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蚕

发现：淘沙见金蚕偶遇结情缘

1984年12月20日，正值寒冬腊月，陕西石泉县谭家湾农民谭福全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像往常一样叮嘱着大儿子谭可宝、二女儿谭可春和三女儿谭可辉带着金床、金盆、铁锨和镐头到池河边淘金。他们先在河岸边挖了一个两米多深的“金窝子”，开始淘取沙金，谁也没有想到，就这么一次再平常不过的淘金竟然淘出了一枚珍贵无比的鎏金铜蚕，解开了陕西石泉，乃至汉代中国丝绸文化和织造技术辉煌灿烂的历史及其对丝绸之路开凿、绵延和发展的重要意义。

谭福作淘到一枚金光灿灿的蚕和数枚五铢钱。金蚕长5.6厘米，胸高1.8厘米，胸围1.9厘米，全身共有9个腹节，呈昂首吐丝状，栩栩如生。县里和镇上的领导闻讯赶来，一边叮嘱谭福全妥善保管，一边联系省上专家。1985年9月23日护宝心切的谭福全借来50元钱坐着长途车来到西安，费尽周折找到陕西省博物馆，把金蚕捐献给国家。博物馆领导深为谭福全的千里献宝行为感动，给他凑了100元作为路费。更让人感动的是，2000年罹患癌症的谭福全拒绝亲友建议请求博物馆资助治病的提议，带着一颗尊贵的心悄然离世。

经专家鉴定，谭福全发现的这枚金蚕为汉代鎏金铜蚕，制作技术非常高，特别是鎏金工艺，更给这件器物增色不少。

钩沉：鬼魅小金蚕  史海觅真影

根据古代典籍记载，从春秋开始中国就有随葬金蚕习俗，到晋代愈盛，比如晋代陆翙的《邺中记》中“永嘉末年，春秋霸主齐桓公墓发现金蚕数十箔，珠襦、玉匣……不可胜数”。此外，赵婴齐墓、阖闾夫人墓、秦始皇墓、晋大司马桓温女儿墓等，据说也都曾出土过金蚕，可见分布范围很广，包括陕西、江苏、四川、广东、江西等地。但苦于没有“能看见的”实物佐证，所以金蚕一直仅存在于史载中，而且越传越神秘、越诡秘，以至于南北朝诗人何逊慨叹“金蚕不可识，玉树何时蕋”。虽然有传说一些私人藏品中有金蚕，但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金蚕，是1993年至1998年常州市左金坛三星村遗址出土6000年前一件石钺柄上有蚕形骨饰件，1995年四川省盐亭县金鸡镇石老村嫘甸坝也发现了一枚铜蚕和一枚纯金蚕。这里曾是先蚕嫘祖诞生和归葬之地。此外，殷墟新安庄出土白玉蚕蛹，红山文化玉蚕与玉贝，梁带村仲姜墓出土玉蚕玉贝手握、陕西韩城芮国玉蚕踝饰，20世纪80年代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金箔形饰物,发掘简报称之为“金虎形饰”也是金蚕，商周遗址中还出土过陶蚕和玉蚕，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陈列馆收藏的两件金蚕，国内外私人藏品也有金蚕。

幸运的是，谭福全淘金意外得到的这枚金蚕虽非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发掘物，但经过鉴定确为西汉时期文物。是不是陪葬品无法肯定，但同时发现的五铢钱币又对其功能产生了新的疑问。金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梳理学术界观点，目前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蚕神祭祀崇拜之俗。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目前最早的金蚕应该出现在汉代，此前则是玉蚕、陶蚕、铜蚕以及带有蚕形纹饰的青铜器、玉器等，可能与嫘祖始蚕的传说及蚕丛首制金蚕，开启祭祀崇拜蚕神习俗有关。

二是神秘的“嫁金蚕”习俗有关。关于金蚕的特异功能，史书多有记载，反映出古人对蚕的自然属性与功能的认知。金蚕代表蚕能带来如黄金般的财富，于是就有“欲求富，蓄金蚕”的说法。至于它惊人的繁殖力和类似“蛇虺福人亦祸人”的悖论形象，就是古人处事之道，即“祸福相依”论的诠释，具有劝诫人们“取财有节，贪心一起，祸祟便生”的哲理。

