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考古百年视野下的汉代画像石研究》原文载于《南方文物》2022年第2期，28-38页汉代画像石是中国传统金石学著录与研究的内容之一。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后，虽然仍然有人沿着金石学的路在研究汉代画像石，但田野考古的调查、发掘方法，以及不同于金石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给汉代画像石研究创造了活力，带来了新气象。考古学在中国发展了百年，在各个方 ...

《中国考古百年视野下的汉代画像石研究》

原文载于《南方文物》2022年第2期，28-38页

汉代画像石是中国传统金石学著录与研究的内容之一。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后，虽然仍然有人沿着金石学的路在研究汉代画像石，但田野考古的调查、发掘方法，以及不同于金石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给汉代画像石研究创造了活力，带来了新气象。考古学在中国发展了百年，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回顾汉代画像石著录与研究的历史，不仅在于缅怀先贤，更在于启迪来者。

鲁迅（１８８１—１９３６年）在致李桦（１９０７—１９９５年）的信中写到：“唯汉代石刻，气魄深沉雄大。”[1]气魄深沉雄大的汉代石刻不是现代人才关注的，古人早就关注了。因此，虽然我们是在百年中国考古学的视野下回顾汉代画像石研究，为了保持学术历史的连贯性，我们还是要从早期的著录幵始说起。

一、金石学的著录与研究

金石学是北宋时期兴起的以前代青铜器和碑刻等为主要著录和研究对象的学问，汉代画像石是金石学家关注的对象之一。事实上，在金石学兴趣之前，早期地理学著作中已经开始因地缘著录汉代画像石。著名古代地理著作北魏郦道元（？一５２７年）的《水经注》中，著录了今山东、河南的一些汉代画像石建筑[2]。如《济水》条本文中记载了汉荆州刺史李刚墓的石祠堂：“四壁隐起雕刻，为君臣宦属，龟龙麟凤之文，飞禽走兽之像，作制工丽，不甚伤毁。”又记录了位于平阴（今属山东济南长清区）东北的“巫山之上有石室，世谓之孝子堂。”此即为迄今仍较完整地保存于地面上的孝堂山石祠，以及金乡县的朱鲔石室等。从《水经注》对这些汉代石祠堂画像的记录情况看，虽然都是在记述水系和地理形势时顺便提及的，但也可知当时已经把它们看作有历史价值的遗存了。不过，这还不是最早的著录。《水经注》引东晋戴延之《西征记》：“焦氏山北数里，，有汉司隶校尉鲁恭冢。……冢前有石祠、石庙，四壁皆青石，隐起自书契以来忠臣、孝子、贞妇、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象，像边皆刻石记之，文字分明。”[3]就目前已知的传世文献，这是对汉画像石最早的记录。

北宋时期，金石学兴起。金石学家中最早关注汉代画像石的是北宋晚期的赵明诚（１０８１—１１２９年），他在《金石录》中著录了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及其榜题五卷[4]。南宋的洪适（１１１７—１１８４年）在《隶续》中摹刻了武梁祠画像，这是摹刻画像的开始[5]。元、明时期，金石学衰微，对汉画像石也少有著录者。

到了清代，金石学又重新兴盛起来。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年）和五十四年（１７８９年），金石学家黄易（１７４４—１８０２年）和李克正等人，在山东嘉祥武宅山掘出了湮没已久的武氏祠画像石。黄易在其《修武氏祠堂记略》中，曾惊喜地称此次发现说：“汉人碑刻世存无多，一旦捜得如许，且画像古朴，八分精妙，可谓生平奇遘。”[6]与此同时，黄易还与同仁好事者，精心策划，带头捐资，将掘出的画像石就地建屋保护，并请当代巨公翁方纲撰碑棰石，以纪此盛事。不仅如此，他为防当地士绅、官拓易扰，制出定价取费，以杜绝滥打拓片的规则。从中可见黄易对武氏祠画像石的发现和保护立下的功劳，并可窥知黄易那种“亲历其壤”、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可谓清代金石学家中独树一帜的人物。此前，虽然赵明诚也多次参访山东济南孝堂山石祠，但他是怀着对孝子郭巨的崇敬心情访古的，看画像、访碑刻只是顺带之事。黄易重新发现武氏祠画像石则是主动行为。

我们也注意到，尽管有赵明诚、洪适、黄易等人著录，甚至调查汉画像石，金石学家对画像榜题的兴趣远高于对画像的兴趣，他们除了喜欢其书法外，就是用榜题和画像证经补史。这一方面的力作是瞿中溶（１７６９—１８４２年）的《汉武梁祠画像考》[7]。

金石学之法有人概括为“大约不出于著录、摹写、考释、评述四端。有存其目者，有录其文者，有图其形者，有摹其字者，有分地记载者，有分类编纂者。或考其时代，或述其制度，或释其文字，或评其书迹，至为详备” [8]。金石学对汉画像石的著录，不仅积累保存了许多汉画像石资料，而且对汉画像石的发现和研究有开创之功。至于金石学的局限性，在考古学昌明的今天，学术界已有清醒的认识，不必细说。

二、画像石建筑复原研究

在２０世纪初，考古学进入中国前，一些外国探险家或学者来到中国，用近代记录方法调查汉代画像石遗存。如法国的沙婉（１８６５—１９１８年）、谢阁兰（早期译作色伽兰，１８７８—１９１９年）和日本的关野贞（１８６８—１９３５年）等，分别调查了山东、河南、四川等地的汉代石祠、石阙、崖墓及其画像，并运用照相、测量、绘图等近代考古方法进行了记录，日本大村西崖（１８６７—１９２７年）的《支那美术史？雕塑编》用摄影印刷著录了许多汉画像原石与拓片资料，并把它纳入美术史的范畴予以介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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