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燕 解博知
原文刊载于《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4年第3期
摘要：文章回顾了2023年召开的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的基本情况，对本届大会审议的遗产地保护状况，尤其是56项濒危遗产地的保护状况影响因素和本届大会审议的新申报项目做了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并对乌克兰受战争影响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项目和与近期冲突相关的记忆遗产2个热点话题做了深入的解读。
关键词：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申报与评估；保护管理状况；与近期冲突相关的记忆遗产
2023年9月10—25日，第45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大会”）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办。受俄乌冲突影响，原定于2022年在俄罗斯举办的大会未能如期举办，而本届会议作为一次延长会议，审议2022年和2023年2年世界遗产相关工作，共设16项议题，审议通过372项决议。第45届世界遗产委员会是在2021年11月召开的缔约国大会上换届选举产生的。相比上届委员会的地区构成，现任委员会中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委员国数量减少1席，非洲地区委员国数量增加1席，其余地区数量保持不变（表1、图1）。
注：资料来源为
https://whc.unesco.org/en/sessions/45COM。
图1 第45届委员会委员国地区分布人数情况（来源：作者自绘）
在9月11日会议开幕式的致辞中，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就非洲优先、气候变化、武装冲突、记忆遗产等世界遗产领域近期关注的重点问题，简要介绍了教科文组织的态度、应对策略及努力和成效，并强调了文化在文明间对话和构筑团结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1]。总体而言，在世界遗产保护状况方面，本届大会共审议262项世界遗产保护状况，包括205项《世界遗产名录》中的遗产项目和57项《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以下简称《濒危名录》）中的遗产项目，开放其中26项，包括6项在决议草案中被建议列入《濒危名录》的项目。其中，乌干达的巴干达国王们的卡苏比陵（Tombs of Buganda Kings at Kasubi）因重建工作基本完成，成为本届大会唯一1项被移出《濒危名录》的遗产地。乌克兰的“基辅：圣·索菲娅教堂和佩乔尔斯克修道院”（Kyiv:Saint-Sophia Cathedral and Related Monastic Buildings, Kyiv-Pechersk Lavra）与“里沃夫历史中心”（L'vivthe Ensemble of the Historic Centre）因受俄乌冲突影响，成为本届大会2项被列入《濒危名录》的遗产地。本届大会后，《濒危名录》中的遗产数量达到56项，创历史新高。在世界遗产申报方面，本届大会共审议50项申报项目（包含5项重大边界修订项目），其中包括24项本应于2022年审议项目（20项为新申报项目，4项为重大边界修订项目），和26项2023年审议项目（25项为新申报项目，1项为重大边界修订项目）。其中，文化遗产36项，自然遗产12项，混合遗产2项。咨询机构评估后给予“推荐列入”（I）的项目为31项（不包含重大边界修订项目），而经委员会审议，本届会议共产生42项新世界遗产，其中包括33项文化遗产和9项自然遗产，仅有3项遗产未被列入，均被评估为重报（D）项目（详见附录A）。5项重大边界修订项目均审议通过。截至2023年年底，《世界遗产名录》中的遗产总量达1 199项，其中文化遗产933项，自然遗产227项，混合遗产39项，分布于168个缔约国。中国于2021年提交的世界遗产申报项目“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 of Old Tea Forests of the Jingmai Mountain in Pu＇er），于本次大会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普洱景迈山古茶林位于中国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惠民镇，是一处由古茶林、茶园、森林和传统村寨构成的不断演进的文化景观。遗产符合价值标准（iii）（v）。