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科兹洛夫和他的探险队。文艺作品中屡屡被描写的藏宝地黑水城，比现实中的大漠遗址黑水城要著名得多。玄幻小说《鬼吹灯》、真人3D大片《龙门飞甲》都把黑水城当成核心事件发生地。那些虚构的刀光剑影、怪力乱神，再加上传说中的宝藏，让黑水城成了一个充满神秘、惊悚、诱惑的符号。黑水城确有宝藏，并非金灿灿的金银珠宝，而是记载和见证了中国古代西夏文明的文物。这里的宝藏被发掘的时间，要在《龙门飞甲》所说的明朝之后数百年， ...

科兹洛夫和他的探险队。

文艺作品中屡屡被描写的藏宝地黑水城，比现实中的大漠遗址黑水城要著名得多。玄幻小说《鬼吹灯》、真人3D大片《龙门飞甲》都把黑水城当成核心事件发生地。那些虚构的刀光剑影、怪力乱神，再加上传说中的宝藏，让黑水城成了一个充满神秘、惊悚、诱惑的符号。

黑水城确有宝藏，并非金灿灿的金银珠宝，而是记载和见证了中国古代西夏文明的文物。

这里的宝藏被发掘的时间，要在《龙门飞甲》所说的明朝之后数百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油尽灯枯之际。宝藏的发掘者，自然也不是东厂西厂的“厂公”和江湖高手，而是一个来自外国的探险家。

1908年3月，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率领一支探险队，走进了内蒙古腹地荒漠之中，黑水城自此揭开面纱。

数次疯狂地挖掘后，贪婪的探险者用40头骆驼从这里运走了2万多卷文书和500多件价值连城的唐卡珍品。那是继殷墟甲骨、敦煌遗书之后的中国第三大考古文献发现……

黑水城收录了一部完整的西夏史，却被探险家盗走，流落于几个西方国家的博物馆中。陈寅恪说过，“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黑水城。

科兹洛夫

“被诅咒之地”

1908年3月19日，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带着4名同伴从营地轻装出发，随身只带了一些储备水、不多的食物和工作用具。他们的目的地，是一座被当地人称为“黑城”的神秘遗址。

“黑城”处在茫茫无际的巴丹吉林沙漠腹地，荒无人烟。所谓的“当地人”，其居住地往往也在“黑城”之外几十乃至数百公里，分布极散。当地人人数稀少，却有着著名的部落——土尔扈特部。

土尔扈特部是我国蒙古族的一个古老部落，自古生息于我国西部、北部，明代时迁徙至伏尔加河流域。清乾隆年间，因不满沙俄的劳役和种族欺压，土尔扈特部浴血冲杀，万里东归祖国。清政府为了妥善安置归来的土尔扈特部，将巴音布鲁克、乌苏、科布多等水草丰美之地划为他们的牧场。百余年过去，清政府到了风雨飘摇的末期，一部分土尔扈特部的后裔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繁衍生息。

科兹洛夫的向导巴达，就是一个土尔扈特人。他受土尔扈特贝勒的指派，带领科兹洛夫一行前往“黑城”。巴达本人曾经进入过“黑城”，他在毫无标记可循的沙漠中，准确无误地带领着探险队一路行进。

科兹洛夫留下的笔记没有直接写到巴达对这个任务的态度，但其间流露出的蛛丝马迹可以看出，巴达的心里应该充满矛盾。

“当地居民本身对沉默的古代废墟遗址没有什么兴趣，更谈不上进行考古挖掘，甚至对我出高价收买从哈喇浩特挖掘的每一件东西的建议也无动于衷。我发现许多人显然害怕接近哈喇浩特，认为那是一个危险之地。”

