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李默然：西昌新庄墓地相关问题讨论
摘要: 摘要：西昌新庄墓地的发现为构建和细化安宁河流域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根据其随葬品的差异，这批墓葬可分为A、B、C、D四类，分为四期。A类墓葬是该地区目前可见最早的墓葬，与横栏山文化遗存差异明显，可能来自盐源盆地；稍晚出现的B类墓葬与齐家文化有较明显的关系，但晚期受到了C类墓葬的强烈影响；与B类墓葬大致同时的C ...
摘要：西昌新庄墓地的发现为构建和细化安宁河流域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根据其随葬品的差异，这批墓葬可分为A、B、C、D四类，分为四期。A类墓葬是该地区目前可见最早的墓葬，与横栏山文化遗存差异明显，可能来自盐源盆地；稍晚出现的B类墓葬与齐家文化有较明显的关系，但晚期受到了C类墓葬的强烈影响；与B类墓葬大致同时的C类墓葬可能是本地早期横栏山文化的延续；而D类墓葬的出现则与西周的兴起或有一定联系。以此为基础，对以往认为与“大石墓遗存”联系密切的礼州、大洋堆等遗址进行了再分析，讨论其遗存的性质、年代以及与周边其它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对“大石墓遗存”的起源提出了新的看法。
近年，安宁河流域先秦时期考古学遗存的时空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但由于考古资料相对匮乏，许多细节仍不清楚，在所谓“大石墓遗存”形成之前，该地区文化面貌相对复杂，各类遗存年代和谱系关系不甚清晰。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典型遗存不够丰富；二是缺乏连续系统的测年数据。2016年到2017年，西昌新庄墓地的发掘提供了一批非常重要的资料（下文将以《土坑墓》与《石室墓》分别代称），其丰富的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以及系统的测年数据，对于讨论安宁河流域先秦时期各类遗存的年代、谱系，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新庄墓地位于安宁河西岸的二级台地上，共清理墓葬447座，其中石室墓8座，土坑墓387座，瓮棺葬52座。土坑墓又可分为带墓道的“凸字形”墓葬和无墓道的长方形墓葬；石室墓均为长方形，仅在墓圹四壁用大小不等的条石或石块砌成墓室，底部和顶部无石块铺砌。从墓地的发掘情况来说，石室墓所占比例非常小，但与土坑墓在空间上属于同一墓地无疑（图一），其出土陶器的组合与形态也和部分土坑墓接近，因此我们在讨论整个墓地分期与年代时将二者合一。
分类与学术目标紧密相关，本文试图讨论新庄墓地以及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谱系问题。墓地发掘者将土坑墓和石室墓分开进行报道，暗示了两种大的显而易见的分类结果。考虑到石室墓非常少见且随葬品与部分土坑墓一致，它和土坑墓之间的差异或许与墓主等级、死亡原因、埋葬目的甚至一些偶然因素有关，而与文化谱系关系不大。而墓葬中的随葬品特别是陶器反映了墓主人生前或者想象的死后世界的生活和仪式习惯，与文化认同和谱系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对于新庄墓葬的分类是以出土器物（主要是陶器）为标准的。《土坑墓》根据出土随葬品，将发表的墓葬分为四组，其分组既包含了谱系区分，又有判定相对年代之目的。本文认为基本合理，在将石室墓合并后，本文将新庄墓地发现墓葬也大致分为A、B、C、D四类，有的类别还可以分组，并且不同类别之间有共时关系。A类墓葬随葬壶、钵和小罐等（图二），其中以壶和钵最具特色，器身颈部和肩部装饰大量的刻划纹和戳印纹。《土坑墓》仅发表了M181，归为“第4组”。B类墓葬以随葬双耳罐、豆、高领罐为主（图三），有的还随葬有大口折沿罐、碗和小罐。两篇简报发表的资料中，这类墓葬数量最多，包括土坑墓M226、M225、M143、M353、M96、M48，以及石室墓M293、M373、M369、M361。
