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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新野樊集吊窑M37发掘简报
原作者: 郭照川 |
发布时间：2024-6-1 2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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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1987年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在新野县樊集吊窑窑厂发掘了43座古墓葬。其中，M37为长方形砖室墓，出土有5块画像砖以及大量陶器，尤其是胡汉战争、西王母、驷马驾车、槖驼等画像砖十分重要，属当时南阳地区首次发现，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 墓葬形制M37共出土画像砖5块，其中东西门楣各一，门柱三。图七 胡汉战争空心砖图 ...
原文发表于《中原文物》2024年第2期，4-11+2页摘要：1987年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在新野县樊集吊窑窑厂发掘了43座古墓葬。其中，M37为长方形砖室墓，出土有5块画像砖以及大量陶器，尤其是胡汉战争、西王母、驷马驾车、槖驼等画像砖十分重要，属当时南阳地区首次发现，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樊集吊窑；胡汉战争；二桃杀三士画像砖；陶楼
樊集吊窑画像砖墓位于新野县樊集乡一初中东侧，1987年4月，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配合新野县樊集吊窑窑厂发掘了43座古墓葬。《新野樊集画像砖墓》［1］一文发表后，曾引起广泛关注，有关学者先后发表《胡汉战争画像考》［2］《汉代画像胡汉战争图的构成、类型与意义》［3］《汉画像胡汉战争图新议》［4］等文章对新野县樊集吊窑画像砖墓进行了相关研究。尽管简报中公布了M37的部分资料，但其中出土的生活用器和明器以及一些画像砖等均没有公布。这对于研究者科学地使用画像资料以及判定墓葬的时代都有较大的影响。我们认为有必要全面刊载M37的考古发掘资料。该墓（编号1987XYFJM37）简报如下。（图一）
一 墓葬形制
该墓距地表110厘米，墓平面呈“日”字形，砖结构，方向27°，由墓道、墓室二部分组成。斜坡状墓道长850厘米，底端宽241厘米，顶端宽125厘米。墓道距墓门有80厘米的一段较平。封门砖用小砖平行单砌而成，封门砖上宽257厘米，下宽246厘米，高150厘米。墓室长332厘米，宽246厘米，高146厘米。墓门用三门柱4二门楣组成，门柱为实心画像砖、门楣为空心画像砖，东西门柱为凤阙、门吏、三足乌、龟画像砖，中门柱为射鸟、西王母、驷马驾车、槖驼画像砖。为使门柱稳定，东西壁最上一层砖和隔墙上部的二层砖向前伸出，分别压着东、西、中门柱上端，东、西门柱在铺地砖下面分别栽入地下6厘米，中柱向下栽入地下12厘米，门楣横放于三门柱之上，东门楣为拜谒、车骑出行、二桃杀三士空心画像砖；西门楣为胡汉战争空心画像砖。（图二、图三）图二M37平面、剖视图
1. 陶罐 2、17、21. 陶博山炉盖 3. 陶鼎4、15、16. 陶壶 5. 铜洗 6. 陶翁 7. 陶灶 8、9. 陶釜 10. 陶甑 11.陶臼盘 12. 陶盆 13. 陶磨 14. 陶井 17、21. 陶仓盖 18、19、20、22、23. 陶仓 24. 陶楼
