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  译

作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29-2005），著名左翼经济学家，依附理论的重要代表，世界体系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著有《白银资本》（1998）等书。

译者：袁剑，1981年生，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亚研究、边疆研究。【摘 要】 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亚开始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新舞台，并开始进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当中。作者从中亚与世界历史的内在关联性出发，对中亚区域的各种历史和生态特征进行了分析和归纳，认为作为可能仍然是世界及其历史当中最重要而又最被忽视的部分的中亚，需要在新的语境下重新加以定位，探索其在整个世界体系中应有的意义。

        中亚对于理解欧亚历史具有基础性意义……它是世界历史中缺失了的一环。——白桂思（Christopher Beckwith）

讨论范围与方法之介绍

本文就中亚（Central Asia）如何嵌入世界历史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我试图将世界历史作为一种世界体系进行研究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Frank 1990 a, b, c, 1991, Gills and Frank 1990a, b）。从这一点来说，就像一位非中亚研究专业人士对其他非专业人士做说的那样，这个地区似乎成了世界中心的一个黑洞。对于那些关注中国、印度、波斯、伊斯兰以及包括俄罗斯内在的欧洲这些处于地理边缘文明的人们来说，他们对中亚所知甚少。就算是世界上的历史学家也只是注意到了周期性地从中亚出现并对这些文明及其所创造的世界历史加以冲击的一些移民或入侵者（参见麦克尼尔和我的评论[McNeill 1963，Frank 1990a]）。艺术和宗教史学家将中亚看成是一块黑暗空间，透过这一空间，这些世界文化成就从一种文明向另一种文明传播。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也将中亚本身看成是一块黑暗的白板（tabula

rasa），在这上面，来自这些文明区域的来回游荡的僧人、毛拉和艺术家们留下了他们的印记。这些遗存在千佛洞和遍布中亚的清真寺里面得到尊崇。或者也会在其“发现者”将之发掘、装箱并带走之后，被收藏到博物馆，在西方和日本的文化首都之间辗转。

然而，中亚仍然是一个天文学观念上的黑洞：它是一块巨大的黑暗区域，或者是一块黑暗的巨大区域。中亚对那些外围民众所在文明而言也处于中心位置，而这些民众的生活空间被吸入中心的黑洞当中。对于有文明的民众与空间在哪里终结，他们在哪里跟中亚的民众相互渗透，这还不大清楚。没有哪个文明是纯粹的、未受触动的，它们全都是在跟中亚的互动中形成甚至被定义的。此外，中亚也是所有那些外围民众及其文明彼此交汇互动的地方。确实，几千年来，亚洲的脉搏（Huntington 1907）可能来自中亚的心跳。中亚真正成为欧亚和世界历史的“缺失一环”。

对于任何试图对世界体系史进行的系统分析来说，中亚也具有中心地位。中亚之所以是一个黑洞，就在于它必须引起世界体系史研究的关注甚至热情。但是，中亚可能仍然是世界及其历史当中最重要而又最被忽视的部分。之所以造成这种忽视，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历史绝大部分是由那些有自身目的，尤其是将其胜利合法化的胜利者所书写的。而中亚在很长一段时期是一些胜利者的家园，对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他们要么记述了一些历史，要么留下了一部分历史遗迹。随后，自15世纪以来，中亚民众在两方面几乎都成为失败者。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输给了别人，而它们所在的中亚故土也不再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此外，这些损失迅速在彼此间关联起来：富有吸引力的世界历史中心转移到了外围、海洋和西方。

历史绝大部分也是从关于“民族”国家或者大多数关于“文明”的民族角度加以书写的。那也是因为历史是被胜利者所书写的。此外，不管是不是民族主义（者），历史书写或者书写的历史是极度欧洲中心主义的。这种欧洲（或西方）中心主义不仅已经标记并扭曲/形塑了关于“西方”的历史书写，而且也标记并扭曲/形塑了对于“东方”和“南方”的历史书写。甚至一些非西方历史学家在撰写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的时候，也已经受到欧洲中心主义病毒的影响。它使人们对中亚，尤其是从那里生发出来的任何重要或美好事物都迷惘不知。以中国为中心、印度为中心、波斯为中心、伊斯兰为中心的历史及其他历史也往往忽略了对中亚的适当参照，甚至重要?对其自身历史的巨大影响。“文明开化”的民众书写着关于他们自己的关于他们自身而不是他们“蛮夷”周邻的历史，这些蛮夷在他们看来是在历史之外的。然而，白桂思（Beckwith 1987,1990）强烈认为，我也指出（Frank 1990a），现在是停止将中亚民众污名化为“蛮夷”的时候了。我希望这篇文章同样能够有助于证明这一看法。

最终，几乎没有人能够书写世界史，甚至国际史。因此，中亚在国家间关系和世界史中所占据的千年之久的中央性都几乎没有关注，更不用说在世界体系史中的中央性了。只有一些关于中亚某部分地区进行研究的专家才注意到，但这些部分反过来又被其他人在更大程度上忽略了。此外，在苏联和中国西域以及蒙古的政治环境几乎在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将外国研究者隔绝在外。而这一因素也使得在外部对中亚的研究方面形成了一整代的断层。幸运的是，新一辈的学者、记者以及专家正在成长起来，并对中亚抱有新的兴趣。这一地区如今的戏剧性族群活动和政治发展毫无疑问将会日渐引起关注。我们希望，无法进入相同地区进行研究的这种类似的事情不会再发生。如今的中亚正在等着被外部世界所发现。而这正是中亚在这个外部世界的历史中曾经有过的中央性。