三是祭祀问卜信仰神物。民间祭拜供奉，使得所养之蚕，繁孳无灾而衣食无忧、民富国强。金蚕具有保护并促使春蚕繁孳的功能，俨然就是“蚕母神”的物化。例如，梁带村仲姜墓出土玉蚕玉贝手握和陕西韩城芮国的玉蚕踝饰也作此类用途。小小的蚕如此备受重视，不仅仅是看得见的经济利益，更为根本的是因为蚕本为龙精的神话传说。在古代人眼中，龙为鳞虫之长，能在幽明、巨细、长短、大小、天地间自由置换变形，小则化入蚕蠋，大则藏于天下，春分登天，秋分沉渊。蚕被认为是龙之精微的说法、赋予蚕为时令之神的化身和确定时令节点的物候代表，预示着桑蚕业和农业的丰收，因此被认为是王者的特殊禀赋和绝对权力象征。历代王朝不仅设蚕官蚕室，制蚕礼，专司蚕桑之事；而且每年仲春之际，母仪天下的皇后要亲桑祀蚕，以为民率，祈求蚕神护佑桑茂蚕丰。

四是金蚕当为随葬品，反映了“事死如事生”的葬俗。墓葬中发现的金蚕有些是与贝币、五铢钱等一起陪葬。有人认为蚕、贝等关联一起象征女性的繁育力量，也有人认为金蚕是一种货币。但也有人认为陪葬金蚕只是为了炫富。因为丝绸是珍贵之物，制作丝绸的材料自然也是重要资源，数量多寡、质量高低都反映出拥有者的身份、地位与财富，对金蚕吐丝不断的期盼，对财富的永世追求，也让金蚕成为死者灵魂陪伴之物。还有人认为金蚕可以为人带来财富，但本身却不是钱币，而是借以蚕的繁殖力和金玉本身的神信仰。这恐怕才是隐藏在“作金蚕”与“嫁金蚕”背后的真正的原因。

见证：金蚕现石泉  三秦久丝织

陕西作为十四朝古都，丝造业源远流长。距今3800多年前，先周公刘迁国于幽后，开始种桑养蚕，缀丝织绸，开陕西蚕桑业之先河。西周诸王皆亲躬事桑，大力倡导种植桑树。《诗·幽风·七月》载，“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说明桑树业已成片栽植，蔚然成林。春秋战国之际，陕西的蚕桑生产方兴未艾。秦昭王开辟秦蜀交通线后,蚕桑生产技术很快传入巴蜀，后来产生了遐迩闻名的“蜀锦”。秦朝在关中地区兴桑养蚕，陕西的蚕桑业发展迅速，丝绸的生产和贸易盛况空前。丝织品首次作为“国货”参加远距离的国际贸易。据《长安志》记载：秦始皇陵墓中的随葬品有“银蚕和金雁”，还有“金蚕三十箱”。西汉政府非常重视蚕桑业生产，国家“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之物”，陕西的蚕桑生产蔚然成风，关中地区“沃野千里，原隰弥望。保殖五谷，桑麻条畅”，养蚕业、缫丝织绸和丝绸贸易都进入鼎盛时期。而陕南地区“深处可容高尚者，水田三顷百株桑”，桑树成荫，桑蚕业十分发达。这种盛景一直延续到宋代，比如苏辙《野人庐》描写的“野人三四家，桑麻足生意”。元代北方地区战争连绵不断，桑树被砍伐殆尽，树桑养蚕之法逐渐失传。元、明、清时期，特别是清康、乾年间，在政府的积极倡导下，陕西的蚕桑业很快复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轰轰烈烈的盛景。陕南地区也是桑树遍境，叶盛枝繁，丝织业发达，人民群众富裕。

弘扬：金蚕寄梦想  丝路载万世

结合近年来国家关于文物工作的有关指示，笔者认为这枚鎏金铜蚕有着深刻的含义：一是对西汉开凿丝绸之路，长安作为丝绸之路起点在世界历史上重要地位的肯定。二是陕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作为西部核心区的重要地位。西汉时期，丝绸是最具中国性的、文化性的符号，也是古丝绸之路贸易体系中流传最久远的美丽幻想，还是最物质化和最通用的货物。金蚕所代表的丝绸作为最纯粹的中国形象代表，表现一带一路建设中以文化为先导，以经济贸易为支撑的主导思想，因为小小金蚕代表丝绸的商业价值及其构建的经济体系。三是陕西历史博物馆作为蕴藏周秦汉唐都城辉煌历史证物最集中之地，收藏着包括鎏金铜蚕在内的很多与丝路有关的精美文物，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该凝神聚力，用文物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丝绸之路故事，努力站在时代的前沿，可谓“慧眼识珠藏宝库，主席赞扬遍寰宇”。

金蚕不吐丝，却也延千年。自出流沙三十二载，金蚕就一直静静地展出。它的出现，让西汉开启丝绸之路的宏大叙事有了一个有力的注解。它的出现，让流传千年的金蚕逸闻趣事有了一个真实的确证。鎏金铜蚕的至高地位与象征意义，让陕西历史博物馆带着流传万世的丝路精神，带着丝路起点的荣耀，带着三秦儿女的承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一展宏图，传承、保护、利用好丝路文物。

来源：中国文物报2017年6月20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