“黑城”用蒙古语直接发音为“哈喇浩特”，“哈喇”是黑色，“浩特”是城市，意思是黑色之城。它还有一个更诡秘的名字——“被诅咒之地”。

在当地人中，能知道“黑城”准确位置的人极为稀少，像巴达这样曾经进入“黑城”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巴达告诉科兹洛夫，他从父亲及当地老人口中听到过许多关于废墟的故事。那里经常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数百里渺无人烟。居住在这里的土尔扈特人传说，那片残破的古城遗迹埋藏着无数珍宝，但每个走进它的人，都会被厄运诅咒。

茫茫大漠，时常会吞噬迷途的人。这些人是不是曾进入“死城”不得而知，但神秘消失的人总会在传说中与“被诅咒之地”联系起来。“哈喇浩特”是让土尔扈特人恐惧、敬畏的地方。

但是对科兹洛夫这样的探险家来说，诡异的传说并不会带来恐惧，相反，那可能更让他兴致盎然。

在巴达的带领下，科兹洛夫没费什么波折就走进了神秘的“哈喇浩特”。

科兹洛夫在《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这样描述：“越接近朝思暮想的目的地，大家的心情就越激动……坐落在粗大且坚硬的瀚海砂岩低地上的哈喇浩特城终于显现在我们眼前。半路上就开始出现农耕或者定居文化的痕迹——磨盘、灌溉渠、陶瓷碎片等，最让我们着迷的是那些土建筑，特别是那些三五成群矗立在自古以来通往哈喇浩特这个被沙石填没的古代遗址的道路旁的佛塔。”

走在废墟中的科兹洛夫和他的同伴们，被这个巨大的遗址震撼了。当他们终于登上台地进入城中时，哈喇浩特尽显眼前。

科兹洛夫和他的助手们立即在古城遗址内进行发掘和搜集古物的活动。面对这遍地宝物的城墟，科兹洛夫抑制不住惊喜和激动，他后来在书中回忆：“我们所有的考察活动和发掘活动，都进行得非常谨慎，非常用心。地层中或地表上发现的每件器物，都会引起大家的共同兴奋之情。我用铁铲挖掘几下就发现一幅绘在画布上的佛像，那种惊喜充满心的感觉，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考察队在哈喇浩特遗址仅仅数天，便获得了车载斗量的珍贵物品：书册、信函、文件、铁币、妇女装饰品、佛教画像等等。装满文物的大包裹随即从中国内蒙古寄出，目的地是俄国境内的库伦及更远的圣彼得堡。

这一次考察的时间很短，因为水和食物的供应问题，科兹洛夫不得不暂时离开哈喇浩特遗址。此后，他又两次回到这里，重复着挖掘、发现、运走的过程。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科兹洛夫几乎是毫无顾忌地将这里的珍稀文物成批运走，时间跨度长达20年。“被诅咒之地”成了科兹洛夫肆意挖掘的宝藏。而宝藏的真正主人中国，此时正在百年动荡屈辱之中，无暇顾及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场对历史文明的掠夺。

科兹洛夫却凭借这些发掘迅速成名。他在第一次到达哈喇浩特之后，就向世界发出了一个信息：他发现了一个古代文明遗迹，以及成百上千件重要文物。

当这批珍贵的包裹被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一一打开的时候，历史、地理学家们给科兹洛夫的发现赋予了更大的意义：这个废墟属于一个中国古代神秘的民族政权——西夏王朝。

这个延续了数百年、在中国古书中被记载了无数次的古国，惊动了整个西方。

黑水城中的断壁残垣。

“哈喇浩特”真身

科兹洛夫对那片遗址的命名，沿用了蒙语“哈喇浩特”的发音。实际上，在那座古城成为废墟之前，中国为其命名的“黑水城”才是“哈喇浩特”的真身。

兰州大学教授杨建新告诉记者，黑水城是迄今唯一一座用党项人语言命名的城市，正是党项人建立的西夏。黑水城的名字就是这座古城历史的一个见证。

黑水城位于额济纳河下游北岸的荒漠上，现在的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旗政府所在地——达来库布镇东南方向25公里。在中国史籍中，这里最早叫弱水流沙，因为匈奴人在这里游牧，它的名字逐渐演化成了居延。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以后，在居延屯田、筑城、设障，把漠北草原与河西走廊连接了起来。这就是东西方最早的通路，人称丝绸之路居延路。

