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文献与西域民族史研究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大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民族志文献。这些涵盖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族记述是探讨中国民族史的宝贵资料。

早在先秦文献中即已出现了有关民族的记述。甲骨文、金文、《诗》、《书》、《春秋》、诸子之书以及《世本》、《天问》、《山海经》等古代史籍中，都包含着民族志的素材。其中《礼记·王制》篇有关“五方之民”的记述最具代表性：“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背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1]可谓“中国最早具有民族志意义的记录”，[2]开启了中国古代民族志的先河。

随着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其对边疆的开发，内地与边疆及周边民族联系与交流进一步加强，有关周边民族的知识日渐丰富。西汉史家司马迁在《史记》中保存了大量周边民族的记录，其中《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是那个时代最经典的民族志书写。《史记》开创了为周边民族撰写传记的体例，此后历代相沿，“二十四史”中绝大多数都有关于少数民族的传记，民族志传统在中国历史著述中得到继承和发展。更有《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蛮书》、《契丹国志》、《大金国志》、《蒙鞑备录》、《黑鞑事略》、《蒙古秘史》、《云南志略》、《南夷书》、《西域番国志》、《满洲源流考》等有关中国古代民族史志的专门文献，而大量的方志、会要等古籍中也保留了丰富的古代民族志资料。此外，散见于文集、笔记、碑铭、谱谍、野史中的各种民族志资料也非常丰富，不胜枚举。

中国古代民族志文献既包括数量巨大、形式多样的汉文文献，也包括大量的少数民族语言文献，如蒙古语文献、藏语文献、突厥语文献（包括古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文献）等多语种民族志文献，以及波斯语、阿拉伯语等域外语言文献。波斯语、阿拉伯语虽然不是中国的民族语言，但是历史上我国一些少数民族曾用作书写语言，产生了许多有关我国民族史志的波斯语、阿拉伯语文献。而域外阿拉伯、波斯文文献中也保存了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有关我国古代民族的描述，具有非常宝贵的史料价值。这些非汉语民族志文献资料，是中国民族志文献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民族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

民族志文献不仅是对历史时期民族发展进程的客观记录，而且还反映了民族志书写者的思想观念、认知的视角与认知程度、书写的动机与作用，以及所处的时空背景、文化异同等。通过对多语种古代民族志文本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解读出民族活动的客观真实，而且还能揭示出书写行为的文化因素以及由此造成族际认知的差异，从而探讨出民族志文献书写的演变轨迹、发展趋势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构建出民族志书写的中国传统话语体系。通过民族志文本的深入剖析，揭示民族发展的规律、民族关系的实质，从而丰富和发展我国民族史研究理论，推动中国民族史研究乃至民族研究的发展与创新。因此，民族志文献研究不仅是民族史学科创新的基础，也是民族史研究的前沿，与当前民族史学的热点、难点问题密切相关。

同时，利用民族志文献，特别是形成于边疆民族地区的非汉语民族文献的记载，通过与多种不同书写传统比较研究，揭示出历史上各民族发展及族际互动，以及反映在民族志书写中的认同意识和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强化中华民族凝聚力，揭露海内外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分子的历史谎言，从而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有利于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

新疆古称西域，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保留至今的我国民族志文献资料中很大部分涉及到这一地区的民族记述，不仅记录了历史上西域民族的演变与发展，而且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族际认知情况，以及民族观念与认同意识，对西域民族研究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我国有关西域民族的记述最早出现于先秦时期的《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典籍中，但真正民族志意义上的文献则是始见于西汉。司马迁《史记》中的《匈奴列传》、《大宛列传》堪称我国最早的西域民族志。此后《汉书》专为西域立传，详载西域各地民族、语言、人口、风俗、地理、物产等情况及其与内地的关系，是当时最为详备的西域民族志，显示着内地对西域认识更加丰富而深入，且已形成了一定的知识体系。由此正史“西域传”成为传统，保存了有关西域的基本资料及历代王朝对西域民族的认知情况。除正史“西域传”外，大量有关西域的游记、文集、碑刻等文献也是西域民族志的重要载体，如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宋王延德《使高昌记》，金刘祁《北使记》，元刘郁《西使记》、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耶律楚材《西游录》、《湛然居士文集》、虞集《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明陈诚等《西域番国志》，清七十一《西域闻见录》、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傅恒等《皇舆西域图志》、松筠等《西陲总统事略》、和宁《回疆通志》等，都保存了大量西域民族志记述。

西域自古就是一个多种文明交汇之地，留下了语种多样的文献资料，但早期非汉语文献资料比较零散，很难称得上是民族志文献。迄今所见真正具备民族志意义的非汉语西域文献大都是穆斯林文献（包括阿拉伯语、波斯语和较晚形成的察合台突厥语文献），其中较早由西域当地作者完成的是关于喀喇汗王朝祖先传说的记载，该传说见于喀喇汗王朝时期的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和阿勒玛伊·喀什噶里的《喀什噶尔史》。[1]大致在此前后用波斯语写成的《世界境域志》和《报导的装饰》也都有关于西域突厥语民族的记述。完成于蒙元时代的波斯文史著《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有关西域民族的记述是宝贵的民族志资料。其中尤以《史集》为要，专设《部族志》，是最具有民族志意义的著作，记述了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北方诸民族的情况，也涉及西域民族，是研究中古时期内亚民族形成、分化、发展历程的重要史料。

