔盆地北缘）发现了较多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以通天洞遗址发掘为重点的考古工作填补了新疆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对了解新疆地区四万多年以来古人类演化发展过程，确立区域文化发展的序列具有重要意义。

2.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考古

新疆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考古材料丰富，研究深入，也最为学界关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3家科研院所，以天山山脉为轴心，以重点遗址的科学发掘为切入点，逐步推进这一时期新疆考古文化和年代序列的建立。

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发掘的尼勒克县科蒙乡东吉仁台沟口遗址，因发现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使用燃煤遗存而闻名，获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3]。在前一年工作基础上，2019年发掘高台遗存的东北部和中部，发掘情况表明高台遗存为一大型墓葬，由方形高台坟冢（面积近1.5万平方米）和半地穴式墓室（图1）构成，高台四周用加工整齐的方形石板错缝垒砌成高1~2米的石墙，墙底横置大石板，墙外地面用附近红土铺垫。在北墙东端外侧墙体上发现羊、马图案的岩画。高台上清理出东北—西南向石条带17条，由小型角砾石或卵石堆筑，似由高台中心向四边辐射扩散。墓室位于高台中心，平面略呈甲字形，由半地穴墓室、外侧红土墙和石围墙构成，出土遗物较少，主要为陶片和石器。陶片多为素面，少量饰有暗弦纹、填平行斜线的倒三角纹、圆圈纹、指甲纹和刻划纹。石器中饼形器占多数。另有铜锥、凿、针等小件铜器。该墓葬为目前新疆乃至欧亚草原发现的青铜至早期铁器时期面积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石构墓葬。[4]

图1 吉仁台沟口大墓墓室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联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连续4年发掘的博州温泉县呼斯塔遗址，是西天山区域青铜时代另一重要发现。[5]2019年发掘遗址核心区石构建筑组合西侧室、围墙西北转角和核心区西南部2座石人墓。西侧室面积约340平方米，由一道隔墙分割为南、北两部分，门道南向。北部有灶址，灶前灰坑内出土山羊骨骼，沿西、北、东三面墙体，修筑有地台；围墙西北转角墙体筑法有别于房址墙体或院墙采用石块垒砌内外立面、中间填土和碎石的方式，而直接用砾石垒砌成实心墙，宽约2~2.5米。年度工作出土陶片2000余片、骨器66件、石器26件、铜器8件。

东天山区域这一时期考古工作主要由西北大学承担。2017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联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巴里坤县海子沿遗址遭破坏的土丘进行发掘，确认土丘为一处公元前1300~前800年的大型石土混筑房址。[6]2019年持续清理房址东北、西南部分，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全面揭露房址主体结构。房址有外门道3处，分别位于东北部、东部和东南部，门向东或东南开。房址内部，由石墙分隔成11个大小不一的房间，之间有门道相连，其中F1-1、F1-3面积最大，墙体最高最厚，墙体内壁贴附木墙；F1-5、F1-6和F1-7内发现较多灶址和储粮陶器。年度工作清理灰坑287座、灶16个、灰堆5座、柱洞60个和晚期墓葬8座，出土陶、石、骨、金属器等遗物2000余件。遗迹遗物与巴里坤南湾墓地、兰州湾子遗址、石人子沟遗址、红山口遗址、泉儿沟墓地等发现较为一致，应属同类考古学文化遗存。该房址是目前东天山地区发掘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的单体建筑遗迹，至少经历3次连续的修建—使用—废弃过程，墓葬大多打破房址，从出土铁器及其仰身直肢或扰乱的葬式推测，时代约在公元前8～前1世纪。

