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8年，《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2014～2015年发掘》（以下简称为报告之二）正式出版，报告中尚未就南海Ⅰ号沉船的年代给出具体的意见。后来，笔者在南海Ⅰ号发掘项目申报“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材料中，见到了发掘者对沉船年代的意见和主要证据（瓷器墨书“癸卯”），确定沉船为淳熙年间（1174—1189 年）。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在笔者 ...

2018年，《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2014～2015年发掘》（以下简称为报告之二）正式出版，报告中尚未就南海Ⅰ号沉船的年代给出具体的意见。后来，笔者在南海Ⅰ号发掘项目申报“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材料中，见到了发掘者对沉船年代的意见和主要证据（瓷器墨书“癸卯”），确定沉船为淳熙年间（1174—1189 年）。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在笔者看来，可以说是基本实现了当时整体打捞的一个重要设想，即进行精细发掘，获得当时的一些文字资料， 进而较为准确地确定沉船的年代。

南海Ⅰ号沉船考古发掘中，有文字的出土文物数量不少，例如瓷器墨书以及其他的文字资料，数量众多。这些文字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是当时人书写或遗留。本文仅就报告之二中报道的8件带有戳印文字的金叶子做初步探讨。按照报告所述，8件金叶子戳印铭文分别为“王帅教置，霸南街东”“韩五郎金”“韩四郎，十分金及十分赤金”三种[1]。对于前两者的铭文释读有不同看法。

关于“王帅教置，霸南街东”， 标 本 2014N H I T 0201② ∶ 045 2014N HIT0201②∶046、 2014NHIT0201②∶052，共3件。其中标本2014NHIT0201②∶045在相关展览图录中被认定为“霸南街东王助教□”[2]，笔者认同之。

在过往发现的金银货币中，助教一词也曾出现过，并有学者进行了考证[3]， 笔者基本认同之，不赘述。显然霸南街东这个地址是南宋杭州的一家店铺[4]， 即，戳印有王助教的3件金叶子，产自杭州。

关于“韩四郎，十分金”，标本2014NHIT0201②∶ 054、标本2014NHIT0201②∶ 055， 共两件。笔者认同铭文的释读；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标本2014NHIT0201②∶054四角的“十分金”三字排列皆同于中央“韩四郎”的排列顺序；但标本2014NHIT0201②∶055四角的“十分赤金”同样是与中央之“韩四郎”相同顺序排列的（图1），与标本2014NHIT0201②∶054排列顺序是一致的。

图1  2014NHIT0201②∶55 1. 整体 2. 上部 3. 下部

参照浙江等地出土的同类铭文金叶子，有些是有具体地址的：例如“霸头里角韩四郎一两金叶子”[5]，霸头里角为地望， 其产地显然是杭州。

关于“韩五郎金”，报告中有标本2014NHIT0201②∶050、2014NHIT0201②∶051、2014NHIT0201②∶53共3件。笔者对这三件标本铭文的释读如下：

标本2014NHIT0201②∶050。笔者观察：沿两长边有两处戳印铭文，如图2-1所示1、4位置，左上角如2位置，右上角如3位置戳印不明显，下两角如5、6位置所示；其中2、5、6文 字不明。图2-2所示1同图2-1所示位置，自上而下：第一字和第四、五不甚清晰，第二、三字为“李四”可辨；图2-2所示4 同图2-1所示4位置，自上而下：“李四”“金”二字可辨（图2-1、图2-2）。

　　图2 2014NHIT0201②∶50 1. 铭文位置 2. 铭文补充

标本2014NHIT0201②∶051。如图3-1所示：3的位置为向内折叠，1—2、4—7位戳印铭文位置，1a、6a均有纵向排列的戳印，字迹不清；其他戳印分布为两长边纵向排列，四角为横向排列（图3-1）。

上角之1：横向自右向左排列：第一字为“晋”，该字最上一横不显著，其他可辨；向左依次为：“李四郎金”；上角之2：横向自右向左排列，第一字“晋”不见，应当为折叠所致（图3-2），其他依次为“李四郎金”[6]。

下角之5：横向自右向左排列， “晋李四郎金”（图3-3），其左侧似乎还曾经有戳印？相当模糊，不辨；

下角之6：横向自右向左排列，“晋李四郎金”，四郎金三字相对模糊。中间有边缘之4：纵向自上而下排列“晋李四郎金”（图3-4）；中间有边缘之7，文字不辨。

标本2014NHIT0201②∶051，铭文内容为：“晋李四郎金”