在西夏建国以前，额济纳一带就已有大量党项居民，在这里耕耘牧猎、繁衍生息。尽管城市规模较小，但因它是河西走廊通往漠北的必经之路和交通枢纽，所以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额济纳在中国古书中也曾被写成“亦集乃”，都是出自党项人的语言发音，翻译成汉语就是“黑水”。可以想见，党项人看到的额济纳河水流宽广深邃。这条河边的古城，即命名为“黑水城”。

西夏建国后，为了加强这一地区的管理，以防东面辽国和漠北蒙古的侵入，西夏王朝重军驻守黑水城及整个居延地区，并将大批人口迁到黑水城一带定居，让他们在当地屯垦造田、生产粮食，以满足军民的生活需要。

“到西夏鼎盛时期，黑水城已不再是一座单纯的军事城堡，逐渐变成一座经济、文化都较为发达的繁荣城市。当时的黑水城内，布满了官署、民居、店铺、驿站、佛教寺院以及印制佛经、制作工具的各种作坊，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这种情况大约持续了近200年之久。”杨建新说。

关于黑水城的衰败，最广为流传的是“黑将军”的传说。

相传，黑水城曾经是西夏都城，最后一位君主号称黑将军。他英武盖世，所向无敌，欲与中原争霸。中原边将率军讨伐，久攻不克，看到城外额济纳河流经都城，便用沙袋堵塞上游，断绝城中水源。

水源干枯后，守城者在城内掘井，挖到最深处仍旧滴水不见。黑将军被迫全力出战。战前，黑将军命令把80余车黄金珍宝一起倾倒井中，又亲手杀死自己的妻小，以免落入敌人手中，然后才率兵出战，终因寡不敌众战败身亡。黑水城附近有一片胡杨林，据说就是黑将军和他的将士们身躯所化。中原军队攻陷黑水城后，到处寻找宝藏却始终没找到。

黑水城藏宝的传说一代一代流传下来。后世不断有人试图发现这些珍宝，但不是无功而返就是神秘失踪，于是又有了“被诅咒之地”的传说。

这些终究只是传说。若真有“黑将军”其人，攻破黑水城的也不应该是中原政权，更像是当年的蒙古大军所为。

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率领大军征伐西夏，首先攻克了黑水城，并由此南下，直取西夏的国都中兴府，也就是今天的银川。次年，西夏灭亡。

元朝建立后，黑水城依然沿用，而且受到元朝统治者的重视。“蒙古人要进入宁夏和甘肃，就需要把黑水城作为落脚和中转站，于是这个地方就被蒙古人留下了。而黑水城真正被毁掉，是在明初。”杨建新说。明朝大将徐达在这里和蒙古人发生了一场血战，黑水城在这场战争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明朝建立后，蒙古人被驱逐到漠北，明朝政府也没有再在黑水城建立行政单位。同时，因为额济纳河的河水越来越少，黑水城赖以存在的水源渐渐枯竭。

战争、气候、水源……多种原因导致了这座曾经在西夏王朝辉煌一时的黑水城，逐渐被漫漫黄沙掩盖，成为了一片不毛之地。

而“黑将军”和“诅咒”的故事，成为了附近的土尔扈特人对黑水城代代相传又无人敢真正走进的原因。

直到科兹洛夫走进这里，这座凋敝的古代城池才首次出现了现代人类的足迹。这次对他个人和黑水城都具有转折意义的“发现之旅”，实际上在西方探险家的心里已经酝酿了几十年。

打动人的“礼物”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里，全世界兴起了一场“中国热”。各国探险家来到神秘而古老的中国，进行生物学、地理学、考古学等多方面的科研考察，同时，也从中国带走了无数珍贵的文物。

