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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帅 | 我国古代丝绸与丝绸技术的西传
原作者: 罗帅 |
发布时间：2024-6-29 2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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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来源：“文化交流杂志”微信公众号罗帅：我国古代丝绸与丝绸技术的西传（上）作者简介罗 帅罗帅，1985年生，湖北大悟人。2007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本科毕业，随后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历史学系，分别于2010、2014年获得硕士学位（导师林梅村）和博士学位（导师荣新江）。2014—2016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袁行霈）。2016—2019 ...
罗帅，1985年生，湖北大悟人。2007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本科毕业，随后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历史学系，分别于2010、2014年获得硕士学位（导师林梅村）和博士学位（导师荣新江）。2014—2016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袁行霈）。2016—2019年6月供职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现任教于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研究领域为丝绸之路历史与考古、古代中外关系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汉—贵霜关系与丝绸之路的兴起研究”等课题，出版专著1部，在《考古》《考古学报》《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
丝绸在我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是最能代表中华文明的标志性产品之一。先秦两汉以降，我国丝绸通过贸易、贡赐等方式源源不断地西传。这种中国织物深受丝绸之路沿线居民喜爱，罗马帝国甚至掀起过一股丝绸热潮。我国西北、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众多遗址，出土了大量各时期的中国丝绸。伴随着丝绸实物的传输，我国丝绸技术也逐渐向西传播，这包括丝绸织造技术和植桑养蚕技术两方面。两汉时期，丝绸织造技术随实边之民传到河西走廊。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各民族结合自己既有的纺织技术和审美观念，对传入的中原丝绸和丝绸技术进行再创造，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丝绸织造技术；同时期，桑蚕技术也传播到塔里木盆地和葱岭以西地区。
