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北京中轴线的朝向问题是中国古代都城史及城市规划的重要议题。本刊编委、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撰写《北京中轴线朝向考》一文，从北京城市中轴线与正子午线之间的微小偏差出发，通过对古代城市规划中的“丙午之位”、古代方位概念中的“四正之忌”、传统风水理念中的“格龙之道”和传统儒家思维中的“朝天之礼”进行探讨，提出中国古代城市与建筑的轴线制 ...

北京中轴线的朝向问题是中国古代都城史及城市规划的重要议题。本刊编委、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撰写《北京中轴线朝向考》一文，从北京城市中轴线与正子午线之间的微小偏差出发，通过对古代城市规划中的“丙午之位”、古代方位概念中的“四正之忌”、传统风水理念中的“格龙之道”和传统儒家思维中的“朝天之礼”进行探讨，提出中国古代城市与建筑的轴线制度，既是观象授时时空体系之投影，又是阴阳哲学、敬天信仰、环境地理、宇宙观念、礼仪规范之塑造的观点，同时对中国古代规划设计中蕴含的环境观念及人文思想予以深入挖掘，是一篇富于理论价值的深度之作。

北京中轴线朝向考

王军

　　1972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发表《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一文，指出元大都全城的中轴线也就是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经过钻探，在景山以北发现的一段南北向道路遗迹，宽达 28 米，即是元大都中轴线上大道的一部分。

　　

　　报告基于考古钻探得出的结论，证实了赵正之《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关于元明两代都城轴线相沿未变的论断，纠正了元大都中轴线位于明清北京城中轴线以西旧鼓楼大街南北一线的说法，表明今存北京明清城市中轴线，实为元、明、清城市中轴线，其轴线制度肇始于元大都规划。

　　中国古代城市与建筑对中轴线的重视与观象授时存在深刻联系。正南正北的正子午线，是先人测定太阳年周期最重要的观测轴，立表测日中之影须以此线为准，初昏观南中天星象须以此线为坐标，“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的人文观念由此衍生，这对中国古代城市与建筑以轴线对称的“中”字形平面布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作为观象授时的空间基础，正子午线必须精确测定。《周礼 · 考工记》所记“昼参诸日中之影，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的辨方正位之法，显示了先人空间规划的卓越能力。

　　

图 1、2 元大都中轴线东偏微旋示意图、朝向分析图

　　可是，元、明、清北京城市中轴线与正子午线并不重合，而是略向东偏，逆时针微旋两度有余（图 1，图 2）。学者推测，这是朝向元上都之故，其与元上都中轴线不能相接，存在一定偏差，或是测量微差所致。惜无史料可证。

　　

　　事实上，中国古代城市与建筑南北轴线与正子午线存在不同程度的角度差，是一个普遍现象，这是先人在具备了精确测量能力情况下做出的选择，包含了深刻的环境思想因素。

　　

　　丙午之位

　　关于元大内规划，《析津志》有这样一条记载：

　　世皇建都之时，问于刘太保秉忠定大内方向。秉忠以今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向以对，上制可，遂封为独树将军，赐以金牌。

　　

　　大内方向即都城轴线方向。刘秉忠奉命规划元大都，以拟建中的丽正门以南的一棵树确定大内方向，忽必烈予以批准，并封此树为“独树将军”，赐以金牌，元大都的中轴线由此确定。

　　

　　刘秉忠为什么选定了这棵树？《析津志》未予说明，但接下来的记载给出一条解读线索：

　　每元会、圣节及元宵三夕，于树身悬挂诸色花灯于上，高低照耀，远望若火龙下降。

　　

　　在元会（元旦大朝会）、圣节（皇帝生日）、元宵这三天晚上，“独树将军”被各色花灯扮成火龙，这一形象与其出现的时间、“独树将军”所居方位，阴阳意义完全一致。

　　

　　先看时间。元会、元宵时在正月，值立春前后，阳气生发。皇帝又是阳的化身，其生日（圣节）同样具有阳气生发的意义。

　　

　　在《易经》所记时代，立春之后的标准星象是乾卦九二爻辞所记“见龙在田”——初昏时东宫苍龙的角宿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即“二月二，龙抬头”，春回大地，龙也就成为阳的象征。

　　

　　元会、圣节、元宵三夜，“独树将军”被装扮成火龙，火与龙皆为阳，火龙即阳中之阳，这既是对立春之后龙星昏见的表现，又允合元会、圣节、元宵的阴阳意义。

　　