标准（iii）强调遗产地为传统的林下种植古茶林提供了特殊的见证，促使不同土地使用方式互补的空间分布；标准（v）则强调古茶林是基于水平和垂直结合的可持续土地利用系统的杰出范例。本届会议还审议并列入3项与近期冲突相关的记忆遗产，包括2018年被当年大会推迟审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的墓葬和纪念场所”（Funeral and memorial sit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以及2022年阿根廷申报的“ESMA博物馆和纪念地”（ESMA Museum and Site of Memory-Former Clandestine Center of Detention, Torture and Extermination）、卢旺达申报的“种族大屠杀纪念地”（Memorial sites of the Genocide: Nyamata, Murambi, Gisozi and Bisesero）。本届会议对该主题遗产的决议落实了委员会第18次特别会议决议（WHC/23/18.EXT.COM/4），也将成为未来评估的重要参照，其评估过程的详细讨论见后文专题，而其长期影响则有待进一步观察。
2023年度濒危遗产保护状况
影响因素分析及热点关注
截至2023年年底，在《濒危名录》中，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地区的濒危遗产数量依旧占比较高，分别为23项和14项，占濒危遗产总数的41%和25%（图2），而这2个地区的世界遗产数量则占《世界遗产名录》总量的8%和9%，反映出这2个地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现状面临的巨大挑战。图2 《濒危名录》中遗产的地区分布（截至2023年12月）（来源：作者自绘）
根据世界遗产中心网站保护状况（SOC）页面公布的2023年度《濒危名录》遗产保护状况影响因素共14项，除各个遗产地面临的特殊问题（类型为“其他”），13项遗产保护状况影响因素大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为“管理和体制因素”（management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在56项濒危遗产地中出现40次）， 其次为“其他人类活动”①（other human activities，37次）②。“ 建设与发展”（buildings and development）、“生态资源的使用/改变”（biological resource use/modification）、“物理资源开采”（physical resource extraction）、“遗产的社会/文化用途”（social/cultural uses of heritage）的出现频率在10~20次之间，其余因素出现频率均在10次以下（图3）。对这些遗产影响因素做地区分布的统计则不难发现：“管理和体制因素”是各地区遗产地面临的普遍问题；“其他人类活动”则主要发生在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地区（分别占受此类因素影响的濒危遗产地总数的46%和38%）。此外，阿拉伯国家遗产地受“建设与发展”的威胁远超其他地区（占受此类因素影响的濒危遗产地总数到60%），非洲地区遗产地受“生态资源的使用/改变”和“物理资源开采”的威胁亦远超其他地区（分别占受该类型影响因素影响的濒危遗产总数的50%和67%）（图4）。图3 2023年度14项保护状况影响因素大类在56项濒危遗产地评估中出现的次数（来源：作者自绘）
图4 按地区统计56项濒危遗产中保护状况影响因素大类的出现次数（来源：作者自绘）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对濒危遗产地影响因素最大的“管理和体制因素”与“其他人类活动”2个大类下的14个子项，则会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子项为“管理体系/管理规划”（management system/management plan）、“非法活动”（illegal activities）和“战争”（war）（图5）。根据世界遗产中心网站SOC页面的公开统计，“战争”在近10年间出现的频率大幅提升，成为近期影响保护状况的主要因素（图6）；“管理体系/管理规划”“非法活动”在近10年间的出现频率则较为稳定（图7、图8）。图5 2023年度濒危遗产影响因素中“管理和体制因素”及“其他人类活动”下各子项出现频次统计（来源：作者自绘）
图6 历年受“战争”因素影响的世界遗产地数量统计（来源：文献[2]，作者改绘）
图7 历年受“管理体系/管理规划”因素影响的世界遗产地数量统计（来源：文献[3]，作者改绘）
图8 历年受“非法活动”因素影响的世界遗产地数量统计（来源：文献[4]，作者改绘）
