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来源：《历史评论》2024年第3期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对外交流互动的重要通道。无论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对外传播，还是南亚、中亚、西亚等外域文化因素的传入，都足以说明南方丝绸之路促进了沿线地区各类文化的交流融合。南方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始于古道上人群的迁徙。李绍明认为，西南丝绸之路是所谓藏彝走廊中的一条 ...

作者：李桂芳

来源：《历史评论》2024年第3期

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对外交流互动的重要通道。无论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对外传播，还是南亚、中亚、西亚等外域文化因素的传入，都足以说明南方丝绸之路促进了沿线地区各类文化的交流融合。

南方丝绸之路，亦称西南丝绸之路，是历史文献记载最早的中外交通线路。南方丝绸之路以四川成都为起点，贯穿西南，沟通缅印，通往西亚以至地中海沿岸。早在先秦时期，南方丝绸之路就已初步开通，至秦汉时期，随着西南地区被纳入中央王朝版图，南方丝绸之路由民间商道发展为官方通道，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

联通亚欧大陆

南方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始于古道上人群的迁徙。李绍明认为，西南丝绸之路是所谓藏彝走廊中的一条通道，而藏彝走廊区域自古就是藏缅语族诸民族南下，壮侗、孟高棉语族诸民族北上的交通走廊和汇合交融之所。通过此道，迁移的民族不仅到达西南夷地区，一部分甚至进入东南亚及南亚地区。国内外研究显示，缅甸的现住民并不是当地的原住民族，大多数是在史前时期从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迁入，其中孟高棉语族是最先从云贵高原移居到缅甸的。

早在先秦时期，古蜀先民就开始移居东南亚。《水经·叶榆水注》所引《交州外域记》，越南《安南志略》《越史略》等史书都记载了蜀王之子安阳王南迁交趾（今越南）的史事。安阳王率部分蜀人南迁，对于后世越南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其由蜀入越的路线正是南方丝绸之路。

秦汉时期，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中国西南地区与缅甸、印度等地的交流更为频繁。此时期活跃在丝路上的，不仅有从事贸易活动的各国商贾，还有使臣、僧侣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各有差也。”掸国，学者大多认为是讲泰语的掸族在缅甸东北部建立的国家，此时掸国已派出使者经由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国通好。大秦，即罗马帝国。随着南方丝绸之路的畅通，有不少印度僧侣经过缅甸来到中国西南。印度学者P. C. 乔杜里认为：“早在公元1世纪，有两个印度僧人很可能经伊洛瓦底江上游到了云南。”此外，汉朝时，地处南方丝绸之路重要通道的永昌郡，已聚集不少外来移民。《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为古哀牢国，郡有“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其中，僄越即缅甸，身毒即印度。

五尺道是蜀通西南夷地区的重要通道，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图为云南昭通豆沙关古道，该段是秦五尺道上保存最长、最完好的古驿道。引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编著：《2010年穿越横断山脉：寻踪五尺道》，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27页

促进经济交往

先秦时期，随着南方丝绸之路开通，中国的丝绸源源不断运往缅甸、印度及西亚地区。四川是中国丝绸的原产地之一，早在商周时期，蜀地的丝绸业已有相当发展。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的兽首花冠和长襟衣服缀饰的各种花纹，都显示出蜀锦和蜀绣的特征。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丝绸最早是由蜀身毒道（南方丝绸之路的路段）传入印度的。曾任印度考古所所长的乔希认为，古梵文文献中的印度教大神都喜欢穿中国的丝绸，湿婆神尤其喜欢黄色蚕茧的丝织品。这些“黄色蚕茧的丝织品”正是蜀地生产的丝绸。有学者提出：公元前4世纪，丝绸是由四川、云南，再经缅甸运到印度的；而印度养蚕术也是最先起源于川、滇、缅、印交通线上的布拉马普特拉河与恒河间，然后再由恒河流域逐渐向西传入波斯。

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南方丝绸之路因而倍受重视，沿线商贸活动空前发展。特别是汉代，成都的对外贸易十分发达，出口的货物主要有蜀布、邛竹杖、铁器等。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元狩元年（前122年），博望侯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归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不少学者认为，张骞在大夏看到的“蜀布”正是蜀地生产的丝绸。汉代成都丝织业空前繁盛，官方专门设置锦官进行管理，并在成都南门的夷里桥南岸筑锦官城，故成都又有“锦城”之称。在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出土的4部织机模型，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提花织机形象，证明在汉代成都已具有较高水平的丝绸生产技术和大规模生产蜀锦的能力。又据《史记·大宛列传》载，“骞曰：……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可见蜀地物品已到达印度，并经印度至大夏，这些物品无疑是经蜀身毒道运出的。