虽然我的意图并不是要关注中亚本身，我相信我们将不得不顺着但同时又超越巴菲尔德的思路（Barfield 1989:2,12）。他写道：“形成一部贯通性的内陆亚洲历史的主要障碍总在于缺乏一种适当的分析性框架以解释那里发生的事件……蒙古草原、华北以及东北必须作为一个单一的历史体系加以分析”。

我认为，我们必须在此再进一步。不管适当的框架是什么，它都必须包括超出这三大地区甚至中亚所有地区本身的范围。它也必须在对中亚占据中心位置的整个非洲-欧亚世界体系相互关系的研究中展现出来。然而，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撰写一部整体性的或者其他类型的内亚史。与之相反，我的意图在于帮助厘清中亚在中亚之外的周邻文明的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在作为整体的世界体系史中的位置。不管其目的是什么，我们都需要一种更为宏大的体系化视野和分析，从而提出更具契合性的问题。我将提出十二个问题，并作出具有选择性或者试验性的回答，指出四种体系性的分析路径，并形成两大结论。

这十二个关于世界史中的中亚的问题，涉及（1）中亚的定义或位置，（2）生活和气候因素，（3）迁徙运动，（4）对中亚周邻的挑战及其回应，（5）技术革新，（6）国家形成，（7）性别关系，（8）种群与族性，（9）宗教，（10）特殊关联，（11）“国家间”贸易以及（12）在世界体系中的“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所有这些问题如今都具有特殊的当代关联性，而且它们也因为那种原因被我所选取。当然，这十二个问题并不是也没有穷尽其他的问题，那些其他问题能够也经常被诸如艺术、亲属关系、语言或者战争等其他途径加以研究。我随后将继续对从对当代世界体系研究中得来的四大系统机构和过程进行探讨，而这对于研究中亚在世界史中的地位与角色也有助益：积累的过程，中心-边缘结构，霸权-敌对抉择，以及在所有全面这些内容当中的政治经济周期。

我们或许可以简要地推导出两个衍生结论。一个结论是，现在到了消除历史层面和大众观念层面将中亚看成是游牧蛮夷或蛮夷游牧者家园的时候了。重要也是一些高度开化和城镇化的民众的家园。甚至在当一些民众是游牧民的时候，与他们的一些定居“文明”周邻相比，他们也并不怎么“野蛮”或“残暴”。确实，对“蛮夷”（barbarian）这一术语的使用及其跟“文明开化”（civilized）的想象上的差异是毫无理由的。第二个结论则关于草原游牧制度。它并不是从狩猎和采集向农业和城市化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恰恰相反，很多游牧和高度专业化的游牧制度可能是对在这之前定居的农业民众导致的生态、气候和经济紧急状态的一种适应反应。甚至连《圣经》都按时间顺序指派给了后者。此外，草原游牧制度和定居农业长期以来都是既互补又交替的，就像存在形式的短暂与持续互换性一样。在将游牧民和游牧制度看成是一种人类生活的永久类型而不是一种社会-经济组织的暂时形式的时候，它所遮蔽的东西要超过所揭示的东西。它错误地将中亚（或者内亚）及其一些不同的民众看成是某种与当时与现在世界其他部分全然不同的东西。那些地方在多样性方面过去和现在都是统一的，而中亚过去并没有自外于此，而且正是人类历史和存在的这种真实性的中心。

中亚的定义、生态学、迁移和脉动

中亚的定义

中亚（Central

Asia）或者内亚（Inner Asia）在哪里？指的是哪些地区？它们之间是相同的还是有所差异？塞诺（Sinor 1969:5）将其看成“几乎是同义的”（virtually synonymous）。认为“内亚”更多地是一种美国用法，而“中亚”则更多地在欧洲和本地区使用。因此，哈佛大学会有一个内亚中心和一份内亚通讯，而伦敦则有关于中亚的研究机构。然而，它们似乎涵盖了相同的区域。但是当塞诺（Sinor 1969,1977）这位美国该区域研究权威在他的标题中使用“内亚”时，他更倾向于用“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这一种更精确也更为自明的名称，虽然这个名称有点笨拙。

不管这个区域的名称是什么，在不同的学者和出版物那里，有众多的定义和边界。汤因比（Toybee 1934）在他对中亚的定义中限定了明确的经纬度。而汉布里（Hambly 1969：xi）则在他主编的《中亚史纲要》（Central Asia）一书开头就指明“作为地理概念，‘中亚’一词很难有一个精确的定义。”从地理学上看，汉布里指出了中亚孤悬于海洋影响之外的特征，而这使降水减少而干旱增多。在中亚/内亚的南界，他发现在中国和黑海之间绵延横亘这近四千英里的山脉。然而，他意识到，从历史上看，在这些山脉以南的西藏和伊朗高原跟北部的中亚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亚的东西两界则较容易地被中国人所建造的万里长城和乌克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平原加以界定。往北则没有明确的界线，除非已经到了在西伯利亚严寒中几乎无法生存的冻土地带。因此一系列从西南绵延至东北的山脉将中亚从南部和东部的文明中心界定了出来。另一个更低也或多说少相平行的区域将干旱荒漠地带从草原和北部的苔原草地中划分了出来，在这些干旱荒漠地区当中还零星点缀着一长串的绿洲。

塞诺（Sinor 1969）倾向于更社会-文化的层面所定义的边界。他认为：

   在空间上能够给中央欧亚所作的定义是否定性的。它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位于伟大的定居文明的边界之外。这个定义暗示，这个边界是不稳定的……在本质上，它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一种文化界线。（Sinor 1969:2；另可参见Sinor 1977:95）

