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翌年伪满洲国成立。由此之契，以原田淑人为代表的东亚考古学会对伪满洲国境内古代遗迹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作为日本扶持的傀儡伪满洲国，则对以上日本学人的行径秉持了默许、承认的态度。笔者以日本对渤海国东京城的两次发掘为例，梳理其发掘经过，分析伪满时期日本在东北的“考古”活动的性质以及其所带来的影响。一 ...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翌年伪满洲国成立。由此之契，以原田淑人为代表的东亚考古学会对伪满洲国境内古代遗迹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作为日本扶持的傀儡伪满洲国，则对以上日本学人的行径秉持了默许、承认的态度。笔者以日本对渤海国东京城的两次发掘为例，梳理其发掘经过，分析伪满时期日本在东北的“考古”活动的性质以及其所带来的影响。

一、第一次东京城发掘与所谓“日满亲善”

　　1933年4月24日，时任东京帝国大学助教授的原田淑人以东亚考古学会的名义向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坪上贞二提出，计划对伪满洲国吉林省内渤海国上京都址东京城(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渤海镇)进行“考古”发掘。原田认为：“渤海国纯粹系满洲民族之国家，而史上关于其事迹不明了者甚多”①，若是“近时露西亚及支那学者相启踏查之意，则将较我东方学者为先”②，可见其计划一为阐述满洲民族“独立建国”之渊源，二为防止中国及他国学者预先调查，可谓是“必要性”与“迫切性”兼具的调查计划。坪上认为此调查“于阐明满洲国之历史极有意义”③，便将此提案上交外务大臣高裁。5月12日，外务大臣内田康哉以外务省名义签发第23号《指令书》，同意此项计划并以“特别会计项目经费”拨款“一万○六百円”④。为了配合调查团的“考古”活动，5月15日坪上贞二致信陆军省军务局长山冈重厚，表示希望关东军能够为东京城调查团提供护卫以及测量技术上的增援⑤，内田康哉则以外务省的名义致电南满洲株式会社东京支社长大渊三树⑥、在伪满洲国武藤大使以及新京(长春)、奉天(沈阳)、吉林、哈尔滨各总领事馆⑦，要求上述各机关在调查团往返之际提供必要的方便与接待。

　　东京城调查团以原田淑人(东京帝国大学助教授)为团长，另有成员池内宏(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学教授)、驹井和爱(文学部副手)、岛村孝三郎(东亚考古学会干事)、水野清一(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员)、羽馆易(同研究所研究员)、外山军治(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学生)⑧。依据1934年原田淑人上呈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的《发掘事业概况报告书》，可整理调查团的行程如下：

　　1933年5月17日，调查团一行从神户出发，20日抵达大连，小林胖生(东亚考古学会干事)与调查团汇合。22日，一行人会晤了奉天省公署总务厅长金井章次与伪满州国国立图书馆副馆长金毓黻。金毓黻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晚，日本池内博士及小林胖生君约余同往宁安东京城，发掘故渤海上京龙泉府，余已诺之。”⑨为此，调查团聘请图书馆员金九经担任翻译，又经满铁总裁林博太郎的同意邀请了建筑史家村田治郎(大连工业专门学校教授)参加发掘。24日，一行人在“新京”会见了关东军参谋沼田多稼藏，就援助测量技术员一事进行了磋商，城址测绘员黑田一片、野弥一郎被指派加入调查团。25日，在金毓黻的陪同下，调查团造访了伪满文教部，就“日满共同调查东京城”以及对发掘物如何处理等议题交换了意见。28日，一行人离开“新京”前往哈尔滨，29日与关东军第四军第一四九师团长广濑寿助落实了具体行程。30日，金毓黻带着伪满文教部总长郑孝胥签发的《东京城调查许可书》抵达哈尔滨。6月1日，总共十二人的调查团在关东军的护送下由哈尔滨出发经海林进入宁安，县公署参事永相健尔、领事馆警察署泽田幸、三九连队第二大队长河田槌太郎前来迎接。6日，在领事馆警察与伪满警察队的护送下，一行人进入东京城，投宿于一家名叫“永兴泉”的烧锅店。金毓黻在日记中如此描述道：“所居之烧锅，室至隘，人至多，一榻六、七人共宿，一餐十数人围坐，卧必侧身，坐必并膝。艰困曲折，殊难名状。”⑩恰逢当地匪贼迭起，调查队员“若无军队护卫难以踏出城外一步”⑪。