由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的若羌县黑山岭绿松石采矿遗址，是一处年代约在公元前一千纪左右，功能分区完善、规模巨大的古代采矿遗址群。2019年在大面积考古调查基础上，持续对2018年发掘的东段2号矿点进行发掘，清理祭祀遗址1处、房址2座、采矿槽1处、石锤修整堆1处、草料堆1处，出土石器、木器、骨器、铜器、陶器、纺织品、皮毛制品、植物纤维编制物、绿松石、玉髓等遗物以及大量动植物遗存。祭祀遗址长约2.1米，宽约1.4米，周围有用火后遗留的灰烬，堆上发现大量骆驼骨骼，骨骼下放有采矿石锤（图2），石锤下有2个用羊毛捆绑在一起、带羊角符号的木器以及其他小型兽骨、石锤、带符号木器、陶器口沿、玉料、木炭颗粒等，似为祭祀活动所留。房址为半地穴式，F1近正方形，F2呈椭圆形，均发现有踩踏面，房内各出土石磨盘1组。石锤修整槽呈椭圆形，长2.4、宽1.2米，内出土大量残破石锤，石质基本相同。此外，调查新发现60余处矿坑，进一步验证了黑山岭遗址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大的绿松石采矿遗址，否定了新疆早期绿松石“西来说”的观点。

图2 黑山岭绿松石采矿遗址出土采矿石锤、石球（先怡衡提供）（1.石锤；2.石锤；3.石球）

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发掘的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以往多被认为是汉代前后的城址。经两年工作，现已确定该城址主体年代在公元前400~前200年左右，遗址经历了从小型聚落到城市的衍变，是目前新疆考古发掘唯一明确为早期铁器时代的城址。2019年重点发掘南垣缺口处与城中高台西南角，清理不同时期遗迹115处，出土陶、石、金属、琉璃等小件遗物214件，发现大量动物骨骼。发掘表明，南垣城墙下有基槽，墙外有早于城址修建时期的沟渠与道路，沟口宽6.27、深1.8米，道路宽6米。城中高台平面为椭圆形，由台体中心向四周用泥块或土坯分阶段垒砌而成，台体中心建筑以小泥块垒砌的建筑年代最早，且外侧有明显火烧痕迹。高台以西的城内发现有窖穴和成排柱洞，推测为棚架结构建筑。虽然发掘出的许多现象和问题尚未有合理的认识和解释，但随着工作的深入，该城址的具体形制、堆积序列、文化性质、生业形态等问题终将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对研究新疆地区早期文明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除以上主动性考古项目发现外，配合塔城、阿勒泰、伊犁、博州等地基本建设项目而开展的考古发掘，发现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墓葬82座、祭祀遗迹1处、石堆遗迹14处。沙湾县加尔肯加尕墓地，清理墓葬3座，出土环首小铜刀、单耳陶罐、刻划纹陶片、鋬耳等遗物，墓葬年代从青铜时代延续至早期铁器时代。

阿勒泰萨吾尔孜墓群，清理墓葬30座、祭祀遗址1处，出土陶罐、铜镜、串珠、鹿石等遗物，墓葬时代早至青铜时代，晚至早期铁器时代，祭祀遗址平面近圆，直径20.7、高1.5米，为三重圈层石构建筑，是阿尔泰山南麓、额尔齐斯河流域首次发现的青铜时代祭祀遗址。博乐市保尔德I号墓群，清理墓葬12座、石堆遗迹14处，墓葬形制主要是竖穴土坑墓，葬具有石棺和木棺，另有少量的半地穴石棺墓。葬式多为侧身屈肢葬，少量仰身直肢葬和火葬，属青铜时代遗存。伊犁州库尔尕克开斯克北墓群，清理墓葬37座，形制多为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偏室墓，出土陶、铜、金等器物46件，其中1件青铜蹬形马衔（图3）保存完整、纹样繁缛，距今约2700年前后。

图3 青铜蹬形马衔（2019XZKM2：1）（张杰提供）

3.汉唐考古

汉唐时期考古是近年新疆考古的重点，以西域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等项目为依托开展的汉唐军政设置体系考古，取得重要突破。

