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夏文化探索是当今最热门的考古话题之一，恰逢其会的考古学家不仅有责任加大探索、研究力度，也有义务向社会各界讲述以往的探索历程及已取得的成就，以便关注夏文化的各界人士可以多快好省地了解夏文化。大象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寻夏记——二里头考古揭秘最早中国》（以下简称《寻夏记》）正是这样的一本书。该书图文并茂，文通字达，可读性很强，是一部 ...

　　夏文化探索是当今最热门的考古话题之一，恰逢其会的考古学家不仅有责任加大探索、研究力度，也有义务向社会各界讲述以往的探索历程及已取得的成就，以便关注夏文化的各界人士可以多快好省地了解夏文化。大象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寻夏记——二里头考古揭秘最早中国》（以下简称《寻夏记》）正是这样的一本书。该书图文并茂，文通字达，可读性很强，是一部很好的公众读本。

 

侯卫东、贺俊、杜金鹏著

出版时间：2023年1月

大象出版社

　　对于考古家而言，写好公众读本并不比撰写一部学术专著轻松。颇擅此道的保罗·巴恩曾调侃道：“这类书看似简单，但实际上撰写起来极为困难。”（保罗·巴恩：《考古学的过去与未来》，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93页）公众读本的创作者必须具备两大技能，一是扎实的考古功底，对相关考古问题有着足够深刻的理解；二是漂亮的语言能力，可以把自己的考古认知用通俗的语言讲出来，从而做到雅俗共赏。

　　夏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文明时代的开始。在中国传统史观中，夏代的存在是勿庸置疑的。近代疑古思潮对传统的古史系统造成了剧烈冲击，以致于有的学者明确否定夏朝的存在。在这种史学背景下兴起的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重建上古史的目的，希望通过田野考古工作，发现夏代的遗迹、遗物，从而将古代文献中的夏朝逐渐揭示出来。

　　中国境内最早的一批考古工作大都是外国人组织的，这些外国学者兴趣广泛，但似乎更关注史前，北京周口店、渑池仰韶等遗址的发掘即是例证。中国学者李济在1926年主持的晋西南调查，就明确带有探索夏文化的目的。1959年徐旭生主持的豫西“夏墟”调查更是在田野工作中大力探索夏文化的开始。1977年在登封召开的发掘现场会则直接启动了关于“何为夏文化”的大讨论，直到20世纪末学术界才基本达成共识。近年最新一波夏文化探索热潮，不仅推动了很多夏文化遗址的田野考古，而且推进夏文化探索向纵深发展。

　　如何将已经取得的丰硕成果向公众普及是很迫切的问题。2010年前后中国互联网技术与新媒体急速发展，博客、微信、视频平台等媒介的广泛应用，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广度得到极大提升。学术成果的普及拥有了更加便利的条件。不过，这些新媒体上的信息多是“快餐式”，而且有些媒体为了足够吸引眼球，往往会选择性报道，更有甚者将考古学庸俗化为“挖宝学”。夏文化相关学术成果的普及也受到这种现象的影响。如今在知识碎片化的浪潮席卷之下，更加凸显书本所具备的系统性、整体性价值。

　　老中青三位夏商文化研究者联手打造的《寻夏记》，无疑是向公众介绍夏文化探索成就的恰当读本。该书不仅吸收了夏文化研究领域的相关学术成果，而且包含了作者对具体问题的独到见解。全书由序言、楔子、十四个章节、余论、参考资料及后记组成，笔者细细品读不舍一字。书中涉及古史观念、夏代世系等史学知识，又有对夏文化本体、夏文化探索史、夏商更替的介绍，夏人的思想观念与世俗生活亦兼备其中，更是关注到了“今日二里头”，囊括了夏文化的“前世今生”，不可谓不全面。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插入了不少高清图片，图文互补提升了读者的阅读体验。该书以二里头遗址为核心构建起读者对于夏文化的整体性认识。

　　《寻夏记》不仅全书质量高，而且有特别出彩的华章。二里头考古的名宿杜金鹏先生执笔的序言，铿锵有力地奠定了该书的主基调，回答了为什么、怎么样探索夏文化的问题，畅谈了夏文化探索的现状，直截了当地回应了几个有关“夏”的迷思。面对西方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指责，强调了中华民族的特质，重申中国考古学的重要任务，从而做出了极富定力与勇气的回答。对于“夏文化需要文字做内证才能定论”的说法，也以甲骨文与殷墟为例，重新思考将文字作为内证在学术上的合理性。在纠正“夏文化未定论”时，更敏锐地指出“现在关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历史文化属性的讨论，实际上并不是‘夏’与‘非夏’的争议，而只是关于现阶段对相关问题如何表述更加科学、合适之商榷。”

　　贺俊执笔的“二里头文化的生命史”一章同样精彩。此章的目的是向读者介绍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学知识，但作者没有选择直接将枯燥冰冷的分期方案和测年数据进行罗列，而是将二里头文化“拟生”，在叙述二里头文化分期方案及相关年代学知识生成过程的同时，使读者完成对二里头文化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的认识。从叙述技巧层面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

　　《寻夏记》最后一章题为“今日的二里头”。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世界性的课题。近年来，我国对考古学发展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愈发关注。诚如书中所言“考古是人民大众的事业，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成果最终要回馈给社会。”《寻夏记》针对二里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介绍，正是写作团队公共意识的体现，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如果读者提前阅读了这本书，当他游览二里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时，想必会获增不少趣味。侯卫东长期开展公共考古活动，有着较为丰富的工作经验，此章写出了他对公共考古的多年心得。

　　现今夏文化探索如火如荼，公共考古方兴未艾。《寻夏记》是第一部由老中青三代学人联袂创作的公众读本，具有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双重保障，定能解广大读者之饥渴。这样的好书，理应多多益善！

（图文转自：新华社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