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

　　◐

福州的对外贸易

　　作为闽地通江出海要津，福州自古依海而兴、拓海而荣，海外贸易由来已久，福州港因此成为福建地区最古老、最重要也是使用时间最长的海港。

　　早在西汉武帝时期，位于闽江口附近的东冶港（福州港的前身）就是其时闽越国对外海上交通和闽江上、下游航运的重要口岸。从汉代至隋朝的800 多年间，东冶港一直是南北海上交通的重要中转口岸。唐、五代时期，福州港则一跃而成为直接对外贸易的港口，与广州、扬州、泉州等港口并列成为我国南方的贸易大港，对外贸易十分繁荣。福州港成为福建当时与泉州齐名的两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宋代在继承五代闽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基础上，于福州港开辟了海外航线，与新罗、日本、东南亚诸国都有贸易往来。明朝以后，民间贸易受禁，以朝贡贸易为主。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六年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均驻舶福州港伺风开洋，福州港成为“补给站”，福州的对外贸易逐渐复苏。清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并在福州设立闽海关管理对外贸易，福州的对外贸易再度兴盛，在中国对东南亚、日本的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鸦片战争以后，福州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对外贸易走向畸形发展而日渐衰落。但是，另一方面，福州却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起到了桥梁作用。

　　◐

怀安窑的发掘研究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东亚地区发现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外销瓷，研究表明，这些外销瓷绝大部分是通过海路输入的。我国与东亚地区学术界长达几十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成果，以及近年来中外水下考古的学术成果显示，东亚地区发现的外销瓷中，产自福建的瓷器占有很大比例，这说明福建在东亚地区陶瓷贸易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及作用。福建成为中国古代贸易陶瓷的重要产区，自唐五代时期就已颇为明显，而怀安窑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窑场。因此，理清怀安窑的历史发展脉络，掌握怀安窑陶瓷产品在唐代的外销情况，无论对于福建古代外销瓷的研究，还是对于中国陶瓷史、世界陶瓷贸易史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此亦为本书研究旨趣之所在。

　　怀安窑遗址位于福州市仓山岛淮安村岊山一带，1959年福建省文物部门在文物普查中发现，该遗址因1953年大规模取土修建闽江防洪堤时遭到破坏，残存的部分主要分布在岊山南面山坡上，南北约100、东西约200米。1962年对怀安窑遗址进行了初步考古勘探。1982年6月，福建省博物馆与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此联合考古挖掘，发掘面积74平方米，发现有南朝和唐代两个堆积层，出土文物一万五千多件，其中窑具一万多件。同时还发现了一座较为完整的龙窑遗址，窑床长8.5、宽2.4米。1993年之后，福州市考古队对淮安村开展了多次文物调查，基本确定了怀安窑遗址的分布范围，其包括石岊山、顶坪岭、翁墓山及后门山局部，面积8万多平方米。

怀安窑遗址位置示意图

　　福州地区考古发掘的成果尤其是怀安窑的发掘为上述历史文献的记载进一步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通过梳理和研究，我们认为：

　　第一，怀安窑是福建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生产外销瓷的窑址，而且是福建省内迄今为止唯一一座发现大量外销瓷器的唐代窑址，换言之，怀安窑是唐代外销瓷的重要产地。

　　第二，怀安窑不仅见证了福州陶瓷外销的历史及福州与亚洲周边国家的海洋贸易，更为福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增添了有力佐证。

　　南朝至唐五代，淮安半岛成为重要的陶瓷器生产基地，淮安分闽江之水，是闽江水运交通的枢纽，怀安窑正是凭借着本地优越的交通条件，其产品可溯闽江而上转陆路，或顺闽江而下行海路，销往国内其他地区以及海外诸国。唐五代福建的青瓷窑址，除福州怀安窑最为著名外，还有磁灶窑、将口窑、水吉窑、浦城窑、建瓯窑、将乐窑等。这些窑址绝大部分位于闽江流域及其支流，贸易交往必经福州港，从而使福州在唐五代成为福建乃至全国重要的海外贸易港口。

青釉莲花佛首熏炉

青釉四管插器

青釉熏炉

　　第三，怀安窑窑址的发现，对于研究福建瓷器的分期断代是十分重要的。怀安窑及其产品是目前我们了解唐代福州地区乃至福建陶瓷制造业的唯一“管道”。

青釉盘口壶、豆

青釉单莲单环灯、青釉双莲双环灯

青釉虎子、青黄釉带盖多嘴壶

　　陶瓷作为我国古代一项重要发明，从其产生的那天开始，就开始向海外传播，连通中国与世界。事实证明，我国陶瓷的外输，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海路进行的，始于汉晋六朝，发展于隋唐宋元，鼎盛于明清时期，海洋交流区域逐步从东亚岛弧扩展到印度洋两岸、乃至大西洋两岸，瓷器成为古代世界“中国制造”的标志产品。唐代陶瓷输出的情况，史书失记。正是怀安窑瓷器等外销瓷的发现，指引我们探寻古代中国与世界人民友好往来的踪迹。易言之，9～10 世纪福州港以怀安窑外销瓷器搭建了一条古代连接东北亚、东南亚的“海上丝绸（陶瓷）之路”。怀安窑不仅见证了福州陶瓷外销的历史及福州与亚洲周边国家的海洋贸易，更为福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增添了有力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