北京大学联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连续两年对轮台县卓尔库特古城内城东高台区域进行发掘，明确了东部高台为夯筑台基，上部依南北长墙用土坯建有大型房址，房址为土坯棚架式，且有多次修建利用痕迹。城址营建于战国中晚期，沿用至魏晋时期废弃，主体使用年代在两汉。2019年，集中对高台南部进行发掘，清理房址2座（包括多处柱洞）、棚架遗迹6处，城墙墙体62米，冲沟1条，出土陶片2000余片，兽骨近300件，骨器10件、铜器6件，铜钱近20枚，铁器8件，石器20件。发掘工作明确了内城东北部高台为平面近似长方形的城址建筑，外筑大围墙，与内、外城共同构成三重城结构。高台城址墙体历经多次修筑、补筑。高台南、东墙外，不同时期均搭建一圈棚架式建筑，为附属建筑。城内、外建筑均有大面积过火现象，或遭大火焚烧废弃。出土遗物，既有来自中原地区的遗物，又有受波斯影响的遗物，并显示出与龟兹文化关系密切。综合判断，该城址为汉—魏晋时期丝绸之路一处等级较高的中心城址。

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的奇台石城子古城遗址发掘，已连续6年开展考古工作，对城址年代、城墙结构、文化层堆积和重点遗迹分布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2019年度，集中发掘子城中部，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清理居址26间，排水沟2条，通道1条，柱洞132个，火塘1个，灰坑42座。出土大量瓦等建筑材料及陶、铜、铁、石、骨器等遗物。清理出的遗迹据叠压打破关系分为四期，第一期位于发掘区北侧平台及西南角坡地上，存居址15间，东西向排房式布局，坐北朝南；第二期居址多被第一期破坏，仅存部分柱洞遗迹，可复原2间；第三期位于发掘区西南部，存居址5间，其中4间呈东西向排列，另1间居南，中间由一条巷道通连；第四期位于发掘区南部，存居址3间。第一至三期居址为地面起建与半地穴式两种建筑方式。地面起建居址位于北部平台上，平台经垫土夯打取平。墙体多夯筑，部分为土坯垒砌。支撑柱多位于墙体内，部分墙体两侧贴一层排木，外表抹草拌泥并刷白灰，墙地脚及转角处涂红，推测房顶覆瓦，椽头挡盖云纹瓦当，居址北、东部依地势修建有排水沟；半地穴式居址多位于西南低洼处，利用减地法构筑，北壁依托台地高坡开挖，南部筑墙，木柱多立于墙壁边脚处。初步判断四期遗迹的年代均在两汉之际，晚期居址内出土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中含有大量木炭及未烬木柱，推断其可能毁于火灾。年度工作获201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实施的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发掘，2019年除继续清理内城西门南侧的院落遗址与门前城壕外，重点发掘外城南门附近佛寺遗址6号建筑基址和疑似内城南门处。清理出大型高台佛殿遗址1座，灰坑26个，沟渠1条，发现铜钱、铜十字架、滑石器、砖、瓦当等文物百余件，残陶片近1吨，动物骨骼10袋。发掘表明，6号建筑基址为佛教寺院中一座佛殿的高台基址，东西残长24、南北残宽21、残高6.5米，由上、下两部分构成，下部为高大夯土台基，基址外有围廊遗迹，东部两端有墩台。上层基址分为南北两个房间，南侧房间地面涂抹石灰层。6号基址与之前发掘的5号佛塔构成了外城南门内一处规模较大的、高昌回鹘时期的佛寺遗址。疑似南门处的发掘并未解决城门问题，发掘者认为此处可能为南侧城门，也可能是作为南墙军事指挥和警戒中心的一处敌台遗址。城内出土的景教铜十字架、滑石石圭、联珠莲瓣纹残瓦当、莲花纹地砖（图4）等也从侧面反映出北庭故城延续时间长、文化面貌复杂的特点，内城可能为唐代最早建设的庭州城，后相继成为北庭都护府、高昌回鹘汗国夏都、元代宣慰司、都元帅府的核心区所在。