中国是桑蚕丝绸的发源地。根据古代官方传说，黄帝元妃嫘祖是发明养蚕、织丝的人。考古学材料表明，我国确实拥有五千多年的丝绸历史。长江与黄河流域的多个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均发现有桑蚕和丝绸遗物。丝绸作为中华物质文明的代表之一，在古代长期是我国对外出口的标志性大宗商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与中亚之间就形成了“绢玉之路”，通过游牧民族的中介，中原丝绸被用来换取昆仑玉石。《穆天子传》讲述的周穆王西巡故事，反映的正是先秦绢玉贸易的情形。新疆天山阿拉沟墓地、俄罗斯阿尔泰山巴泽雷克墓地，均出土有战国时期楚国刺绣等丝织品。到汉代，由于罗马贵族的追捧，我国丝绸源源不断地向西传输。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技术逐渐西传，为塔里木盆地、波斯、拜占庭等地先后习得。西域各地也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丝织品，并曾沿丝绸之路广泛行销。
伴随着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丝绸通过官方和民间两条渠道向外大规模流播。根据史书记载，汉朝向周边派出的使者，一般会携带大量丝织品作为礼物。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组成三百人的庞大使团，“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汉武帝遣往开拓海路的使者，亦是“赍黄金、杂缯而往”。周边诸国的首领、使者前来朝贡，汉朝也往往回赐各类丝织品。例如：元康元年（前65），西域龟兹国国王绛宾携夫人前来朝贺，宣帝赐以“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始建国三年（11），王莽册封匈奴单于，赐以“安车鼓车各一，黄金千斤，杂缯千匹”；永宁元年（120），掸国（今缅甸）王雍由调来朝，安帝“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各有差”。所谓帛、绮、绣、彩缯、杂缯，皆为丝织品名称。由这些文献记载可知，丝织品在汉代因各种官方活动而大量流入周边各地，包括绿洲丝绸之路上的龟兹、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匈奴，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沿途的掸国。在民间的贸易活动中，丝绸也是深受欢迎的畅销品，这在史书中虽然阙载，但被丝绸之路沿线多处考古发现所证实。我国西北地区气候干燥，在丝绸之路沿线的敦煌、楼兰、尼雅、洛浦等地，均有汉代丝绸实物出土，其中一些带有文字，为我们提供了丝路之绸的细节信息。20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汉代长城烽燧遗址发现一件西汉丝绸残片，上有墨书一行，读作“任城国亢父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二十五两，直钱六百十八”。这应当是捆扎绸缎的条布，上面写着所捆绸缎的产地、种类、长宽、重量和价值。任城国亢父，在今山东省济宁市，从残片上的文字可知，这里生产的缣每丈约值155文钱。1934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楼兰古城附近的一座东汉墓中，也发现了一块捆扎绸缎的有字绸布条，不过上面的文字不是汉字，而是西北印度流行的佉卢文，其意为“身毒阿阇黎之绸缎，四十（尺长）”。可见，这匹绸缎的所有者是一位身毒（印度）商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人员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和民丰县尼雅墓地，发现了大批各类丝织物。山普拉墓地出土的有绢扇、“宜子孙”文字锦镜袋、杯纹罗梳镜袋、云气立鸟纹锦、云气玉璧鹿纹锦残片、几何纹三色锦梳镜袋、红缦地蔓草纹刺绣护颌罩等等。尼雅墓地出土的织物有不少织有吉祥文字，如“延年益寿保子孙”锦、“千秋万岁宜子孙”锦枕，以及著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这些锦缎色泽鲜艳，工艺精巧，乃皇家丝织场所产，是东汉朝廷对精绝王等上层人物的赏赐品。除了这类高档丝织品，尼雅墓地也发现有民间贸易而来的丝绸，其中一件素缣残片带有墨书汉字“河内修若（武）东乡杨平缣一匹”。河内修武，在今河南省焦作市东修武县。