墓顶为斜撑板梁式，每个横列有3块砖组成，中间砖大致呈倒梯形，上长41厘米，下长31厘米，宽22.5厘米，两端各有相同复杂的榫卯结构。两侧的斜撑砖一样，上端有复杂的卯榫与倒梯形砖的端面对合，其下端有规整的凹槽与壁墙的内侧吻合，上长36厘米，下长30厘米，宽22.5厘米。墓壁用小砖单行顺砌，砖长31.5厘米，宽17厘米，厚6厘米。隔墙用长方形砖顺砌而成，砖长31.5厘米，宽24厘米，厚5厘米。隔墙前部留有门道，使两室相通，东室后部上数第三层壁砖向墓室内伸出长140.1厘米、宽5厘米的小台。墓底用长方形砖纵排平铺，砖长31.5厘米，宽24厘米，厚5厘米。西室后部留有100厘米的地方没有铺砖，并向下开挖18厘米，使之形成近方形的浅坑，随葬器物主要出土于浅坑中。（图四）
图四 M37墓葬图
二 画像砖位置与内容
M37共出土画像砖5块，其中东西门楣各一，门柱三。1. 拜谒、二桃杀三士空心砖1块，为东门楣，长122厘米，宽32.5厘米，厚14厘米。该砖左有帷帐，帐下一人凭几而坐，其前有五人跪拜，一人躬身垂首，中间为两马挽引的车，车上一人挽缰，驭者回首而望，车上不见主人，可见车主人应在跽跪的人中。马昂首嘶鸣，车前有导骑，又有执节跽跪的小吏，画像右侧为二桃杀三士中的二士。（图五、图六）
图五 拜谒、二桃杀三士空心砖
图六 拜谒、二桃杀三士空心砖拓片
2. 胡汉战争空心砖1块，为西门楣。砖长122厘米，宽32.5厘米，厚14.7厘米。画左为突兀的山峰，山顶立三人，一人执棒做跪状，似为战争中的指挥者；一武士须发怒张，执杖交腿而坐；一蹶张用力开弓，山峦间有奔驰的战马。山坡上有头戴尖帽的胡人，皆用力张弓怒射。山前是胡汉鏖兵，有拉弓远射，有回马提首级，有驱赶战俘。画右一体形高大者立于台上，做抽剑状，其前有拜谒者和首级，下设猗，猗上插斧，挂盾牌，体形高大者右侧帷幔内二人面左跽跪，下有一舞者，舞者下有一人面右跽跪，三跽跪者似在演奏。（图七、图八）图七 胡汉战争空心砖
3. 凤阙、执盾门吏、三足乌、龟砖2块，分别位于东、西门柱，内容相同。画面最上为一高大阙，阙上立一欲飞凤鸟，阙前立一门吏，门吏头戴武冠，下为三足乌和龟。东门柱高122厘米，宽23厘米；西门柱高122厘米，宽25厘米。（图九—图一二）4. 射鸟、西王母、虎熊斗、车砖1块，为中门柱。砖高122厘米，宽25厘米。画上部有树，树上有鸟、有一攀爬的猴子。树下有一人手提一鸟，有射箭者，一狗吠叫。次为西王母跽坐，西王母手执仙草，前有羽人做跽跪状，羽人右侧为玉兔捣药，下为凶悍的虎、熊。熊、虎下为一车四马，四马惊立鸣嘶，车上两人手执长鞭。马车下一驼，引颈远视。（图一三、图一四）
三 出土器物
M37共出土器物17件，其中陶器16件，铜洗1件。1. 陶器 16件。主要出土于西室浅坑中，为瓮1、鼎1、小壶3、井1、仓5、磨1、臼盘1、灶1、陶楼1、小盆1。陶灶 1套（4件）。标本M37∶7，灶身1件，平面近长方形，二个灶口。两侧有挡火墙，一侧顶端呈三角形，一侧为平顶，灶前有烟囱。灶体饰竖绳纹，火眼上放置二釜一甑，甑底有5孔。通长22厘米，宽11.4厘米，高12.4厘米。（图一五：1，彩版二：3）甑1件，标本M37∶10，口径11厘米，腹深4.3厘米，底径4.2厘米，高4.6厘米。釜2件，标本M37∶8，较大，口径5.2厘米，腹径7.6厘米，腹深4.3厘米，高4.8厘米。标本M37∶9，较小，口径5.4厘米，腹深3.2厘米，高4.4厘米。
陶碓房 1套。标本M37∶11，盘内有臼窝，杵架有杵，杵后部有支轴，支轴放在杵架上的小槽内。杵架旁增设扶手，盘一角开门道，杵盘四周有围护墙。边长27.4厘米，通高7厘米。（图一五：2，彩版二：4）陶鼎 1件。标本M37∶3，泥质灰陶。三熊足，鼓腹，腹中饰二道弦纹，子母口内敛，口沿两侧附长方形耳，耳外侈。圆腹，平底，近底部附三熊足。博山盖，盖口沿饰一周菱形回纹，盖面模印山、树木、人、兽等。口径18.4厘米，腹深8.4厘米，通高24.5厘米。盖高9.4厘米，口径18.2厘米。（图一五：3）陶壶 3件。大小相近，形制相同。标本M37∶4，敞口，平沿微斜，方唇，细颈，鼓腹，平底。