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敦煌是历史的厚土、文化的热土。敦煌文化的世界性和独特性，季羡林先生在他的《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曾明确指出：敦煌和新疆是历史上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这4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有其特殊的意义。仔细品味，敦煌文化具有更多内地或其他地方所不具有的文化因素和文化现象，需要我们作些梳理。

沙武田：陕西师范大学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敦煌研究院文献所研究员甘肃省敦煌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大型纪录片《河西走廊》学术总顾问和学术总统筹。代表作品：专著《敦煌画稿研究》《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敦煌石窟艺术概论》。

敦煌是历史的厚土、文化的热土。敦煌文化的世界性和独特性，季羡林先生在他的《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曾明确指出：敦煌和新疆是历史上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这4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有其特殊的意义。仔细品味，敦煌文化具有更多内地或其他地方所不具有的文化因素和文化现象，需要我们作些梳理。

两关文化及其人文情节——敦煌地理位置辨析

敦煌，汉武帝时期被正式纳入汉帝国的版图，河西四郡成为汉帝国西域都护府的大后方。

在敦煌，不管是汉长城（图01）还是烽燧，其实都是汉朝当年有效经营两关的见证，如今保留下来的这些古迹，不仅可以使我们看到历史的风情，更是历史的一种积淀。汉阳关遗址在汉代曾经非常繁华（图02），这里商旅相望。玉门关是阴关，出了玉门关就是域外了（图03），与阳关称为两关，一阴一阳。到唐代时期，两关成为文人表达离别和出征的诗词文化现象和符号。

图01敦煌汉长城

图02敦煌汉阳关

图03敦煌玉门关

敦煌在文化上形成的这种独特现象，缘于中国三级阶梯状的地形。中国人想要走出去，青藏高原是天然的屏障，无法穿越；向北方，荒漠戈壁一望无际，交通线路不能有序地联结，无法保障供给；向东出海，航海技术不发达；往东北走，冬天时间长过于寒冷；往南方走，湿气重、瘴气多，疾病横行。因此，只能向西寻找出路，河西走廊是大自然为中国古人留下的向外发展的天然通道。汉武帝设河西四郡、据两关以后，以河西走廊为跳板向外发展，首先就有了西域，即今天的新疆。到唐代，河西走廊依然是中原王朝经营的重要国际通道和保障关中陇右的重要屏障。从唐朝疆域图中可以看到（图04），如果吐蕃、突厥一旦在河西走廊联手，必然对唐帝国造成很大的威胁，因此维护王朝的统治，就要保持河西走廊的畅通。

图04唐代疆域图

从汉到唐再到宋，历史时期的玉门关在不断东移，唐代的玉门关（图05）并不是今天小方盘城所在地，嘉峪关旁边的石关峡，是宋代玉门关所在地。“玉门关”的关址在变，但其名称始终未变，实际上已经是符号性的历史名词，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两关文化的现象和概念，其核心所在地永远是敦煌，是理解敦煌文化的核心名词。

图05瓜州锁阳城西北方向唐玉门关所在地

汉文化的边疆守护——敦煌历史的一个侧面

历史时期的敦煌，一直是西北边陲丝路中一个不可替代的交通要冲。对内地人而言，敦煌是边塞所在，是西北边疆的文化节点。据出土简文记载，著名的悬泉遗址（图06），汉武帝时称“悬泉亭”，作为丝路邮驿系统的一个组成分子，一直使用到宋代。这个遗址在历史时期主要是做供给、接待的驿站，是西部边疆的一个联络点。这里留下的资料多是丝路交通中出使、朝贡等在敦煌留下的影迹，多少反映出边疆的色彩。

图06敦煌悬泉遗址

据大量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反映，自汉代以来，作为边陲和民族交融的敦煌，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区域，河西魏晋墓的基本形制，完全是中原的汉墓形式的翻版。

敦煌这些墓葬，包括画的基本内容、随葬品的摆设等，都与内地的汉代墓穴无异。以照墙为例，魏晋墓都很深，墓葬挖开以后，第一眼展现的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照墙（图07）。照墙十几米高，画的内容是各种祥瑞与历史传说人物等，经常展示的故事例如“李广射虎”“伯牙抚琴”“子期听琴”等，在河西墓葬里是没有的，只有在敦煌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敦煌墓葬里的重现，也是历史上的一种名人效应。

