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图书：伊朗细密画中的中国元素　　作者：纳思霖·达斯坦（伊朗）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书号：9787571114114　　定价：78元　　作者简介　　纳思霖·达斯坦（Nasrin Dastan）出生于伊朗德黑兰一个热爱艺术的家庭。2000年第一次访华办展激发了她深入研究中国绘画的热情，2002年研究生毕业后即选择来中国继续深造。她于2003年通过博士入学考试进入北 ...

　　图书：伊朗细密画中的中国元素

　　作者：纳思霖·达斯坦（伊朗）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书号：9787571114114

　　定价：78元

　　作者简介

　　纳思霖·达斯坦（Nasrin Dastan）出生于伊朗德黑兰一个热爱艺术的家庭。2000年第一次访华办展激发了她深入研究中国绘画的热情，2002年研究生毕业后即选择来中国继续深造。她于2003年通过博士入学考试进入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和研究汉唐艺术史，2008年获得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学位。目前，在德黑兰艺术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中教授东方艺术史研究课程，撰写和翻译了多部书籍和文章，并在伊朗、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多次举办过画展。

　　内容简介

　　以古代丝绸之路为纽带的亚欧文明中，波斯的细密画是在蒙古人建立的伊利汗国时结出的硕果。中国和波斯这两大文明之间新一轮的对话，留在了《史集》《动物志》和《列王纪》等古抄本中，这些划时代的名著不仅用文字记录了一个新的世界文明的版图，而且还为之配上了精美的手绘插图。如果留心观察这些古本手绘，其中的中国绘画元素似乎多处可见。十三世纪至十五世纪正是中国和伊朗两国图书业兴盛的时期。波斯画家将中国绘画的技法与自己独特的艺术观点相结合，根据自己的品位和兴趣使细密画更为丰富。历史的风云际会使得中国的图书版画和伊朗的抄本细密画彼此辉映，各以独有的绘画形式，真实记录了丝绸之路美术的一轮佳话。

　　编辑推荐

　　如果问对于古代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外国是谁？可能许多人会有许多不同的答案，但如果严格地说，其实这个答案一定是波斯，即今天的伊朗。陆上丝绸之路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波斯之路。本书特选波斯蕴藏着神秘东方的绘画技法的波斯文化中的细密画来探讨伊朗受中国影响之深远。

　　在中世纪的欧洲上流社会和波斯伊斯兰教哈里发宫廷中，细密画被视为珍品而互相赠送、收藏和玩赏。有人说，细密画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艺术，并未在民间流行，本质是贵族艺术。细密画的著名画派有“大不里士派”“设拉子画派”和“赫拉特画派”。其中，“大不里士派”最高峰的作品就是是菲尔多西的《列王纪》。这个画派，起源于13世纪的伊利汗王朝，画派风格是将充满活力的动物形象与富有中国特色的山水风景结合起来，空间感加强，色彩淡雅，线条流畅，有的云彩和波浪的表现形式采用了中国的图案规范。本书通过对《史集》《列王纪》中的插画风格和技法进行分析，来描绘中国绘画对其的影响。这是目前市场上所没有的从艺术品分析和历史的校对将细密画和中国画进行比较的图书。

　　推荐语

　　1.沿古丝绸之路，细密画与中国绘画相互影响，在细密画中常常能看到中国工笔花鸟画中的凤、鹤等元素，这就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魅力。

　　2.品鉴波斯之魅——细密画，领略华夏之美——中国画。

　　3.看《史集》《列王纪》的细密画插图，探寻波斯史诗中的中国风。

　　