按地区统计“管理和体制因素”与“其他人类活动”2个大类下的14个子项，可发现：“管理体系/管理规划”与“法律框架”的地区出现频率较为平均，说明这2项问题是各地区濒危遗产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此外，阿拉伯国家出现频次最高的子项类别为“战争”“蓄意破坏”和“管理活动”（分别为受该类型影响因素影响的濒危遗产地总数的76%、78%和78%），非洲地区出现频次最高的子项类别为“非法活动”“内乱”和“战争”（分别为受该类型影响因素影响的濒危遗产地总数的50%、60%和24%）（图9），反映出区域不稳定因素和管理措施实施不佳是这2个地区濒危遗产所面临的最主要威胁。图9 2023年度濒危遗产影响因素中“管理和体制因素”及“其他人类活动”下各子项出现频次按地区统计（来源：作者自绘）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管理体系/管理规划”和“法律框架”是全球濒危遗产地普遍面临的保护管理问题。阿拉伯国家与非洲地区遗产地因受战争和非法活动影响，此问题尤为突出。战争也是近10年各影响因素中出现频率显著提高的项目。
2.2 热点关注：乌克兰2项遗产
受战争影响被列入《濒危名录》
俄乌冲突使乌克兰的世界遗产地陷入阴霾。2023年1月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8次会议将乌克兰敖德萨历史中心（The Historic Centre of Odesa）紧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列入《濒危名录》。在本届遗产大会上，乌克兰另2处遗产地基辅：圣·索菲娅教堂和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和里沃夫历史中心同样因战争原因被列入《濒危名录》。基辅：圣·索菲娅教堂和佩乔尔斯克修道院是2处乌克兰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基辅罗斯和酋长国时期）纪念性建筑群的杰出代表，在1990年以符合标准（i）（ii）（iii）（iv）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图10）。里沃夫历史中心则完整保留了中世纪时期的城市形态，反映了不同族群在此生活的场景，在1998年因标准（ii）（v）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图11）。进入21世纪，2处遗产均面临住房、管理体系、管理规划等方面的问题。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更使2处遗产地的保护状况雪上加霜。2023年7月6日，一枚导弹击中了里沃夫缓冲区内的一栋历史建筑，距离遗产构成圣尤里建筑群仅2 km，直接威胁到遗产地的安全。此外，导弹袭击也给遗产区范围内的建筑带来了严重的振动影响。图10 基辅：圣·索菲娅教堂和佩乔尔斯克修道院（来源：文献[5]）
本届遗产大会集中审议了乌克兰这2处遗产地的保护管理状况。在审议开始前，主席特别提出由于该问题“非常微妙”，呼吁各代表团避免不必要的长时间辩论，并将发言限制在最低限度内。审议过程中，俄罗斯首先发言，支持将2处遗产地列入《濒危名录》，但指出对乌克兰遗产地的决议草案措辞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及其他决议的措辞不一致，有扩大《公约》范畴之嫌，且未提及乌克兰自身在保护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对决议内容和表述持保留意见。在委员会未经修改通过决议草案后，比利时、保加利亚、希腊、意大利和日本代表发言，指出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遗产正在受到冲突的影响，希望缔约国能依照《公约》6.3条内容③共同保护文化遗产。最后，乌克兰代表在发言中表达了对现有决议无法充分反映遗产地列入《濒危名录》之主要原因的担忧[7]。
在遗产申报项目类型的分布上，2022年提名的24项遗产项目（含重大边界修订项目）包含19项文化遗产（占79%，含3项文化景观），5项自然遗产（占21%）；4项重大边界修订项目（占17%），20项新申报项目（图12）。2023年提名的26项遗产项目（含重大边界修订项目）包含17项文化遗产（占65%，包含3项文化景观），7项自然遗产（占27%），2项混合遗产；1项重大边界修订（占4%），25项新申报项目（图13）。这2年申报项目总数基本稳定在25项左右，显示出自2018年开始实施1国仅可申报1项世界遗产的政策后，每年审议35项的总数限制尚未达到[8]。遗产类型分布的比例与往届情况基本相似，文化遗产占据绝大多数，混合遗产数量稀少，遗产类型之间的不平衡持续加大。重大边界修订项目占据遗产申报的一定比例，体现出早期列入项目迫切需要通过边界修订更新遗产构成和价值认识（附录A）。图12 2022年世界遗产申报项目（含重大边界修订）的类型分布（来源：作者自绘）
图13 2023年世界遗产申报项目（含重大边界修订）的类型分布（来源：作者自绘）
