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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石窟史中讲到的第一处石窟，原来在这——重庆江津石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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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佛寺遗址位于重庆市江津区长江北岸的一处山坳内,周围散落着砂岩质球状风化巨石，形成了独特的地质景观，寺庙巧借巨石布局，曾号称“西蜀第一禅林”。2016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在配合江津滨江新城建设考古中发现，鉴于遗址的重要价值，遂转为以遗址公园为目标的主动调查和发掘，至2019年底，共计发掘4600平方米。
石佛寺遗址环境照
建筑基址区全景
南宋建筑布局图
工作方法
树立“发掘、研究、保护、展示、利用”一体化理念。在发掘过程中，邀请石窟寺、古建筑等方面的专家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开展石质文物生物病害清除实验；考古记录、测量、绘图、建模等工作全面数字化；坚持“边发掘、边整理”，已形成考古简报3篇；正在编制遗址保护规划、考古遗址公园设计。
合理运用重叠型硬遗址科学发掘方法。遗址中多个时代建筑相互叠压，为维护完整性，以部分出露的宋代建筑为基础，注重“三个结合”探明宋代基址体量和结构：即总平面与局部剖面相结合、关键柱网与四至边角相结合、整体保护与重要遗迹揭露相结合。同时辅以出土碑刻材料、碳十四测年、建筑比较研究等手段，理清了各时期建筑的布局、尺度和变化。
前殿（南宋）
石窟建筑（南宋）
禅窟（宋代）
石上建筑遗迹区三维模型
佛塔及地宫遗迹
墓葬区俯拍照
宋代供养人墓
创新石窟寺考古路径。整体看待石窟造像、崖面建筑遗迹、地下建筑遗址，从寺庙总体布局、沿革、功能等角度出发，动态考察摩崖造像与寺庙建筑之间的因果关系、空间关系和演变过程，以田野发掘为中心，全面重建石窟寺考古中易被忽略的地下遗迹与地上遗存间的有机而重要的历史联系。
主要收获
石佛寺遗址目前已揭露建筑基址、墓葬、摩崖造像等50余座遗迹，出土石刻造像、建筑构件、随葬品和生活用器等文物标本900余件，收获重大。
水月观音及飞天 (晚唐五代)
东方三圣（晚唐五代）
杜氏舍院基碑（南宋 绍兴十六年）
出土造像头（宋至明）
水月观音与飞天
厘清了遗址功能分区、布局和沿革。该遗址由建筑基址区、石上建筑遗迹区、摩崖造像区、墓葬区及放生园区所组成。发现了宋、明清时期的大型寺庙建筑基址相互叠压，沿革清晰。其中宋代建筑布局由前殿、后堂、配殿、石窟建筑、佛塔等组成，是我国南方地区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寺庙遗址之一。
揭露了数座规模宏大的宋代殿阁遗迹。其中前殿面阔七间、进深四间，是南方地区发现规模较大的单体大殿。石窟建筑是一座楼阁式建筑，这也是川渝石窟寺中揭露最完整的窟前建筑。此外，还发现了罕见的经考古揭露的禅窟等重要遗迹。
明确了石上建筑遗迹区的性质和年代。建筑基址区背后有三块直线排列的巨石，其周围出土了大量南宋时期的陶建筑构件，结合石面上的建筑遗迹，可以明确建造者在巨石上巧妙安置了转轮藏、爬山廊、佛塔及地宫等，营造出了一种独特而罕见的建筑形式。
清理了与寺庙有关的僧、俗墓葬群。宋代墓葬为供养人的石室墓，个别带有封土石围及墓前小碑，这在西南地区宋墓中少见。明代将这一区域专辟为僧人墓葬区，发现了数座高僧石塔墓及一般僧侣的合葬石室墓，塔墓内发现有佛像、高僧牌位等。
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精美石刻造像。摩崖造像集中开凿于一块巨石上，其中下部造像通过考古发掘揭露。造像共计470余尊，包括晚唐五代的水月观音、东方三圣，南宋时期的泗州大圣、五百罗汉等。另外还出土有上百件精美的圆雕造像、石刻建筑构件及40余块碑刻、题刻等。
重要价值
石佛寺遗址是我国为数不多的通过考古发掘全面揭露出来的布局完整的石窟寺，是地下遗存与地面遗迹相结合、寺庙建筑与墓葬相呼应、碑刻材料与出土遗存相印证的历史时期考古的罕见案例，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及文化、社会价值。
遗址以大殿为中心，将窟前建筑、石上建筑群巧妙构成一体，建筑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展现了一处独特的山水寺院园林景观，体现了“随山就势、巧于因借”的山地建筑规划设计思想及营造技术特色，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提供了一项杰出范例。
遗址是宋代寺庙格局向明清寺院格局转变的少见的考古例证，清晰地反映了从宋代至明清时期寺院格局的演变过程，折射出佛教思想变迁对寺庙空间布局的影响。
遗址中发现的石造像、石构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是川渝地区和中国晚期石刻造像艺术的代表作。同时，围绕摩崖造像逐步兴起窟前建筑和寺庙，为石窟寺考古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遗址发现的碑刻题记极大弥补了文献的缺失，展示了遗址传承有序的发展进程，是遗址难得的自证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遗址位于现代城市的核心区，历经千年沧桑，景观独特，承载了地方先民的创造和情感寄托，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当地政府决定建设考古遗址公园，让遗址得到有效保护、世代传承和合理利用，助推文物、旅游融合发展。
项目负责人邹后曦工作照
摩崖造像清理
石佛寺学术沙龙
数字化绘图
专家现场考察、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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