在草原丝绸之路沿途，也有汉代丝绸出土，最重要的发现来自诺彦乌拉山匈奴贵族墓地。该墓地位于蒙古国中央省，在乌兰巴托以北130千米色楞格河畔。墓地的年代大约在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该墓地出土的丝织品种类繁多，保存良好，质量上乘，包括田纹罗、鱼纹锦、乘云绣、有翼狮子刺绣、对兽对鸟纹刺绣、黄色菱格纹绮，以及织有吉祥用语的“广山”锦、“威山”锦、“风雨时节”锦、“游成君守如意”锦、“新神灵广成寿万年”锦、“凤皇（凰）下群鹄颂昌万岁宜子孙”锦等。这些高档丝绸应该是汉朝或新莽给匈奴贵族的赏赐物。它们被制成衣裤、帽子、靴子，为墓主所穿戴。丝绸沿草原丝绸之路被传输到很远的地方。1842年，克里米亚半岛刻赤的一座萨尔玛提亚古墓中，曾出土了一块公元前1世纪的菱格纹绮残片。罗马帝国是汉代丝绸需求的终端。20世纪上半叶，考古学家在罗马帝国故地帕尔米拉和杜拉—欧罗巴斯等遗址发现了一批汉代丝绸残片。其中，法国考古队在帕尔米拉的三座墓葬中，就发现了约五十块丝绸残片。帕尔米拉位于今叙利亚境内，是地中海东岸和幼发拉底河之间沙漠绿洲上的一座著名商业城市。公元1世纪中后期，该城发展成连接地中海世界与东方各国之间的贸易枢纽。公元2世纪中期，其地被罗马帝国吞并。帕尔米拉出土的汉代丝绸所用纺织技术不同于西方传统织法，被学界称为“汉式组织”。其品种有锦、绮、绣、绫等，纹饰包括柿蒂纹、神兽纹、铜钱纹、菱形几何纹、勾连雷纹等，这些类别和纹样在我国出土的汉晋时期丝织品实物中都很常见。汉代丝绸在罗马帝国需求旺盛。除了上述丝织品实物，还有很多图像和文献材料表明，中国丝绸曾风靡罗马上层社会。在公元初期的罗马艺术作品中，可以见到身穿丝绸服饰的人物形象。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的爆发掩埋了庞贝城和赫库兰尼姆城。意大利那不勒斯考古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庞贝壁画残片，表现的是一位身着透体外衣的罗马女祭司。研究者们认为，这件透明外衣应该是来自中国的丝织品。该博物馆还收藏有一件赫库兰尼姆壁画残片，其中人物身穿的丝绸衣物表现得更为显眼。该壁画在天蓝色的背景上绘着维纳斯女神的立像，她下身齐腰穿一条红色长裙，上身看似赤裸，其实不然，在她两臂与身体之间依稀可见透明的薄纱衣。画家让她右手弯举，轻提右肩上纱衣的一角，从而更清楚地向观众表达了薄衣的存在。维纳斯柔美的胴体与剔透的纱衣相得益彰。整个画面不仅表现了爱神的娇媚动人，也着力赞美了纱衣的轻盈纤薄。这件若隐若现的衣物，应当也是来自中国的丝绸制品。希腊拉丁作家对中国丝绸的生产情况怀有极大兴趣，他们热衷于转述道听途说的相关轶闻。从这些古典作品的所有关于丝绸的片段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丝绸在罗马社会中的受欢迎程度、文化涵义及价格等情况。关于前两点，我们可以看看塞涅卡、老普林尼、狄奥和索林等作家的描述和认知：我见过一些丝绸制成的衣服。这些所谓的衣服，既不蔽体，也不遮盖。女人穿上它，便发誓自己并非裸体，其实别人并不相信她的话。人们花费巨资，从不知名的国家进口丝绸，却只是为了让我们的贵妇们在公共场合，能像在她们的房间内一样，裸体接待情人。（Lucius Annasus Seneca, De Beneficiis, 50.7）靠着如此复杂的劳动，靠着如此长距离的谋求，罗马的贵妇们才能够穿上透明的衣衫，耀眼于公共场合。（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VI.20.54）按照某些人的记载，为了使太阳不晒着观众，他（恺撒）在看台的上方挂了由丝绸制成的幕帘。这种织物是野蛮人所使用的奢侈物，现在已经流入我国以满足贵妇人们过分讲究的虚荣。（Cassius Dio, Roman History, XLIII.24）这就是常称的“赛里斯织物”，我们容忍在公众场合使用它。追求奢侈欲望的首先是女性，现在甚至包括男性都使用之。使用这些织物与其说是为了蔽体，倒不如说是为了卖弄身姿。（Gaius Julius Solinus, Polyhistor, 51）从四段引文中可以看出，丝织品备受罗马贵妇们的追捧，甚至连男性也热衷这种异域织物。