在遗产申报项目地区分布上，2022年欧洲及北美地区有11项遗产申报，亚太地区有9项，非洲地区有4项，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有1项④，阿拉伯地区未有申报项目。2023年欧洲及北美地区有11项申报，亚太地区有7项，非洲地区有3项，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有3项，阿拉伯地区有2项（图14）。与往届情况类似，申报项目仍主要来自欧洲及北美地区、亚洲及太平洋地区，2区域数量占到总量的80%（2022年）和70%（2023年）。非洲地区、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阿拉伯国家平均起来每区每年申报的数量仅为2项，可见地区分布的不均衡现象依旧明显。图14 2022年和2023年世界遗产申报项目的地区分布与列入情况（来源：作者自绘）
本届申报项目的评估，无论是自然遗产或文化遗产，咨询机构的评估意见均给予了较高的通过率，仅1项遗产被建议不予列入（N）。2022年和2023年分别推荐16项（67%）和15项（58%）遗产列入，这一比例高于往年（图15、图16）。其中埃塞俄比亚的盖德奥文化景观（The Gedeo Cultural Landscape）在推荐列入的同时建议列入《濒危名录》。本届会议申报项目中出现6项（占12%）往届会议审议未通过、重新提交的项目，其中5项获得咨询机构推荐列入，仅奥扎拉-科科阿森林高地（Forest Massif of Odzala-Kokoua）因保存现状和保护管理机制尚存在问题而被咨询机构评估为“推迟申报”（D）。不过，针对咨询机构的评估，委员会依旧大幅修改了咨询建议，最终仅有3项申报项目未成功列入，盖德奥文化景观成功列入而未被列入濒危名录，往届重新提交项目均全部成功列入。图15 2022年新申报与重大边界修订项目的咨询机构评估与最终决议情况（来源：作者自绘）
图16 2023年新申报与重大边界修订项目的咨询机构评估与最终决议情况（来源：作者自绘）
在价值标准的使用方面，文化遗产最常用为标准（iv）（建筑、建筑、技术、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和标准（iii）（文明或文化传统独特的或特殊的见证）（图17）；而自然遗产常用的为标准（x）（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的栖息地）（图18）。标准使用的频率与每年申报的遗产类型与价值特征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申报遗产的特点。而针对缔约国价值标准的阐述，咨询机构的评估均给予了约一半的通过率，文化遗产中标准（iii）(iv)（v）的通过率较高（图19），而自然遗产中标准（vii）(ix)通过率较高（图20）。若价值阐释不被认可，将直接导致咨询机构质疑遗产地的完整性或真实性，导致项目评估结果为“重报”（D）或更差。前文谈及，本届会议咨询机构给予的评估是相对宽松的，例如阿巴赫·塔卡利克国家考古公园（National Archaeological Park Tak'alik Ab'aj）、波斯商队驿站（The Persian Caravanserai）等项目在价值阐释没有被认可的前提下，仍得到了“补报”（R）的评估结果。最终，委员会通过修订决议草案修订价值标准的表述，帮助8项（16%）遗产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或完成重大边界修订。图17 文化遗产价值标准在缔约国申报、评估认可和列入时的使用情况（来源：作者自绘）
图18 自然遗产价值标准在缔约国申报、评估认可和列入时的使用情况（来源：作者自绘）
图19 文化遗产价值标准阐释得到咨询认可的比例（来源：作者自绘）
图20 自然遗产价值标准阐释得到咨询认可的比例（来源：作者自绘）
世界遗产真实性、完整性、边界评估属于遗产突出普遍价值评估的一部分，因涉及价值与遗产构成要素之间的支撑关系，不过真实性、完整性、边界也是遗产保护状况的整体性反映，故这里与保护管理状况的评价指标放在一起讨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情况的评估主要是评价遗产法律保护（protection）、管理（management）和保护措施（conservation)等方面状况，评价的等级可分为3类：符合、部分符合和不符合（或现阶段尚无法证实）。2022年和2023年申报项目在保护管理状况评估中基本反映出相似的特点。2年中平均每年符合完整性标准的项目约为64%，文化遗产符合真实性标准的约为65.5%，遗产区划边界符合要求的均为54%，法律保护（本项评估更关注法律法规对遗产本体的保护）符合要求的约56%，管理体系符合要求均为38%，而整体保护（本项评估更关注记录、保护措施的实施和监测体系的综合实施效果）符合要求的约为39.5%（图21、图22）。这样的保护管理现状距离世界遗产地应为保护管理最佳时间的理想目标仍有差距，也显示出申遗成功后遗产地仍有大量保护与管理工作亟待完善，这一要求也反映在决议草案对缔约国的要求之中。（b）真实性（仅适用于文化遗产和混合遗产的文化部分）
图21 2022年新申报和重大边界修订项目保护管理评估情况（来源：作者自绘）
（b）真实性（仅适用于文化遗产和混合遗产的文化部分）
