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袁广阔｜对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的几点认识
1977年8月，北京市平谷县（现在的平谷区）南独乐河乡刘家河村村民在村东一个池塘的南岸取土时发现了一批精美的青铜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和平谷县文教局闻讯后，立即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和清理，最终确认这批青铜器出土于一座墓葬中。墓葬为南北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由于早年当地村民挖水塘和植树的缘故，墓葬北半部早已被破坏，仅存南半部。墓口距地表深约0.3米，东西宽约2.6米，残长约2.15米（发掘者推测该墓南北全长在4米以上），墓深0.9米。墓内有椁室，椁室外是二层台。墓内随葬品十分丰富，出土各类器物40余件。其中，青铜礼器出土于南部二层台上，椁室内发现有金耳环、金臂钏、玉钺、玉璜、铁刃铜钺以及青铜泡饰等（《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第11期）。根据墓葬的形制结构和随葬器物，考古学家判断其为商代时期的大型墓葬。
由于出土遗物之丰富，且多为青铜重器，足见该墓葬规格较高，在北京乃至整个河北地区都极为少见。因此该墓葬一经发现，便立即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很多考古学家都将研究的目光聚集于墓葬的年代、性质方面，发表真知灼见。关于墓葬的文化属性，发掘者根据墓中所出青铜礼器与中原商系青铜器形制相似，与商文化具有统一性和延续性，认为它属于商文化的墓葬。据此，有学者指出，刘家河墓葬的发现标志商人势力已到达燕山南麓。也有学者不以为然，并指出，刘家河墓葬中出土的金耳环、金臂钏等遗物具有典型的北方土著特色；结合后来又在墓葬所在地发现的土著文化遗址，韩嘉谷先生认为刘家河墓葬应属于和商朝相对立的北方阵容（《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关于墓主人的族属和身份问题，多数学者认为刘家河墓葬所在地在商代时期存在一个重要的方国，墓主人生前应是显赫的贵族（黄尚明：《青铜面具再探》，《襄樊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文献记载，京津地区在西周封燕之前已有燕、蓟的说法，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刘家河墓葬与“燕”或“蓟”关系密切，如邹衡先生推断它同燕亳应该是有联系的，也有可能两者就是一回事（《夏商周考古论文集》（第二版），科学出版社，2001年）。
刘家河商墓的发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填补了北京地区商代考古的空白，为研究这一地区商代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对燕国历史的研究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关于刘家河商墓的年代，发掘者认为：“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上层，即商代中期，约与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铜器群相差不远，其下限年代不会晚于殷墟文化第一期。”目前，这一说法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如靳风毅主编的《北京文物精粹大系》（北京出版社，2002年）就支持此说。但是，也有部分学者不同意这一看法，他们认为墓葬的时间应根据墓中同出器物的最晚者（如铜爵）来判断，主张刘家河商墓的年代应偏晚，《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将其定为殷墟早期。近年来，随着新的考古发现不断涌现，学界对商代墓葬分期的研究更加深入，这为重新判断刘家河商墓的年代提供了重要参考。郑州商城的主要发掘者杨育彬指出，刘家河商墓出土的青铜器“就青铜器发展而言，在郑州二里岗文化与安阳殷墟文化之间，应该有一个过渡期，其青铜器既接近于二里岗上层商文化，又与成熟的殷墟文化有某些差别，这一阶段大约相当于河亶甲居相、祖乙迁邢、南庚迁奄至盘庚之初。北京平谷刘家河墓葬应涵盖其中。大致锁定在商代二里岗文化晚段与殷墟文化一期之间，或稍前或稍后而已。”（《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杨先生的看法一语中的！换句话说，刘家河商代墓葬的年代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认识：一是与郑州商城地区商代白家庄期比较，再是与洹北商城或殷墟一期比较。