　　目录

　　第一章/001

　　第一节 中伊两国艺术相互影响的起始/002

　　第二节 蒙古伊利汗王朝及伊朗和中国的政治、文化历史状况/006

　　第三节 《史集》、拉施特丁及拉卜·拉希迪城中城/010

　　一、《史集》简介/010

　　二、保留下来的《史集》不同版本/018

　　三、拉施特丁的生平/022

　　四、拉施特丁在汉学方面的研究活动/023

　　五、拉卜·拉希迪城中城/024

　　第二章/029

　　第一节 伊斯兰教兴起之后伊朗绘画艺术的四种流派/030

　　第二节 蒙古伊利汗时期伊朗绘画研究和重要典籍绘画介绍/034

　　第三章/055

　　第一节 《史集》部分绘画作品及其创作方法分析/056

　　第二节 伊利汗时期在拉施特丁艺术工坊的画家们及《史集》插图版编撰的方法/074

　　第三节 哈利里博士藏本中国历史部分皇帝肖像的分析/086

　　第四节 菲尔多西的《列王纪》与绘画传统/109

　　一、菲尔多西的《列王纪》与绘画传统/109

　　二、《列王纪》若干手抄本的初步研究及其绘画艺术的特点/115

　　三、更为古老的菲尔多西《列王纪》手抄本/126

　　第四章/137

　　第一节 伊朗细密画的特征及中国绘画艺术的影响/138

　　第二节 札剌亦儿王朝绘画风格及其与中国绘画的渊源/146

　　第三节 帖木儿时期伊朗绘画历史演进及各流派风格研究/157

　　第四节 帖木儿时期伊朗绘画及中国绘画的影响/167

　　第五节 西亚·加拉姆——在传统上的创新/170

　　结论/191

　　附录/195

　　主要参考书目/195

　　索引/199

　　序言

　　中国画与伊朗细密画交相辉映

　　以古代丝绸之路为纽带的亚欧文明中，波斯的细密画是在蒙古人建立的伊利汗国（1253—1353）时结出的硕果。中国和波斯这两大文明之间新一轮的对话，留在了《史集》（Jami’alTawarikh）、《动物志》（Manafe-olHayavan）和《列王纪》（Shahnameh）等古抄本中，这些划时代的名著不仅用文字记录了一个新的世界文明的版图，而且还为之配上了精美的手绘插图。如果留心观察这些古本手绘，其中的中国绘画元素似乎多处可见，有的可以直接指认，有的则貌离神合，有的又似非而是。理解和解读其中的“即是”与“非是”，或者“不似之似”的艺术现象，既是有挑战性的，也是饶有兴味的。或许是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艺术现象，吸引了伊朗美术史学者纳思霖·达斯坦博士。她从德黑兰来到北京，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中国美术史，围绕伊朗细密画中的中国绘画元素这一课题展开了她的研究。现在呈现给中国读者的这部专著《伊朗细密画中的中国元素》，就是纳思霖博士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

　　讨论伊朗细密画中的中国绘画元素，看似直接而简明，若一旦深入进去，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以《史集》的抄本插图为例，最早的抄本是由伊利汗时的拉施特丁（Rashidal-DinFazlollahHamadani）在大不里士的拉卜·拉希迪城主持创绘的，参加绘制插图的就有来自中国元朝的画家，其中的中国绘画元素自然会被认为是最为纯正的，可惜这个初绘本在后来的变乱中散失不存。现在流传的四个版本，都编绘于14—17世纪之间。据考订，最接近初绘本的是现藏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阿拉伯语版的手抄本（苏格兰本），抄写和插画大约完成于1314年。其他如伦敦本、土耳其本和伊朗本皆编绘于15—17世纪期间。同样的情形，《列王纪》流传的版本现有八种以上，有早有晚，分散保存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解决这些基本资料上的不确定性因素，收集各种年代的版本信息，甄别传世版本的优劣，区分各版本中书体特点和绘画风格等等，就成了研究的基本前提。

　　纳思霖博士没有因为问题的繁难而回避，而是迎难而上，广纳博取，仔细条理，在图书版本、语言文字、绘画要素等多个领域里展开工作。其做法如抽丝剥茧般，从纷乱的线索中提取出有说服力的证据，以她的勤奋和坚持推开了伊朗细密画的这扇大门。

　　根据纳思霖博士举述的古抄本，伊朗细密画中的中国绘画元素，一类是直观的物事。如苏格兰本《史集》和迪穆特《列王纪》的插图中，龙、凤、鹤、狮子、莲花等花鸟畜兽，还有山水、树石以及灵芝状的云头等，都是元明之际中国花鸟画、山水画所专擅的题材，也是常见于中国陶瓷、丝织品上的装饰母题。此外还有纹章服饰，典型的例证是《史集》中描绘的中国帝王和蒙古骑士的服饰和刀剑器械等。这些“一眼就明”的中国画图样在细密画中既直观又经典。