　　

图 3 二十四山地平方位图

　　再看方位。中国古代以天干、地支与方位相配，十天干方位是：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十二地支则以北方为起点周行相配；再以四维经卦相配，就形成了二十四山方位体系（图 3）。

　　

　　在这一方位体系中，元大都中轴线逆时针微旋，形成子午兼壬丙之向（图 2），“独树将军”执其南端，略居丙午之位。丙位在午位之东属阳，午位在正南属阳；在十天干中，丙排第三位，序位为奇数属阳。丙与午皆为阳，丙午之位即阳中之阳，这与“独树将军”的火龙形象及其出现时间的阴阳意义完全吻合。今北京工匠沿用传统说法，仍形象地称南偏东的丙午朝向为“抢阳”。

　　

　　此外，“独树将军”五行属木，其居丙午火位，又体现了木生火、万物竞相生长。

　　

　　丙午是天子明堂之位。宇文恺《明堂议表》：“臣闻在天成象，房心为布政之宫，在地成形，丙午居正阳之位。”《孝经》邢昺《疏》引郑玄云：“明堂居国之南，南是明阳之地，故曰‘明堂’。”《逸周书 · 作雒解》孔晁《注》：“明堂，在国南者也。”即记明堂居都城之南丙午之位，取向明而治之义。

　　

　　《尚书璇玑钤》：“房为明堂，主布政。”《春秋文曜钩》：“房、心为天帝之明堂，布政之所出。”《周礼 · 春官 · 大司乐》郑玄《注》：“房心为大辰，天帝之明堂。”《史记 · 天官书》：“东宫苍龙，房、心。心为明堂。”

　　

　　东宫苍龙的房、心二宿具有重要的授时意义。房宿旦中天时为立春，心宿昏见时为季春，心宿昏中天时为夏至，皆古代文献记录的早期星象。观测房、心二宿昏旦之时的运行位置，便可获得春耕夏耘的指导时间，顺时施政，所以称房、心为布政之宫，亦即明堂。

　　

　　

图4 北周庚季才原撰、宋王安礼等

重修《灵台秘苑》刊印之太微垣图

　　太微垣有明堂三星，《步天歌》记之曰：“宫外明堂布政宫。”明堂三星位于太微垣南偏西，与丙午之位镜像对应（图 4）。

　　

　　天帝有明堂，天子亦有明堂。《孝经 · 圣治章》：“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李隆基《注》：“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

　　周人明堂的建筑制度见载于《周礼 · 考工记》：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大戴礼记 · 明堂》亦记：

　　堂高三尺，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圆下方。

　　皆记明堂平面为“东西九筵，南北七筵”的 9∶7 比例，《考工记》又记“堂崇一筵”，这“九”“七”“一”三个数字，是《周易乾凿度》描述宇宙生化、元气生成的五行方位数，有谓：

　　昔者圣人因阴阳定消息，立乾坤以统天地也。夫有形生于无形，乾坤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成而未相离。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畔。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变之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

　　

　　郑玄注“易变而为一”：

　　一主北方，气渐生之始，此则太初气之所生也。

　　又注“一变而为七”：

　　七主南方，阳气壮盛之始也，万物皆形见焉，此则太始气之所生者也。

　　又注“七变而为九”：

　　西方阳气所终，究之始也，此则太素气之所生也。

　　

　　又注“九者，气变之究也，乃复变而为一”：

　　此一，则元气形见而未分者。夫阳气内动，周流终始，然后化生一之形气也。

　　

　　即记易周行由一、七、九标示的北、南、西三个方位，经过太易、太初、太始、太素的生化过程，最后形成了混沌元气，进而造分天地。

　　

　　在北斗建时系统中，北、南、西分别是冬、夏、秋的授时方位，易周行这三个方位，犹若由冬而夏，由夏而秋，往复于冬，从太易的“未见气”演化为太初的“气之始”，再演化为太始的“形之始”、太素的“质之始”，最后“复变而为一”，完成了“道生一”的过程。

　　

　　以一、七、九表示北、南、西，见载于《尚书 · 洪范》、《礼记 · 月令》。《洪范》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即以一、二、三、四、五配北、南、东、西、中；《月令》记春月“其数八”、夏月“其数七”、中央土“其数五”、秋月“其数九”、冬月“其数六”，即以六、七、八、九、五配北、南、东、西、中。

　　

　　《礼记 · 月令》孔颖达《疏》引郑玄注《易系辞》：

　　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