对于欧洲人来说，中国就像刚刚打开的一座宝库，到处都埋着金银财宝。科兹洛夫“生而有幸”，正逢这个蜂拥到中国挖宝的时代。

1907年秋天，身为俄军上校、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的科兹洛夫接受了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委托，到中国的蒙古、四川考察。

俄国为这次考察拨付了3000卢布的经费，委派的考察任务有三个：一是研究中部和南部蒙古；二是对青海湖地区进行研究；三是取得对四川西北部的研究成果，对这一地区进行自然、历史方面的资料收集。

科兹洛夫拿着俄国国库拨发的大笔经费，心里盘算的却是自己的“小九九”。他在书中记录的考察目的，比俄国委派的任务要明确、直接得多：“发现在蒙古沙漠深处的古城废墟，在青海湖找到有人居住的岛，在四川发现神奇的自然，竹类植物、熊猫和猴子。”

这些目的虽然与“国家任务”算不上矛盾，但显然有着鲜明的个人色彩。在当时，这些个人任务中能够实现任何一个，都足以让探险家功成名就。被科兹洛夫列入发现目标的大熊猫，当时作为生物物种发现还不到40年，还没有一只活体大熊猫呈现在世界面前。其发现者法国神父戴维，被称为“熊猫之父”。

科兹洛夫列为第一个目标的“蒙古沙漠深处的古城废墟”，虽然没有直接写明，但显然就是黑水城。

那时的黑水城，已经被西方探险家惦记了十几年了。

最早将神秘的黑水城“引见”给世界的是俄国探险家波塔宁，他在1884—1885年度的旅行报告中写道： “土尔扈特人说，有一座古城叫额尔克哈喇布鲁克，意指黑水极东部支流岸边的黑城；他们说，那里还可见到不大的城垣，即小围墙四周有许多沙埋的房屋遗迹。挖掘黄沙就能找到银器，小城四周则为流沙，附近无水。”

波塔宁所说的“额尔克哈喇布鲁克”就是蒙语中的“哈喇浩特”，即黑水城。他曾试图寻找，却在土尔扈特人那里碰了壁，没有人告诉他黑水城的具体位置，更别提向导服务了。波塔宁未能如愿，却把黑水城的信息公开了，引得西方各国探险者野心陡增。

在那之后的几年中，数支西方探险队在巴丹吉林沙漠逡巡，寻找黑水城，无一例外地被土尔扈特人拒绝，无功而返。

科兹洛夫那时已是俄国最出色的探险家之一，来过中国多次。1899年，他在中国西北探险考察，途经额济纳时曾向当地人打听过哈喇浩特。和此前西方探险家遭遇的一样，土尔扈特人没有向他泄露秘密。科兹洛夫只能带着失望，向西藏和新疆方向完成既定的考察。神秘的哈喇浩特成了他念念不忘的一个目标。

终于在1907年，科兹洛夫等来了机会。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组织蒙古四川探险队第四次前往中国，他被委任为探险队队长。

1908年3月，在漫天的风沙中，科兹洛夫一行十余人深入了巴丹吉林沙漠。

这一次，科兹洛夫做了充足准备。他不但攥着大笔的卢布，行囊中还准备了足以装备一支小型部队的武器：21支步枪，子弹15000发；6支左轮手枪，子弹600发。

这些武器并不完全是为了防身，科兹洛夫很清楚，要想找到黑水城，必须获得当地人的帮助，而这些“西洋的新鲜玩意儿”，是最能打动那些蒙古王公贵族的礼物。

科兹洛夫和他的团队首先走进了一位蒙古王爷的营帐。

最初，王爷并没给出令他满意的答案。科兹洛夫在回忆中写道：“王爷和他的两个谋士坚持要让我们相信，没有去那里的路线。那里是一片石或沙的荒漠，即便是最好的骆驼也未必能够到达目的地。”