图3  2014NHIT0201②∶51 1. 铭文位置 2. 上部铭文 3. 下部 4. 中右边缘

标本2014NHIT0201②∶53。从笔者获得的图片观察，四处有戳印，仅两处铭文可辨（图4-1）。报告中描述的其他戳印由于图片原因，不得见。上部1所示位置：自左向右排列，“四郎金”可辨（图4-2）；中部2：自上而下排列：第一字不辨，其下依次为“李四郎金”可辨（图4-3）。位置3不可辨。通过上述铭文的辨认，这3件标本，笔者认为同属于“晋李四郎金”。

在考古发现中，与“晋李四郎金”铭文完全相同的见于成都物馆新馆“成都历史文化陈列”两宋历史文化展厅，金质货币中有“晋李四郎金”铭文，被断代为北宋末年的晋州的产品[7]；其他有李四郎的戳印铭文的金银器在江苏、福建等地均有发现，但非货币[8]。

图4  2014NHIT0201②∶53 1. 铭文位置 2. 右上角铭文 3. 右中铭文

笔者认为，从南海Ⅰ号金叶子共存情况来看，沉船所见“晋李四郎金”者为南宋时期，其产地虽然无铭文标识，应当也是杭州所产。8件金叶子中，5件产自并采买于杭州，而仅这三件采买自晋州，况且，当时晋州为金人州县，而金人多用（南）宋人货币，因此，更大概率的事件是李四郎的店铺主人之故乡为晋州，店铺在杭州。如此铭文或许表达了李四郎对晋州故土的思念。

结 语

南海Ⅰ号金叶子的价值还在于其年代的较为精确，也就意味着这几件金叶子是南宋同时期的标型器。结漆器标本2014NHIT0201②∶41[9]所盛金叶子、金首饰的情况来看，该漆器中明确有店铺地址的有3件、韩四郎铭文者也可直接证实产自杭州，从采购的情况分析，李四郎的店应当位于杭州。

王助教为新发现的黄金货币店铺，晋李四郎还需要与成都、江苏、福建等李四郎进行比对，方能最后确认是否为相同店铺的产品。

笔者认为，漆器中的金叶子和首饰占了南海Ⅰ号出土金器最大的比例， 应当属于该船上地位最高的商人，即纲首；南海Ⅰ号的金叶子，为国内海外贸易沉船遗存中首次发现。

南海Ⅰ号出土文物中还见到杆秤和天平，杆秤推测称重范围在两许至三十几斤；天平为等臂者，砝码最小的重量为0.12克，最大78克，其中有一枚重39.58 克[10]，当为宋制一两[11]，虽未见到称重百斤之上的大秤，但也十分清晰地显示了天平与杆秤的不同功用，等臂天平显然是衡量贵金属货币及首饰之用。从报告中的天平构件分析，衡与指针，代表了至少3件套，也就是意味着其他贵金属货币或金银首饰，除了纲首之外，另有其主，各自使用自己的天平。

注释

[1]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 2014～2015年发掘》，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424—428页。

[2] 浙江省博物馆编：《金银同辉——南宋金银货币精华》，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73页。

[3] 屠燕治、金德平：《宋代金银货币铭文解读四则》，《中国钱币》2004年第4期。

[4] 李小萍：《南宋金银盐钞交引铺研究》，《中国钱币》2010年第2期。

[5] 浙江省博物馆编：《金银同辉——南宋金银货币精华》，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64页。

[6]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 2014～2015年发掘》，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425页，图6-4之右图，该图为向左旋转90度之摆放也。

[7] 冯荣光：《李四郎金——七百年的金器窖藏之谜》，《华西都市报》2019年9月12日第A9版。

[8] 王振镛、何圣庠：《邵武故县发现一批宋代银器》，《福建文博》1982年第1期；肖梦龙、汪青青：《江苏溧阳平桥出土宋代银器窖藏》，《文物》1986年第5期。

[9]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 2014～2015年发掘》，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545页。

[10]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2014～2015年发掘》，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478—492页。

[11] 郭正忠：《关于宋代斤两轻重的考订——从宋人的考察古秤论及近年的出土宋衡实物》，《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

（本文原刊于《博物院》杂志2020年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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