　　上述行程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东京城的发掘得到了伪满政府的“许可”。其次，调查团力邀金毓黻参加，不仅有考虑其作为渤海史研究大家的声望，或许还有利用他在伪满政府中的地位，拉近与伪满政府谈判距离的意图。再者，金毓黻的加入象征着“日满合作调查”的“落实”。最后，关东军为调查团提供了全程的护卫保障，反映了当时伪满治下混乱的社会状况，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此次调查行动的性质。

第一回渤海上京遗址发掘日程表(1933年6月)⑫

　　发掘作业从1933年6月7日开始，至24日，总共十八天时间。根据驹井和爱的《调查日志》，可整理每日的发掘内容与发掘所见如第一回渤海上京遗址发掘日程表所示。其中，外城土壁、南大庙石灯笼、西寺址以及内城宫殿址是此次发掘的重点部分，原田淑人评价此次发掘取得了“超乎预期的重大收获”⑬。期间，调查团的成员有所变化，鸟山喜一(京城帝国大学教授)于15日来到东京城加入了发掘调查。尔后，其与池内宏、金毓黻、金九经偕同于19日离开，实际停驻东京城三天，而金毓黻及其翻译金九经亦只经历调查的前半期。因此，之后发生的事情金毓黻并不是亲历者，其在日记中记录的有关东京城发掘的很大一部分源自于事后原田淑人的转告⑭。

　　发掘作业于6月25日全部结束，调查团在关东军的护送下于26日起身返回宁安，27日抵达海林，28日将二十三箱发掘出土物整理装箱，搬上关东军东部线列车。29日，调查团抵达哈尔滨后解散。7月，原田淑人至关东军司令部致谢，参谋沼田答应由关东军负责押送发掘出土物回日本。事后，原田至“新京”伪满文教部就发掘物运往日本一事取得了伪满政府的“谅解”，在7月4日再度造访奉天省公署国立图书馆后，经由大连归国⑮。

　　以上是第一次东京城发掘的全部经过，围绕发掘物的去向可做如下梳理：依据东亚考古学会《会则》第六条所自诩的：“调查所得之资料属调查地之国所有，应留置于当地”⑯的说法，原田淑人在海林将发掘物交予关东军的行为显然已经违背了《会则》的规定。此外，原田与伪满文教部交涉是在7月1日，而其将发掘物交予关东军是在6月28日，可见原田一开始就计划将发掘物运回日本，所谓《会则》则不过一纸空文而已。酒寄雅志认为伪满许可日人进行“考古发掘”是有条件的——要求日方将发掘出土物留在伪满，不得带回⑰。那么，原田事后与伪满文教部的交涉是否可推断为替上述擅自运走出土遗物而做的辩护呢？

　　8月，发掘物抵达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所，陆军大臣官房秋山、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米内庸夫出席受领仪式，依受领清单所示⑱，抵达东京的发掘物有十七箱，石制狮子一个，一箱至多可算四箱，总共不过二十一箱，与交付关东军时有二十三箱的记录不符。酒寄雅志推测原田淑人在归国前特地绕道奉天且不在旅行履历书中写出，其中或有原委⑲。原田在奉天见到了谁？缺失的两箱发掘物又是否有可能被留在了奉天？据现有史料并不明确。

