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汉代的中国人，类似于中国历史上许多其他时期的人，普遍视死为精神离开躯体或生命由世间转到来世。但是在汉代，相信死后存在鬼似乎根深蒂固且流传极广。这一事实或许对于王充严厉批评“死”的迷信观点做了很好的解释。据《论衡》，在王充的时代：世谓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论衡集解》人死世谓鬼，鬼象生人之形，见之与人无异。——《论衡集解》总 ...

汉代的中国人，类似于中国历史上许多其他时期的人，普遍视死为精神离开躯体或生命由世间转到来世。但是在汉代，相信死后存在鬼似乎根深蒂固且流传极广。这一事实或许对于王充严厉批评“死”的迷信观点做了很好的解释。据《论衡》，在王充的时代：

世谓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论衡集解》

人死世谓鬼，鬼象生人之形，见之与人无异。——《论衡集解》

总而言之，两段论述可以代表汉代中国关于死后生活的一般想法。因而我们知道，在王充时代的流行观念中，“死”被定义为从此世的人转换为死后世界的鬼。这里指出“鬼”字涵义有不同的层面与论题或许有关。从字源上讲，“鬼”最初被用来表示一些人形怪兽。在思想史上，至少在汉代，在人的精神与形体返归各自源头的意义上，“鬼”被用作它的同音字“归”的同义字。但在此时，“鬼”最为流行的意思是死人的魂。

应该进一步注意的是，一些汉代学者所禀持的对“鬼”的高度理性主义的定义，非常自然地使我们想起那些饱学柏拉图哲学的有教养的罗马人对灵魂的看法。在那些罗马人看来，死可以定义为灵魂返归其本源，或被融入另一灵魂。

为了比较，让我们到更早的时代去追寻“鬼”是死人魂的流行信仰的来源。“鬼”字见于殷商(前1766？—前1122？)的甲骨。甚至早在商代，“鬼”已带有“死者魂”的含义。这似乎说明下引《礼记》中所给出的“鬼”定义并非无根之谈：

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变也。

墨子在关于精神的著名篇章中，根据一些今天我们已无法读到的古代著作，将它们的存在甚至追溯到了商朝之前的夏朝。

根据甲骨文，我们知道商人尤其崇拜祖先的魂，他们常常祈求魂的佑助。这一传统为周人所继承。如果我们可以根据金文判断，周人相信魂不灭，周王与贵族甚至相信祖先死后，他们的魂称作“严”或“鬼”，升至天上加入神的行列。此外，周代的魂似乎已呈现出更多的人的特点，而且它们与生者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这可以从时人相信魂能够给人带来祸福，以及人有时甚至通过庄严的誓词来对魂发誓这样的事实中看到。

下至春秋时期，要感谢《左传》，对于魂或鬼的活动我们知道得更多。这一时期，或甚至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知名的例子是郑国的卿大夫伯有的鬼向敌人复仇，其敌人在一场政治斗争中将伯有驱逐出郑并随后将他杀害。据《左传》，伯有的鬼在他死后数年返回郑国，并事先警告说他将在预定的时间逐个杀死其敌人，后证明所说果非虚言。郑人大恐。不过著名政治家子产通过为伯有立后而成功地安抚了鬼，因而魂能够按时得到祭祀。魂必有适当归宿乃是子产的信条，否则它不会停止为害于人。不过该故事最为重要的部分，在于下文将提及的公元前535年发生在子产与赵景子之间的对话。赵景子问子产伯有能否变成“鬼”。子产以下文做答：

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依于人，以为淫厉。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孙、子耳之子、敝邑之卿，从政三世矣。郑虽无腆，抑谚曰：蕞尔国，而三世执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冯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春秋左传诂》

这一长段论述提出许多涉及鬼观念的问题，后文只能分析其中一些观念。首先，春秋时期，若人严重受冤其魂或鬼会报仇的观念必定盛行于世；因为墨子也引用了一些例子，来说明更早的时代与他生活的时代在蒙受深冤的情况下死者的鬼魂确实会复仇。应该注意的是，这是墨子用来阐明存在有意识的鬼神的重要论点之一。非常雷同的想法持续到汉代。例如据《史记》，公元前130年，由于一些个人纷争，武安侯田蚡使魏其侯窦婴与将军灌夫被诛。次年春，田蚡患病，他无时不在呼喊“谢罪”，并乞求宽恕其罪过。诸巫告知他们见到窦婴与灌夫的魂守在他的床边监视他并准备杀死他。不久田蚡死。另一例是吕后之死。因为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前194年在位)曾想立赵王如意为太子，吕后(公元前187—前179年在位)毒死了赵王。此后吕后出行时，她的腋下为苍犬状物所咬，该物旋即消失。通过占卜发现，怪兽非它，而是赵王魂为祟。不久她因腋伤而死。

其中，进一步显露了司马迁这位伟大史家根深柢固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