塞诺（Sinor 1977）还以一座火山加以类比。火山不时喷发，来自地核的岩浆喷溢到外围的定居文明那里，试图将其吞噬。然而，在这之后，岩浆凝固了下来，被灌注到周边的地壳当中，随后有助于酝酿着催发的新一轮的喷发与力量。因此，在塞诺看来，如今的中亚或内亚正在萎缩。

卡赞诺夫（Khazanov 1979）进一步将中亚（Middle

Asia）与内亚/中亚（Inner/Central Asia）更为明确地区分开来。他将后者限定为喀什噶尔、准噶尔地区、蒙古和西藏。卡赞诺夫将位于西部和北部的里海与咸海以及在东南部兴都库什山脉和帕米尔山脉之间的地区称之为中亚（Middle Asia）。卡赞诺夫还区分了如今阿拉伯的近东和中东地区，这些地区当中有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他还意识到，后面这些国家当中的很多在历史上曾经是中亚或内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作者认为，从社会-政治学的视角来看，满洲地区（中国东北）在历史上也是中亚/内亚的一部分。而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南俄、乌克兰以及东欧的其他部分也是如此。

中亚的民众并不称他们自己是“中亚人”（Central Asians）。他们更倾向于族类的认同（来指称自己）。然而，相同的族类称呼被加以运用，并被不同时期的一些不同的民众所接纳。而正如格拉德尼（Gladney 1990）在关于中国维吾尔人的例子中所指出的，几百年来，那些“相同的”民众也已经使用了众多不同的族类名称，只是在相当晚近的时候才采用了他们现在的名称和身份认同。 

总之，我们或许应该回到希罗多德（Herodotus）那里。他已经问过，我们为什么要区分欧洲和亚洲（以及非洲）。在地理和社会层面上，也就是说从历史角度来看，那里只有一个欧亚大陆（或非-欧亚大陆）。因此，它的中心在哪里？如今的中国、俄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或者甚至欧洲的匈牙利，在他们自身历史的什么时期真正成为中亚的有效组成部分？就欧洲而言，那些对于在中世纪就已经移居此地的马扎尔人、保加尔人、突厥人和其他人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而那些在罗马时期和古代充斥希腊和黎凡特的多利安人、赫梯人和其他一些人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确实，雅利安人曾迁居印度，而印-“欧罗巴人”?和他们的语言又来到了欧洲。然而，它们全都是在“中”亚发源的。因此，中亚在地点和时间上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终结？气候和生态的特征与差异也有着一些关联。

生态与气候

生态与气候变迁对中亚的人类定居与迁徙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如果有的话，对其边疆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并进而在周邻区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反过来说，人类的定居行为及其对环境的运用又是如何维持了生态与气候，或者使之退化？跟世界上其他地区不同的是，中亚除了拥有那些其雪水能够供沙漠绿洲居民生活所需的高山地带之外，还以其变动游移的苔原草地和沙漠而著称。因此，它的居民曾经而且如今仍然常常生活在边缘地带，而这些地带对于在微妙生态平衡中的细微变化非常敏感。就连那些微小的气候和生态变化也能够造成巨大的人为后果，反之亦然。

对决定性因素的评估与阐释涵盖了整个区域，而且有着从生态决定论到社会决定论的多种形式。亨廷顿（Huntington）在他所著的《亚洲的脉搏》（The Pulse of Asia, 1907）和《文明与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 1915/1971）中，曾用环境决定论阐述了这一问题。他说：“在物理基础被彻底理解之前，历史永远无法被正确地书写。”拉铁摩尔（Lattimore）（1940/1962）则否认决定论者的解释，而认为应有更多的社会因素。他甚至还认为，不同的经济基础支撑着草原、绿洲、山地和冲积平原上的不同居民和土地使用方式。

尤为重要的是气候变迁则什么时候和以何种方式影响着中亚众多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定居、土地使用以及迁徙。亨廷顿（Huntington 1915）发现在公元前1400至1200年间存在一段干旱时期、公元前400至500年是潮湿环境、公元前200年左右是强干旱期，而耶稣降临时则气候较好。这些之后紧随着则是新的干燥期在约公元650年达到顶点，这种情况直到约公元1000年才发生改变，并在十三世纪又达到干旱的新顶点，在这之后则是一段恢复期，之后则是气候上的微小波动。亨廷顿认为气候的蜕变导致了经济困难、政治不稳定以及日渐增多的迁徙现象。与之相反，他认为“在气候改善时期和文化进步时期之间的重复性巧合似乎并不仅仅归因于气候的直接刺激……而要归结为因自然选择而形成的一种高度种族传承相伴而生的刺激”。（Huntington 1915:28）

亨廷顿的地理与气候决定论如今几乎被弃之一边了（但是通过德梅欧[De Meo]在下文中对性别关系的论述，我们将会发现这种观点有复苏的迹象）。现在似乎并没有完全接受环境变迁的理论；而这种关于转暖、干旱以及荒漠化趋势致使定居农耕民转变为草原游牧民的假说是一个引起颇多争议的主题。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者！）、汤因比以及其他一些人对此深信不疑。而俄国和美国方面的权威巴托尔德（Barthold 1956:13）和拉铁摩尔（Lattimore

1962）则拒绝这种看法。诸如卡赞诺夫（Khazanov 1979:87-95）这样的当代作者则将气候变迁看成是一种在对形成游牧和其他社会变迁方面重要，但却并非必要而且也并不有效的解释。