肩、腹各饰三道、二道弦纹。口径8厘米，腹径12.5厘米，腹深14.4厘米，底径7.4厘米，高15.4厘米。（彩版二：6）标本M37∶16，口径8.8厘米，腹径12厘米，腹深13.9厘米，底径6.4厘米，高16厘米；盖口径7.8厘米，通高27.4厘米。标本M37∶15，盖面饰山、树等。口径8.4厘米，腹径12厘米，底径6.1厘米，高14.8厘米；盖口径7.6厘米，通高20.1厘米。（图一五：4）陶井 1套（2件）。标本M37∶14，泥质灰陶。敛口，宽平折口沿，直腹，无底。肩饰弦纹，井内放置一小罐。通高17.7厘米，口径20.5厘米，底径16.8厘米。吸水小罐1件，泥质灰陶。平口，折沿，鼓腹，平底，通高5.2厘米，口径3厘米，底径2.6厘米，腹径5厘米。（图一五：5，图一七）陶仓 5件。大小相近，形制相同。标本M37∶18，敛口，折肩，直腹，平底，肩饰一周弦纹，腹部饰三周菱形纹，腹底留有一长方形仓门。通高45.2厘米，口径14.4厘米，底径24厘米，腹径26.2厘米。（图一五：6，彩版二：5）陶盆 1件。标本M37∶12，敛口折腹，腹微鼓，平底，靠近底部有刀削痕迹。通高3.9厘米，口径9.8厘米，底径3.6厘米，腹深3.5厘米。（图一五：7）陶磨 1件。标本M37∶13，泥质灰陶，磨盘上扇中部有凹下的两个半月形深槽，下扇与磨盘连在一起，平底。磨盘直径10.9厘米，高7.4厘米。（图一五：8，图一八）陶罐 1件，标本M37∶1，敞口，平沿折肩，肩饰双耳，鼓腹，平底。肩至腹部饰绳纹及弦纹。通高28.6厘米，口径16厘米，底径10厘米，腹径27.2厘米。（图一五：9）陶楼 1件。标本M37∶24，灰陶。前开二门，悬山式顶。屋右上设望亭。望亭左、右山墙分别砌2个和5个方形望孔，前、后有一较大的方形望孔。望亭亦为悬山式顶，两坡均模印出瓦垄。房子中部设一立柱，上承望亭左梁。屋后有院，中间有隔墙，将后院分为左、右两院。右后院一角有三级阶梯可达左院厕所，厕所呈悬空状，两侧搭在墙上，后一角有立柱支撑。左后院墙角有斜孔通至墙外，斜孔应是专用于排污的通道。屋右后部因房坡较长，故在围墙和隔墙上各立一柱，以支撑其重量。屋和院的四壁外侧中部，模印出四组画像。画像高5厘米，横长24厘米，内容为西王母、升仙等。屋右山上部模印斗牛图，并刻画纹饰；左山上部用尖锥硬物刻画一匹奔驰的骏马。屋长30.2厘米，宽26.8厘米，通高36.8厘米。（图一六：1，图一九，彩版二：1、2）陶瓮 1件。标本M37∶6，泥质灰陶。直口，圆鼓肩，平底。腹中部饰绳纹和三道弦纹。腹径38厘米，腹深29.2厘米，底径21.6厘米，高30.2厘米，口径18.8厘米。（图一六：2，图二〇）陶器盖 3件。大小、形制相同。标本M37∶2，泥质灰陶，盖上模印山峦、鸟、树木等，口径13.5厘米，高8.5厘米。
图一五 M37出土陶器线图
1. 陶灶（M37∶7） 2. 陶碓房（M37∶11） 3. 陶鼎（M37∶3） 4. 陶壶（M37∶15） 5. 陶井（M37∶14） 6. 陶仓（M37∶18） 7. 陶盆（M37∶12） 8. 陶磨（M37∶13） 9. 陶罐（M37∶1）
图一六 M37出土陶器线图 1.陶楼（M37∶24） 2.陶瓮（M37∶6）
图一七 陶井（M37 ∶14）
图二〇陶瓮（M37 ∶6）
2. 铜器 1件，出土于西室浅坑中。
铜洗 1件。标本M37∶5，仅有器形，铜质太差，无法提取。四 结语