其背后的文化原因，塞涅卡等人认为这与罗马人强烈的虚荣心有关，这包括两方面：其一，丝绸是一种高档奢侈品，穿上它可以显得自己富有、尊贵；其二，对于女性来说，丝织品轻薄透明的特质很好地满足了她们对身体解放的需求，方便她们在公共场合炫耀身姿。公元1世纪的罗马作家马提亚尔声称，在他生活的年代，罗马的土斯古地区存在一个丝绸市场。佚名史书《罗马帝王记》记载，在罗马皇帝奥勒良（公元270—275年在位）时期的罗马市场上，一磅丝的价格相当于一磅黄金。公元301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公元284—305年在位）颁布了一部《限价法令》，其中规定了丝织工人的工资，并限定丝织品的最高价格如下：白丝，每磅1.2万狄纳里银币；紫染生丝，每磅15万狄纳里。根据当时的货币换算体系，5万狄纳里银币合1磅黄金 ，则每磅白丝和紫染生丝分别值0.24磅和3磅黄金。可见，在罗马帝国中晚期，丝绸仍然十分昂贵。即便贵比黄金，丝织品仍源源不断地输入罗马帝国，从而造成帝国国库空虚和大量财富外流，因此，多位罗马皇帝和执政官曾下令禁止男子穿丝绸衣服。丝绸在罗马帝国如此紧俏，以至于罗马人对丝绸的产地也格外关注。公元1世纪的《波廷格地图》是一幅罗马帝国的道路网图，重在标记道路、城市和物产。这幅地图最东的部分是印度半岛和中亚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半岛东北部赫然标注着“丝绸主产地”。同一时期的佚名希腊文《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提供了更精确和详细的信息。这是一份航海和商业手册，记录了印度洋沿岸各地区港口的分布情况和进出口货物内容。在印度半岛巴巴里孔、婆卢羯车、穆吉里斯等港口的出口货物名单中，都列有丝绸或丝织品。该书作者甚至探听到丝绸的真正产地和运输路线，他清楚地写道，丝绸是从中国内地，由陆路经中亚的巴克特里亚，最终运到印度西南海岸的利米里克，或者西北海岸的婆卢羯车。公元380年前后，罗马作家马塞林努斯声称：“服用丝绸，从前只限于贵族，现在已推广到各阶级，不分贵贱，甚至于最底层。”这表明在汉代以后，传入罗马帝国的丝绸数量进一步增加，丝织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逐渐普及，进入寻常人家。在丝绸之路沿线，汉代以后的丝绸实物并不在少数。吐鲁番盆地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的晋唐时期墓群，曾陆续出土了大批丝织品文物，种类包括绫、罗、纱、绮、绢、缣、织锦、刺绣、染缬等。这其中既有使用汉式传统经线显花的织物，如前凉末年织有“富且昌，宜侯王，天延命长”汉字的织锦圆头鞋，北朝时期的“贵”字纹绮，唐代的“王”字龟甲纹锦等；也有深受波斯图案和织法影响的斜纹纬线显花织物，如“贵”字孔雀纹锦、联珠对鸭纹锦、联珠骑士纹锦、联珠猪头纹锦等。这些西域风格的织锦，有些可能是波斯、粟特等地的产品，也有些可能是中国织工吸收西域技法织造的，因为有些中间织有汉文，比如著名的汉字“胡王”牵驼纹锦。
塔里木盆地的多个墓地出土有魏晋时期的丝织品。计有：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有海兽葡萄纹锦残片；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出土有刺绣套头绢上衣、花卉瑞兽连璧纹绮枕、云气瑞兽人物纹锦鸡鸣枕；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出土有鸟纹刺绣、夔龙纹锦、红地狩猎纹锦、几何花卉纹锦；尉犁县营盘墓地出土有贴金锦、“右寿”字锦、“登高明望四海”锦、红地水波纹刺绣、深黄绢花卉纹刺绣；等等。这些丝织品既有汉式的平纹经锦，也有西域风格的斜纹纬锦。 继续往西进入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考古工作者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蒙恰特佩墓地也曾清理出一批公元1—8世纪的丝织品。