图4 莲花纹地砖（郭物提供）

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的奇台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在2018年工作基础上，2019年围绕浴场遗迹、城址中心6号院落东南部和城址东门开展发掘，清理灰坑154个、灰沟15条、房址2处、水井4口、墓葬6座、城门址1处，出土陶器、瓷器、铜器、铜币、铁器、骨角器、石器等遗物295件。对浴场的清理，进一步揭露出进水井、排水井、灶址、东侧房址等配套建筑，初步判断浴场主体使用年代在高昌回鹘时期，至蒙元时期废弃后被改造利用。对城址中心6号院落东南部的清理，明确了院落为减地法构筑，房址内有多层堆积，院落东南部发现多个袋形窖穴，出土较多唐代遗物。城址东门位于东墙偏北部，为一处凹陷洼地，斜坡状通向东侧水磨河，门址被晚期活动破坏，仅保留宽约5米的门道，根据堆积判断门址建成后曾遭毁坏，后经夯土重修后使用。在发掘基础上，对城址开展了全面的考古勘探，确认了城墙的位置和走向、北侧护城河的位置和结构，发现城内数条道路，基本摸清了城内房址、水井、灰坑等遗存的分布和地层情况。[8]

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9]因2016年配合维修加固，清理出唐代文书，于2019年转为主动性考古发掘。遗址位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境东部的荒漠地带，由烽燧本体、居住房屋等建筑构成，烽燧平面呈方形，立面呈梯形，下底边长6米、顶部边长残长3.3米，烽燧高约7米，由土坯夹芦苇草、中部夹放胡杨立木垒砌而成。烽燧西侧发现三间直接在生土面向下“减地”而成的半地穴式房屋，房内靠墙掏挖柱洞、内栽胡杨木柱支撑顶棚，门道开于东墙。在烽燧西南角发现一处“垃圾堆”遗迹，清理出土各类遗物千余件（组），其中包括纸质文书、木牍600余件（组），字迹清晰，字体多为楷书、行草，部分可见“开元”纪年字样。木牍所记内容主要为烽铺与游弈所之间的“计会交牌”与平安火制度，记载“计会交牌”制度的木质实物标本尚为国内首次发现。纸质文书出土时基本呈团状，经初步释读，确认为唐开元年间游弈所与下辖各烽铺及上级管理机构榆林镇之间符帖牒状的军事文书，详细记录与孔雀河沿线烽燧有关的各级军事设施名称，表明孔雀河烽燧群一线的军事防线，被称为“楼兰路”，而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是“楼兰路”沿线一处游弈所，负责管理附近若干烽铺。文书另有授勋告身、账单、私人信札、书籍册页、文学作品等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学诸多方面。遗址伴出“开元通宝”等遗物，碳十四样品测年数据也表明该遗址年代为唐代。相关发现弥补了文献资料关于唐代军镇防御体系记载的不足，为深入了解唐代中央王朝对西域管辖治理和唐代驻边士兵生活提供了直接资料，获国家文物局2019年“考古中国”丝绸之路重大考古成果。[10]

属于这一时期的重要发现还有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哈密市拉甫却克墓地，该墓地位于天山南麓白杨河中游东岸台地，南距拉甫却克古城70米，分布墓葬100余座。2019年清理墓葬62座，墓葬形制主要有斜坡墓道墓、偏室墓和地面葬三类。斜坡墓道墓19座，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有单人、双人或多人多次葬，5座墓内有彩绘木棺，随葬有“开元通宝”、仿东罗马金币、漆木碗、金戒指等遗物。偏室墓19座，葬式多以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为主。墓道呈长方形者，墓主多为男性，无葬具，随葬品多为单耳陶罐；墓道呈长圆形者，墓主多为女性，多以箱式木棺为葬具，随葬有铜镜、漆盒、“开元通宝”、萨珊波斯银币、发簪等器物。出土铜镜中有“四神十二生肖”铜镜，纹饰繁复、雕刻精美；又有“上方作竟”铜镜，龙虎纹图案雕刻精致，并铸“上方作竟佳且好，明而日月世少有，刻治今守悉皆在，长□□二亲矣□”28个汉字铭文，为新疆首次发现(图5)。地面葬墓21座，墓室窄长，多已被扰，以多人葬为主，出土银耳环、“开元通宝”、蜻蜓眼玻璃珠等，同类器物在新疆历史时期遗存中，仅见阜康白杨河墓地唐宋时期墓葬。据墓葬形制、随葬遗物及测年数据可知该墓地年代为唐宋时期。墓地的发现，为研究唐代伊州史地及唐宋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图5 哈密市拉甫却克墓地出土文物（王永强提供）