该墓位于樊集吊窑墓地的东北部，整个墓地，单室墓约占半数。就墓葬建筑用材、砌筑方法、随葬器物的种类、形制等，单、双室墓间无明显区别，而且出现多组类似异穴合葬的现象，如M11和M12、M17和M18、M38和M39、M26和M37等。这一方面说明各墓葬间的年代相距不远，另一方面说明这些画像砖墓建造于夫妻异穴合葬开始流行的时代。根据有关资料，夫妻同穴合葬兴于汉武帝，西汉中后期夫妇同穴合葬日渐流行。“墓室模拟生人的居室、庭院、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生活用品和工具在墓葬中普遍出现（表现手法往往很抽象），其内涵也渐具现实意义。反映在夫妇葬式上，也由前期的并穴合葬转变为夫妇同穴合葬，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葬式”［5］。总体考察樊集吊窑画像砖墓，出土的这批画像砖墓有单棺和夫妻合葬两种情况。在发掘中，虽大都无法辨认出葬具，但以单室墓的长宽推测，仅能容一棺。部分双室墓的其中一室，除放置器物外，显然容不下一棺［6］。这种墓极可能也是单棺葬，M37即其一例。尽管M37的墓葬形制为长方形双室墓，但这种双室墓应该是一侧放置棺，一侧放置随葬器物。M37西室出土随葬器物中的陶器全部为泥质灰陶，整体器形具有西汉晚期的基本特征，其中绳纹罐与淅川葛家沟M28［7］、赵杰娃M16［8］出土同类器相同或相近；陶鼎的形制与南阳市八一路画像石墓（M49）［9］和华鑫苑画像砖墓（M77）［10］出土的同类器相同或相近；陶瓮与南阳市八一路画像石墓（M49）［11］和淅川赵杰娃M42［12］出土同类器相近；陶磨与南阳市永泰住宅小区M137出土的同类器［13］相近。以上墓葬的时代最早到西汉晚期，晚到新莽时期。M37的随葬器物中有陶礼器如鼎，生活用器如瓮、罐等，但没有出土家畜明器。一般到王莽时期以后，开始逐渐出现随葬家禽明器。结合M37的墓葬形制以及出土器物，综合判断，我们认为M37的时代应该为西汉昭宣至元帝年间，最晚不晚于新莽时期，墓主人应该为中小地主阶层人物。
参加发掘人员：赵成甫、柴中庆、陈峰等
绘图：柴中庆、赵改革、陈燕茹
照相：杨晓平、翟京襄、牛爱红
拓片：雷金玉
［1］［6］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新野樊集汉画像砖墓［J］ . 考古学报，1990 （4）.［2］ 赵成甫. 胡汉战争画像考［J］ . 中原文物，1993 （2） .［3］ 邢义田. 汉代画像胡汉战争图的构成、类型与意义［M］ // 美术史研究集刊（19） .台北：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出版，2005：63-116.［4］ 朱浒. 汉画像胡汉战争图新义［M］ //中国美术研究（1、2 合辑） .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70-82.［5］ 吴桂兵. 西汉中后期的夫妇同穴合葬［J］ . 四川文物，1998 （1） .［7］ 河南省文物局. 淅川葛家沟墓地［M］ .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273.［8］ 河南省文物局. 淅川赵杰娃墓地［M］ .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220.［9］［11］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河南南阳市八一路汉代画像石墓［J］ . 考古，2021 （6） .［10］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河南南阳市华鑫苑汉画像砖墓发掘简报［J］ . 华夏考古，2015 （2） .［12］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河南淅川赵杰娃山头汉墓发掘简报［J］ . 华夏考古，2014 （3） .［13］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河南南阳市永泰住宅小区汉墓发掘简报［J］ . 华夏考古，2021 （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