随着汉朝将铁器生产和销售纳入官营范畴，朝廷在蜀郡的临邛、犍为、南安以及武阳设铁官。蜀地冶铁业快速发展，临邛成为当时中国西南最重要的铁器生产中心。此时，蜀地生产的铁器是对外输出的重要商品。据童恩正研究，战国至汉代出现在越南红河三角洲和泰国东北部的铁器很可能来自临邛。

根据考古发现，从先秦到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存在数量庞大的海贝。三星堆遗址中已发现大量海贝，至秦汉，沿着南方丝绸之路，海贝分布的地区进一步扩大。例如，在云南石寨山汉墓、江川李家山汉墓，四川盐源毛家坝石棺葬、汉源桃坪村遗址以及贵州黔西林泉2号汉墓等，均出土了数量不等的海贝。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这些海贝主要来自印度和缅甸。段渝在分析西南地区出土产自印度地区的海贝分布后指出，若将发现这些海贝的地点连接起来，正是中国西南与印度地区的古代交通路线——蜀身毒道。可以说，海贝见证了我国古代西南与南亚、东南亚各国在南方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此外，来自南亚、中亚的珠宝、琉璃也沿此道进入中国。如在李家山汉墓出土的琉璃珠、蚀花肉红石髓珠等，很可能来自印度和西亚。

推动文化交流

南方丝绸之路为沿线各地区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文明就沿南方丝绸之路传至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其中，玉文化和铜鼓文化最具代表性。越南出土的牙璋（一种有刃的玉器），风格形制明显受到三星堆文化影响，体现了早期越南文化与古蜀文化的联系。起源于云南楚雄的铜鼓文化，在传入越南后又逐渐传播至东南亚及印度东北部，其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尤其深远，甚至影响了整个中南半岛青铜文明的发展进程。

秦汉时期，特别是汉武帝经营西南夷地区后，中外文化交流更为频繁。秦、汉王朝在今越南中部、缅甸北部建立行政机构，并通过派遣官员、移民、贸易等方式将郡县制、汉字、儒学、农业生产技术等文明成果传播至东南亚等地。与此同时，域外文明也沿着南方丝绸之路进入中华大地，例如佛教。季羡林认为，除了中亚的丝绸之路，历史久远的滇缅道（南方丝绸之路的路段）正是陆路传播早期佛教的重要通道。任继愈也推断，东晋以前，四川地区的佛教“更大的可能是通过云南输入的”。秦汉时，佛教密法已传入云南。此时，汉朝修筑西南夷道（南方丝绸之路的路段）以加强巴蜀与西南夷地区的联系。因此，佛教沿西南夷道由云南传入与之相邻的巴蜀也就顺理成章了。考古工作者也在四川地区发现众多汉代佛教文物，如在乐山、彭山等地崖墓中相继发现东汉佛像。可见，南方丝绸之路是早期佛教传入中国的重要通道。

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文物中，还出现中亚、西亚的文化要素。如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的鎏金二怪兽铜扣饰（旧称“狮身人面像铜牌饰”），其艺术构思和形象特征体现了西亚地区的传统风格。此外，四川发掘出土的部分东汉墓碑上有大型带翼石兽，如雅安的“杨君碑”、“樊敏碑”、“高颐碑”等；凉山州昭觉县则出土带翼天马石兽。据学界研究，这些带翼兽形象很可能源自中亚、西亚一带的石雕。东汉带翼兽形象在四川主要分布于今雅安地区，即汉时蜀郡的青衣、严道县境内，而两地刚好位于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段的交通要冲。因此，带翼兽形象在中国出现和传播，应是汉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

综上可见，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对外交流互动的重要通道。无论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对外传播，还是南亚、中亚、西亚等外域文化因素的传入，都足以说明南方丝绸之路促进了沿线地区各类文化的交流融合。

南方丝绸之路既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文明对话之路，它见证了沿线各国、各地区人民之间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互鉴，促进了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汇融合，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南方丝绸之路沿线文化交流成果是“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生动体现，凸显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大度气概。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