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藏民族独具特色的高原文化与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一起，构铸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一、交流使文化得以繁荣。经济的发展和比较平稳的社会环境加之各封建势力政教合一的制度及元、明两代对藏传佛教的崇信和礼遇，各个教派及地方势力竞相广建寺塔，绘塑佛像。不同规模的佛教寺院建筑繁若星辰，装点在青藏高原上，吸收了不 ...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藏民族独具特色的高原文化与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一起，构铸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

一、交流使文化得以繁荣。

经济的发展和比较平稳的社会环境加之各封建势力政教合一的制度及元、明两代对藏传佛教的崇信和礼遇，各个教派及地方势力竞相广建寺塔，绘塑佛像。不同规模的佛教寺院建筑繁若星辰，装点在青藏高原上，吸收了不少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分，与本土文化相交融，促进了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和繁荣，逐渐体现出日益成熟的民族风格，形成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文化艺术。壁画艺术也不例外，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艺术成份。公元十二世纪左右，即藏传佛教后弘期，藏传佛教壁画艺术尽管在形式尤其是人物造型上仍严格按照量度、手印、法器等特定的仪轨，但注重色彩的夸张和渲染，强调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创作手法和人物的内在气质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时的大多数壁画作品超过了原本宗教膜拜职能的单一需要，代表和促进了藏传佛教绘画艺术的全面成熟。并产生了代表不同艺术倾向的流派：与内地汉族艺术风格比较密切的勉拉顿珠嘉措画派;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先锋画派江孜画派;南喀扎西活佛首创的噶玛噶尔画派;噶玛曲央多杰创立的杰居毕画派;受尼泊尔画风的影响较深由希岗巴活佛首创的希岗巴画派。此外，还有形成于公元十五世纪后的门者画派、门萨画派、嘎玛贡画派。

随着元明两代及清朝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的大力推崇，藏传佛教艺术也开始在中原内地生根开花。北京居庸关作为元大都(今北京)西北屏障，在关城内建了三座云台(云台，就是建在街道中或大路上的塔。也有人叫喇嘛式过街塔)。云台券面及券洞内浮雕迦楼罗、四大天王、尊胜佛顶蔓荼罗石刻、十方佛、千佛以及用藏、巴思巴、西夏、汉等六种文字刻制的《陀罗尼经咒》等都是稀有佳作;杭州飞来峰现存汉藏式造像共60龛116尊佛，飞来峰宝成寺保存的“摩诃迦罗”(大黑天)是巴思巴带入中原而流传的;北海妙音寺白塔;山西五台山塔院寺的白塔;西夏晚期，甘肃安西榆林窟出现藏密洞窟;永乐和宣统时期的金刚造像和1410年《甘珠尔》北京藏文版本刻插图。雍和宫万福阁内的四十轴《释迦源流图》，描绘了释迦成道后，为众生奔波，历经艰辛的一百零八段故事。其气势之恢宏，工艺之精细，人物之繁多让人叹为观之。莫高窟465窟是典型的藏传佛教噶举派艺术遗存。其主体是噶举派主修的密尊，男体为上乐金刚，女体为金刚亥母。供养人画像是僧人，中有一人头戴黑帽，系噶举派活佛的标志。敦煌学专家杨雄先生根据大量史料考证认为，此窟由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噶玛拔希开凿于蒙古时期1256-1260年，当时元朝尚未建国。