图22 2023年新申报和重大边界修订项目保护管理评估情况（来源：作者自绘）
3.2 热点关注：与近期冲突相关的
记忆遗产终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18年，由法国和比利时联合申报的项目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的墓葬和纪念场所（Funeral and memorial sit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引发了世界遗产领域对与近期冲突事件相关遗产地价值的反思。当年ICOMOS并未给予遗产地明确的评估意见，决议（42 COM 8 B.24）[9]要求该项目推迟审议，要求世界遗产中心和ICOMOS就“与近期冲突记忆相关的遗产”（sites associated with memories of recent conflicts）开展专题研究和讨论。2023年1月，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8次特别会议就该主题遗产进行了专题审议，决议（WHC/23/18.EXT.COM/4）[10]就相关名词给予了明确定义。“与近期冲突相关的记忆遗产”（sites of memory associated with recent conflicts）中的“近期”指“20世纪以来发生的事件，众所周知，冲突造成的记忆本质上具有敏感性，可能超越这一时间框架而持续数个世纪”。“冲突”则可涵盖“战争、战役、屠杀、种族灭绝、酷刑、军事占领、自决运动、抵抗运动、摆脱殖民、种族隔离和占领的解放运动、流亡、驱逐和大规模侵犯人权、可能影响国家领土完整等事件或行动”。记忆遗产或纪念地（site of memory）是指“某个国家、人民（或至少是部分人民）或社区想要记住的事件发生地。（它们是）具有物质遗存的特定场地，符合《公约》第1条和第2条，或与其纪念相关的景观特征，用于纪念这些冲突的受害者。这些场地可供公众进入或向公众开放，代表对和解、纪念、和平的反思，必须发挥着教育的作用，用以促进一种和平与对话的文化”。事实上，这并不是世界遗产领域首次关注到该主题遗产。前纳粹德国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Auschwitz Birkenau，1979）被认为是该主题遗产首次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实例⑤，且决议（Decision 3 COM XII.46）[11]指出：委员会将该遗产地作为一项特殊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限制其他具有相似性质的遗产列入。2020年，ICOMOS完成的报告《近期冲突记忆相关的遗产与世界遗产公约》[12]指出：这类遗产的价值阐释容易受到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使之与《公约》促进全球和平的目标和宗旨发生根本性矛盾，由此建议这类遗产尝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下的其他项目或其他国际组织项目，如世界记忆、良知之地等。不过，这样的认识显然未得到多数缔约国的认可。经过2022—2023年年初由缔约国代表构成的开放工作组为期半年的讨论，工作组建议解除对该主题项目申报的“禁令”，使之可以按照当前程序进行申报并接受评估。不过，工作组也重申，没有什么申报项目可以凌驾于《公约》及其可信度之上，具有突出普遍价值依旧是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先决条件，必须承认，并非所有与近期冲突相关的记忆遗产都有资格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理论层面，近期冲突事件是一种客观事实，与之相关的纪念地是可以具有积极意义的—对负面事件的反思可以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平的意义，珍视和平的来之不易。由此，我们不应全面否定这类遗产的价值与意义，不过，的确需要极为慎重地对待这类遗产的价值阐释。针对具体遗产而言，我们可能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对其价值认知的共识，不同群体对价值的认识存在矛盾。由此，一种可能性是，在现阶段遗产地尚无法形成适用于全人类的普遍性价值，也就无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另一种可能性在于，咨询机构无法对这类遗产建立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价值评估标准，这就为评估工作在执行层面的客观性带来诸多挑战。本届会议3项该主题遗产申报与评估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为未来相似的案例提供借鉴[13]。