图07敦煌魏晋墓葬的照墙

敦煌魏晋墓照墙

河西走廊有天马的历史传说和故事，例如马踏飞燕（图08）。天马的故事没有出在中原、西域，更没有出现在产天马的中亚，而是出在了敦煌。天马的故事在河西走廊从汉墓一直传到魏晋墓（图09），再到唐墓（图10），这是河西走廊天马传说、天马信仰和马文化的结果。历史时期的河西走廊是以各类胡人、少数民族为主，因此敦煌作为汉文化在边疆守护的节点地，显得极其可贵和不易。

图08武威雷台汉墓铜奔马

图09酒泉丁家闸5号墓壁画天马图

图10敦煌唐墓天马砖

说到敦煌对汉文化的守护，敦煌莫高窟无疑是这种现象最集中、最精彩的表现。莫高窟的佛窟中有对汉文化最完美的保存，具体而言就是图像形式的表达。最早的北凉窟中，窟形是中原汉式建筑，装饰上往往是多元文化的混全，但在造像的表达上更多的是西域的风格（图11）。到了北朝之后的隋唐五代宋时期，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以及佛教本身的世俗化的深入，佛教寺院、石窟和其他形式的图像中，以最为流行的经变画为例，在一个大的建筑场景中展开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美丽无比的虚幻的佛国世界，无论是绘画的整体结构形式与构图方式，还是其中的建筑、人物、装饰等元素，无疑是中原汉文化世俗生活中最精美、最豪华生活的写照（图12），而这样的情景也只能在长安、洛阳两京地区的皇家宫庭生活中见到。可以想象，最初画家不知道如何在佛教经变画中表现乌托邦式的佛教净土，只能展开想象，就以这种宏大的中原建筑形式来描绘。这样的画面在敦煌数不胜数，正是敦煌人对汉文化边疆守护的一幅幅精彩的表现。

图11莫高窟北凉第275窟内景

图12莫高窟初唐第172窟西方净土变

民族汇聚——敦煌文化的民族性

历史时期的敦煌一直是民族杂居地，据河西魏晋墓出土画像砖反映（图13），曹魏十六国时期，这里活动着鲜卑人、氐人、羌人、卢水胡人、龟兹人、西域胡人、中亚粟特人等众多的民族，共同构成河西多民族杂居的史实。到了隋唐五代宋时期，吐蕃人、吐谷浑人、仲云人、嗢末人、蔡微人、于阗人、吐火罗人、粟特人、回鹘人、突厥人等都曾生活在河西这块独特的土地上，为河西多姿多彩的历史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明清时期，又成为蒙古人的活动区域。因此，河西灿烂的历史文化，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共同的结晶。

图13高台魏晋墓画像砖

作为民族杂居的敦煌，表现的是宽阔的包容天下的胸怀。三国曹魏时期，敦煌太守仓慈，通过鼓励胡人经商、胡汉通婚等方式促进民族融合。他死以后，胡人以本民族的习俗“割耳嫠面”（图14）来哀悼纪念他。敦煌石窟壁画中有大量胡人的图像，例如第290 窟是北周时期的一个洞窟，画的是一个胡人正在驯服一匹烈马（图15）。在第45 窟中，绘有胡商遇盗图的唐代壁画（图16）。受胡文化影响的敦煌图像中，最精彩的一幕就是胡旋舞，例如莫高窟第220 窟，药师七佛经变中的乐舞场面（图17）。这些考古资料和图像，都是敦煌地区民族文化遗留下来的重要历史实物。

图14莫高窟中唐第158窟各国王子图

图15莫高窟北周第290中心柱西向面胡人驯马

图16莫高窟盛唐第45窟胡商遇盗图

图17莫高窟初唐第220窟胡舞图

公元786 到848 年间，是吐蕃统治敦煌的时期，以强硬的措施迫使汉人说蕃语、左衽而服、辫发、文身，并在整个河西地区推行。想从语言、风俗、传统等入手，消除汉藏民族间的差异与文化隔阂，达到长治久安的效果。即便如此，敦煌仍然是以汉族和汉文化为社会主流，汉语言文字与经变画中的唐画的元素与风格并没有改变。