这批丝绸大体分为绢、绮、绵线平纹纬锦、长丝平纹纬锦、斜纹纬锦等类。纺织考古专家赵丰指出，其中数量较大但技术较简单的平纹绢和绮是从中国内地进口的，另一些则是在中亚粟特地区或费尔干纳本地织造。 敦煌壁画中有表现丝绸贩运的情景。莫高窟第45窟的《胡商遇盗图》，描绘了粟特商队在途中遇到劫匪的场面。画面左下角强盗扣留的物品中，就有成捆的丝绸。作为中古时期欧亚大陆东部最为活跃的国际商人，粟特胡商在丝绸西传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敦煌长城烽燧遗址出土的粟特文古信札，年代在公元4世纪初，其中记载粟特人长途贸易网络经营的商品就包括丝绸。在信中，丝绸一词的粟特文形式写作pyrcyk。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唐代丝绸的材料非常丰富。《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市估案》，是对西州（吐鲁番）交河郡市场上的所有商品分行别类，规定其官方价格的文书。丝织品分为帛练行、彩帛行等行，各行下面详列各种丝织品名称，并各分上、中、下三等定价。帛练行包括大练、梓州小练、河南府生、蒲陕州、生绢、缦紫、缦绯等，彩帛行包括紫熟绵绫、绯熟绵绫、杂色隔纱、夹绿绫等。这份名录表明，内地各地丝绸在唐代大量行销西州市场。然而，西州绝不是丝绸行销的终点。吐鲁番出土的曹禄山诉李绍谨案卷记载，唐高宗乾封二年（667），粟特人曹禄山兄曹炎延与汉商李绍谨自京师长安出发，经安西至弓月城做生意，李绍谨在弓月城向曹炎延借了275匹练。弓月城位于伊犁河流域，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城县西北，是欧亚草原道路上的重要节点。巨量的丝绸被胡汉商人贩运至弓月城，进而沿丝路古道扩散到中亚乃至更遥远的地方。 经济史学家李锦绣根据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记载，发现唐代沙州（敦煌）、西州官府和民间有大量使用非本地所产白练的现象。她研究指出，这些白练除经客商贩卖，更多的则是由官府运输而来。盛唐时期，丝绸主产地之一剑南道（四川）征收的赋税白练中，每年有300多万匹被作为军需转运到西北边疆，用来给戍边将士发放薪资。这些巨量丝织品流入河西和西域市场，被当地视作一般等价物，发挥了货币的功能，也作为普通商品继续在西域各地贩运和销售。 喀什人喀什噶里所撰《突厥语大词典》（约成书于1076年）中，收有xuliŋ一词，乃汉语“吴绫”的借词。吴绫是江南地区出产的丝织品，唐五代时期主要产于浙江一带，为闻名遐迩的贡品。其名在敦煌文书中多次出现，表明这种江南织物在唐代曾被贩运至此。《突厥语大词典》收录这个借词，暗示直至11世纪，内地丝织品仍能通过丝绸之路行销西域。
丝绸技术的西传，应从丝绸织造技术和植桑养蚕技术两方面分开来看。根据现有材料，丝绸织造技术的西传时间显然更早。自汉武帝开始，汉朝对匈奴展开大规模反击，从匈奴手中夺得河西走廊，开列四郡，并从内地迁徙大量人口以实之。随着内地民户的到来，丝绸织造技术也扩散到了河西走廊。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群有四座墓葬出土了不同品种的丝织品，包括素绢、花罗、织锦、刺绣、轧纹皱、方孔纱、菱孔冠纱、套色印花绢，以及手工编织的细丝带，等等。其中，72号西汉墓出土一件屯戍人物图绢底刺绣，图案描绘的是汉代军营屯戍生活场景。红色绢底上尚残留墨线画稿的痕迹，可见，这件刺绣尚未全部完成，应为当地妇女的初学之作。22号东汉墓出土的一件织锦刺绣针黹箧，就是当地女性的针线盒。这件针线盒以苇编作胎，外包丝织物，四个侧面中心部位为长方形绢地刺绣，盒内装有木锭、绕板、铜针筒、针、玉饰、刺绣品等物件。这些文物表明，早在两汉时期，刺绣等丝绸织造技术已随实边之民传播到了河西走廊。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扩大，西域各地也纷纷出现具有自己的特色丝绸织造技术。吐鲁番哈拉和卓88号墓出土文书中，有一件《北凉承平五年（447）道人法安弟阿奴举锦券》提到“高昌所作黄地丘慈中锦一张”，表明当时吐鲁番地区已经能生产织锦；另一件《北凉承平八年（450）翟绍远买婢券》提到“罚丘慈锦七张”。