有关元明西域民族研究最基本、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当推成书于16世纪的波斯文著作《拉失德史》，作者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为蒙元时代迁居西域的蒙古贵族后裔。该书较早时期的史料主要来自一些传说和著述，较晚时期的史料则是作者自己的见闻，内容极为丰富、生动，保存着大量宝贵而鲜活的民族志资料。作者所处的时代正是元代迁入西域的蒙古诸部日渐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蒙古语言、文化、历史记忆逐渐消退，为此作者忧心忡忡地写道：现在蒙古人“连一个了解这些（自己历史）传说的人都没有了，我所以敢于不揣冒昧，想把这一艰巨的工作担当起来，是因为考虑到如果我不大胆来写这历史，世界历史的篇幅中，将会看不到”蒙古诸汗的历史了，[2]“这些人的踪迹已经消失，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了。因为经过这段漫长的时间以后，大家都已不再熟识从前的风俗习惯和治学方式。”[3]实际上，连作者本人也失去了对元代蒙古的记忆，维持在他的记忆中的只是蒙古诸部迁入西域之后的事迹。《世界征服者史》记载：“鞑靼人的家乡，他们的起源和发祥地，是一个广大的盆地，其疆域在长度和宽度方面都要走七、八个月的路程。东与契丹地接壤，西与畏吾儿国相连，北与吉利吉思和薛灵哥河分界，南与唐兀和土番为首邻。”[4]对此，《拉失德史》的作者表现出迷茫与不解：“鞑靼人的故土和家园是一个无禾谷的山谷；纵横约有七八个月的路程，东界契丹，西邻畏兀儿地区，北迄哈剌吉孜或薛灵哥。南临唐兀的一侧。《世界征服者传》所说的四境，契丹是人所确知的，讲得比较详细，而（这位作者所说的）‘畏兀儿’现在已经完全不清楚了，不知道他所指的是哪个地区。关于哈剌吉孜和薛灵哥也是一无所知，具有这种名称的地方一直没有找到过。”[5]很显然，作者对元代蒙古人“根本之地”已失去了记忆，他将《世界征服者史》所记蒙古人的故乡完全置于天山以北，并对其中的许多记载感到迷惑不解。这说明迁来西域的蒙古人到16世纪已经丧失了对位于蒙古高原的本土记忆，而将蒙古人之地（Mughūlistān）的概念位移于天山及其以北的草原地区，那里是迁来西域的蒙古诸部的游牧地。

不同时代的文献记述反映出时代造成的认知差距或误读，而不同语种的相关民族志文献相互比较、印证，则可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认知特点与差异。据《拉失德史》记载，东察合台汗国马哈麻汗是一个狂热的伊斯兰教徒，他在汗国内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强制推行伊斯兰教，蒙古人“如不缠头巾，他就要用马蹄铁钉钉入这个人的头中，这种作法是司空见惯的”，“所以当他在位的吉祥时期，大多数蒙古部落都皈依了伊斯兰教。”[6]成书于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汉文文献《西域番国志》，其作者则根据亲身经历，对这位马合麻汗及其所属蒙古部落作了如下描述：“马哈木盖胡元之余裔，前世锡封于此。不建城郭宫室，居无定向，惟顺天时，逐水草，牧牛马以度岁月，故所居随处设帐房，铺氊罽，不避寒暑，坐卧于地”，完全是游牧民的生活方式；不过“其王戴小罩剌帽，簪鹚鹆翎，衣秃袖衫，削发贯耳。妇女以白布裹首缠项，衣窄袖袖衣”[7]。陈诚在该书另一处记述鲁陈（位于今吐鲁番地区）社会情景时说：该地“有为回回体例者，则男子削发，戴小罩剌帽，妇女以白布裹头。”[8]当时明朝人称西域穆斯林为回回。从服饰看，马哈麻汗及其身边的蒙古贵族已与穆斯林居民没有区别了，但由于仍然保持着以游牧为特点的蒙古传统文化，“饮食惟肉酪，间食米面，希有菜蔬，少酿酒醴，惟饮乳汁。不树桑麻，不务耕织，间种穄麦，及为毛布。”因此尽管马哈麻汗已是“回回”装束，陈诚仍不以其为“回回”，而是称其所部为“蒙古部落”[9]。

清初在塔里木盆地用波斯文写成的沙·马合木·楚剌思《编年史》、佚名作者的察合台文史著《喀什噶尔史》、毛拉木萨·撒拉米的察合台文史著《安宁史》、穆罕默德·萨迪克·喀什噶里的察合台文《和卓传》，也都包含有重要的民族志资料，与前文所述清代汉文民族志资料一样，都是西域民族研究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