ESMA博物馆和纪念地——曾经的秘密拘留、折磨与处决地，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处外观朴实的历史建筑，曾被用于海军机械学院（ESMA）军官宿舍。在1976—1983年的短暂时间中，这里成为拉丁美洲独裁政权秘密绑架、囚禁、折磨和迫害左翼、共产主义反对者的场所，共有5 000多人在此遇害。而“ESMA”也成为代表失踪并强迫劳动行为的词汇，具有象征性意义（图23）。缔约国以标准（iii）（vi）提出申报。标准（vi）强调，遗产地与20世纪70—80年代独裁政权实施对反对者和异议者的非法镇压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一事件在全球政治秩序形成对立世界观的特定历史背景中具有鲜明的代表性；而标准（iii）则指出遗产地见证了以系统暴力夺取和维系政权的“传统”。ICOMOS的评估认可标准（vi），认为：该遗产地是“使反对者强迫失踪的国家主导恐怖主义的象征”；而未接受标准（iii）的阐述，认为其不符合《公约》对该标准的定义。而在保护管理状况的评估中，ICOMOS对其完整性、真实性和保护管理状况给予积极评价，并重点评估了遗产地作为纪念场所的价值阐释和使用方式。决议草案建议，遗产地扩展ESMA作为博物馆的概念，在价值阐释中重点介绍这一悲剧产生的历史与政治背景；并建议应将所有旅游设施布置于博物馆之外，使博物馆仅用于教育和回忆功能。ICOMOS推荐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I）。（b）内部 图23 ESMA博物馆（来源：文献[14]）
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的墓葬和纪念场所，是一项由139处不同规模、形式、埋葬不同身份人群的墓地与纪念碑构成的跨境系列遗产，位于比利时北部和法国东部之间，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沿线。缔约国以标准（iii）（iv）（vi）提出申报。标准（iii）指出，遗产地确立了一种个人独立埋葬并尊重战斗阵亡人员的原则，这种原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墓地系统而大规模地得以实施；标准（iv）强调，因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重大伤亡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埋葬建筑、装饰和景观类型；标准（vi）则关注于这些遗产的纪念意义及延续至今持续的参观纪念活动。ICOMOS的评估否定了标准（iii）的阐述，认为如果重新修订价值阐述，将其更关注于墓葬，则遗产地具有符合标准（iv）（vi）的潜质。鉴于遗产价值阐述与构成认定存在较大问题，ICOMOS认为遗产的完整性、真实性、边界划定均存在较大问题，建议遗产“补充申报”（R）。种族大屠杀纪念地：恩亚玛塔、穆拉姆比、吉索兹和比塞塞罗，与1994年4—7月间武装民兵对图西人、胡图人和特瓦人的种族大屠杀直接相关。遗产地由4处要素组成，其中：2处是屠杀现场，包括位于尼亚马塔山（Nyamata）的天主教堂（图24）和穆拉比山（Murambi）的一所技术学校；另2处为纪念受害者的场所，包括首都基加利市（Kigali）吉索齐山（Gisozi）的基加利种族灭绝纪念碑，建于1999年，埋葬了约25万名受害者及比塞塞罗山（Bisesero）的纪念碑（图25），建于1998年。缔约国以标准(iii)(vi)提出申报。标准（iii）指出，系列纪念地见证了人类历史上的黑暗时期，象征着一个极端主义的国家实施种族灭绝的过程；标准（vi）强调，纪念地与种族灭绝期间的大屠杀直接相关，是回忆该事件的纪念地，同时也是团结与和解的象征，是和平与宽容最终胜利的象征，对后世具有警示作用。ICOMOS的评估认为：需要全面研究种族灭绝的语境、历史背景和后果，以确定事件的全球意义，由此明确构成要素选择的理由；与ESMA博物馆和纪念地的评估意见相似，标准（iii）的论述方式存在问题，而标准（vi）则可能得到证实，不过现阶段尚未得到证明。由于对遗产地价值标准的阐释和构成要素的选择存有异议，ICOMOS认为遗产的完整性、真实性也不符合要求，建议“推迟申报”（D）。（b）比塞塞罗纪念碑 图25 比塞塞罗山（来源：文献[15]）
ESMA博物馆和纪念地为本次会议中首个接受委员会审议的记忆遗产，项目未展开激烈的讨论即被顺利列入，决议草案也被原文采纳。其他2处记忆遗产也未经历太多阻力即被列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的墓葬和纪念场所以标准（iii）（iv）（vi）列入，而种族大屠杀纪念地以标准（vi）列入。决议要求前者对部分构成要素调整边界，加强管理中的跨国协作，制定总体性的阐释策略（Decision 45 COM 8B.52）。决议建议后者，绘制吉索齐山和比塞塞罗山主要遗产价值载体的地图，对系列遗产的价值载体进行记录，更新管理规划，建立监测系统（Decision 45 COM 8B.51）[16]。随着这3项遗产顺利列入，关于近期冲突记忆遗产引发的讨论也告一段落，如何从《世界遗产公约》所倡导的促进和平与对话的视角展开遗产价值的阐述，成为这类遗产是否具有突出普遍价值潜质的重要评判标准，而如何将其价值以展示与利用手段传递给公众，则成为遗产保护管理中需要谨慎应对的关键挑战。① 即除“建设与发展”（buildings and development）、“交通设施”（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公共事业或服务设施”（utilities or service infrastructure）等在大类中列出的人类活动之外的其他人类活动。
