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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壁画色调对早期青绿山水画的影响

摘要: 青色、绿色在儒家传统的色彩观中被视为“间色" “贱色",但敦煌壁画受犍陀罗画风影响大量使用青绿色。两汉时期,佛教美术传入,佛教绘画给中国绘画带来新的色彩感知。当时敦煌是西域佛教活动的中心,敦煌石窟壁画的青绿色调影响了中原传统绘画,促进了青绿山水画的产生。敦煌莫高窟是一座储藏丰富的艺术宝库,




青色、绿色在儒家传统的色彩观中被视为“间色" “贱色",但敦煌壁画受犍陀罗画风影响大量使用青绿色。两汉时期,佛教美术传入,佛教绘画给中国绘画带来新的色彩感知。当时敦煌是西域佛教活动的中心,敦煌石窟壁画的青绿色调影响了中原传统绘画,促进了青绿山水画的产生。

敦煌莫高窟是一座储藏丰富的艺术宝库,从这个宝库中,可以寻求到在文献或现存其他画迹中无法寻求到的资料,也可以了解到传统山水画在发展中的许多复杂情况。唐代以前的山水画作品完整保存下来的很少,因此敦煌壁画中的山水景物更具有特别的价值。

中古以前绘画的主色调

我国古代绘画又称“丹青",可见早期的中国画极重视色彩。中国画色彩在汉代以前,以青、赤、黑、白、黄为主,这五色中又以黑、红色调为主。远古中国画家继承了原始单色的设色倾向,从现存文物上可证实这一观点,如陕西省西安市半坡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和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等。这些陶器多以黑、红两种颜色绘制几何花纹与动植物花纹,朴素而真实地反映当时人们渔猎、采集等劳动生活场面。战国和汉代时期彩绘漆画也都以黑、红为主色调,如林格尔东汉墓有墓主人乘坐马车出行的情景《牧马图》以及《乐舞百戏图》《夫妇宴饮图》,画面都是先用黑线勾出轮廓,再填染红色或黑色。直到南北朝时期,黑、红依然是绘画中的主色调,如萧绎《职贡图》、杨子华的《北齐校书图》等都以黑、红为主色调。中国古人在这种单色倾向的设色过程中,显示出民族时代性色彩本质与生命活力,王现粗率豪放的审美品格。

杨子华《北齐校书图》

绿色在我国传统色彩观中被视为“轻贱"色,先秦时代即有衣正色、裳间色的礼制,绿色被列为“间色”,且是“间色”中最轻贱之色。明藏书家郎瑛《七类修稿》记载:“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襄碧绿巾以辱之,后人遂以著此为耻" 。

敦煌285窟西魏壁画500强盗成佛因缘故事

敦煌壁画的色调与青绿色系的确立

受佛教美术、龟兹画风等因素的影响,敦煌早期壁画都以石青、石绿构成的冷色调为主色调,如北魏248窟的“供养菩萨" 西魏249窟的伎乐飞天、285窟的“五百强盗成佛图”,北周290窟的“佛传之五”等作品。画家李广元曾指出,“以克孜尔壁画为代表的龟兹画风中,在色彩运用方面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以蓝靛色和石绿组成的冷调倾向。这种色彩特征和整个西域和印度的建筑色彩有密切关系”。这些青绿的色彩样式对中国当时的绘画造成很大影响。

莫高窟第217窟南壁 山水 盛唐

佛教美术对中国本土美术的影响首先是色调的改变,即改变了汉画以黑红为主的色调,青绿山水的色调受到佛教美术色彩观的影响已经是美术史上的事实。我国西域的石窟壁画受佛教美术和龟兹画风的影响,多以石青、石绿为主色调,且一些魏晋时期西域的佛教石窟壁画中已经出现了近似青绿山水画的雏形。例如,莫高窟第217、103窟的《法华经变化城喻品》中就可以看出青绿山水画的特征;敦煌西魏249窟的《狩猎图》中一段山水景物,山头用石青,中间是石绿,山脚为赭石;303窟隋代壁画中,竟出现“长卷”式的独立山水;112窟的《金刚经变》的上、下两端都有画山水景物,有的略施淡赭,有的青绿设色。莫高窟的早、中期壁画,几乎都有配合经变的山水画,如8、9、12、18窟等,有的每幅经变都画山水,如112窟,画面上下都画有山水景物,这些山水中多半为青绿设色。美术家金维诺曾说:“即使成熟如李思训的青绿山水都可以在敦煌103窟、217窟的壁画中见到。”可见,敦煌石窟壁画中的青绿色彩样式和山水景物图示对早期青绿山水画有相当大的影响。

展子虔游春图

青绿色调与早期青绿山水

青绿色调和山水图示传至中原后为青绿山水画的出现准备了条件。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牛克诚在《色彩的中国绘画》一书中论述《洛神赋图》时说道:“山石着色的方法为:先平染赭石,再罩染一遍石绿,最后在山石阳面染石青......每一块山石都是一个自上而下由深青经深绿到浅绿、赭石的渐变空间。”可见这种染色技法与敦煌壁画中画山石时,山头石青,中间石绿,山脚赭石的画法十分相似。依据美术史家杨仁恺的观点,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游春图》是展子虔的传世作品,这幅画中的山水空勾无皴,施以青绿重色,山石树木等主体物在基本合乎比例的基础下被安排在画面中。画面空间感增强,朴拙而真实地描绘自然景物,显示出山水画已趋向成熟。虽然在敦煌隋代壁画也可以看到一些山川树木的图像,但展子虔此时的山水画水平已有很大提高,展子虔的青绿山水对唐初山水画,尤其是对李思训的青绿山水影响重大。历代的书画鉴藏家和评论家,如张丑、詹景凤等人都认为是他开启了李思训父子的青绿山水画体式。

李思训《江帆楼阁图》

唐代,李思训父子把青绿山水发展得更加完善,青绿山水成为主流画体。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与展子虔《游春图》相比,在物象的描绘上更加写实,树木种类丰富且更具姿态,更注重山石的内部结构,在用线方面也比《游春图》更加丰富和自由。而李昭道“变父之势力,妙又过之”,其作品《明皇幸蜀图》的设色以石青赭石为主,山石树木等主体物用铁线勾勒轮廓,山石空勾无皴,用色彩晕染塑造体面关系和凹凸感。与其父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相比,《明皇幸蜀图》中对人物、山石、树木的描绘更加精致缜密。李思训父子在继承和发展前人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具有特色的青绿山水。

(传)李昭道《明皇幸蜀图》

结语

综上所述,从魏晋时期开始,人们从日益重视对山水的描绘到唐代青绿山水画逐渐成熟,这与当时西域的佛教壁画有很大关系。敦煌壁画的色调、山水图示的研究是我们探究青绿山水的起源以及梳理山水画的发展流程中的重要环节,因此理应得到学界更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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