但在俄国人付出了“高额的报酬”和锃亮的左轮手枪作为礼物之后，蒙古王爷派人把科兹洛夫一行送到了“阿拉善衙门”，那是掌握着黑水城所在地大权的土尔扈特贝勒驻地。

在阿拉善衙门，科兹洛夫用同样的手段获得了土尔扈特贝勒的信任。

“在蒙古王爷和土尔扈特贝勒的营地，他们毫不掩饰对左轮手枪和步枪的强烈兴趣，同时经常在留声机旁久久驻足。”

在那个年代，当地人对这些近代工业产品的向往，远远高过了他们对身边的古城遗址的兴趣。

起初态度冷漠的土尔扈特贝勒很快热情起来。“他让自己的警卫向导把考察队带到了营地附近，并答应全力以赴协助我们通过阿拉善沙漠到达哈喇浩特废墟。”

曾经进入过“被诅咒之地”的巴达，并没有应验所谓的“诅咒”，成了科兹洛夫的向导。

厄运降临到了“被诅咒之地”。

探险家强盗

1908 年3月19日，科兹洛夫率考察探险队在巴达的带领下，顺利地到达了黑水城遗址。

他所见到的，是超过他之前所有想像的伟大废墟。一个探险家，在顷刻之间变成了一个强盗。

科兹洛夫在日记里写道：“我们挖呀、刨呀、打碎呀，都干了。”

那一次，他们掘获了很多文献和文物，其中包括很多佛教文物，如佛像画、塑像、书籍和硬币等等。这些东西装满了10大箱，每箱10公斤。

由于食物和饮水有限，科兹洛夫一行只挖掘几天就返回了营地。

科兹洛夫并没有马上明确这些文物的价值，只是将其全部打包寄往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发现蒙古沙漠深处的古城废墟”的目标看上去已经完成了，科兹洛夫一行打点行装，转向四川。

一年以后，在1909年5月，科兹洛夫接到了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通知，他在古城废墟的发现远远超过预期，那是中国古代西夏王朝的遗迹。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要求他马上放弃四川的考察，返回黑水城，进行更大规模的“科学考察”。

科兹洛夫自然不会怠慢，他再次返回到黑水城。这时候，科兹洛夫已经将黑水城视为“我们自己的哈喇浩特”。

城内的情景让一直对遗址魂萦梦牵的科兹洛夫感到十分欣慰。在他们离开的一年多中，“谁也没有来访问我们这座亲爱的古城，各处遗址仍然是我们离开时的样子，就连我们从废墟和垃圾中发掘出并留下来的那些多余器物，也无人触动。”

科兹洛夫的第一次发掘，主要集中于黑水城中部，这次则将精力放在了古城的西部。如果说第一次掘出的各类精美文物已令俄国人深感幸运，这一次的发现则使科兹洛夫更加欣喜若狂。

1909年6月12日，位于西城墙不远处的一座佛塔被科兹洛夫掘开。这座塔后来被他称为“辉煌舍利塔”，那的确是一座“辉煌”的宝藏。

根据科兹洛夫回忆，塔内底层约有13平方米，是个储藏室，它的四周有泥木佛像。佛像面前摆着书籍，塔内垫高的地板上，在平台面的四周，平台中央有一根立柱。而塔底的墙上都挂着神像，塑像的尺码与真人一样，这些塑像在出土之时都有色彩。塔内中央地台上还叠放着数以百计大大小小绸布封套的书籍、簿册和经卷、佛画。

直到6月20日，科兹洛夫等人用了9天时间，才把这座“辉煌舍利塔”里的文物搬空。

所有的书籍用大帆布包运到营地，按开本的大小、外形或某种标志分类，甚至有些书籍只有半册，情形十分混乱，也没有任何发掘记录，以至于后来的学者很长时间都无法将这些珍贵的文献进行整理。

根据科兹洛夫的档案记载，从这座塔中发掘的文书数量，大约有2.4万卷。

他用40头骆驼才把这些文献从沙漠深处运出。

由于随行的驼队不可能把所发掘出的文献、文物全部都运走，科兹洛夫决定，把一部分物品，包括一尊大佛塑像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掩埋起来。他打算以后再次来考察时将它们挖出运走。