② 56项濒危遗产中，拉希德·卡拉米国际博览会——的黎波里、敖德萨历史中心和古代萨巴王国的地标，马里布3处遗产地在2023年1月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8次特别会议中被列入《濒危名录》，SOC页面尚未给出本年度的遗产影响因素评估。
③ 原文为：6.3 本公约各缔约国不得故意采取任何可能直接或间接损害本公约其他缔约国领土的、第1条和第2条中提及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措施。
④ 含有1处跨地区申报项目：希尔卡尼亚森林（Hyrcanian Forests），阿塞拜疆、伊朗。
⑤ 根据ICOMOS报告《近期冲突记忆相关的遗产与世界遗产公约》（2020年）中指出《世界遗产名录》中现仅有4项该主题遗产，分别为：①波兰，前纳粹德国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Auschwitz Birkenau），标准(vi)，1979年列入；②波兰，华沙历史中心（Historic Centre of Warsaw），标准(ii)(vi)，1980年列入；③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Hiroshima Peace Memorial），标准(vi)，1996年列入；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莫斯塔尔旧城和旧桥地区（Old Bridge Area of the Old City of Mostar），标准(vi)，2005年列入。
世界遗产超越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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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危机并存——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热点问题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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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之危：从濒危提议看世界遗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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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地管理者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实施体系中的参与度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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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源世界遗产大会观察项目由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组织，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清源文化遗产共同参与。清源文化遗产从2015年开始在每年世界遗产大会期间发表观察报告研究团队的现场评论。
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将于7月21日至7月31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办。清源团队将一如既往地关注遗产大会，进行“清源独家观察”报道，敬请期待！
清源第45届遗产大会现场观察团
左起：田芯祎、尚晋、魏青、吕舟、孙燕、解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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