C类墓葬以随葬大口折沿罐和折沿盆为主，有的还随葬有小罐（图四），不见双耳罐、豆和壶。包括土坑墓M111，石室墓M117、M374、M370。
《土坑墓》将B、C两类墓葬归为“第1组”和“第2组”，但前后略有矛盾。在结语分类中，将“器物组合为陶双耳罐及陶圈足豆”分为“第1组”，以M226为代表；其余“器物组合以陶折沿罐、陶双耳罐为主”的墓葬归为“第2组”，包括M143。但在年代判定中，又将M143归入“第1组”。《土坑墓》在讨论墓葬文化内涵时，提出“第1组中的陶双耳罐，与齐家文化的典型大双耳罐及其相似”，表明二者的密切关系。本文赞同这种认识，但我们认为不仅是双耳罐，包括豆和高领罐也是来自齐家文化的典型因素。因此本文将包含这3种器物的墓葬归为B类，而将不随葬这些器物，只随葬折沿罐、盆和小罐等的墓葬归为C类。D类墓葬随葬带流壶、圈足杯（图五），均为土坑墓，其中两座墓葬带有墓道。此外，有的墓葬还随葬有铜剑、铜戈和铜矛等。包括M251、M271、M5和M73。《土坑墓》归为“第3组”。
在墓葬的分类基础上，根据出土陶器的形态，我们对一些典型器物进行了排序。A类墓葬只有1座，D类墓葬数量也不多且随葬品与B、C类完全不同，因此暂不涉及这两类墓出土的器物。双耳罐14件。可分为四型。总体趋势都是器形由瘦高向矮胖演变。A型 2件。小口，颈部瘦长，可分二式。Ⅰ式，标本M226∶1（图六∶1）。Ⅱ式，标本M225∶1（图六∶2）。
B型 5件。小口，颈部较短，鼓肩，可分二式。Ⅰ式，标本M353∶3（图六∶3）。Ⅱ式，标本M361∶20（图六∶4）。C型 5件。大口，溜肩，可分二式。Ⅰ式，标本M369∶1（图六∶5）。Ⅱ式，M96∶6（图六∶6）。D型 2件。大口，鼓肩。标本M361∶37（图六∶7）。陶豆 10件。可分为盘形豆和罐形豆两类。其中罐形豆可分三式。演变规律为器身由高变矮，腹部越来越浅。罐形豆 8件。Ⅰ式，标本M369∶2（图六∶9）。Ⅱ式，标本M96∶7（图六∶10）。Ⅲ式，标本M24∶3（图六∶11）。高领罐 4件。可分三式。器物演变规律为器身变矮，口部变小。Ⅰ式，标本M353∶2（图六∶12）。Ⅱ式，标本M361∶22（图六∶13）。Ⅲ式，标本M48∶6（图六∶14）。碗 10件。可分三式。腹部由深变浅，口部由直口变为敞口。Ⅰ式，标本M353∶5（图六∶15）。Ⅱ式，标本M117∶7（图六∶16）。Ⅲ式，M24∶6（图六∶17）。盆 5件。分为三式。演变规律为腹部变浅，口部越来越敞。Ⅰ式，标本M111∶4（图六∶18）。Ⅱ式，标本M117∶1（图六∶19）。Ⅲ式，标本M374∶1（图六∶20）罐 14件。可分二型。演变趋势均为腹部越来越浅，器身由瘦高变为矮胖。大口折沿罐晚期口部多锯齿状。A型 7件。大口折沿罐，分为三式。Ⅰ式，标本M111∶3（图六∶21）。Ⅱ式，标本M117∶4（图六∶22）。Ⅲ式，标本M374∶2（图六∶22）。B型 7件。折沿小罐，分为二式。Ⅰ式，标本M361∶23（图六∶23）。Ⅱ式，标本M370∶1（图六∶24）。根据随葬品形态演变及组合，将B、C类墓葬分为三组（图六），其中第二组分前、后两段。据《土坑墓》，A类墓葬M181被M180打破，而M180出土双耳罐和折沿罐分别与M143和M111类似，则M181年代早于B、C类墓葬第二组。又M181出土遗物与大厂M1、M2接近，根据大厂发掘简报，其年代接近距今4000年左右，与M226测年数据相当，似可与M226归入同一期。《土坑墓》还提及，D类墓葬存在打破B、C类墓葬的情况，并认为其年代最晚，本文赞同这种认识。《土坑墓》提到“第1、2组之间相互有打破关系”，表明B、C类墓葬确有分组的可能。尽管两篇简报都未发表关于B、C类墓葬的详细的层位关系，但有相当丰富且系统的测年数据。并且，涉及A类和D类墓葬的测年数据都得到了层位关系的支持，因此，本文认为这一系列测年数据大体是无误的，B、C两类墓葬的一到四组应是前后相继的。