1926年，科兹洛夫第三次到黑水城考察时，已经是苏维埃时期，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后一次率队进行蒙古和西藏考察活动。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专家们对黑水城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研究。

像前两次考察一样，他们又发现了一些书籍和写稿的残片、各式各样的装饰品、陶器、硬币。在对其中的一个寺院进行考察时，他们发现了一些壁画，在北城墙的壁龛中他们还发现了一整套黏土做成的佛头雕像。

这次，考察队绘制了详细的黑水城平面图和一些个别建筑物的平面图。但令科兹洛夫无比遗憾的是，他始终没有能够找到他第二次考察时所埋藏下来的大佛塑像和其它物品，因为沙尘暴和流沙破坏了当时留下的一切标记。

它们也许至今仍然埋藏在那里，被厚厚的沙层所覆盖，等着后人去发现和研究。

这批带着掠夺性质的文物到达了圣彼得堡后，几乎令整个世界都为之沸腾了。

继科兹洛夫之后，其他国家的考察队也纷纷来到黑水城。1914年，探险家斯坦因率英国考察探险队在额济纳绿洲进行考察，进入了黑水城。1923年，美国考察探险队在黑水城进行考察。1927～1928年，贝格曼率瑞典考察探险队也对黑水城进行了考察。这些考察探险队继续着由科兹洛夫开始的工作，他们在额济纳三角洲地区进行考古发掘，绘制黑水城的平面图，但是他们并没有获得科兹洛夫那样丰厚的成果，因为这个俄国探险家通过3次的盗掘，已经把黑水城几乎掏空了。

在那些珍贵的书卷和文物中，一种已经在人类历史中消失了的神秘文字——西夏文得以复活。

西夏文字

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作为辉煌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西夏王朝也曾经拥有自己的文字。然而，这种古老的独创文字，伴随着党项人的兴衰荣辱而变迁起落，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

西夏成了一个记载在中国史籍中的古老王朝，遥远而神秘。

据记载，西夏文是西夏景宗李元昊命大臣耶律仁荣创制，三年始成，共五千余字，形体方整，笔画繁冗，结构仿汉字，又有其特点，曾在西夏王朝所统辖的今宁夏、甘肃、陕西北部、内蒙古南部等广阔地带盛行了约两个世纪，元明两朝仍有些许流传。这种近千年之前产生的文字，在明朝之后黯然灭绝。

科兹洛夫在黑水城挖掘出的真正宝藏，是数以万计的西夏文献。那是一整座完好的西夏文图书馆。西夏文明在这些独特的文字符号中得以面世。黑水城西夏文书，也因此成为继殷墟甲骨、敦煌遗书之后的中国第三大考古文献发现。

杨建新介绍，在科兹洛夫之前，人们了解西夏文明主要是清朝人从各种古籍中搜寻出来的。清代时，中国知识分子曾有过一段“西夏热”，有关的著作也有七八本，比如《西夏纪事本末》、《西夏姓氏考》、《西夏祭祀》等等。但是，这些都是来自西夏之外的“旁证”，真正要了解西夏文明，必须破解西夏文这把钥匙。

黑水城埋藏的大量文献出土之前，留存于世的西夏文如同天书，而且是零零散散支离破碎的天书。在甘肃等地出土的西夏钱币，上面刻有零星的西夏文字，但没有人能够辨认，就将其统称为“梵字钱”。

第一个辨识出西夏文字的人名叫张澍，是出生于甘肃的清代学者。他发现西夏文比科兹洛夫发现黑水城还要早一百多年。

和那个年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张澍的出路是“学而优则仕”。他19岁中举，24岁中进士，26岁即出任贵州省玉屏县知县。但由于他性格刚直，在官场上处处受人排挤，正如其好友所评论，“以子之精心果力，著书当可传；以子之直气严情，筮仕实不合。”于是，张澍将主要精力投注到研究学问上。