刘家河商墓中出土青铜礼器16件，包括食器、酒器、水器三类，具体器物有鼎、鬲、甗、爵、卣、盘等。这些礼器除青铜瓿在郑州商城白家庄期没有发现之外，其余均有发现。另外，这些青铜器的纹饰、形制特征与郑州商代白家庄期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方鼎与郑州二里岗白家庄期的方鼎比较接近，形状都为方形，腹部装饰饕餮纹。圆鼎与郑州铭功路出土圆鼎十分相似，只是腹部略浅。另外，一件兽面纹圆鼎的腹底铸有阳文刻划图案“鼈”，与郑州白家庄出土的龟徽一致。鬲与郑州张寨南街出土的铜鬲形制相似，口部装有两耳，下边有三个空袋足；区别在于刘家河铜鬲的腹部更浅。甗相比于郑州白家庄期只是口部多了小环耳，其余部位基本一致。斝与郑州南顺街的斝风格雷同，只是腹部更浅，口部的柱头渐渐变大，距离拉大。封顶盉与郑州东里路出土的盉完全一致，卣与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同类器相似，盘与郑州白家庄出土的青铜盘形制接近。
刘家河青铜器与殷墟一期青铜器相比，存在相似一面的器类较少，主要有爵、罍、瓿等。爵的腹部为圆形，装饰有兽面，与殷墟一期的青铜爵风格相似。罍肩部有三个大卷角羊头，腹部装饰饕餮纹，与殷墟一期同类器如出一辙。郑州二里岗期和白家庄期铜器中没有发现瓿，殷墟一期中发现有瓿，刘家河发现的瓿与殷墟一期的瓿风格相似。
总之，刘家河商代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既有郑州商代白家庄期的特征，也有殷墟一期的特征，明显属于两者之间的过渡期，这在爵、甗等器物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刘家河商墓的年代处于郑州白家庄期和殷墟一期之间。那么，这一时期商墓在京津地区的出现又作何解释呢？通过与文献记载分析，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正是“河亶甲居相”和“祖乙迁邢”时期。刘家河商墓的发现应该与祖乙迁邢有着直接的关系，理由如下。
第一，祖乙所迁邢都位于邢台地区，距离刘家河商墓所在的北京地区不远，商人都邑在邢，北京必定是其要控制的战略要地。邢在甲骨文写作“井”，历史文献中关于商周之邢的记载主要有祖乙邢都、井方、西周邢国。关于商代邢都、西周邢国的具体位置，学界历来争议不断，主要有河北邢台说和河南温县邢丘说两种观点。李学勤、唐云明在对1977年发现的河北元氏青铜器铭文考释、铜器断代的基础上，认为邢国始封在邢台（《考古》1979年1期）。邹衡认为祖乙邢都很有可能就在今天的邢台市（《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李民指出商代井方国和西周邢国的地望均在邢台，西周邢国的得名应是继承商代地名而来（《三代文明研究（一）》）。这样看来，祖乙邢都、井方、西周形国都应该在今天的邢台地区。邢台地区的考古工作也印证了这一看法。截至目前，考古工作者在邢台市区及市郊发掘了南大郭、曹演庄、贾村、东先贤、尹郭、西关外等大量的商周遗址，出土了丰富的商周文化遗存。相反，在邢丘所在的温县北平皋古城一带则没有发现任何商代曹演庄类型遗址和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只发现一些战国文化遗存。
第二，早商文化晚期，商代遗址及聚落群在京津冀地区大量出现。早商二里岗时期，郑州商城处于核心地位，以商城为中心的商城聚落群十分繁荣。这一时期晋南豫西聚落群、盘龙城聚落群开始形成，在陕西关中地区也发现有以老牛坡遗址为核心的商代聚落群；黄河以北典型的早商遗址仅有辉县孟庄一例，新乡以北没有发现。早商白家庄时期，郑州和洛阳地区的商代聚落群继续巩固和持续发展，聚落群的整体布局并无明显变化。到了早商文化晚期，聚落群的分布开始偏重于北、东两个方向，其他地方则出现衰败现象。这是商王朝经营重心向东北方向转移的生动反映。这一时期，太行山东麓、河北中南部出现很多早商遗址，黄河以北地区不仅在新乡潞王坟发现商代遗址，在安阳、濮阳甚至河北省境内的蒿城台西、菜城北龙宫都发现有商代文化遗存。特别重要的是，在北京附近也发现多处商代遗存，如蔚县庄窠、前堡、四十里坡，北京昌平张营、涞水富位等。这一时期，在河北地区形成了以曹演庄为核心的的河北聚落群。
商代早期，商王朝先后以郑州地区的亳、嚣为都城。到了早期晚段，为了加深对北方地区的控制，祖乙将都城北迁到邢台地区。在此背景下，河北和京津一带开始出现大量的商代文化遗存，刘家河商墓的发现便是最直接的反映。从刘家河商墓的规模、随葬器物来看，它的等级很高，应该是高等级的贵族墓葬。燕国是两周时期的一个重要诸侯国，它得名于召公封燕，这在《史记》《左传》等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关于西周燕国的地望，由于北京琉璃河遗址的重大发现，学界基本上都同意它就是召公封燕的燕国。实际上，在召公封燕之前，北京地区还存在一个子姓燕国，西周燕国正是在子姓燕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从历史文献和考古两方面都能佐证。《左传·昭公九年》云：“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这里的“燕亳”就是召公封燕之前的子姓燕国。考古方面，琉璃河遗址除了发现有大量的西周文化遗存外，遗址及周边还发现有丰富的商代文化遗存。
总之，祖乙迁邢后，为了控制京津地区，拱卫中央王朝，在京津地区分封了一个子姓燕国，而刘家河商墓很有可能就是燕国的一位高等级贵族的墓葬。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审核：李 政
本文刊登于2019年11月29日
《中国文物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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