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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疆与海疆：多元文明的交流与共生”博士生学术会议纪要（一）
2019年10月21日-22日，“陆疆与海疆：多元文明的交流与共生”博士生学术会议，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A座101报告厅举行。
点评专家：何志国（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
《贞元六年造窟功德记》与唐西州宁戎窟寺
夏立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吐鲁番博物馆藏《贞元六年造窟功德记》是1984年4月维修加固柏孜克里克石窟时发现于崖下遗址的一方残碑。根据碑记题刻内容、空间布局与字体差异，可知碑面先后经历了至少五次题刻，包括汉文、粟特文、突厥文碑文及晚近游人题刻。碑记总述了宁戎窟寺的重要地位，这里是西州高僧大德每岁坐夏的重要地点。结合《续高僧传》等文献材料可知，石窟寺院与地面寺院随季节变化配套使用，石窟寺院如宁戎寺（即柏孜克里克石窟寺）、丁谷寺（即吐峪沟石窟寺）、西谷寺（即雅尔湖石窟寺）及胜金口石窟可能被地面寺院的僧人用以定期夏坐和禅修。这表明当时吐鲁番地区存在着僧团组织管理体系，以及石窟寺院和地面寺院的分配与使用网络。柏孜克里克前回鹘时代的洞窟可根据洞窟类型与组合关系分为麴氏高昌国时代、唐西州时代、麴氏高昌国或唐西州时代。在北庭沦陷之后、西州危急存亡之时，宁戎窟寺于贞元四年、六年举行了两次大型官方斋会，意在祈求神佛护佑国土。而创营龛窟、彩画尊像等活动是为配合斋会所做的功德。柏孜克里克前回鹘时代的一些未完工的窟龛，应该营建于唐西州时期，后因西州陷落、官吏及高僧被吐蕃迁往河西而被迫停工。将柏孜克里克前回鹘时代的洞窟遗迹与相关碑记、文书提供的窟院线索相结合，可知唐西州时期宁戎窟寺的寺院营造与布局情况：寺院分为山体顶部佛塔群、中层洞窟群和崖下地面建筑群三部分。但这些建筑在回鹘时期都被改建，现已不存。 点评：
以往的考古和美术研究都从基础工作如考古编年、早晚演变的角度展开，但是这个题目复原了前回鹘时期建窟、分期的情况，特别是石窟和寺院的关系、僧人修行等一些细致而具体的片段，有助于对佛教艺术的理解。贾应逸曾把柏孜克里克石窟中的洞窟分五期，其中四期为回鹘时期，这里在前回鹘时期洞窟的分期上更加细致，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麦积山第133窟第11龛壁画辨识
张铭 （敦煌研究院）
点评：
这篇文章给麦积山石窟的研究提供了新鲜的材料，壁画布局、洞窟关系的对照使年代判断非常可信。但是图像究竟为维摩诘经变哪一品的判断还存在一些问题，证据不足。《维摩诘经》在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广为流行，但经变本身突出维摩诘，图像却突出文殊，图文并不完全吻合。早期石窟经变和造像如何对应是一个问题，目前没有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法。如炳灵寺第169窟（420年）是最早的维摩诘经变，有榜题“维摩诘之像”，但没有文殊的题记和形象，表明佛典与造像之间是有距离的。图像与文献之间的对应不能依靠孤例。
北魏平城时期维摩信仰研究——以云冈石窟、北魏平城时期壁画墓为例
郭静娜 （云冈石窟研究院）
北魏崇信佛教，《维摩诘经》自东汉时期传入我国中土地区以来，由于维摩诘修菩萨行、有大量财富的形象与北魏上层人物的身份、需求相当契合，所以广受推崇。《维摩诘经》中的般若思想可与玄学相互融合，且更易被当时身处乱世的百姓所接受，因此般若思想取代玄学成为士大夫的主流思想。
北魏平城时代即云冈石窟中期（465-494年）的维摩图像主要出现于1、6、7窟。图像特点是位于南壁门拱上方或左右两侧，维摩常坐在围屏床榻上、手举麈尾，与文殊相对探讨佛经。北魏平城时期壁画墓（如沙岭七号墓、仝家湾北魏墓、固原壁画墓、智家堡石椁）不仅墓主夫妇像的布局、构图、坐姿、坐具与石窟中的维摩文殊相似，还出现了金翅鸟、摩尼宝珠、忍冬纹、供养菩萨、手持莲花的供养人等佛教因素。表明人们不仅生前推崇维摩，死后也希望继续修菩萨行，进入西方极乐世界。
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维摩信仰也传入了洛阳，并反映在龙门石窟之中。随着佛教与汉文化的不断融合，维摩图像的表现也更加汉化，对此后的士大夫阶层和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点评：