即便如此，较之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通常所期待的那样，气候和生态似乎值得受到更多的关注。尤其是在中亚，全球与地区温度的微小变化，都会使高山上的雪线上下移动，并改变水的流量。低地草原、绿洲甚至平原中的聚居地也要仰赖这些东西。此外，降水的数量与地理类型也跟低地的冬夏温度的变化息息相关。因此，农耕地、牧场和荒漠的数量与方位发生变动，在它们之间形成了一条转变中的“边疆”。定居和放牧的区域、移居或入侵的区域是彼此相对应的。因此，不仅仅在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还是在这一区域跟其他周邻民众以及在中亚民众自身的互动当中，都要受制于对气候变迁的周期性适应。比如说，气候变迁是否促成了匈奴和中原西汉（或东汉？）政权的衰亡？同样的因素是否有助于汉人与中亚民众关系发生变化，并使后者向西迁徙并侵入欧洲？在十四世纪早期欧洲的中亚东部气温的区域性增长是否使得当地老鼠的数量大增？反之，这些都促使黑死病在14世纪三四十年代肆虐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这些情况是否又导致了蒙古的扩张，而这是否也是对气候学脉动在至少部分层面上的一种回应？迁徙和土地的使用或废弃，也是通过毁林开荒或者被战争所破坏的灌溉而进行的，这些也能在整体上对环境产生影响；而它们也尤其能够改变降水和腐蚀。在下文，我们将会对贯穿中亚和中亚之外的一些重大历史性迁徙运动加以关注。气候变迁是否导致了这些迁徙，又是怎样以及如何影响的，所有这些，都有待探讨。

迁徙

在中亚之外，什么时候出现了重大的迁徙运动，哪些算是重大的迁徙运动？它们的成因是什么，其结果又如何？有一种司空见惯的看法认为，来自中亚的民众穿越白令海峡到美洲定居。更多的证据也表明，从东南亚和横亘太平洋南部与中部岛屿出发，有一股向东进抵新大陆的海上迁徙运动。然而，就算是那些来自印度和马来亚的人——他们也居住在马达加斯加——有部分也来自中亚，或者受到中亚力量的推动。

中亚民众周期性地出现并迁徙到外围区域。从欧洲视角来看的话，金普塔斯（Gimbutas）记录了分别发生在公元前4300—前4200年、前3400—前3200年以及前3000—前2800年草原游牧民的迁徙浪潮所引起的三波西向推动力的放射性碳证据（引自Eisler 1987：44）。对于更为晚近的时期，麦克尼尔（McNeill 1963）、菲利普斯（Phillips

1965）和汉布里（Hambly 1969）也已经注意到了从中亚出发向各个方向出现的周期性迁徙浪潮。然而，主要的方向是向西；或许，正如卡赞诺夫（Khazanov 1979：173）所指出的，那是因为西边是更为肥沃也更为富有的地区。这些浪潮中的每一个都持续了大约200年时间，而且它们发生的间隔大约是500年。亨廷顿将这些周期性的迁徙看成是对中亚每640年一个周期的气候变迁的产物，但其他学者对此尚有争议。吉尔斯和弗兰克（Gills and Frank 1990b）认为，在经济增长与霸权扩张方面，存在着一个将近200年上升和200年下降的长周期，对此，我们已经试图从公元前1700年起加以认定。

不管是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迁徙，或许到公元前1800年，确切地来说是在公元前1700年至前1500年之间，印欧人向西迁徙，后来或许变成了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罗人的祖先。大约在耶稣诞生之前500年，出现了马萨格泰人将赛西亚人向西驱赶的运动，而这些西迁的赛西亚人又迫使西米里族人向西南迁徙。后者穿越高加索地区并在公元前680年至670年抵达小亚细亚。后来，希罗多德将他们的入侵以及他们设想的被排除在外的野蛮人都记录在《历史》当中。紧随他们之后的是萨尔马提亚人。

大约在公元元年前后，在中亚出现的迁徙运动对远处的变迁产生了影响。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秦汉统治者在横跨天山山脉的准噶尔地区击退了匈奴势力。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汉人试图在沿河西走廊和敦煌一线获得月氏的支援。然而，匈奴击败了月氏，使其西迁。对于前者是否变成后来入侵欧洲的匈人（Huns），尚存争议。但是，后者确实征服了塞种人以及/或者亚历山大大帝的大夏后裔。他们的后代建立了贵霜帝国，统治北印度地区。帕提亚人从北部入侵波斯，并征服了那些从亚历山大起就占据了那一地区的塞琉西人。

在大约公元500年，出现了民众从中亚出发向各个方面迁徙的新浪潮，并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哒人进入印度地区，哥特人和匈人进入欧洲（阿提拉在452年攻击了罗马）。中国的唐王朝、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拜占庭帝国、波斯以及后来伊斯兰的扩张，要是没有从中亚出现的这些移民或入侵者的影响的话，就不可能形成后来的那种局面。在公元1000年之前，在紧靠蒙古高原的阿尔泰地区发源的突厥人进入了阿纳托利亚，使这一地区突厥化。或许最令人记忆深刻的迁徙和入侵运动要数13、14世纪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一直到帖木儿领导下的蒙古人了。他们所创建的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虽然并不长久，但其征服行动深刻影响了中原明朝、莫卧儿印度、波斯萨菲王朝、奥斯曼帝国的发展，甚至还经由其影响而导致了欧洲的发展与扩张。

途径中亚以及中亚向外的迁徙仍然必须将欧亚定居区域的长时段演进和周期性历史的起因与影响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并或许将其看成是一个整体性世界体系中累积过程的一种表现，而这我们将会在文章的结尾部分加以论述。然而，对迁徙的警示性观点可能也有所表述。迪亚干诺夫（Diakanoff 1990）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大规模迁徙都真实发生过。比如说，欧亚之间语言的明显扩散，并非只有通过说这些语言的民众的大规模迁徙而能实现。与之相反，在迪亚干诺夫看来，一些语言从一群民众向另一群民众传播，就像是一场接力比赛中的接力棒一样。他认为，从突厥语言的传播来看，可能并不是通过大规模的西向迁徙造成的，因为他只能发现很少的关于基因或其他的证据。迪亚干诺夫对于通过早期迁徙而实现的印欧语言的扩散也表达了类似的保留意见。然而，如果迪亚干诺夫在迁徙及其在经济和政治接触方面的替代性解释言之有理的话，那么，对于横贯非/欧亚的系统性联系的假说就能被更好地被维持下去。