敦煌壁画中还可以看到新罗高丽人的形象。第220窟的维摩诘经变各国王子图，是翟氏家族窟，窟内有建窟题记，营建于贞观十六年。洞窟中新出现的带有吴家样画风的维摩变、无量寿经变，以及具有杨惠之“如绘如塑”风格的药师七佛变，都是从长安中原传来的粉本画稿，成为敦煌石窟全新的画样与风格的呈现。同样，新罗王子的图像随维摩诘经变的粉本的西传进入敦煌石窟，到了唐宋之后的回鹘西夏时期，莫高窟壁画中出现了回鹘王子王妃供养像、西夏国师和供养人画像，让我们看到了这些民族在敦煌统治生活的历史事实。

华戎所交一都会——丝路重镇的敦煌

在《魏书》和裴矩《西域图记》中都有记述，敦煌是丝路重镇，在中西交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地位。此外，敦煌一直是丝路国际商人、来自中亚的粟特九姓胡人的中转站、货物集散地、移民聚集地，这一点也反映在敦煌的石窟营建中。隋炀帝为了经营西域，再次繁荣丝路，在河西走廊召开了27 国的所谓最早的丝路博览会，影响非常大。

从丝绸之路路线图中可以看到（图18），丝路的主干道就是经敦煌而过，敦煌确是咽喉所在。悬泉汉简《元康五年悬泉置过长罗侯费用簿》记载，公元前61 年长罗侯常惠出使乌孙时，悬泉置招待其路过军吏的费用记录，非常详细。隋于大业初年（605 －609 年）遣尚书左丞裴矩视察张掖敦煌等地，了解丝绸之路及中西通商贸易情况，写成三卷本《西域图记》谈到，从河西走廊赴西域有北、中、南三道，但无论哪一道都“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据零星文献记载，历代丝路交通其完整性和交通网络的规范性是不容置疑的，从武威天梯山发现的一份文书上中可以看到，根据具体的里程，什么地方可以吃饭，什么地方可以住宿，丝路是一个有序完整的道路系统。

图18丝绸之路图

1907 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的长城烽燧下发现公元4 世纪的粟特文古信札（图19），从其内容可以看到，早在西晋时期，粟特人就已经建立了从洛阳、长安到撒马尔罕的国际商业网络，其中提到了金城、凉州、敦煌、楼兰等重要的丝路沿线商业网点，是极其重要的关于丝绸之路交通的记载。此信件没有发出，而被留在了敦煌长城脚下，本身即说明敦煌在丝路的重要交通位置。就是因为这封被偶然发现的信札，国际学术界开始了所谓“丝绸之路”的研究，以及所谓的国际汉学界的粟特学热点。

图19敦煌粟特文古信札

敦煌这样的文献并不少，另如藏经洞发现的《官酒户马三娘龙粉堆牒》（图20），其记载了光启三年（887）仅二月到四月间，敦煌的归义军衙门接待了从各地来的使团，如有庭州、楼兰地区萨毗使、肃州蕃使、西州回鹘使、凉州嗢末使等众多使团。

图20官酒户马粉堆

敦煌是国际上的商业民族粟特人进入汉地以后非常重要的聚落中心，8 世纪中叶的时候，在敦煌形成了“从化乡”，类似于今天世界各地都有的唐人街。从中亚来的这些国际商业民族，曾经沿着敦煌的周围建了他们的部落城市，其中如葡萄城，即是酿葡萄酒的，杨贵妃最喜欢喝的西凉葡萄酒，确确实实是他们的产品。还有其他的一些城，如石城镇、萨毗城、拏支城等，均是移民城市。

考察敦煌历代的佛教发展史，可以感受到作为人文精神、信仰与思想归宿的宗教在敦煌的有序传播。这些被保护下来的洞窟，包括窟顶上的椽子、结构和天花板的设计，边式和天地之间的结合等等，都是设计的结果，包含有设计的理念。有人说，进莫高窟第254窟（图21）以后想哭，为什么？就是因为设计得太理想化，把宗教的空间表达得实在太完美了。