　　1933年10月16日至11月7日，作为此次发掘调查的成果汇报，东京上野的帝室博物馆举办了“渤海国首都出土遗品展览会”⑳。对此，日本的历史学界如此评价：“伴随着满洲国的成立，我国学者必将倾心于满洲史的研究。此次的调查发掘可谓是我国东洋史学界第二个满洲时代的来临！”㉑为了扩大展览的影响力，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邀请精通英语的矢代幸雄(东京美术学校教授)在10月26日特地为外国参观者做了英语的专场解说㉒。《大和新闻》撰文报道：“千二百之昔，既已文华绚烂。邻邦满洲，前身绝伦，渤海佳话。日渤亲善古来有之，使节往来三十五回。”原田淑人受邀刊文，强调“渤海之发掘调查全无政治之目的，纯粹以学人之立场。”又言：“彼此两国相互往来二百余年，渤海人归化入我国者多，我国人归化入渤海者亦不少。可见日满两国人之血脉千二百年之往昔既系，今日日满亲善之说更非新立云云。”㉓

　　东京城的调查俨然成了论证“日满亲善”、“日满一体”合理性与必然性的工具。通过妄谈“古代渤海对日本‘执朝贡礼’，日本为渤海之‘宗主国’”，来说明“千二百年后‘独立再兴’的满洲国接受日本的‘领导’，建设‘王道乐土’的‘历史渊源’与‘现实需求’”。学术研究的政治目的不言而喻。

二、第二次东京城发掘与“和同开珎”

　　1934年4月4日，原田淑人再次以东亚考古学会的名义向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坪上贞二提出，计划在5月末至6月底约四周的时间里，对渤海国上京都址东京城中尚未发掘的宫殿址、寺址、居住址等进行调查，目的是为了“向国际学界介绍千有余年俨然独立国存在之样态”㉔。人员安排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了矢岛恭介(东京帝室博物馆员)与三上次男(满蒙文化研究所)二人，池内、羽馆未参加。5月2日，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签发外务省第31号《指令书》，同意其计划并拨款“一万円”㉕。一如去年，坪上贞二、广田弘毅分别以外务省名义致电“满铁”支社长大渊、满菱川大使以及“新京”、奉天、哈尔滨、吉林参总领事、敦化主任和关东军，要求相关各方为调查团提供方便与警卫㉖。参看两年的申请整理，可整理相关机构之间的协调关系如下：东亚考古学会提出申请→文化事业部批准并上请外务省高裁→外务省发布指令书并拨款→以外务省名义致电各领事馆、“满铁”、关东军为调查团提供方便与警卫。

　　5月7日，原田淑人经由朝鲜与岛村孝三郎会合于大连，依例邀请村田治郎参加，此外还新请了摄影师窪田幸康。抵达“新京”后，如例向伪满文教部请得了调查许可书，并再度邀请金毓黻同行，但金因母丧未行，伪满文教部宗教课长王兴义代金参加，随行翻译兼杂事处理由陈广学担当。陈广学的行政人员身份暴露了调查团力邀中方人员参加的真实目的，与其说是合作，不如说是拉拢利用。事后，原田与岛村分别于13、14日造访了“新京”日本驻满大使馆与关东军司令部，15日抵达哈尔滨后与驹井、三上、矢岛、水野汇合。17日，一行人乘坐“北满”铁道东部线至海林。与去年一样，泽田警察署长的警察队负责护送，调查团于19日进入东京城，仍然投宿于“永兴泉”烧锅㉗。

　　发掘作业从5月20日开始到6月19日结束，将近一个月。根据水野清一的《发掘日志》，整理每日行程大致如第二回渤海上京遗址发掘日程表所示(宫殿与寺址均采用《东京城》㉘一书的编号)。此次发掘以宫殿址为主，重点发掘了第二、第四、第五、第六宫殿址、第五宫殿西殿址以及所谓“禁苑”的庭院址，另外还对围绕第四、第五宫殿址的回廊进行了发掘。第二次的发掘强度远大于第一此，单人夫雇佣费支出就是上一年的三倍㉙。发掘报告书《东京城》中的实测图也是在第二次发掘时测量的。