1804年，张澍回到了家乡甘肃武威养病。一天，他和一位朋友到清应寺游玩，两人发现一个四面被砖泥砌封得严严实实的亭子。

寺里的和尚告诉张澍，这个亭子封在这里已有几百年了。当地流传：凡是打开封砖的人，都会遭到可怕的天灾报应，所以几百年来，没人敢靠近这亭子一步。

张澍对民间所谓的报应一说向来不以为然，他向和尚提出要找人来打开砌封看个究竟，还对天发誓说，开封后如有灾祸，全由他一人承担，绝不连累别人。

在张澍的一再恳求下，和尚答应了。

随着封砖被一点点凿开，一块高大的黑色石碑显露出来。碑身呈半圆形，四周刻忍冬花纹，碑文的正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工整的楷体字。

当张澍靠近石碑，看清楚上面的文字后，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些乍看上去好像全都认识的文字，仔细看却没有一个认得。

张澍立刻叫人把亭子四周的封砖全部拆除，他发现，石碑的另一面刻着汉字，碑文内容大致是修建护国寺感应塔及寺庙的情况，与同类石碑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再往下看，一行小字引起了张澍的极大兴趣，建碑的年款一行赫然写着：“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

亏得发现这块石碑的是学识广博的张澍，他当即意识到，“天佑民安”乃是西夏年号。石碑碑刻用西夏年号，另一面的奇怪文字，会不会就是史书中记载的，已“死亡”了几百年之久的西夏文字？

张澍是自西夏文消亡后第一个识别出它的学者，他把这一重要发现记在《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一文中，于1837年收入《养素堂文集》中刊出。

这块“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又被称为“西夏碑”，是迄今所见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丰富、西夏文和汉文对照字数最多的西夏碑刻，现存于甘肃武威西夏博物馆。它的发现拉开了西夏学研究的序幕。

另一个相对完整的西夏文“天书”片段，发现地却在西夏文明的千里之外——北京居庸关。

居庸关过街塔券洞内的佛教石刻，刻有汉、梵、藏、八思巴、回鹘、西夏6种文字。居庸关过街塔建于元代，到了清朝时，已经没有人能够通读这6种文字。特别是西夏文，不但没人认得，甚至很长时间都被看做古代女真文字。

居庸关是从北方进出北京的通道，西方的许多传教士和使节都曾经从居庸关的过街塔下走过，但是他们在回忆录中往往仅记述了券洞内精美的浮雕神像，却忽视了占据券洞内大面积的铭文。

直到1860年，英国来华传教士伟烈才在《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上首次向西方世界介绍了券洞内的石刻，并指出上面的铭文已著录于清人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续》，那种被认为是女真文字的刻字，实际为西夏文。

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和居庸关过街塔券洞内的佛教石刻，让西夏文有了苏醒的迹象。这些西夏文石刻有汉语和其他语言对应，也就是自动生成了翻译版本，使得这些西夏文字不但能够认其形，还能明其意。

然而，仅凭这两块石刻，距离破译西夏文还差着十万八千里。碑上的西夏文石刻总字数不到两千，剔除重复字后还只剩不到一千。

破解西夏文明的钥匙，本身依然如密码般难以解读。

科兹洛夫发现黑水城的意义在这时候更加凸显。他找到的文献包含了所有的西夏文字。在他的所获中，居然还有一本西夏、汉“双语词典”。

西夏文献“归国路”

当科兹洛夫从黑水城搬出的西夏文献展示在全世界面前时，各国汉学家的注意力几乎全部被它们所吸引了。

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尹凤阁在黑水城的文物中发现了夏汉合璧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后，兴奋地说：“这本字典能帮助我们看懂700册书。”

《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人骨勒茂才编写的一部西夏文、汉文词语对照集，刊于夏仁宗乾祐二十一年（公元1190年），是一部通俗的识字书，每一词语以西夏、汉两种文字分列四项，音义互注，检索十分方便，懂汉语文不懂西夏语文的人、懂西夏语文不懂汉语文的人，都可通过此书学习对方语文。