对文明的挑战及其回应

这些中亚入侵者对其周邻所形成的挑战是什么，而后者又是如何加以回应的？我们或许会回忆起汤因比（Toynbee 1934，1946）的看法，他十分强调文明在面对与之遭遇的挑战时所作的回应，不管这种挑战来自它们内部还是外部。“他们[来自中亚的民众]常常发展出军事力量，以改变城市文明的历史话语”（Azzaroli 1985: 66）。因此，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arianos 1970: 6）指出，“1500年之前欧亚历史的古代、经典和中世纪时期……是基本上要归因于这些游牧入侵的主要转折点的先声。”

与之类似，麦克尼尔（McNeill 1963）关注了在中亚周期性入侵之后欧亚大陆出现的所有重要的文明脉动现象。他屡次指出，除了“蛮夷的文明开化”之外，文明本身也从那些新来者那里受益，并对这些人进行了积极回应。

欧亚文明地带到处面对那些持续进行劫掠与迁徙活动的草原游牧力量，就像海浪一样，会时不时地出现在文明开化的定居社会的边缘地带。确实，游牧力量的挑战对于定居区域政治历史的显著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是草原在与文明世界的众多部分的对抗中所形成的变动不居的压力的结果。（McNeill 1963: 316-317）

文明开化的帝国力量的复活至少被看成是在对抗外部入侵者的一种“先天反应”中获取的力量的一部分。（p.389）……欧亚大陆的文明社群（除了中原地区之外）都被迫通过引进一些特征来修正他们的军事、政治和社会体系，而这，我们在欧洲史中将其称为“中世纪”。（p.391）

此外，对这一问题也有反对的意见：

随着欧亚主要文明之间的商业[和其他]关联逐渐弱化，外围地区被更为排斥性地阻止了与它们自身资源的关联。与外部世界接触的中断或者急剧减少随后又使得当地民众自身的生存方式变得复杂起来，而在更早的、更国际化的以及旅行更便捷的时代当中，对于文明要素的利用就受到了他们的关注。（pp.362-363）

当然，就像我们在下文中将要看到的一样，这种情况在外围区域和中亚之间的关系方面也是如此，而且以此看来，中国也并非全然例外。拉铁摩尔在他后期的作品中总结认为，游牧力量的入侵促成了中国的统一。卡赞诺夫则用“一种下结论的方式”更为谨慎地问道：“在中原、中东和近东社会中……演进的总体方向与速度……是否受到了他们被游牧力量所频繁征服这一事实的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以怎样的方式？这些与其说是已经解决的问题，不如说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Khazanov 1979: 303）

正如下文所要表明的，一种世界体系性的路径能为进一步推进这项研究提供一种分析性框架。

中亚的技术、国家形成、性别关系、民族性以及宗教

中亚民众与东部、南部、西部以及最终也向欧亚大陆腹地内部的文明开化民众之间的互动所采取的的是迁徙、入侵、战争、联合以及贸易的形式。这些互动包括技术、手工艺品、社会机制、文化以及宗教的传播。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组织也经历了深渊的转变。国家和帝国发展起来，又衰落下去，并且被其他政权所推翻或吞并。离开了中亚本身的技术发展或适应，都不可能产生如此这般的影响，中亚本身的技术发展与适应有效地形成了这些社会后果，并将其传播到被认为更“开化”和先进的周邻那里。

技术

因此，什么样的技术在中亚得到了发展或改进，而中亚如何对其产生回应的？如今，技术被广泛看成是发展和文明开化的主要推动力。科技发展本身跟西方的文明开化广泛地联系起来。不幸的是，众多技术发展发生在当今，而且常常来自于军事部门，以及政治、经济和军事对手的竞争性压力。西方（以及日本）的很多地方在数百年来的这种技术发展中已经占据了优势。李约瑟（Needham）在1954—1984年费尽心力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这部作品尤其对较早时期的相关情况作了校正。其他各卷回溯了农业、天文、字母、阿拉伯数字（明显是在与中亚具有密切关联的印度发明的），尤其是“零”以及对文明知识和技术有所助益的其他贡献的发展。正因如此，“蛮夷化”的中亚就成了一片黑暗空间。这真是一种公正的叙述么？

有大量证据表明，一些军事、运输以及畜牧业的发展源自于中亚。外围文明所形成的其他发展则是对他们与中亚人之间关联的反应。马和双峰驼以及绵羊是在中亚被人类使用和驯化的。在6000年前，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以及南俄地区开始驯化马匹；但是在公元前2000年前，最重要的发展出现在遥远东方的中亚。这种情况可能看起来像我们商业时代的小土豆。但是数千年来，这些动物是人类进行陆上运输、军事优势、动物蛋白、温暖衣物、搭帐而居的主要资源。此外，在这些发展之外，还有在运输、军事技术以及冶金术（尤其是在高加索地区）方面的技术进步，其中的很多也源自中亚。