在我国的古代著述中已包含有对民族志资料的研究。晚清学者洪钧首次将域外有关中国的古代民族志文献介绍到国内，并与汉文料对勘。民初以来，一些学者利用近代史学的方法对民族志文献进行研究，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研究的范围也由汉文历史文献扩大到少数民族语民族历史文献。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民族史研究者在边疆民族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空方面作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整理、出版了正史历代少数民族传记汇编，搜集、整理了各类文献中的民族历史资料，特别是翻译出版了一批少数民族文献资料。

国外对我国古代民族史志文献的接触，可以上溯到17世纪欧洲东方学初兴阶段。19世纪是东方学重大发展时期，作为东方学若干分支如汉学、蒙古学、伊斯兰学等交汇的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因此有了显著进展。而列强对中国侵掠的加剧，又促进了其对中国问题特别是边疆问题的研究。各国就中国边疆的民族、政治、经济、历史、宗教等诸多方面展开研究，从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研讨，逐渐走向学科研究，代有人出，形成传统。总体看来，国外有关我国民族史志文献的搜集整理方面，成果可观，某些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和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可供我们参考和借鉴。

民族志文献是民族史研究的宝贵资料，西域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是西域民族史研究的基础工作。以往的民族史研究中虽也对民族志文献有所利用，在民族史志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及其利用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仍存在着以下问题：（一）由于民族志资料比较零散，缺乏必要的整理、研究，影响了民族史学发展的基础；（二）民族史学具有跨学科的性质，是历史学与民族学的交叉，而以往民族史研究者多来自历史学界，对民族志文献资料的利用与研究也多从历史学的角度展开，而缺少民族学的视野，有很明显的学科局限性，缺乏多学科交叉的民族史学研究；（三）受语言条件的限制，以往学术界有关中国民族志文献资料的利用与研究多是汉文文献资料，而对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的关注和利用不足，影响了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民族志文献的多语种性不仅表现在文献书写时采用的语言较多，既有各民族现在使用的语言文字，也有大量的古文字、死文字，而且即便是汉文民族史文献，其对少数民族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的记述，往往是对少数民族语文的译写，也表现出多语种性，如果不具备多语言的能力，实际上也读不懂这些汉语文献。因此，应该从民族史学的角度，综合利用历史学、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以跨学科的研究的视野，对历史上多语种的民族志文献资料进行系统、全面、综合的比较研究。

民族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历史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历史文献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并注意借鉴目录学、语言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

（1）资料搜集与整理。通过对多语种民族志文献资料的挖掘、爬梳，广泛地占有资料。在此基础上，对文献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去伪存真，编写出多语种的中国古代民族文献题录。

（2）民族志文献专题研究。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关键-重要民族志文献进行专题研究，进行必要的校订、注释；对非汉文民族志文献进行校勘、翻译、注释。同时注意不同语境下各种史料的审音、对勘，从而为民族史的深入研究奠定坚实的史料基础。同时，对史料追源辨流，理清文献的历史继承与发展，从而揭示出内在发展的脉络与规律。

（3）集中力量对中国传统民族志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主要阶段、主要内容和主要问题，包括民族志描述者的观念、思想及描写的动机以及所处的时空背景，进行专题的深入探讨，从而探讨出民族志文献书写的演变轨迹、发展趋势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4）从基础文献入手，通过与多种不同书写传统（利用文本及其相关资料）的勘比研究，揭示出历史上各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客观事实，以及反映在民族志文献书写中的民族认同和国家意识。

（5）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发掘出历史文献中的民族学、人类学资料，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出发，与历史学相结合，对民族史进行深入探讨。

（6）在文献整理与研究中注意概念的辨析和理论的探讨，力求取得理论上的突破。

在对多语种民族志文献进行文本研究的基础上，加强西域族别史、断代民族史、民族观与民族思想史、西域与内地关系史等重大课题的探讨，推动西域民族史研究取得重大学术突破与理论创新。同时，在基础研究中体现出对策性、应用研究，把学术取向与社会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民族史学的视角，加强对有关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在国家安定、民族团结、社会和谐、边疆稳固等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同时，在研究中注意吸收、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新思维、新方法，进行多视角的探索，做到研究内容创新和方法创新的有机统一。

注释：

[1]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第1338页。

[2] 郝时远：《先秦文献中的“族”与“族类”观》，《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

[3] 参见华涛：《喀喇汗王朝的两位“喀什噶里”——兼谈《新疆通史》的撰写与穆斯林史料的利用》，《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

[4]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新疆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译，王治来校注，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以下简称《拉失德史》汉译本），第1编，第147页。

[5] 《拉失德史》汉译本，第2编，第1—2页。

[6]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翁独健校，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7] 《拉失德史》汉译本，第2编第303-304页。

[8] 《拉失德史》汉译本，第1编，第233页。

[9] 陈诚：《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周连宽校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02页。

[10] 《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第111页。

[11] 《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第102页。

原刊：《西域研究》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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