　　另一类属于中国图样的变体。最典型的是《史集》插绘的中国历代帝王图，人物采用了一君二臣分格组合的构图，皇帝着冕服，人名横书在画像的下方，这种一主二仆、横书榜题的栏格式的非伊朗人像，似乎更接近于中国西藏的人物画法。伊朗古勒斯坦宫手抄本《史集》就是按这种格式共描绘了八十五幅中原帝王和于阗王的画像。表现释迦牟尼生平的故事画面，采用的是手卷式的构图，部分配以山石树木，也是元明之际中国佛寺壁画或佛经版画常用的图式。

　　还有一些细密画则吸收了中国绘画“应物象形”的表现技法。例如：《列王纪》中，画师描绘中国的皇帝，多以墨线勾勒，薄施淡彩；《史集》中所绘的人物场景，但凡山石沟壑的画法，或多或少都有一抹中国山水画的影子；而描绘飞鸟的技法更是明显受到中国花鸟画活色生香的意象启发。

　　这些中国绘画元素是如何对伊朗细密画产生影响的，纳思霖博士也都一一给出了答案，其中两个观察角度是值得特别说明的。其一，将细密画纳入伊朗绘画史的文脉中加以观察，上述具有中国绘画因素的细密画通常被称为蒙古画派，这个画派存在的时间从13世纪至15世纪。画派的命名告诉我们，中国画风由东向西传至伊朗，以蒙古伊利汗国的建立为起点，前后200多年，这表明了中国画法在伊朗绘画史上曾作过的历史性贡献。其二，在伊朗细密画的史料中，中国与伊朗之间的交流互动更多时候是以官方为主导的。由于中国元朝宗主国与伊朗汗国的族缘关系，元朝时不少画家受邀参与了《史集》插图的绘制，通常认为这是中国绘画元素融入伊朗绘画的开端。自此以后，中国与伊朗之间常有外交使团往来，使团中就有画家。按波斯文献记载，在1412年至1419年间，帖木儿王朝和明朝之间仍有使团互访，随行都有画家和绘画活动。可以认定，在伊朗细密画上所呈现的中国绘画因素，主要是得益于两国官方之间的推动。

　　回到时间表上，13世纪至15世纪正是中国和伊朗两国图书业达到兴盛的时期。历史的风云际会，中国的图书版画和伊朗的抄本细密画，二者彼此辉映，各以独有的绘画形式，真实记录了丝绸之路美术的新一轮佳话。

　　罗世平

　　2021.6.30

　　于北京

　　试读

　　伊朗细密画的特征及中国绘画艺术的影响

　　图4-1：金线丝绸编织的带有凤凰图

　　案的华盖布，元代，摘自维基百科网站波斯语版

　　在14世纪，中国绘画的元素已传到伊朗，但对这些元素的运用还显得非常生疏，从当时的作品中也能看出，对中国绘画艺术的了解还很不系统。很可能这种了解多是通过观察一些日常用品如陶器、瓷器、纺织品的图案得来的，云的样式正是在纺织品和服装的花纹中常见的那种。除带有龙的图案的长方形及正方形纺织品（如织毯和方巾）外，在伊朗14世纪的手抄本书稿中还常能见到一些镶金边的方形纺织品的图样。在这方面，藏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1306年版的拉施特丁书稿可作为印证。书中所有那些云、龙、凤、仙鹤的图案无疑都是当时中国丝织品中最常见的几种图案。除此以外，另外一个可以生动表现中国绘画原则和技法的是水的描绘。（见图4-2）

　　图 4-2：带有龙图案的织毯，材质为

　　丝绸与银线，11—12 世纪，中亚东部，摘自维基百科网站波斯语版

　　在14世纪上半叶的伊朗绘画中，水的形状是用小铜钱的图案或用弯弯曲曲的鸡冠状图案表现的。这一特点在当时或更早的中国绘画中相当流行，但中国画家并不像伊朗画家一样把这种画法视为一种应该遵守的规律。除14世纪中期以前来自中国青花瓷瓶花纹中使用这种图形以外，没有其他的例子来证明这种手法在这之前就已经产生了。因此，很明显这种画法是通过其他途径传入伊朗的。也许丝绸织品和漆雕工艺品在这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我们对这些工艺的历史和具体情况的了解与对明朝以前的中国瓷器的了解相比还远远不够。

　　这一时期的细密画借鉴中国元素最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山和树的形状。要借鉴这些元素，除从专属国王收藏的真正中国绘画中获得以外，别无其他途径。（见图4-3）