塞诺（Sinor 1977:171）指出，正如历辈汉人所认识到的，马匹无疑是内亚力量的最终手段。公元前1700—前1500年，中亚民众向“更为”文明的外围地区的入侵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车、辐条轮和战车，而这些都是在中亚发展和改进的。他们一定也已经拥有了一种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足以有效地对其“更为开化的”邻居采取军事行动，并取得胜利。在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后五百年里，如上文提到的那样，中亚民众的入侵再次获得了胜利。在这个时代，他们骑着更多驯化的马匹，并使用铁制的武器。与此同时，中亚民众在运输和军事技术方面也再次取得巨大进步，其中包括冶金术，从此进入铁器时代。中亚民众的再次胜利这一事实表明，他们已经发展出某种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中具有价值的东西。作为与中亚民众关系的回应，他们更为定居化的邻居也发展出了技术与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包括国家和政治权力组织的形成。

国家形成

在国家和政治组织的形成当中，以及在外围文明和帝国当中，中亚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国家的起源”是一个长期争论的主题，这个议题超出了我们讨论的范围。国家及其行政组织的形成几乎被普遍解释成为“各个社会”为了组织其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政体的“内在”需求所出现的一种功能。

然而，这种区别可能在那些可以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找到起源的“主要”国家和那些至少部分要靠另一（主要）方实现发展的“次要”国家中被制造了出来。韦布（Webb 1975）指出，“内部体系”（intrasystemic）这一术语可能只指六个或八个主要国家区域（其中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和秘鲁），而“内在体系”（intersystemic）国家则由诸多长期接触过程所形成。柯文（Cohen 1978）对那些建立在“内部”要素基础上的国家形成（理论）以及那些建立在“政体间关系”（inter-polity relations）基础上的国家形成（理论）进行了区分。对于后者，政体间的长距离贸易、对奉供的勒索以及/或者开支，以及为某地的荣誉而进行的战争，都成为一个国家介入“社会”间关系的更好的理由。柯文和其他学者也指出，这并不需要社会所有成员参与，而只是因为一部分有优先权的少数人的利益，就足以在一个国家内部形成集权以实现这一目的。

在领土化的“民族”国家时代，一个趋势就是将一片特定的领土与其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相等同，就仿佛它们自然会合二为一一样。事实上，有意思的是，在我写作的当口，事情正变得如此，这时候的海湾地区和南亚正因领土究竟属于哪个国家而打得不可开交（所有国家及其边界都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确定的）。而在欧洲，战后有着40年历史的两个国家正在重新组成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而其边界跟以往任何一个都不一样。后殖民时代的非洲“民族”国家在面对部落和族际争端的时候，仍然在试图形成它们的“民族”。在中亚，族群冲突与对抗正在（重新）爆发，挑战着已建立了50年、100年甚至200年之久的领土和国家组织形式。因此，即便是在今天，国家、民族以及领土的认同仍然是含糊不清的。至少在中亚，过去并没有这种认同。

我要插一句，我长期感慨（例如对学生）我们词汇的有限性和曲解，这迫使我们来叙说“国际间”（international）的贸易和关系。这一词汇表明，“民族”国家在时间、空间和重要性方面是排在首位的，只有在这之后，它们才去建立它们之间的国家间关系。这也几乎成为普遍接受的政治、经济理论以及大众观念。在这些观念看来，国际关系和贸易就成为在对我们自己的“社会”进行研究和关注之后，才需要研究和关注的次要的对象。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和我早就指出，这种对事件和重要性的假定的序列，从历史的角度看，恰恰跟1500年以来的事实相反。我们认为，世界经济和世界体系在时间和重要性方面是排在首位的。我们主张，在这种竞争性的世界经济和体系中，并非这般民族国家化的国家随后逐步形成，并组织起政治和经济力量，来跟其他的力量相对抗。我相信，我们这边的历史证据会占据绝对优势，即便在语文学上并不如此。沃勒斯坦和其他学者可能并不想复述我的看法，即，在公元1500年之前的数千年里，也是这样的情况（参见我们的讨论，Wallerstein 1991，Frank 1990s；以及我的分析，Frank 1990a,

b, Frank 1991，Gills

and Frank 1990a,b）。 但是，我相信，经过一个非常长的时期，系统性的联合引领并且有助于形成“独立”部分以及它们彼此间的联系。中亚及其民众彼此间的关系，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或许是这种系统性联合当中最重要的情况与核心要素。

历史性地来看，国家、领土和民族的认同都是不真实的。在中亚，我们很容易发现，事情大多是另外一回事。国家权力常常是游牧民首先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组织和重组起来的；随后则仰赖政治联盟、竞争和征服；只有到了最后，才发生转变，出现当代领土为基础的国家。那么，这种“社会”是什么呢？显然，定居国家或者假定是由定居民众和社会建立起的国家并没有太大差别。只有在少数冲积大平原上，农耕基础才相对地跟领土结合在一起。这些情况出现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印度河以及黄河流域周边，而且即便是这些地方，也随着河床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即便是在这些领土上，都出现过不同的国家。它们的群类、民族、文化以及社会基础和统治者不断变化，其政治中心也从一个都城移到另一个都城，而它们所控制的领土范围也随之发生变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此外，中亚民众的来回迁徙对其他地方的流动性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整个非-欧亚大陆，其中不仅包括了游牧的中亚地区，国家和帝国政权是在一种尽其所能的基础上形成和进行改革的，它只有临时性的领土和非常少的民族基础。即便是有着数千年文明的“中华”（China）也并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存在的（而且可能再次发生变化）。有着不同基础与领土的历代王朝相互更替。在过去的两三千年时间里，有一半时间中，这些王朝有着“非汉”的起源，绝大多数崛起于东北，有些崛起于中亚。跟中亚的情况相比，其他地区的以（非）领土和民族基础组织起来的国家和帝国政权没有太大的不同。