第一期包括A类墓葬M181和B、C类墓葬第一组，有一个测年数据M226（2200—2000BC），年代应早于公元前2000年。第二期为B、C类墓葬第二组，分前后两段，前段有一个测年数据M111（2041—1885BC），后段也有一个测年数据M96（1918—1748BC）。这一期墓葬数量较多，其中M96属于后段中年代偏早的，更晚的M361出土罐形豆（M361∶8）与大洋堆中期Ka13∶1类似，只是后者圈足已退化，表明其年代更晚。大洋堆中期还出土了类似高坡遗存的肩部带乳丁的罐，高坡遗址测年为公元前1400—前1000年。这一期年代应比大洋堆中期和高坡遗存略早，推测为公元前2000—前1400年，前、后两段以公元前1700年为界。第三期为B、C类墓葬第三组，有一个测年数据M24（1774—1596BC）。这一期的遗存以往在大洋堆晚期有过发现，年代被认为是春秋末至战国初期。但据《土坑墓》，这类随葬折沿罐的墓葬有被简报“第3组”即本文第四期墓葬打破的现象，那么，其年代下限可能早于第四期M73年代下限（公元前1000年）。此外，第三期墓葬中发现的大量宽折沿罐，在东部的鸡公山文化和南部的大墩子遗存中均有发现，后者测年均在公元前1400—前1000年之间。因此，M24测年可能偏早，考虑到第二期的年代下限，推测这一期年代在公元前1400—前1000年之间。D类墓葬为第四期，以随葬带流壶和圈足杯为主，此外还有铜戈、铜矛等。有两个测年数据，其年代在公元前1200—前900年之间，大致相当于商末至西周早期。这四类墓葬随葬陶器组合差异明显（表二），应当有不同的谱系。
A类墓随葬陶壶、陶钵和小罐，器身上往往饰有大量的刻划纹和戳印纹等构成的复合纹饰。这种纹饰的独特之处在于刻画、戳印等阴纹只是衬地，其间的磨光面才是主体图案，王仁湘将这种施纹技法称为“衬花工艺”。此类墓葬少见，以往发现的礼州AM10和大厂M1、M2可归入其中。从目前资料来看，此类墓葬可能是安宁河流域出现最早的墓葬，但延续时间不长。新庄遗址与这类墓葬相关的居址资料并未发表，以往在横栏山遗址发现过年代接近的居址遗存，但文化面貌上似乎有相当的差异。横栏山遗址出土陶器以各类陶罐为大宗，壶和钵的数量并不太多，且基本不见上述“衬花工艺”纹饰。近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盐源盆地皈家堡遗址发现了与A类墓葬相似的遗存，测年在距今4800～4300年之间。它或许与A类墓葬的来源有关。总体而言，A类墓葬发现较少，延续时间不长，其消亡可能与B、C类墓葬在安宁河流域兴起有关。B类墓葬以随葬陶双耳罐、豆、高领罐为主，年代约为公元前2200—前1000年。此类墓葬的出现与齐家文化有较明显的关系，很多研究者都提到这一点。其延续时间较长，早期一般仅随葬双耳罐、豆和高领罐，晚期则出现大量的折沿罐。大洋堆下层发现过类似遗存，新庄墓地的发现，表明齐家文化对安宁河流域影响颇大。晚期出现的大量折沿罐应当是受到C类墓葬的影响。C类墓葬以随葬折沿罐为主，此类遗存在大洋堆上层和西昌天王山有过发现。以往一般认为年代晚至春秋战国之际，现在看来可能并非如此。至少新庄墓地此类遗存的年代上限为公元前2000年，下限应不晚于公元前1000年。C类墓葬对应的居住址资料目前无法确认，大洋堆上层尽管是灰坑，但出土器物完整，属性应当特殊，或与墓葬接近。不过，这种以罐为主的特征，却与横栏山文化一致，特别是花边口沿的罐在横栏山文化中比较常见，这类遗存是否是横栏山文化的延续还有待讨论。另外，在西昌营盘山发现过一批瓮棺，其中W6出土了1件折沿罐和1件双耳罐，折沿罐的特征与C类墓葬发现的M111∶3相似。简报认为瓮棺葬属于汉代，本文以为这一断代可能偏晚。营盘山下层还发现了堆积丰富的居住址遗存，与横栏山文化接近但不完全相同，发掘者认为其年代在距今4000左右，本文认为合理。B类和C类墓葬共时较久，且发现有相似的陶器，不排除这是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两种不同形式墓葬的可能性。假如营盘山瓮棺葬与居住址能够对应的话，那么，本文第二期的B、C类墓葬所对应的居住址可能就是营盘山下层遗存，这种遗存总体仍可看作是横栏山文化的延续发展，有研究者将其归为横栏山文化的晚段。