1.金戒指（M22：5）（戒面兔形图案）；2.萨珊波斯银币（M2：1）正面；3.“上方作竟”龙虎纹镜（M35：3）；4.四神十二生肖镜（M25）

库车县乌什吐尔古城是2019年新增主动性考古项目，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遗址位于库车县与新和县交界的渭干河东岸台地，与新和县夏合吐尔遗址隔河相望，距库车县玉奇吾斯塘乡西5千米，总面积近2万平方米。2019年工作在古城中部开展，清理出带后院的梁柱式房址1间，灶坑2个。出土较多陶片（绿釉陶、黄陶、红陶），部分陶片上写有龟兹文，另出木器残件、铁器残件、骨头、炭灰、铜饰残件、铜钱、石膏佛造像等遗物。房址平面形状近方形，面阔五间，总面积296平方米。西墙、北墙各发现柱洞六个，南墙发现两个，屋顶坍塌，顶部结构不详，其坍塌的白灰层上绘红色图案。房址正中发现有疑似灶坑的用火痕迹，东北角有高于地面类似“馕坑”的灶，东南角有“L”形角台。从房内地面出土的“建中通宝”大体可以确认该建筑的使用年代不晚于唐中期。房址北面的院落与该房址与城址马面等均存在有叠压关系，反映出整个建筑自北向南先后建造的顺序。结合遗址的平面布局、建筑分布及出土遗物，发掘者基本确认该遗址为佛寺建筑。

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的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县石头城遗址，地处帕米尔高原，建筑艺术独特，文化遗存丰富。自2015年起，已连续发掘5年。在往年工作基础上，2019年对外城北区山梁东端的石堆石围、北子城西南堆积、北子城东南崖下、外城西门进行清理，出土五铢钱、铁器、彩塑残片、陶灯、有字树皮等文物。在清理外城北区山梁东端的石堆石围遗迹时，新发现外石围残缺的东北部，确定了外石围的闭合结构。在北子城西南堆积中，出土较多遗物，在东部堆积的角砾层中发现排列规律的树枝，插埋于碎石中，呈南北向分布，树枝之间用细树枝编成的细绳水平相连固定，形似篱笆，似以加筋的方式筑牢碎石结构。在外城西门石墙下，发现规律排列的石块，判断为西门瓮城的部分墙基。发掘工作推进了对石头城遗址形制、布局、性质等问题的进一步了解。

喀什莫尔佛寺遗址亦是2019年新增主动性考古项目，也是唯一一处明确为佛寺遗址的宗教遗存。遗址位于喀什市东北30千米处，距伯什克然木乡莫尔村东北4.5千米，年代可能始建于公元3世纪，延续到10世纪前后。2019年，中央民族大学联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集中清理2处建筑基址，分别为I、II号，均开口于表层砂粒土下。I号建筑位于遗址核心区两佛塔之间中部偏东区域，平面呈长方形，西北—东南走向，长16.2、宽12.1米，西墙保存较好，以土坯垒砌。东、南、北墙因地势变低，地上部分几乎不存，仅存一、二层土坯墙基。整个建筑可能有两个大门，一个位于南墙中部，一个位于东墙中部偏北。建筑内部由6个房间组成，其中西北角房间内紧贴南壁发现灶台，应是伙房，发掘者认为该建筑可能是僧房遗址。II号建筑位于北佛塔即方形佛塔南侧，为一处佛殿和僧房合一的寺院遗址，已完成北半部的清理，建筑整体呈长方形，长21.6、宽15米。一条西北—东南向主墙将建筑分为东西两半，东部为大型佛殿，已发现房址6间，正中是长度超过10米的正殿，沿主墙建有佛台；北部房间正中亦有佛台，有2个房内出土大量石膏塑像残块。西半部为僧房建筑，发掘7间，布局与I号建筑类似。

除以上9项主动性考古发现外，特克斯县喀甫萨朗四号墓群清理的6座墓葬年代约在汉代，300平米遗迹年代在商至汉；巴楚县考古调查的8处烽燧遗址，推测年代为唐代；温泉县呼斯塔遗址发掘的2座石人墓，推测为5~8世纪墓葬。