国家权力之所以组织起来，只是或者主要是为了满足“内部的”社会需求吗？卡赞诺夫《游牧民与外部世界》（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一书的中心议题就是“离开了外部世界及其非游牧社会，游牧民不可能依靠自己生存”，而且，“游牧制度的重要现象……存在于它跟外部世界的不可分割且必需的联系当中”（Khazanov 1979: 3）。相同的关系也可以拓展到游牧力量内部国家的形成，甚至是其定居周邻力量内部的国家形成上面。卡赞诺夫（1979，第5章以及1981）将游牧力量内部的国家形成主要而不是总是跟以其定居周邻力量为代价的对外扩张联系到一起。从游牧力量从哪里获得奉贡以及游牧民自己在其周邻领土上的定居化方面，他在征服行动和对定居民众的压制之间做了区分。不管哪种情况，对于游牧力量来说，国家的形成都是一个重要的工具。有时候，一个游牧国家可能被组织起来以从定居国家那里获得奉贡，而自身又从其他游牧力量那里获得保护。

巴菲尔德在另一方面走得更远。在《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一书的分析中，他批评道：

通常都假定游牧国家的创设是内部发展的结果。但是，从历史上看，游牧国家是在一个远越于简单游牧社会需求的复杂性层面上组织起来的……游牧国家的发展因此就不是一个内部需求的反应，而是在他们被迫持续性地与具有更高组织程度的定居国家社会接触时所造成的结果。通过研究西南亚的情况，艾恩斯（Irons 1979）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并将之概括为一种假说：“在游牧社会中，等级政治组织只有在国家社会的内部关联中才能产生，而且从未仅仅成为这个社会内部机制的一个结果。”（Barfield 1989: 6-7）

巴菲尔德在他书中花了很大篇幅来确证中亚东部地区的这种假说。他进一步指出：

强大的游牧帝国与中国的本土王朝同时兴亡。汉朝与匈奴帝国在数十年间相继出现，而突厥帝国刚好出现在隋唐重新统一中国之时。（Barfield 1989:9）秦汉王朝所实现的大一统及匈奴对草原的统一，是绵延了数百年分裂局面之后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的。三百年之后，中原与草原上中央权力的衰亡也发生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草原地区与中原交相辉映，并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草原的国家组织需要稳定的中原加以养育。突厥帝国与唐朝就提供了检验这种假设的独特契机。（Barfield1989:131）

巴菲尔德的作品主要是关于游牧帝国的，他试图证明，跟中原的贸易关系以及从中原获得的贸易盈余是如何成为对游牧社会的基本投入的。这种从外部盈余的获取和管理对于建立和维系游牧统治者所声称的政治权力及其自身内部的关系来说是必需的。也就是说，众多游牧政权建立在能够确保从跟汉人的关系中获得剩余产品输入的游牧统治者的能力之上。这种输入对于组织和维系游牧部落内部的帝国联盟以及征服行动尤为重要。然而，狄宇宙（Di Cosmo 1990）和巴托尔德（Barthold

1956；1962: 11-13）都认为，阶级和游牧力量内部的权力斗争要先于（也更为残酷血腥）游牧胜利者对周邻定居国家的入侵。

然而，与一个稳固的中原王朝所建立的这种稳固关系对于游牧统治者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中亚的回纥政权会帮助唐朝镇压755年安禄山之乱。（我们必须回到这一重要时期，其结果就包括唐朝力量的衰落，在下文会谈到）。因此，游牧与中原力量的兴衰不仅彼此相连，而且还处在结构性的共生当中。

巴菲尔德这部分的分析至少指出了三个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分析的重要问题和拓展议题：

（1）在中亚各地的主要国家的形成和衰亡的这种相同的相关性和共生性到底有多少真实性？艾恩斯（Irons 1979）已经指出，在中亚国家的形成及其与西亚的关系方面这是真实的。这需要进一步加以探究，对于南亚来说也是如此。确实，这些国家的形成与扩张也已经成为欧亚庞大的经济与政治周期的组成部分，我们在下文会详谈。

（2）在中亚一些小国的兴衰过程中，“内部”与“外部”机制、需求以及可能性的混杂到底是什么？这些国家的领土更多地是建立在绿洲以及跟其他民众交流的专门节点连接以及通路基础上的。我们也将会在下面的论述中加以论述。在这里，我们足以观察到，这些绿洲以及其他的节点区域和国家，极其仰赖长途贸易，而这些贸易常常成为它们周邻彼此敌对的目标。因此，有理由认为，这些地方小国的权力之所以被组织，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它们与其远近邻居之间关系好坏的一种功能性表现，而且成为欧亚政治经济周期的组成部分。

（3）对历史证据的最有意思同时也最为深远的问题及可能的再阐释体现在巴菲尔德关于那些中亚之外的文明和帝国的次要或者内在体系式国家的形成的假说当中。在外围区域的国家的形成、组织和衰落是不是由“内在”或“外在”因素所形塑和决定的？中亚国家的崛起和衰亡不仅跟那些“高度组织化的定居国家社会”相关，而且还跟这些定居国家社会同生共灭。因此，后者这些社会的政权是否也至少是他们处理与中亚力量关系以及彼此间关系的一种功能性产物？古谚说得好，问一个好问题，胜过半个好答案。有理由相信，这些定居国家社会中的政治组织是为了满足它们“外部”关系以及“内部”需求的功能性产物。确实，它们中的一些“内部”需求也是“外部”关系。这种内部/外部关系对于国家来说尤为迫切。对国家而言，需要组织经济、政治，当然还有军事关系，并跟或近或远的其他“社会”相对抗。

