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简史——天府之国的历史与文化3

汉代成都，由于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与洛阳、邯郸、临淄、宛（今河南南阳）并称汉代五大都市。西汉成都人口已达7万6千户（约合40万人，西汉人口6000万）。中央政府在成都设立专门管理丝绸织锦工业的“锦官城”，这是成都最早的“特别工业（园）区”（李劼人语）。早在战国时期，成都的漆器生产就已闻名中外，并大量流通到中原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在朝鲜乐浪郡和蒙古的考古发现中，都曾发现过刻有“蜀郡工官”字样的产于成都的汉代漆器。成都的漆器生产至汉代工艺更加精湛，出现了“金错蜀杯”等著名品牌。

汉景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创立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学：文翁石室，为成都崇文重教文化传统的形成开启了先河。到汉武帝时，朝廷下令广泛收集文翁兴办地方官学的经验和做法，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行。有学者指出：文翁在成都兴办地方官学，是中国科举取士的发源和开端，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官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班固在《汉书》中评论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可见文翁为后世的地方官学树立了很高的榜样。人们将文翁石室比作岷山“稷下亭”。“其学比于齐鲁”，成都已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二个文化教育中心。可以说，李冰治水造就了“天府之国”的物质文明，文翁办学奠基了“天府之国”的精神文明。

作为五都之一，汉代的成都在经济、文化、商贸、教育等众多领域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回京后向汉武帝报告称在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大夏（今阿富汗）见到从身（音：yuan）毒国（今印度）贬运来的蜀布和邛竹杖。张骞见到的蜀布其实就是蜀地生产的丝绸产品。著名学者季羡林认为，这些经缅甸输入印度的中国丝绸，产地就是成都。由此可见，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在汉代以前就已形成。

南方丝绸之路是蜀经云南出外域的国际交通线，是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起点为古蜀文明的中心成都。向南分为东西两线，西线就是从成都通往身毒（印度）的“蜀身毒道”，它纵贯川滇两省，连接缅、印，至南亚、中亚和西亚地中海地区，是古代欧亚大陆线路最长、历史最悠久的对外交通大动脉之一。东线为从成都到越南的“步头道”和“进桑道”。两线在先秦时期均已开通。

据大量的考古资料显示，史前至先秦时期是成都丝绸的起源、发展阶段。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立人像服饰有蜀锦、蜀绣特征，金沙遗址出土有丝织品印痕。2013年，成都天回镇老官山罕见出土四部西汉蜀锦织机模型，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教授认为：“这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提花织机模型，代表当时最为高超的中国织锦技术。”

谈到从成都向南连接亚欧的南方丝绸之路，就不得不谈到向北的古蜀道。尽管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中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但事实上，早在商周时期，古蜀先民就已经打通了连接中原文明的道路，正所谓“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前面说到秦国沿褒斜、汉中至成都的金牛道南下入蜀吞并蜀国，这就是古蜀道最重要的一段，是蜀人在付出“地崩山摧壮士死”的惨痛代价后开辟出的一条对外交通要道。古蜀道除了金牛道（褒斜道）外，还有一条“故道”，是从金牛古道经五盘岭或阳平关至金牛镇，再沿嘉陵江东源河谷进抵渭水之滨宝鸡的古道。

至唐宋时期，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在功能和空间上进一步拓展和延续，形成了著名的茶马古道。历史上的茶马古道是一个庞大的贸易交通网络，以成都为枢纽形成川藏道、滇藏道和青藏道三条大道，辅以众多的支线和附线，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远达欧洲。通过茶马古道，茶、蜀锦、蜀绣、漆器、金银器、铜器、铁、盐等成都产品大量输往外地，沿南、北丝绸之路传播到中亚、西亚和欧洲。

据扬雄《蜀都赋》记载，汉代成都城共有18道城门、400余条街巷。“贿货山积，纤丽星繁；喧哗鼎沸，嚣尘张天。”（晋代左思《蜀都赋》）确有汉代五都的繁华热闹景象。汉代巴蜀地区的井盐生产，已成为国家重要收入，朝廷在巴蜀设置盐官的县已达10多个。临邛火井（今成都邛崃市火井镇）是世界上最早的天然气井，比西方最早开采天然气的英国早了10多个世纪。临邛在汉代也是全国冶铁工业重要基地、西南冶铁之都，著名的卓文君家族在秦时随移民潮从赵国来到成都后，利用临邛附近丰富的铁矿资源，铸造生产各种铁器，成为富可敌国的冶铁大富。

汉代成都也涌现出司马相如、扬雄、严君平等一大批影响中国文化史的重要人物。司马相如被称为“汉大赋第一人”，代表作有《上林赋》、《子虚赋》等，是汉大赋中的压卷之作。司马相如为人们所熟知，还因为他与邛崃卓文君琴挑私奔、当街卖酒的浪漫故事。卓文君17岁时由父母包办出嫁，不久丈夫病故返回临邛娘家孀居，在这段苦闷的日子里，邂逅了一代才子司马相如，两人演绎出一段私定终身的爱情传奇经典。卓文君是成都才女文化的典型代表，那首敢爱敢恨的《白头吟》早已成为千古名篇。人们把汉代卓文君、唐代薛涛、后蜀花蕊夫人、明代黄娥并称为成都古代四大才女，正所谓巾帼不让须眉，这也是成都文化的一大特色。扬雄被誉为“西蜀孔子”，是西汉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语言学家，编撰了世界上最早的方言词典《方言》。严君平最重要的著作是《老子指归》，对后来的道家哲学和禅宗文化都有一定的影响。由于他当街卜肆的事迹广为流传，所以后人又有“易学在蜀”的说法。

汉代成都还有一件大事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那就是道教的诞生。道教是华夏子孙自己创造的、土生土长的宗教，而成都正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和早期传播地。早在漫长的古蜀文化时期，古蜀先民就有仙道流行的历史，传说前三代蜀王蚕丛、柏灌、鱼凫皆“得道仙去”或“各数百岁，皆神化而不死。”东汉顺帝时（126-144年），沛国人张陵入蜀，在成都鹤鸣山学道，受严君平《老子指归》的直接影响，张陵著《老子想尔注》一书，首次提出了“道教”这一正式名称，并布道于青城山。道家哲学所提倡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观念，一直影响着成都的城市性格和成都人的生活哲学。

汉景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创立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学：文翁石室，为成都崇文重教文化传统的形成开启了先河。

人们将文翁石室比作岷山“稷下亭”。“其学比于齐鲁”，成都已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二个文化教育中心。可以说，李冰治水造就了“天府之国”的物质文明，文翁办学奠基了“天府之国”的精神文明。

汉代成都也涌现出司马相如、扬雄、严君平等一大批影响中国文化史的重要人物。司马相如被称为“汉大赋第一人”，代表作有《上林赋》、《子虚赋》等，是汉大赋中的压卷之作。

司马相如为人们所熟知，还因为他与邛崃卓文君琴挑私奔、当街卖酒的浪漫故事。

早在战国时期，成都的漆器生产就已闻名中外，并大量流通到中原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在朝鲜乐浪郡和蒙古的考古发现中，都曾发现过刻有“蜀郡工官”字样的产于成都的汉代漆器。成都的漆器生产至汉代工艺更加精湛，出现了“金错蜀杯”等著名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