4.宋辽金元明清考古

唐代以后的考古发掘，一直是新疆历史时期考古的薄弱环节。2019年，博乐、喀什等地发现的这一时期遗存，极大补充丰富了新疆这一时期的考古资料，为新疆历史时期年代序列的建立与文化面貌的认识提供了学术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连续两年在喀什汗诺依古城遗址实施发掘。2019年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对城墙、壕沟、城门位置、窑址、作坊区、仓储区等遗迹有了初步认识。城墙厚6.5米，采用当地传统的内、外双墙夯筑方式修筑，拐角为方形，底部实心、顶部有廊道，无基槽，分早、晚两期；城外有环城一周的壕沟，宽6、深3米；城门开于南城墙中部，宽约4米，环壕在此中断。窑址位于古城东北60米处，砖砌方形半地下立式窑，边长3、深2米，拱顶残存0.3~0.6米，

两壁各有烟道5个，火塘内壁附着高温烧制的绿色块状残留，可能为熔炼金属或玻璃的作坊。在距方形城堡800米处的高地陶片密集区，清理灰坑28个，其中7个出陶片、炭灰和动物骨骼。在东城南部500米处发现13处大坑，面积约70平方米。大坑于生土层直接掏挖，坑内各放置大瓮1个，残高0.14~0.62米，腹径0.72~1.04米不等，内壁和瓮底涂灰白色膏状物，疑为储藏粮食之用。年度工作出土陶片、玻璃片、铜币、铜片、玉石玛瑙等遗物450件，可资断代的钱币有“开元通宝”“政和通宝”“大观通宝”（图6）等，初步推测古城营建于唐中期，沿用至宋元时期。

图6 “大观通宝” （艾力江提供）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6~2017年曾对博乐达勒特古城遗址进行调查、勘探和发掘，初步明确了古城形制和基本年代。2019年在以往工作基础上对内城东门、西北角及外城西墙作了重点发掘，清理房址、灰坑、灶址、墓葬、井穴和窑址等遗迹108处，出土大量陶片、兽骨及200余件（组）小件器物。发掘表明，内城东门两侧夯筑墙体地基宽约6.3米，外包土坯，中有横木以为门限，门道宽约4.3米。城门内南北两侧均有明显的破坏迹象，地势整体低于门道，北侧大坑状遗迹内出土陶灯、石膏、铁钉、琉璃珠等器物。南侧清理出灰坑5处、大坑1处，及叠压在灰坑与大坑上的晚期房址1处、东西向土坯墙2道。内城西北角的发掘，清理出土坯房址2处，门均东向，出土陶罐、琉璃珠、陶鸟、陶纺轮、鸡蛋、切割鹿角等遗物。对墙体的解剖表明，墙体直接夯筑于垫土之上，后被晚期灰坑打破，灰坑内发现有铜镜、石球、酱釉瓷碗、琉璃镯、釉陶碗、建窑瓷片等遗物。在外城西墙处，清理灰坑75处、灶址和房址各2处、墓葬2座、窑址和井穴各1处；墙体通宽约4.5米，直接建筑于地面，为晚期灰坑、井穴、窑址所破坏。通过对内城西北角城墙和外城西墙下垫土中碳十四标本测年，证实内城早于外城的推断，结合出土遗物以及遗迹间的叠压、打破关系，推断古城历经喀喇汗王朝、西辽、察合台汗国三个时期，现有考古材料不支持该城为唐双河都督府的推断。

除以上2项主动性考古工作之外，配合巴里坤县基本项目建设，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施工范围内清理40座清代墓葬，出土彩绘棺木、衣物及敛布、香囊、配饰、头饰等遗物，纹饰精美、工艺精湛，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此外，还对乌鲁木齐水磨沟清代吴氏墓地进行发掘。