第二回渤海上京遗址发掘日程表(1934年5-6月)㉚

　　发掘出土物除了瓦、砖、铁、金以外，有一件需要重点关注的物件——“和同开珎”。“和同开珎”是日本古代钱币，存世极少。根据三上次男的说法，“和同开珎”是在调查结束前一天(6月19日)的上午被发现的㉛。后来，原田淑人回忆道：“在发现‘和同开珎’的前一天晚上，我曾开玩笑地说过，‘要是能够发现一枚和同钱我们就结束发掘。’”㉜没有想到第二天就果然发现了！这是一场“令人意外的邂逅”还是一次“人为的刻意安排”？一时各种消息纷飞，甚至，当地流传起了这样的传说：“当发掘到了一定的阶段后，某个日本人乘人不备时，把那枚‘和同开珎’偷偷地扔到深坑里，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㉝那么，“和同开珎”的出现意味着什么？人们怀疑是否真的出土了“和同开珎”的原因又是什么？驹井和爱的话似乎可以给出解答，驹井说：“在得知确是和同开珎之际，我们欢声雷动。我国自古就与满洲国相往来，此一枚钱币不可辩驳地诉说着如此的事实，于今尚有余韵袅袅。”㉞可见，“和同开珎”的出现与日本和伪满是否“自古相系”有关。众所周知，古代日本与渤海国相互往聘数十回有余，相互之间存有贸易亦是事实，在渤海遗址中发现日本的钱币“和同开珎”亦属正常，而日本学人却将其“上升”至日满“情感联系之纽带”则不免令人失语。1940年10月8日，昭和天皇莅临东京帝国大学考察各学部情况，文学部以“渤海国上京遗迹及遗物”为题由原田淑人向昭和天皇做了介绍，其中就有包括“和同开珎”在内的实物展示㉟。“作为‘日满友好’的历史物证，或许没有比‘和同开珎’更能打动天皇陛下的了吧”㊱。利用“和同开珎”，利用考古美化帝国主义之行径，宣传“日满亲善”之目的显而易见。

　　第二次发掘作业在1934年6月20日全部结束后，调查团于当天夜里就离开了东京城。因连日降水，通往海林的公路桥受损，一行人改行至牡丹江。23日，由牡丹江乘火车返回哈尔滨后，调查团解散。原田淑人与岛村孝三郎于26日抵达新京，向伪满文教部做了调查汇报。事后，又分别造访了日本驻伪满大使馆与关东军司令部向相关人士致谢。之后，经由大连归国㊲。

　　第二次发掘的出土遗物有石狮子一个、瓦砖各种、鸱尾破片等总共三十四箱之多。与上回一样，仍由关东军负责运回东京大学，作继续研究之用。12月18日，“第二回渤海国东京城址出土物成果展”在东大讲堂举办。上文提及原田淑人最初就有将发掘品带回日本的想法，事后与伪满文教部交涉时，很可能提出了“研究之需，暂时借用”等托辞，所以之后(1938年)有奉天国立博物馆以伪满民生部名义致信东亚考古学会要求归还东京城发掘物一事。当时，东京城的发掘物已经全部整理完毕，报告书《东京城》也即将出版，细川护立(东亚考古学会会长)致信外务大臣有田八郎请准归还发掘遗物㊳。根据两次发掘共五十七箱(第一回二十三箱、第二回三十四箱)的出土遗物总量，清单所列之数可谓是“甚是诚意”，而附言所谓“残存破片由东京帝国大学考古学研究室保存”，或许就是现在东大综合博物馆以及文学部考古学研究陈列室中藏东京城遗物的来源吧㊴。原田淑人在回答“东亚考古学会是否是在日本的武力之下对中国东北的遗迹进行盗挖”的提问时曾经说过：“我方在完成发掘报告后，一定忠实地履行归还发掘品的义务。对于贵重品本会绝不会将其带回，只限于当地拍摄照片而已。所以，借此为口实，视我会的行动为文化侵略是绝对不被允许的。”㊵原田的“自信”来源于上述追讨事件中东亚考古学会确实归还了发掘品，但是到底归还了多少，似乎已经无需赘言。

　　

三、东亚考古学会与“对支文化事业”