这本书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和认识西夏社会的重要文献，也是初学西夏语文最便利的入门工具书，是一把能打开西夏文献宝库的“钥匙”。

获得这件宝贝后，尹凤阁据此发表了震动世界的《西夏语研究》。而这本珍贵字典的原件，一直藏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几乎无人能见到。

1912年，中国的西夏学研究者罗振玉曾在日本会见当时的彼得堡大学教授尹凤阁，见到了一本只有十页的《掌中珠》。罗振玉深知这本书的重大学术价值，第二年他就向尹凤阁索借，却只借得九页，影印后在中国学术界流传。

1922年，尹凤阁到天津，罗振玉又借到了一套十页版《掌中珠》的照片。他让儿子罗福成校理抄写，1924年作为《绝域方言集》刊发，这便是后来流通较广的“罗抄本”，其内容还不足《掌中珠》全书的四分之一。

保存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全本《掌中珠》，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经由美国整理出版。至此，湮没了八百多年的《掌中珠》原件终于重见天日。而这仅仅是科兹洛夫带回俄罗斯的几百麻袋书籍中的一本。

科兹洛夫发现黑水城之后的很多年里，那些重要的文献典籍，就此被封存，再也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看到。

1927年以瑞典人斯文·赫定和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为首，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此次考察中，中方团员黄文弼教授曾单独赴黑水城考察，在黑水城采集到文书残页数百件，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他是第一个走进黑水城遗迹的中国学者。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杜建录告诉记者，在民国年间，我们国家的学者也有一些人对西夏学进行了研究，比如王国维、罗振玉等。“但是当时学科分类没有那么细，所以他们大多是佛学、金石学的研究专家，并不是专门研究西夏学。国内对西夏学的研究，还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

从黑水城文献被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发现开始，大量重要西夏文献流失到海外，保存于俄、英、法等国的研究所或者图书馆中。中国的西夏文研究者们需要远涉重洋，到西方和俄国的图书馆中去查找、抄录西夏文献，其次就是依赖这些国家学者的研究，凭借二手资料开展自己的研究。这种状况曾长期制约了这个学科在我国的发展。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种西夏文献在海外、中国学人反倒要受制的情况发生了显著转变。

1993年，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达成协议，合作编辑、出版全部俄藏黑水城文献。

科兹洛夫从黑水城盗掘的文献有西夏文刊本和写本达8000余种，文献数量之多，为世界所罕见。仅仅是为这些文物整理一个大概的粗略目录，俄国学者花费了半个世纪也没完成。至苏联时期，俄藏黑水城文献又被束之高阁。

这些出自中国、见证中国历史的珍贵文献，由于历史的原因，绝大多数原件难以直接追索回国。但中俄合作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形式，却让这些文献的内容和它们记载的历史信息得以“回国”。

目前，俄藏黑水城文献已经出版到第15卷，仍有浩繁的内容在整理编辑之中。同时，《英藏黑水城文献》和《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已经先后出版。

因为长期的资料缺失，我国对于西夏文的研究，很长时间里落后于西方，但是黑水城的遗址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也是我国学者研究西夏学的优势。

“黑水城、西夏碑、居庸关都在我们国内，现在我们和其他国家的西夏学研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西夏文化和历史写在汉文文献里面，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杜建录说。

西夏文献学、西夏语言学、西夏考古学和西夏历史学构成了完整的西夏学体系，杜建录认为，把现有的西夏文文献进行影印出版，是近20年来西夏学研究最主要的成果。

“下一步研究中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对文献的正确解读，和对西夏历史文化的进一步了解。”杜建录说。

如今，黑水城的废墟仍然苍凉地伫立在沙漠中。曾经在这里埋藏几百年的西夏文，正在一丝丝地褪去神秘，成为解读西夏王朝乃至一段中国历史的钥匙。（文/米艾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