考古资料整理与研究

近年，各工作团队持续加大资料整理力度，2019年显现出一定成果。2016年北庭故城南门考古[11]、鄯善县吐峪沟西区中部回鹘佛寺考古[12]以及2018年奇台县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13]等一批近年发掘资料得以刊布。积压考古资料整理得以推进，《新疆洋海墓地》[14]考古报告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考古报告分上、中、下三卷，以墓葬为单位，系统、全面介绍了2003年以来吐鲁番洋海一带发掘的500多座墓葬及3000余件随葬品，并对该墓地出土人骨、毛纺织物、植物遗存、动物骨骼、金属器等开展专题研究，该批资料的整理与公布对于建立吐鲁番乃至新疆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15]

考古研究方面，主要涉及出土文物专题研究、文化交流研究和学术史回顾等方面。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实施的“西域都护府遗址群遥感考古研究与综合验证”项目推出阶段性成果，[16]研究者对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开展遥感探测分析、地球物理探测和田野调查，并对遥感异常区域进行物探和钻探验证，发现疑似壕沟、城墙和城门等遗迹，初步探明遗址内部结构。研究者通过对哈密柳树沟墓地出土青铜器开展科技分析，认为该墓地与天山北路文化铜器一脉相承，部分青铜矿料来自伊犁地区，较多铜器矿源与甘肃西部地区铜矿联系密切，说明东天山地区极可能同时与新疆西部伊犁地区及甘肃西部青铜文化存在文化交流与互动。[17]戴玥分析了早期铁器时代欧亚草原东部的青铜镞，认为青铜镞形态的变化反映其机能不断改良，是欧亚草原不同族群矛盾冲突加剧的体现。[18]朱歌敏梳理分析了考古出土先秦至唐代新疆古代面食及面粉加工工具，将面粉磨制技术分为萌芽、过渡和成熟三个时期，认为伴随石转磨等粮食加工工具的传入，西域同中原地区在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进一步密切，使面粉加工水平得以提升，面食加工技术得以发展。[19]仪明洁系统梳理了近年在阿勒泰、塔城等地发现的打制石器，综合分析了俄罗斯、蒙古国等邻近区域以及国内发现的相关石器遗存，认为目前新疆北部石器时代遗存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莫斯特技术阶段，以通天洞遗址为代表，大体年代为距今4~5万年；第二阶段为石叶技术阶段，以骆驼石遗址为代表，大体年代为距今2.5~4.5万年前后；第三阶段为细石叶技术阶段，多为地表采集，最早年代不早于末次盛冰期，晚可达铜石并用时代，三种技术的过渡阶段有年代上的重合。研究者经分析通天洞遗址和金斯太遗址，认为掌握莫斯特技术的人群对高纬度地区有独特的适应策略。经分析骆驼石遗址与青藏高原尼阿底遗址，认为两批遗存或为掌握同一技术人群所遗留，文化面貌上的差异性是由人群的不同分支、处于技术的不同演化阶段、适应不同区域环境等原因所致，体现石叶技术人群生存能力的飞跃。经分析中国北方地区细石叶技术遗存状况，认为新疆北部细石叶技术遗存持续到铜石并用时代甚至更晚阶段，与小规模狩猎采集组织的持续流动相关。[20]

2019年，部分社科基金项目推出阶段性工作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动物DNA视角下的丝路文化交流研究”阶段性工作，详细梳理了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遗存研究史，指出新疆是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的重要分布区域，目前学界在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的分布与命名、分期与年代，来源及与境外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关系等方面研究取得一些重要进展与成果；但在诸如“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年代序列和分期”等问题上仍存在争议，而关于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的经济形态、聚落形态和分布、社会结构、人群族属等研究目前处于起步或尚未开展阶段，文章对今后如何推进相关研究提出了见解和建议。[21]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1949年以后吐鲁番盆地考古发掘编号与考古史的初步构建”阶段性工作，对1949年以后新疆吐鲁番鄯善县考古发掘及其编号[22]、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墓葬发掘编号[23]进行整理研究，总结出鄯善县考古发掘工作的规律和特点，梳理出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编号的四个系统和哈拉和卓墓地发掘编号的两个系统，为课题后续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2019年，新疆考古调查与发掘所涉及的遗存，在年代上自旧石器时代延续至明清，填补了以往一些时段的空白，年代序列得以进一步完善。3项主动性项目分获2017~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一项获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丝绸之路沿线重要考古成果。积压资料整理逐步推进，研究领域不断细化、程度不断深入。