图21莫高窟254窟一侧

以敦煌北朝中心柱窟为例，椽子的结构设计，提升了文化张力，表现了佛教信仰往生的境界，体现了古人的设计思想和理念。到了唐代的时候，学术界习称的殿堂窟（图22），通过很复杂的设计将四道边连在一起，窟顶四边下垂的帐形空间也是连在一起的，形成一个非常立体的空间感。通过窟内边饰四角的延伸，更加深了这种理解和感受。

图22莫高窟第217窟

到晚唐五代时期，敦煌人要把大量的东西放在一个窟中，所谓的“一窟之中，宛然三界，方丈室内，化尽十万”。通过一个背屏将所有的眼光聚焦于此，然后通过背屏解读四壁，延伸观察的视野，最后还要回到坛前，集中礼仪功能（图23）。所以，古人对敦煌洞窟装饰设计的层次与平时老师对学生观察洞窟时的要求是一样的，进窟后先不要提问题、讲故事，而是先自我感受，通过自己对图像组合的理解去感受不同时期设计对美的布局。

图23莫高窟第61全景图

现在看到的“ 北大像”窟九层楼中的大像（ 图24），看上去像是唐代的原做，实际上大部分都经过历次重修。袈裟和龙袍混在一起，给佛穿上抹胸，只有在清代才会出现，这其中有复杂的背景。通过清代重修的时代背景去解读，在审美上肯定是被接受的，这是文化交融的结果。

图24莫高窟北大像

学术的海洋——敦煌藏经洞文献文物概观

藏经洞本身并不是为了藏经，而是洪辩法师当年坐禅修行的地方，他去世后，门人弟子给他塑了一个像，将他的骨灰放在像里面，把这个地方当做他的纪念堂、罗汉堂，天天来膜拜（图25）。到了11 世纪初期，敦煌人把当地的佛经文书写本档案等都集中到这里，把洪辩像请出去，把洞封起来。封起来的原因不清，至今仍在探讨。

图25莫高窟藏经洞洪辩像

藏经洞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学术概念。藏经洞的这些文献虽然大部分都是写经，但是由于古代废纸利用的缘故，正面写经，背面记载官府民让档案或者杂记、寺院账目等琐碎的事情，但却是非常重要的民生历史档案。这些资料体现了历史最真实的一面。帝王将相的历史当然是历史，但是往往都是包装的历史。而民间的历史就没有人给他们包装，只要保留下来就是真实的历史，所以说敦煌的资料非常重要。在我看来，藏经洞最精彩的内容是涉及最底层的民生，包括敦煌历代不同时期的官府、大家族、寺院、老百姓，还有外来的人往来留下的一些档案文书，所以说是非常珍贵的。

官私文书是敦煌文书中最具珍贵史料价值的一部分，另有与户部、刑部和兵部相关的文书片段，也有建窟功德文、人物邈真赞、碑铭记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字，又有各类绘画艺术品如绢画、麻布画、纸本画、印章、刺绣、丝织物、木雕像等。

敦煌是世界四大文明交汇的地方，有藏文、于阗文、粟特文等十几种语言文献资料，特别是于阗文、粟特文，都曾是丝绸之路的国际语言，所以说它是世界性的。藏文之所以比较多，是因为在公元786 到848 年之间，河西走廊属于吐蕃人统治时期。因为敦煌有很规范完备的抄经体系和组织，吐蕃人充分利用敦煌的这些条件，组织大规模的抄经活动，因此敦煌佛教对吐蕃佛教具有很大的影响。

在藏经洞中，也可以看到大量的经史子集的典籍文献，敦煌藏经洞保存四部类传统典籍文献，均为不同时期的手抄本或早期的雕版印刷本，属于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可补传世文献的错讹或不足。藏经洞中还有一类很有趣的《童蒙读物》（图26），就是小学教材，都是很小的纸张，可以随时拿出来看，设计得很好。