　　1935年，东亚考古学会完成了两次东京城发掘出土物的整理作业。1936年又完了全成部地图的测绘与制作。同年4月，新任文化事业部长冈田兼一上请外务省下拨出版经费“五千円”㊶。但后因东亚考古学会改组等事，调查报告书《东京城》的出版一度被搁置，终至1939年方才正式刊行。对于东亚考古学会来说，不论是东京城的两次发掘还是报告书的出版，没有外务省的经费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那么这笔经费的出处何来？东亚考古学会又是一个怎样的机构？这需从日本早年制定的《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说起。

　　1923年3月，日本帝国国会通过了第36号法律文件《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以法律的形式确保“对支文化事业”的经费来源。《特别会计法》第二条详载其资金来源有二：一为《解决1900年动乱最后议定书》(《辛丑条约》)中的“四分利付支那国债券”；一为《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山东悬案细目协定》中的“国库证券赔偿金”㊷。为了实行此法，日本帝国内阁决定于外务省下增设“对支文化事业局”，由亚细亚局局长兼任该局局长。1924年12月，“对支文化事业局”更名为“文化事业部”。

　　1927年，在原田淑人与滨田耕作的发起下，以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的考古学者为主干的东亚考古学会成立。在其成立的前一年，滨田耕作、小林胖生等人与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一同成立了东方考古协会㊸。以日本学人为主的东亚考古学会与中国学人为主的东方考古协会同时并存，而成员多有兼任。3月26日，东亚考古学会成立大会暨东方考古协会第二届年会在东大山上会议所举行，中日两国学者均有出席。次月，东亚考古学会与东方考古协会合作共同对貔子窝进行了考古发掘。但在实际操作中，中方委员“仅属空名”，协会“等于虚设”，且“重大事务，均未经协会公开讨论，正式通过”㊹。加之，日益恶化的中日关系使得中方委员相继辞职，协会名存实亡。1930年，东方考古协会宣布解散㊺。

　　“考古发掘”作为“对支文化事业”中的重要一部分，日本学人起先拉拢中国考古机构，名为合作实为利用，以达到进入中国境内开展“考古发掘”的目的。此后，由于伪满洲国的出现，日本学人得以自由进出我国东北，且又在伪满当局的“许可”之下，配合日本驻满领事馆、“满铁”、关东军的援助与护卫，东亚考古学会单方面地组织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活动，如东亚考古学会考古发掘一览表所示。本文所述的两次东京城发掘仅仅是其中规模较大、时间较长、人员配备较为齐全的一次而已。

东亚考古学会考古发掘一览表㊻

　　东亚考古学会是日本继设立“满铁”调查部后又一个专为研究中国东北史地的“国家”学术机构，其与“满铁”调查部侧重文献史料的研究不同，东亚考古学会以实地“考古发掘”为主要的研究手段，在客观上将日本的“满洲”史研究推进到了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新阶段。但是，也正因为出现了比文献更有实证意义的考古出土物，再加之报刊、展览的推波助澜，伪满时期日本的东北考古活动给当时的中日社会舆论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结语

　　以渤海国上京都址东京城的两次发掘为例，可见伪满时期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考古活动有以下特征：1.东亚考古学会是伪满时期日本在我国东北开展考古调查活动的主要机构，其活动是日本“对支文化事业”中的一环。2.东亚考古学会的活动得到了日本政府各级部门以及关东军的支持，是彰显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行为”。3.考古发掘以日方人员为主导，中方人员为陪同或起联络作用，日本所谓的“日满合作发掘”不过只是宣传。4.考古活动被日本帝国主义用来宣传、美化殖民侵略，学术活动沦为论证“日满亲善”的政治工具。5.对于发掘物的处理，其实质只能被定性为掠夺。6.伪满政府对以上行为采取了默许与承认的态度。

　　[注释]

　　①《吉林省内旧渤海国東京城趾調査費助成金下附願》，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外務省記録(B05015879500-2)。

　　②《東京城調査要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外務省記録(B05015879500-2～3)。

　　③《吉林省内旧渤海国東京城址調査事業ニ関スル高裁案》，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外務省記録(B05015879500-18～19)。

　　④《指令書》，第23号，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外務省記録(B05015879500-20)。