90号墓出土有阚氏高昌永康十七年（482）纪年文书，同墓还出有一件《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帐》，上面记载“张绾传令，出疏勒锦一张，与处论无根”，另一件《高昌□归等买鍮石等物残帐》则提到“钵斯锦”。这批文书提到在高昌市场上存在丘慈（龟兹）锦、疏勒锦、钵（波）斯锦，反映了在5世纪中叶至下半叶，塔里木盆地乃至葱岭以西的伊朗高原已经掌握了丝绸织造技术。而且，工匠们织造的织锦声名卓著，能够在丝绸之路上广泛行销。 需要指出的是，丝绸织造技术在西域各地的出现，并非汉式技术的单一传输的结果，而是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根据自己既有的纺织技术和审美观念，对传入的中国内地丝绸和丝绸技术进行再创造，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丝绸织造技术。纺织考古专家指出，前述乌兹别克斯坦蒙恰特佩墓地出土的丝织品中，带有联珠纹的长丝平纹纬锦和斜纹纬锦当是在中亚粟特地区生产的，后来还反过来出口到中国境内；绵线平纹纬锦则可能是在中国新疆和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一带生产，使用的是汉式织造技术。专家们进一步提出，费尔干纳盆地可能早在公元3—4世纪，已经成为受中国直接影响的中亚丝绸生产中心之一。这么早的时期，桑蚕技术不大可能为费尔干纳居民所掌握，但这里确实已经成为闻名的丝绸织造中心。另一个例证来自公元3世纪中期的《魏略·西戎传》，据该文记载，大秦国（罗马）“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这表明当时的罗马居民尚未习得植桑养蚕技术，当中国丝绸输入罗马帝国后，他们会按照自己的喜好将其拆解，重新染色和织造，做成“胡绫”。 关于植桑养蚕技术的西传，相关材料要少得多，其切确时间也难以断定。古代于阗曾流传一则东国公主（一作汉王之女）与蚕种西传的古老传说，为桑蚕技术传入塔里木盆地提供了可靠线索。该故事的两个稍异版本保留在《大唐西域记》和古藏文文献《于阗国授记》里，《新唐书·于阗传》也从《西域记》中作了节录。另外，20世纪初，斯坦因在古于阗东部的丹丹乌里克、哈达里克等佛寺遗址发现了八块木板画，也被认为是这个故事的变相。故事讲述了于阗本无桑蚕，某位于阗王向东国求取而不得，转而求娶东国公主而获允。这位公主出嫁时将桑蚕种子藏于帽絮中，躲过了边防官的严查，遂得以将桑蚕种携入于阗。于阗王后来在初种之地专门建了麻射僧伽蓝，以为供奉。因为这个故事，麻射伽蓝在于阗国具有特殊意义，被视为古代丝绸工艺西传的重要里程碑。 桑蚕技术进一步向葱岭以西的传播，体现在普罗科波《哥特人的战争》所载的一则故事中。故事讲的是在拜占庭查士丁尼大帝（公元527—565年在位）时期，“某些来自印度的僧侣们”前来觐见查士丁尼，声称自己曾在一个叫作赛林达（指中亚，很可能是于阗）的地方生活过一段时间，并非常仔细地研究过拜占庭制造丝绸的可行办法。他们向皇帝详细介绍了桑蚕的孵化过程，于是皇帝鼓励他们把桑蚕弄到拜占庭。为此目的，这些僧人返回赛林达，从那里把一批蚕卵顺利带到拜占庭，并将其培育成功。从此，罗马人也开始生产丝绸。 这个故事中的关键地点赛林达，意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地方”，指塔里木盆地。将蚕引入拜占庭的“印度僧侣”很可能是佛教徒，当为汉唐之际大批前往葱岭以东弘法的天竺、月氏僧人。这些僧人曾在赛林达生活过，他们在塔里木盆地某地（比如于阗）开展佛教活动时，了解到当地种桑养蚕之法。后来，他们又向西前往拜占庭传教，向查士丁尼介绍桑蚕知识。这正是东罗马皇帝感兴趣的话题，因为他正在努力阻止罗马人从萨珊波斯那里购买丝绸。这些僧人历尽艰辛朝见查士丁尼，并将蚕种引入拜占庭，以博取东罗马统治者的好感，此乃他们的一种传教策略。这与景教传入唐朝、明清之际基督教入华采取的策略一样，是通过殊方技艺来吸引统治阶层的兴趣，从而获取支持的。转自公众号“文化交流杂志”2024年6月6日、13日。特此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