图26敦煌的童蒙读物

藏经洞的文物共有大约六万多件，大量被斯坦因和伯希和拿到了英法，被鄂登堡拿到了俄罗斯，剩下的一部分，现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珍藏。还有其他少量的，被欧美的一些国家收藏。国内的收藏以甘肃为主，甘肃省基本上各个博物馆都有不等的收藏，敦煌研究院也有收藏。

敦煌与长安之间——中原政治中心区艺术的敦煌再现

敦煌核心的东西不能离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这一点必须要把握住。敦煌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即包括对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国都如隋唐长安等地区文化的再现和认知。道理很简单，敦煌藏经洞和洞窟中保存的写本文献、壁画彩塑等，其中就有来自中原长安的写本文献，也有反映长安寺观画壁的粉本画稿在敦煌的表现，这方面最有趣的画面即是隋唐壁画中的大量的建筑、音乐舞蹈、服饰等画面中（图27）。隋唐长安和洛阳两京地区的寺观壁画非常发达，且往往是一流的画家参与绘画。在《寺塔记》《历代名画记》等文献中有记载，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内地流行的主要壁画题材内容，大多可以在敦煌壁画中找到。今天，虽然长安的作品完全不存，但是类似的敦煌壁画依然完好保留在洞窟中，因此敦煌的壁画无疑是研究隋唐绘画的重要的资料。

图27莫高窟初唐第320窟西方净土变

日本人为什么到敦煌寻根？原因就是，在敦煌的洞窟中有与奈良法隆寺金塔一模一样的菩萨像、佛像、说法图。敦煌莫高窟第57 窟的美人图的叫法（图28），就是源于日本。这只有在敦煌大量唐窟中的壁画才能看到，是长安画风在敦煌的体现。在莫高窟的第220窟（图29），就是贞观年间的带有浓厚长安画风的作品，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莫高窟，由敦煌的翟氏家族选择放在窟中。

图28莫高窟第57南壁说法图

图29莫高窟初唐第220窟乐舞图

国际显学的感召与魅力——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以博大的胸怀和高度精炼的语言概括了敦煌研究的学术意义。“敦煌学”已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一门“显学”，其研究对象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从研究领域看几乎是无所不包，价值之大，无与伦比。

早在20 世纪初叶，敦煌学就已经是法国、日本等国家汉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甚至在诸多领域，法国、日本的敦煌学研究被认为走在世界的前列。1981 年，日本著名敦煌学家藤枝晃先生在南开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演讲时，出现了被人们误解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语言，大大地刺激了中国学人的学术激情，当时就有兰州学生游行。但实际上这句话是被翻译和主持人误读的。虽然没有讲这个话，但客观地讲，可见敦煌学研究的状况。

敦煌学构成了国际显学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1937年，日本出版了松本荣一的《敦煌画研究》。松本先生根本没有来过敦煌，但他解读了敦煌主要的图像，写了两大本皇皇巨著，可见当时敦煌学在日本的研究状况。法国有著名的汉学家戴密微的《吐蕃僧诤记》。目前，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最大的敦煌学研究机构，敦煌学国际中心所在地。今天我们有信心，中国学者占据着敦煌学话语权。

“一带一路”——新时代背景下敦煌的历史担当

表面上看，丝绸之路是一条交通贸易道路，但其核心则是人类文明互鉴、互动，民族融合、宗教互通的敦煌文化，因此以丝绸之路为核心提出的“一带一路”理念，非常巧妙。

莫高窟第103 窟中，描绘了一幅汉族帝王与各国的王子的壁画（图30）。丝绸之路上出现了以汉族帝王为代表的文化，和胡文化在敦煌以交流的方式互鉴互通，产生艺术碰撞，很形象。陕西乾陵的61 番王像（图31），典型地反映了唐代长安“万国来朝”的景象。现在只有联合国大会的时候才是万国衣冠，但是在盛唐的时候，就已经是“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图30莫高窟盛唐第103窟维摩变各国王子图