　　4-3：带有鸟兽和花团的方巾，丝制

　　材质，12—14 世纪，中亚东部，摘自维基百科网站波斯语版

　　我们知道，在伊朗伊利汗王朝的首都大不里士曾集中了一批来自中国的专家和学者，拉施特丁在召集编撰《史集》的过程中也得到过来自这些中国专家和学者的帮助。在大不里士的手抄本书稿（即《动物志》和分别保存于皇家亚洲学会和爱丁堡大学图书馆的两部拉施特丁《史集》）的插图中，具有中国风格的景物以其鲜明的形式特点被人们所认知。

　　在《动物志》一书的插图中，树木的形状表现得接近于自然主义；常可见到棕色、灰蓝色和土黄色的粗大带齿的线条，在齿尖的部分往往颜色加深；这些线条一般是在画面末端和画圆形物体时进行快速有力的勾画时用到的。《史集》插图中用到的色彩较少，跟传统伊朗绘画有不小的区别。《史集》的插图在尺寸方面没有受到太大的约束，图中景物的各种元素则呈现出散点透视的特点。尽管大多数情况下画面的构图被画框限制，但也可见到为了平衡画面或配合文字内容的情节需要，某些画中物体的尖端（如树梢或兵器等）穿越过注解文字延伸到画框之外。（见图4-4）

　　图 4-4：带有龙图案的瓷碗，10 世纪，

　　摘自《中国陶瓷全集》

　　这些手抄本书稿的插图中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大量运用银色来表现水的蓝调和服装的褶皱，甚至还用来表现老年人的胡须。当然，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这些画中银色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些已经发黑而不可辨认。有可能这种不常见的上色是从东正教教堂的绘画中借鉴而来的。此前我们说过，在拉卜·拉希迪城中城里由拉施特丁下令修建一座中央图书馆，有一些基督徒在那里为编绘《史集》提供了帮助。两河流域的绘画风格在人物服装褶皱的画法上亦可见一斑。据历史学家称，《史集》插图中还有一系列中国皇帝的肖像，不过没有得到很好的保留，不少部分已经散佚。可以说，《史集》插图选择的题材是重大的，有时也是大胆的，比如在一幅纯描绘景色的插图中没有出现一个人物，以此来表现画中菩提树的神圣。这与同样表现该内容的印度风格的绘画是完全不同的；在另一幅名为《印度的群山》的风景插图中也是如此。这两幅插图中表现出的想象力和浪漫气质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这些插图中对于中国画技法的运用（尤其在描绘山水树木时）显得不太熟练和缺乏经验。正如我们所说，越是在那些介绍中国和蒙古历史的章节插图中越能看到更多中国绘画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插图画家希望蒙古皇帝们在形象上应该符合蒙古人或中国人的人种特点；另一方面，蒙古统治者也从中国带来了大批画家和艺术工匠，他们很有可能被命令专门绘制这些章节的插图。（见图4-5）

　　图 4-5：带有凤凰图案的铜镜，塞尔柱

　　王朝时期仿宋代铜镜制作，伦敦索斯比拍卖行

　　总之，随着该时期插图中一些诸如波浪形的云、曲折的带有树节的枝干、尖锐突兀的岩石等新的元素的出现，证明了在伊朗传统的细密画中出现了中国绘画风格的影响。除此之外，从蒙古时期开始，在表现人物姿态上也出现了新的方法，比如在描绘人物和动物时可见到更多的动态中的形象，与此相对应的是，伊朗传统绘画中更注重静态的形象。画家们力图在画面中呈现运动感和跳跃感，也给绘画技法带来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用墨上更浓、粗细的线条显得更加模糊。同时，据研究者分析，由于当时的蒙古统治者对基督教的兴趣，以及一些基督教因素进入蒙古宫廷，拜占庭的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对伊朗绘画产生了影响。此外，也正是由于佛教传播，中亚和中国艺术对伊朗绘画的影响也开始显现。（见图4-6）

　　图 4-6：耀州窑青釉印花双鹤纹碗，宋代，摘自《中国陶瓷全集》

　　伊利汗王朝最初的首都没有定所，而是设有不同的中心，这些中心所在地都有不同的宗教。这种宗教上的影响在描绘服装褶皱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