D类墓葬面貌突变，以随葬带流壶和圈足杯为主，且有成套出土的迹象。此外还有少量的铜戈、铜矛，形制与国墓地和竹瓦街窖藏发现的同类器物非常接近。测年数据表明新庄墓地此类遗存的年代在公元前1200—前900年之间，相当于商末周初。在西昌羊耳坡遗址槽子田墓地也发现了同类遗存，但年代明显偏晚。槽子田墓地除了带流壶和圈足杯外，还开始出现大量不同形态的陶杯，最晚的几座墓葬中觚形杯取代了圈足杯，其随葬品组合与器物形态已经和坝河堡子M6等典型“大石墓”遗存相似。槽子田墓地发掘者认为墓葬年代在西周中晚期至战国中晚期之间，但没有测年。不过，槽子田墓地M118、M119出土的尊形器与会理粪箕湾水坪梁子墓地M70、M148、M4等发现的同类器形态接近，并且水坪梁子M148也发现了带流壶（图七）。水坪梁子墓地M4测年数据为895—791BC，相当于西周晚期。故推测此类遗存年代下限为西周末期，比典型“大石墓”最早阶段略早或接近。从年代、出土成套的器物、铜兵器以及墓葬形制和葬俗来看，这类遗存的出现与西周兴起或有一定的联系，具体将另文讨论。D类墓葬的出现结束了B、C类墓葬在安宁河流域的发展。与D类墓葬年代接近的居住址遗存有“咪咪郎遗存”，二者能否对应，以目前的考古资料还无法定论。
综上，在“大石墓”遗存出现之前，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面貌错综复杂。最早兴起的是横栏山文化，其墓葬形态不明。稍晚，可能来自盐源盆地的，以随葬“衬花纹饰”壶、钵为主的A类墓葬进入了安宁河流域，延续时间不长。接着B、C类墓葬兴起，B类墓葬与齐家文化关系密切，但它深受C类墓葬影响并逐渐融合。这两类墓葬可能是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墓葬形式，背后的人群或与营盘山下层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有关，这种文化仍可视作横栏山文化的延续。到了商末周初，一种新的D类墓葬出现，随葬成套的带流壶和圈足杯，此外还有铜戈和铜矛。从年代和出土铜兵器看，这类墓葬的出现或与西周的兴起有关。关于礼州遗址的讨论，已有不少。江章华将其分为早、中、晚三段，其中早段（仅发表1件带流壶口沿）归入横栏山文化，中段（以AM10为代表）与横栏山文化有较密切的继承关系，命名为“礼州中段遗存”，晚段（以BM3为代表）接近大石墓年代，命名为“礼州晚段遗存”。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陈苇。本文也赞成这种划分，但AM10应当是属于本文划分的A类墓葬，并非横栏山文化遗存。而BM3应当是受到齐家文化的影响，这一点陈苇已经提及，但其年代可能早于西周。在磨沟和喇家遗址发现的齐家文化晚期遗存和更晚的“儿遗存”中，有类似AM3的陶器出土，他们的年代可能在公元前1400—前1200年之间。大洋堆遗址地层关系明确，简报将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期，认为年代分别为西周早期、春秋时期和春秋末至战国初。对此，陈苇已经提出，简报对大洋堆遗址各期年代都判断偏晚。他认为早期遗存与齐家文化存在密切联系，年代应当在公元前1600—前1300年左右；中期遗存年代上限在商代中期，下限不晚于西周早期；晚期因为大石墓的原因，年代在春秋末至战国初，但可能更早。本文基本赞成这种分析，且年代可能更早。大洋堆早、中期相当于本文第二期，年代可能在公元前2000—前1400年之间；大洋堆晚期相当于本文第三期，年代下限应在商末周初。关于其性质，姜先杰认为早、中、晚三期是性质完全不同，无承袭关系的三种考古学文化。江章华认为早、中期属于“高坡遗存”。本文以为，大洋堆早期性质接近本文划分的B类墓；中期遗存复杂，应当是本文C类墓葬所代表的遗存受到“高坡遗存”影响的结果；晚期则与本文划分的C类墓葬第四期接近。前文已述，B、C类墓葬很可能是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的墓葬形式，假如真是如此，那么大洋堆遗址很可能是一种考古学文化的连续发展，只是在发展中受到了安宁河上游“高坡遗存”的深刻影响。