　　⑤《東京城遺址調査団保護並便宜給与方ニ関シ依頼ノ件》，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外務省記録(B05015879500-13～14)。

　　⑥《東京城址調査団一行ニ便宜供与方ノ件》，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外務省記録(B05015879500-26～28)。

　　⑦《旧渤海国東京城址調査団ニ便宜供与方ノ件》，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外務省記録(B05015879500-29～31)。

　　⑧《東京城址調査団員名》，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外務省記録(B05015879500-33)。

　　⑨⑩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四册，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3055页，3068页。

　　⑪⑬⑮《満州吉林省寧安県東京城(渤海国上京龍泉府遺蹟)発掘事業概況報告書》，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外務省記録(B05015879600-12～18)。

　　⑫《駒井和愛調査日誌(昭和八年度)》，東京大学所蔵。

　　⑭梁启政：《金毓黻之渤海上京研究与东京城访古》，《北方文物》2008年第2期。

　　⑯《東亜考古学会会則》，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外務省記録(B05015893700)。

　　⑰⑲㊱㊴酒寄雅志：《東亜考古学会の東京城調査》，《東亜考古学会と近代日本の東アジア史研究》，2007年3月。

　　⑱《(別紙)満州国吉林省東京城渤海国故城発掘物》，《吉林省東京城発掘出土物領収ノ件》，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外務省記録(B05015879600-1～3)。

　　⑳《東京国立博物館百年史》，东京：第一法規出版，1973年。

　　㉑㉞駒井和愛：《近頃の歴史学界 渤海国首都出土遺品展覧会を見る》，《渤海国都城址の発掘》，《歴史学研究》第1-1号，1933年11月。

　　㉒《渤海国首都出土遺品展覧会解説案内》，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外務省記録(B04012291300-2)。

　　㉓《やまと新聞》昭和八年十月十六日の記事，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外務省記録(B05015893600-4～6)。

　　㉔《満蒙文化研究事業助成申請書》，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外務省記録(B05015893600-50)。

　　㉕《指令書》，第31号，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外務省記録(B05015879600-62)。

　　㉖《東京城址調査団一行ニ便宜供与方ノ件》，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外務省記録(B05015879500-62～68)。

　　㉗㊲《昭和九年度満州国吉林省旧渤海国東京城址調査事業経過状況報告》，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外務省記録(B05015879600-78～79)。

　　㉘東亜考古学会：《東京城渤海国上京竜泉府址の発掘調査》，東亜考古学業刊甲種第五冊，1939年。

　　㉙《満州国吉林省旧渤海国東京城址調査事業収支決算書九年度》，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外務省記録(B05015879600-76～77)。

　　㉚水野清一：《第二回東京城発掘日誌》，東京大学所蔵。

　　㉛《朝日新聞》，昭和四十九年四月十四日。

　　㉜原田淑人：《唐都長安出土の銀銭和同開珎》，《月刊文化財》，第101号，1972年。

　　㉝魏国忠、朱国忱、赵哲夫：《谜中王国探秘——渤海国考古散记》，济南：山东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106页。

　　㉟《内国史界天皇陛下東京帝国大学御臨幸》，《史学雑誌》，第52-1号，1941年1月。

　　㊳《東京城及赤峯紅山遺跡発掘物及拾得物返還目録》，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外務省記録(B05015875200-28)。

　　㊵《学問を思い出原田淑人博士を囲んで》，《東方学》，第25辑，1963年3月。

　　㊶《吉林省東京城発掘調査研究報告書刊行助成》，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外務省記録(B05015873200)。

　　㊷《対支文化事業特別会計法》，《法律第三十六号》，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外務省記録(A03021427200)。

　　㊸浜田青陵：《東方考古学協会と東亜考古学会のこと》，《民族》，第2-4号，1927年，130～134页。

　　㊹《东方考古学协会委员朱希祖先生辞职书》，《北京大学日刊》，第2260号，1929年10月21日。

　　㊺桑兵：《东方考古学协会述论》，《历史研究》，2000年10月。

　　㊻《東亜考古学会の事業概要》，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外務省記録(B05015893700)。

　　原载：《东北史地》 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