莫高窟初唐第220窟各国王子图

图31唐乾陵蕃酋像

敦煌壁画中的连珠纹，菩萨穿的裙子上面是波斯最流行的纹样，风格样式都相同（图32）。这表现的就是文化相通，相互认可，文化默契和认同。莫高窟第220 窟（图29），可以看到中间是一个灯楼，旁边有两个灯树，表现了大型舞蹈场景。文献中有唐代长安上元日灯会，踏歌三日、欢乐之极的记载，有的灯树高达一百余丈，最大的灯树上有5 万盏灯。220 窟的图画，反映的就是当年长安上元燃灯、市民倾城出动的盛世景象，还有来自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一带，即当时的康国舞蹈胡旋舞，敦煌壁画中都有非常精彩的呈现。

图32莫高窟隋代第420窟彩塑造像

北朝中心柱窟莫高窟第428窟

物质文明的沟通，是文化交流的结果。因此，“一带一路”背景下，敦煌文化交流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具有新时期的历史担当。

年会专访

在年会期间《中国室内》编辑部对沙武田进行访谈

编辑部：首先，请沙老师谈一谈，目前国家“一带一路”政策，对敦煌文化的发展会起到哪些作用？

沙武田：从国家层面来讲，“一带一路”是政治、经济、外交等战略发展决策；而对甘肃、河西走廊以及敦煌来讲，首先应该是与文化密切相关的。敦煌在“一带一路”文化中的作用，有几个方面。

首先，古丝路是各种文明交汇的一条道路，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敦煌更是四大文明重要的交汇点。从文化区域上讲，敦煌既是汉文化的最后一站，又是西域商人进入汉文化区域的第一站。因此，在敦煌的石窟壁画以及周围的遗址中，看到的都是历代不同时期以汉文化为代表的文化精髓。

丝路如此漫长，为什么在河西走廊或者兰州周围都没有保存下像敦煌如此集中、完整的文化现象呢？古人心目中敦煌的印象与文化意含，就像今天社会常有的一种体会，在国内时往往意识不到强烈的爱国思想，一旦出国就觉得祖国很可爱，很伟大，历史上也是如此。到敦煌以后，面临着“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心态，西域完全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文化现象，这是一个文化的临界点。因此，敦煌石窟艺术保存了以汉文化为主导的深厚的文化积淀。

其次，敦煌具有强烈的文化包容性。敦煌石窟虽然以佛教内容为主，但还包括以汉文化为主导的从风土人情到服饰的各种各样的内容。公元8 世纪中叶，敦煌有一个地方叫“从化乡”，是从中亚西域来的一批胡人定居在这里，做了唐代公民，入籍纳税，同时将他们的祆教、景教、摩尼教等文化引进来，在敦煌藏经洞可以看到他们的经典。

再次，丝路作为具有国际视野的经济、贸易的核心，敦煌是其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的保存地和中转站。因此，今天谈“一带一路”，敦煌肯定也是核心区域。

最后，前几年甘肃省委宣传部拍纪录片《河西走廊》，其核心的理念就是河西走廊关乎国家经略，今天从宏观的、概括性地讲敦煌，也是这样理解的。丝绸之路是多元的，今天西部的战略，与古代一样，不止是能源战略，还包括文化输出和引进，其中就包括佛教文化。在今天文化相通的形势下，敦煌无疑要起到担当作用，依然是“一带一路”中重要的节点。

编辑部：设计作为一种现代文化产业，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将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那么在“一带一路”的新形势下，您对设计产业有哪些期望？

沙武田：文化的设计是无界限的，现代设计不能与古代文化脱节，历史时期的艺术品可以为现代设计提供很多艺术元素。敦煌石窟中不只是佛教的内容，其艺术的表达和呈现更具有很强的装饰性。游客进洞首先感受到的是强烈的装饰效果，其次才是这种艺术形式背后体现的文化，这与设计是相通的。每个时期的艺术品都含有当时的文化元素特征，因此形成一种文化符号，区别于其他时代。设计也要形成一种具有区别性的文化符号，尽可能从古代的建筑、洞窟、墓葬等文化艺术中汲取积淀下来的厚重的文化元素及表现符号，形成具有历史感的时代文化特质。

编辑部：是的，这特别契合本次年会回归真实设计的主题，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确实有很多值得现代设计学习和借鉴的文化元素。谢谢沙老师！

( 本文洞窟图片均由敦煌研究院提供)

来源：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CIID）

《中国室内》2016年1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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