二、藏传佛教壁画艺术内容十分丰富。

简单地说，可分为显宗、密宗和历史人物及事件三大类。

显宗题材多以释迦牟尼出家成道的故事为主。也可细分为经变故事、佛经故事和佛本生故事，大多出自《贤愚因缘经》等。密宗题材又根据十三世纪逐步确立的密宗四部，可细分为行部、事部、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等四种题材，无上瑜伽部又分为母续和父续。历史人物题材主要包括印度、西藏的各个传承及各教派高僧大德、译师、法王等杰出人物。也包括一些重大的历史题材，如萨迦寺珍藏的一套三十轴的，《八思巴画传》，记载了国师八思巴的生平业绩。从八思巴十岁随同叔父萨班前往凉州会见阔端画起，到应忽必烈之邀赴京，为帝后灌顶，并任国师，直到巴思巴创制蒙古文字(亦称巴思巴文)和返藏为十三国王讲经布道，大力弘扬佛法之事迹，以及巴思巴圆寂后，元帝为其朗诵祭文的壮观场面。同时，记述了萨迦派在元代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掌管西藏的历史过程。清代时期扩建的布达拉宫，更是藏族建筑艺术完美臻至的代表作品，它的每间殿堂和回廊都绘满了色彩绚丽的壁画。其中，红宫司西平措大殿有698幅反映五世达赖一生事迹的壁画。白宫东大殿的壁画是后藏著名画家曲央嘉措施主持绘制的，内容有藏族起源、吐蕃王朝的兴亡、藏传佛教发展史、一至五世达赖喇嘛传记等。罗布林卡新宫南壁也有关民族历史的珍贵资料。壁画艺术中还有一些象征祝福意义的世俗画，比较著名的有八吉祥徽、八吉祥物、七种王室珍宝、七宝物、不和之战图、由鼻牵象图、六长寿图、蒙人导虎图以及体现平等、友善、互助思想的《和睦四兄弟》图。

三、藏传佛教寺院壁画艺术构图探究。

中心构图法是以主尊为中心来组织画面的，突出主尊，呈众星拱月之势，由于与坛城的结构十分吻合，所以适于对坛城诸佛的表现。这是藏传佛教寺院佛殿构图遵循的基本形式，也是较为传统的构图手法。其特点是塑像和壁画相互辉映，既独立成章，又浑然一体。典型的中心构图法通常将壁画主题划分为三个部分，即左、中、右三块。壁中为立式或坐式的大型尊像。占据整个画面的中心，通常是画面所要表现的主尊像。而左右两个部分构图中的人物比例比中心人物小，通常按眷属的数量从壁顶到壁底分为数层来表现。有的壁面较大的佛殿，至少绘制了四至五幅坛城，场面十分宏大。如甘肃卓尼禅定寺金刚界坛城它实际由中心如来部主大日如来(表法界体性智)、东方金刚部主不动如来(表大圆镜智)、南方宝部主宝生如来(表平等性智)、西方莲花部主无量光如来(表妙观察智)、北方羯磨部主不空成就如来(表成就作智)坛城构成。白居寺道果殿南壁的八思巴会见忽必烈场面的壁画是对历史人物的表现，虽不是坛城题材，但也具有明显的中心构图法特点。当然，有时也限于壁画，不可能在一壁上绘出仪轨规定的所有眷属，采取了在侧壁构图表现的形式，使构图富于变化，打破了单一雷同的构图表现形式。

叙事构图较之中心构图法，其优点是能有效地展现情节的继承性和事件的因果关系，因而十分适于佛经故事的佛本生故事的构图。传统的叙事构图采用棋格式的构图形式即用直线将此幅壁画与另一幅壁画隔开，形成独立画面;或用线条和壁画题记文字相结合的形式，即在通壁构置上下两幅壁画，中间用线条和题记隔开，左右采用直线分割而独立成幅。前一种是大昭寺常见的形式，后一种是夏鲁寺壁画突出的特点。夏鲁寺措钦多康内回廊外壁的《佛本生故事变相》等一百多幅壁画，采取分格形式，仅西壁就竖切为十九格、上下两排共三十八个整齐的大幅画面，每个画面下都有用来填题记相同宽度的长方格。

四、色彩的配制对绘画相当重要。

如果你能根据色彩的规律和特点自如地配出各种色彩，可淋淳尽致地表现出不同的地域风情以及季节、地域的差别。藏族艺术家把色彩分为主色和副色两种。白、黄、红、兰、绿为主色，由五种主色相配产生的各种混合色为副色。颜料的来源方面，石黄、雄黄是矿石类，产于康区;藏青、石绿色产于西藏尼木县和甲绒地区，是从矿石加工分离而来。这两种矿石永不变色。若再加工，还可派生出淡青、湖蓝(二青)、群青(三青)、头青(太青蓝)。同样，绿色也可分成淡绿、分绿(二绿)、翠绿(三绿)、墨绿(头绿)。名为“免彩”的大红色和色相较深的大红“藏彩”是分别产于洛扎地区和后藏的矿石。绘画时常用的朱砂色，是从银子中提取的。画壁画时用来打基色的“羊井粉”产于羊巴井地区。胭脂色是把产于察隅地区的一种黄色树皮，砸碎后与许康草一起包在纱布里加水煎熬，熬出来的汤汁，盛在瓷具里加热，水分蒸发后的粘状物就是胭脂色颜料。