对礼州和大洋堆遗址的分析让我们重新思考“大石墓”的年代和来源问题。“大石墓”最早发现于20世纪40年代，从70年代开始有了正式科学的发掘。一般认为“大石墓”是用较大的石块或石板堆砌墓室，顶部封以一块或数块巨石。这与新庄墓地发现的石室墓不同，新庄石室墓仅墓室用小石块堆砌，顶部无巨石封砌。而且，除了形制外，出土陶器组合也差异明显。事实上，不仅是新庄石室墓，包括大洋堆DM2和出土陶器的所谓天王山“M10”都不是大石墓。大洋堆DM2上部并未发现封墓大石，甚至连石块都没有，当然不排除被后期盗掘或破坏掉的可能性。但是，其墓内还保留有大量随葬品，距离不远的DM1顶部封石完好无损，如果只是专门盗掘或毁坏DM2的封墓石似乎有些不合常理。其次，DM2出土陶器与典型大石墓完全不同，相反却和新庄C类墓葬（大多为石室墓）一致。最后，其年代较早，按照本文的断代应在西周之前，与典型大石墓之间有相当大的年代缺环。由此可见，大洋堆DM2应是与新庄M370、M374年代接近的石室墓，而非大石墓。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大洋堆DM2墓室3号陶罐内装有人骨，这种风俗常见于甘青地区，如磨沟墓地齐家文化晚期M934等，被研究者称为“骨灰罐火葬墓”。天王山“M10”同样值得进一步分析。从简报看，天王山“M10”其实包含了3组遗存：大石墓，大石墓东南侧的石框和大石墓东侧的器物遗迹。出土遗物的是石框和器物遗迹而非大石墓本身。石框应当是一座石室墓，与新庄墓地发现的类似，器物遗迹可能为一座灰坑。从简报的描述来看，大石墓和其余两组遗存明显并非一个层位。并且，大石墓上部还有夯土，夯土内包含大量西汉遗物，可知大石墓年代必然不早于西汉，但是，石框和灰坑内的遗物年代无论如何是晚不到西汉的。因此，“大石墓遗存”不应当包括大洋堆DM2和天王山“M10”。如果排除掉这两座墓葬后，最早的“大石墓遗存”应以随葬带流壶和觚形杯的西昌坝河堡子M6为代表，这类遗存与羊儿坡槽子田墓地M96年代接近，应当晚于西周。按照这个年代，“大石墓遗存”就与礼州AM10关系不大，尽管两类墓葬都出土了带流壶，但它们并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新庄墓地的发现为构建和细化安宁河流域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发现的墓葬形制丰富，数量众多。其多样的随葬品组合、完整的型式演变，以及系统的测年都有利于我们讨论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分类与谱系，也让我们重新审视以往发表的其他遗址的资料。不过，本文所构建的时空框架是以墓葬为基准的。相对于墓葬而言，居住址遗存的发现和资料刊布更少，测年数据缺乏，不足以搭建起详细的时空框架。特别是横栏山、董家坡这两类公元前2000年之前的遗存和咪咪郎（测年数据1050—920BC）遗存之间，存在一定的缺环，而这段时间恰好是本文B、C类墓葬延续的时间。安宁河上游的冕宁高坡遗址第③层测年数据为公元前1400—前1000年，但这类遗存仅在大洋堆中层有过零星发现，与安宁河中、下游其他同期遗存有较大差异。此外，如何将居址与墓葬对应起来也是一个问题。许多居址没有发现同期墓地，而发现墓地的则缺乏居址资料或没有完整发表，这也是造成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谱系尚未完善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李默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四川文物》2021年第4期；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责编：韩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