但同时也要看到，相对于新疆广袤的面积与多种文化并存的实际，现有考古发现与研究还不能支撑新疆考古年代与文化序列框架的完全建立，不少基础问题还未能得以解决。值得注意的是，新疆以往史前时期考古工作开展较多，相关遗址和墓葬材料较为丰富，而历史时期城市考古开展较少。近年，新疆考古加大历史时期城市考古工作力度，2019年实施的16项主动性考古工作中，历史时期城市考古占11项，这是新疆考古进一步聚焦服务国家大局，以考古成果实证一体多元中华文明历史进程的重要举措。但也要注意城市考古本身存在现象复杂、类型多样、持续时间长、工作难度大等特点，应以城市考古为中心，以区域考古为单位，梳理以往考古资料与成果，不断明晰新疆各区域考古年代序列与文化面貌，精耕细作，注重多学科合作，为遗址保护提供重要学术支撑，充实完善新疆考古学文化体系，实现新时代的新突破。

（本文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梳理、汇总2019年各考古项目工作总结和新疆考古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而成，更为详实、细致的材料有待于后期考古资料整理的深入开展和多学科研究成果的发布。）

[1]党志豪，侯知军，王永强：《2018年新疆考古收获》，《西域研究》2019年第2期，第145～151页。

[2]时达：《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文物天地》2018年5月1日，第120～123页。

[3]时达：《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文物天地》2019年5月1日，第120~123页；王永强，袁晓，阮秋荣：《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2015~2018年考古收获及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第133~138页。

[4]袁晓，罗佳明，阮秋荣：《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2019年发掘收获与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第120~125页。

[5]贾笑冰：《新疆温泉县呼斯塔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第139~141页。

[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等：《2017年新疆考古收获》，《西域研究》2018年第3期，第128~129页。

[7]《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结果公布》，十大考古办公室：《文博中国》2020年5月5日。

[8]任冠，魏坚：《唐朝墩古城浴场遗址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西域研究》2020年第2期，第58~68页。

[9]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雀河烽燧群中的1座，孔雀河烽燧群共有11座烽燧，沿孔雀河北岸呈东西向分布在库尔勒市至营盘古城之间长约150公里的范围内。

[10]赵晓霞：《“考古中国”4项考古新成果发布——实证古丝绸之路上的融合交流》，《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11月23日。

[11]巫新华，覃大海，陈代明，江玉杰:《北庭故城南门考古发掘情况与学术研究进展》，《新疆艺术》2019年2月，第4~13页。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鄯善县吐峪沟西区中部回鹘佛寺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4期，第58~73页。

[13]任冠，戎天佑:《新疆奇台县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收获与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第142~145页。

[14]吐鲁番市文物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吐鲁番博物馆：《新疆洋海墓地》，文物出版社，2019年3月第1版。

[15]伊铭：《〈新疆洋海墓地〉简介》，《考古》2019年第5期，第92页。

[16]于丽君，聂跃平，杨林，朱建峰等:《新疆轮台奎玉克协海尔古城空间考古综合研究》，《遥感技术与应用》2020年第1期，第255~263页。

[17]苏贝·乃比，王永强，张杰，宋国定，罗武干:《哈密柳树沟墓地出土青铜器科技分析》，《西域研究》2019年第4期，第73~82页。

[18]戴玥:《早期铁器时代欧亚草原东部青铜镞的发展与演变——以青铜镞武器机能的强化为中心》，《西域研究》2019年第2期，第97~112页。

[19]朱歌敏:《新疆地区古代面粉磨制技术发展探析》，《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3期，第122~127页。

[20]仪明洁：《新疆北部旧石器时代遗存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西域研究》2019年第4期，第64~72页。

[21]邵会秋，张文珊:《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研究综述》，《西域研究》2019年第2期，第113~121页。

[22]李亚栋，仵婷:《1949年以后新疆吐鲁番鄯善县考古发掘及其编号整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8月，第198~202页。

[23]李亚栋：《1949年以后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葬发掘编号辑考》，《唐史论丛》第二十八辑，第344~355页。

(执笔：索琼、张相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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