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前言

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正深刻影响中国学及其相关研究。国际组织和重要智库的诸多研究表明，21世纪以来，亚洲经济在全球经济当中的比重越来越高，东亚是亚洲经济中增长最为快速的重要区域，中国是东亚经济发展中的明星。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年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使得21世纪成为亚洲世纪变得更加可能，中国也日益成为海外研究的重要对象，研究内容更为广泛和深入。国外学者更大兴趣点已不再局限于历史、文学和语言等领域，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吸引了国外学者的更多关注。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学及其相关研究的重大变量。2013年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随着越来越多国家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或备忘录，“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非常重要的实践平台，也是相关参与国家经贸往来、民心相通、人文交流的重要舞台。随之而来的重大变化是，“一带一路”倡议正对中国学力量的构成及其区域空间分布带来新的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正以一种新的形式产生不同于古丝绸之路但对中国学同样影响巨大的深远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为何对中国学及其研究带来如此巨大的冲击？人类历史的演变规律已经证明，人类活动半径的扩大与人类交往密度的加大会带来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活动半径的扩大得益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大批远离海洋的内陆国家因为中欧班列的突破，得以首次深度融入全球连通之中；人类交往密度的加大更多源自经贸的持续往来，石油管道与产业链条驱动不同区域的人们更频繁沟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不仅在一国内部发生作用，也在国际上形成经贸关系对文化交流的牵引，并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加深国家间的认知和了解。

古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的前身，在历史上对中国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发端于两千多年前的古丝绸之路以重要经贸物品丝绸为媒介，繁盛于宋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则更加凸显了香料和瓷器的关键角色，这些都彰显了商品和贸易通道的重要性。古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作为连通欧亚大陆的重要陆上和海上通道，使得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日浓，对中国的简单了解不断向专业研究转变，欧洲也日益成为中国学的重镇。近代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基础设施的完善，古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近代出现新的延伸、拓展和连通，使得美国对中国的重视大大加深，对中国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等方面的研究不断增多，美国逐渐成为中国学的主导。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十年是世界中国学不断成熟的十年。“一带一路”是全球化联系持续加强的重要路径，更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的推进和实践为中国与世界的连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学也在此过程中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一些中国学边缘地带甚至被称为“荒村”的地区正在改变人们的观感，一大批新生代中国问题专家正在崛起。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等都成为世界各国更多学者的研究焦点，当代中国发生的诸多变化为全球学者提供了极其有价值的研究素材。也正因为上述变化，世界中国学正成为一门更加专业、更为综合和宏观的交叉领域学科，既是国外学者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学，在具体学科领域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各种方法开展研究，也是中国学者以海外中国学为分析对象的间接研究，在对中国相关问题深入了解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文本分析的各种方法进行再研究。作为上述两种研究的延伸和壮大，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研究，也日益成为世界中国学的研究焦点，在国内外学者的互动努力下，逐步呈现出一种全新的话语体系，国内学者在推动和引导世界中国学形成不同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特点中正发挥更大作用。

地理空间的发现和联结改变政治经济格局，影响着文化交流和演进。在“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之际，研究世界中国学的演变，有着“地理中国学”的韵味。而从一个学科发展的角度看，这个研究非常必要。“一带一路”倡议内含的开放态度和同样十周年的自贸试验区有着同样的战略意义，而世界中国学无论是学科的发展，还是研究的对象，都是基于开放的最大出发点。只有在学科开放和内容开放中，世界中国学才能不断成熟和完善。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

精彩文摘

中西相遇：古丝绸之路与游记汉学

世界上的文明形态多种多样，然就影响之广度和深度而言，当以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明与以西欧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对人类历史发展所起之作用最巨。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西欧则居于欧亚大陆的西部，横亘其间的高耸巍峨的崇山峻岭与广袤无垠的沙漠戈壁，为东西两种文明的接触和交流设置了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就是直面困难、挑战困难、战胜困难的历程。尽管中西之间的交通受到严苛地理环境的制约，但是经由不同的中介力量，产自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物产依然能够远销欧洲，引起西欧社会各阶层对于那个神秘的遥远东方国度的极大兴趣，并将其所了解的与中国相关的知识形诸文字。可是，由于早期中西之间缺少直接的接触，西方文献对于中国的认识和表述，不仅记载疏略，而且内容多属传闻之辞，想象多于事实，夸张扭曲之处所在多有。例如，产自中国的丝绸曾经在古希腊、罗马社会的上层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是最终运达欧洲的丝绸经过了数次转手贸易，时人缺少获取中国丝绸知识的可靠渠道，故而这一时期的相关文献对于中国丝绸的描述，与实际情况存在着很大的偏差。古罗马时期的著名作家老普林尼（盖乌斯·普林尼·塞孔都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23—79）在其所著《自然史》中，告诉读者其所了解到的这种来自中国的神奇织物的生产工艺：

文中的“赛里斯人”，是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对于中国人的称呼。从中不难看出，当时西方世界认知的中国人生产丝织品的工艺流程和丝绸交易的方式，与真实情况的落差不可以道里计。最为其所熟稔的丝织品尚且如此，西方知识谱系中其他涉及中国之处的可靠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从13世纪初期开始，随着东西方各种政治势力渐次臣服于崛起于草原的蒙元帝国，欧亚大陆的绝大部分区域在历史上第一次统合于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之中，西欧与中国之间实现了直接的接触与交流，西欧知识界对于中国的认识和表述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具体来说，就是在这一时期，来自西欧的使节、商人、旅行者怀着不同的目的，不仅来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边缘地带，还深入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亲身感触到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其中一些人在返回欧洲之后，将其旅居中国期间之见闻撰为游记，成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西方了解中国最为主要的来源，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或者中国人的形象在西方社会的传播。这批西人游历中国的游记，是作者本人依据亲身经历撰写而成，不仅内容的可靠性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涉及的范畴也有了很大的开拓。因其主要是以游记的形式出现，有些学者在梳理西方汉学发展历程时，将13世纪初以降直至晚明耶稣会士来华间西方知识界对于中国的描述与研究，归纳为“游记汉学”，是为西方汉学研究的第一个历史阶段。这一时期，西方基督教世界凭借某些到过东方之人所写的游记，对中国开始有所了解。因为个人际遇与时代背景的差异，这些游记中与中国有关的内容，经历了从边缘表述和想象中国到呈现整体性中国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