上述只仅仅是粗略的介绍而已，藏族传统艺术中颜料的配制是一门专科。用传统颜料绘就的壁画和唐卡，既使过了数百年也鲜艳依旧。据敦煌研究院的同志介绍，敦煌壁画至今色泽丰丽，除了沿口长年封闭外，与所用颜色均来自青藏高原有关。由于传统颜料十分紧缺，而且要求严格。现在很多时候，就用适当比例直接调配使用国画颜料和广告色画唐卡画。只是经不起风吹日晒，时间长了这些色彩会逐渐退化、变色。

五、多少年来，藏族绘画艺术特别是壁画这种艺术品被人们视为珍宝。

但是，很难考证出每幅作品精确的创作年代。现存壁画上的题记大都是关于佛殿的名称、壁画内容、艺术家和施主姓名的记载，唯独缺少关于壁画创作的具体年代的记载。但从寺院建筑的开光仪式可推算出壁画的创作年代。开光仪式在藏传佛教中很重要。一般寺志中通常没有建寺的具体年代，却有开光的确切记载。一般而言，一座寺院从奠基到开光，期间要经历奠基、开工、修建、安请佛像、殿堂装饰等几个重要步骤。当完成所有工序后，才迎请德高望重、佛学造诣精深的大师主持开光仪式，正式宣告寺院的落成。因此，开光时间通常包括了寺院建筑、壁画和造像立塑的年代。建筑、壁画和造像的年代通常比开光早几个月至一年左右，甚至更长。也有的寺不是完成总体工程后，进行总开光，而是完成一个佛殿工程后，就着手为该殿主持开光。由此可肯定，开光时间是确定寺院建筑和艺术作品时间最为有效的“年轮”，是确定壁画创作年代比较接近而确凿的依据。

藏族古代文献卷帙浩繁，可惜的是我们从中很难查找到画家的艺术活动、传承以及对个人创作的评论等方面的资料。我曾在拙作《漫谈唐卡艺术》中，推断“这或许与为寺院做事积功德的思想有关吧。”更重要的是“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艺术不象西方和内地唐宋以来的文人艺术传统在文化中受到重视”(熊文彬先生语)。在藏区没有宗教是不可思议的。造像的功用在于克服恶欲，它把深奥的教义以形象的形式深入到每个信徒的心灵深处。对信徒而言，这是一桩庄严的法事活动。长年含辛茹苦的劳作，画僧的技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有的画工一口气可画完数百根粗细一致、用力均匀的描金线，其功底之深，令人咋舌，其严谨、神圣的神态，让人肃然起敬。在与一些画师的谈访中了解到，素描功底的深浅关系到掌握线条、结构、形体(包括绘画和雕塑)以及光线明暗度等，是掌握绘画、雕塑语言的基础。由此也产生了一批千百年来为人们所称颂的著名画师。寺院规定凡修十密课程的喇嘛，均要学习制作“坛城”量度。许多高僧不仅是佛学造诣很深的大师，也是出类拔萃的绘画高手。相传，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和弟子克珠杰都精通绘画，在甘丹寺石壁上至今还有他们亲手绘制的佛像。扎什伦布寺东供殿和殿内灵塔上的壁画都是后藏艺术家、新勉画派的创始人却央嘉措的作品。第一世嘉木样大师于1715年从前藏邀请精通绘塑的次培画师，绘塑了拉卜楞寺大经堂及其它殿堂的壁画、塑像。并在热贡(今青海同仁县)地区普及免唐画风，使热贡逐渐成为今天藏传佛教的艺术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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