在围绕非—欧亚（以及其他地方）的国家的“内部”组织中，对其“内部”因素及其与中亚关系的重要性的论证已经超出了我的视野和能力。但是，在国家和其他地方的政权在形成、维持以及衰亡过程中的“内部”关系以及中亚的角色加以（重新）探究，这是历史研究和（再）阐释的一项主要工作。它可以从对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平原、印度河流域以及埃及的国家形成的分析开始。这些地区彼此之间存在着关联，而且跟黎凡特、安纳托利亚以及中亚的民众有联系。因此，在公元前2350年，阿卡德国王萨尔贡率军远征波斯和安纳托利亚高原，以保卫对其民众以及他自身统治至关重要的金属和其他产品的供应。

中亚民众向外围往东、南和西部各个方向的屡次入侵，以及穿越这些“内陆亚洲边疆”的日常经济和政治关系，迫使所有外围的定居社会调整他们的政治组织，以应对与中亚的紧急关系。比如说，马森和沙里帝（Masson and Sarianidi 1972:169）总结了他们对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前的土库曼的研究，并引述到：

在属于印度-伊朗语族的人群迁居的复杂过程中，一些来自中亚西部、阿富汗、伊朗以及印度的近代民族尤其自身的族源。因此，所有证据都清晰地揭示了中亚西部历史及其周邻历史之间紧密且不可分割的联系。密切关联以及相互影响从最早的时代开始就已经照亮了人类不断进步的艰辛之路。

在中亚的另一端，艾伯华（Eberhard 1977）认为，秦朝之所以能够建立起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至少部分要归功于他们对穿越渭、洮谷地通往中亚的贸易的掌控。当然，中国后来的王朝即便没有因与中亚民众的关系起伏而兴亡的话，也至少因这些关系而进行改革。

在汉人与其他族众之间的过度中原中心的视角与描述可能已经遮蔽了这种连续和共生关系，但这无疑是一种历史事实。确实，它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汉人和中原王朝想方设法去遮蔽它。

对于华夷关系的传统解释……因此明显不是一种有说服力的东西……不管是对一位中国学者还是一位西方学者来说，这种传统解释都是过于中原中心化的。毫无疑问，中原希冀一种更高层次的文化成就，但它并不是跟其周邻孤立开来的。从汉代起，就有证据表明，中原就受到来自外部的文化影响，甚至在宋代，这种影响还很大，而中原也从未达到将其世界观强加到其敌对的强大周邻政权的地位。（Kwanten 1979:104）

性别关系

在中亚，男女性别关系跟在其他地方是否不同，如果不同的话，差异又在哪里？这一问题在近来女性主义对于历史的阐释中变得重要起来。尽管历史大多数是由男性或者为男性（如林肯）所写的，但人们完全可以或者应该接受这种新的女性主义历史编纂学及其使历史记载更为直白的努力。然而，金布塔斯（Gimbutas 1980,1981）和艾斯勒（Eisler）专门将（西方的）父权制归因于来自中亚的敌对游牧民的入侵。

正如印度的雅利安人、肥沃的新月地带的赫梯人和马塔尼人、安纳托利亚的卢维人、东欧的库尔干人、希腊的亚加亚人和后来的多利安人，他们在他们征服的土地和民众那里逐步强化他们的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其他的游牧征服者也是如此。其中最著名的是我们称为希伯来人的闪米特人。（Eisler 1987:44）

这正是将这些生活在如此不同地方和时代的人们联合起来的最明显的原因：他们社会和观念体系的结构。他们共同拥有的一件东西是一种社会组织的支配模式：一种社会体系，在这种体系中，男权支配、男性暴力、普遍分层以及专制的社会结构是基本规范。另一种共性则……并不是发展生产技术，而是更为有效的毁灭性技术……大体可以说，从战争的一开始，就有一种用（父系男权）支配模式取代（性别平等）关系模式的基本机制。（Eisler 1987:47）

金布塔斯和艾斯勒对历史的解读，即便不作完全否定的话，也是大可质疑的。例如，卡赞诺夫（Khazanov 1979:90）就指出，在金布塔斯论述中占据突出地位的库尔干文化，只是一种人工和推测性的建构。正如艾斯勒所言，关于欧亚南部和西部的社会之前的平等关系是否真如其名，以及战争缺失问题，确实值得思考。如果对中亚更深入地探究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对于父权制是否是从中亚来的入侵游牧民中独有的特征，还有疑问。德梅欧（1987；1990）赞同这两种说法，而且即便承认在气候变迁之前，中亚有着更大范围的平等主义，但还是推测认为当地的人们不得不禁绝他称之为母系制的东西而采用父系制。他认为“这些在观点上几乎跟艾斯勒的看法完全相同”（De Meo 1990:22,n.2）。他以撒哈拉—亚洲（Saharasia）为名来指称从撒哈拉经由中亚到东北亚的一条1000英里宽的地域：

那些在雨季居住在撒哈拉—亚洲的人们是怎样的？关于这一点，证据也很明显：这些早期居民性格和善、不尚武而且是母系的。确实，我也总结道，在公元前4000年前的世界任何地方，还没有任何明确的、引人注目的或者明白无误的证据表明存在着父系制。然而，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存在着母系社会环境。（De Meo 1990: 30）

对于这种证据的一种系统和全球性的评述揭示出这些考古学过渡中明显的全球化特征，整个区域都在同一时期经历着从母系制向父系制的转变，经过数百年的时间，从大陆的一端到另一端，父系制渐次横扫并占据主要地位。最明显的就是，在特定的旧世界区域（在公元前4000年至前3500年的北非、近东和中亚尤为突出）所发生的这些文化转型中最早的，跟这些区域内部的重大环境变迁相关，从相对潮湿的地带到干旱荒芜的地带，都是如此。（De Meo 1990: 25）（待续）

来源：《全球史评论》第11辑（2016年12月出版）

投稿：minzushi@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