这篇文章结合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对维摩信仰的分析很可信。在云冈石窟维摩信仰的影响之下，维摩信仰进入了平城壁画，此推论有一定道理，但从东汉末年开始，在墓葬中表现墓主人形象的例子并不少见，如四川中江崖墓、十六国冬寿墓等，关于汉代墓主形象郑岩教授有过专门研究，墓葬中墓主像的出现比云冈石窟更早，与其说此类图像是维摩，不如说是墓主形象。
第二组发言
点评专家：何志国（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
从转轮王到飞行皇帝——飞行皇帝的图像、文本形成年代考
雷启兴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汉译”佛教文献中有大量“飞行皇帝”的描述和图像，“飞行皇帝”与“转轮王”图像类似，学界常将“飞行皇帝”视为印度“转轮王图像”的延续。
丝路北线上的克孜尔第123窟（“衔环鸽子洞”）后室顶部涅槃图上方有一幅壁画定为“七宝”图像，身形最大的是转轮王。“皇兴三年”造像碑正面为交脚弥勒，背面有转轮王图像。虽然这两个转轮王图像分别是伊朗风格、汉地风格，但构图接近，表达的意义也相同。
印度、龟兹、中原内地不同区域“转轮王”图像和相关佛教经典文本表明，印度样式“转轮王”和中国样式“飞行皇帝”风格迥异，是两种不同文本影响下的图像。中国样式的“飞行皇帝”是在拓跋珪在平城改称皇帝的背景下，于公元5世纪左右形成的。体现了佛教传入中国后，本土传统对佛教政治话语和图像的一次重塑，即从贵霜传统的“一佛一转轮王”到中古中国“转轮王即佛”的政治传统的变化。文本和图像可以相互印证，图像可以印证历史。
点评：
发言将印度佛典《阿含经》和汉传佛经对照，将图与文对照，要点清晰，方法可靠。但主要是以史证图，而非以图证史，因为印度和中国的图像材料共有5-6例，文献则共有18例，远多于图像。对克孜尔123窟“飞行皇帝”的考证，打破了以往统称“七宝”的桎梏，是一项贡献。这里有几个问题：“飞行皇帝是转轮王的重塑”，图像依据是什么？严格意义上讲，克孜尔石窟并不能算汉地。“皇兴三年”造像碑比克孜尔123窟的飞行皇帝早两百年，虽然大同小异，但还是有方向相反等区别。结合中原地区很多文献，如鸠摩罗什曾在长安翻译经典，飞行皇帝是否可能出现于中原？如果飞行皇帝真的是从长安地区传入新疆，那么就体现了佛教文化传播中的反向回流。润泽众生：大足北山133号宋代水月观音窟视觉文化分析
汪珂欣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
大足北山133窟主尊为水月观音，旁有善财、龙女、四护法神像。甘肃、陕西地区的水月观音像是叙事性的，人物、环境、情节三要素具备，表现参拜故事，善财是偶然出现的接引参拜者，根据题记可知建造目的以礼佛为主。川东地区水月观音图像不很流行，且视觉处理具有独特性，水月观音与龙女、善财的位置布局，既不是甘、陕地区水月观音所体现的叙事形式，也不是空间中图像系统的局部单元，而是变成了单独供养敬拜的神圣之像。这是由于突出造像的灵验功能，主要为已故亡者造像和为自身及家人祈福。结合北宋末至南宋初一百年间四川大旱的历史背景，修建于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的大足北山133窟水月观音，除了本身“除灾因，生福缘”的功能，搭配龙女，又增加了除旱祷雨的具体内容；搭配四大护法神，则增加了护国安民之意。宋代以后非叙事性灵验窟的增多与叙事性礼佛窟的减少，反映了佛教的世俗化。 点评：选题非常有价值，从研究对象上来说，水月观音在唐宋时期的四川地区很常见，但大足北山133窟以水月观音为主尊在四川地区是不常见的，且与中原、甘肃地区相比又有其独特性。在方法上，本文将甘肃敦煌叙事性场景、四川偶像式场景进行比较；又将旱灾祈雨的功能性分析与密教结合，进行了视觉文化的研究。视觉文化是艺术史的概念，本文以宏观视野进行考察，对历史背景的分析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但是本文缺少微观层面的具体分析，如造像元素，水月观音和水、月有关，文献中多有记载，水月后有山峦重叠表现的是四川地方特色，跟敦煌不同，右边的净瓶含蓄表达了当地多山缺水的地形。从图像上看，大足北山133号宋代水月观音窟没有铭文，应和有铭文的图像做对照分析。造像本身的布局跟密教是否有关也是存疑的，如果以四川造像为前提，如川东地区的唐代造像等，一铺九尊大量存在，且都是汉地图像，此图在四川东部出现是否有汉地传统，而不仅是跟密教有关系？这些问题还需考虑。
何志国教授点评
撰稿/曹羽
摄影/杨杰淳
编辑/曹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