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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际根:何以是“商”朝?
谨以此文纪念刘绪老师。
灭夏建国的成汤,必须给他的新国家一个国名。结果,他选择了“商”。
中日研讨会
钺在祭几
“钺在祭几”示意图
提出“钺在祭几”说的,是河南大学张立东教授。他的论述逻辑大致如下:
墓里有个 “十字架”
张立东的考释似乎也没有博得多数学者的认可。要不然,关心此事的刘绪老师为什么还要专门给我打电话讨论呢?
商王朝时期,钺,的确是权力的象征,用法是朝下砍伐,且安装有柄。按照“钺在祭几”的论证,在祭几上将钺倒过来,使钺刃朝上。这种钺刃向天的做法难以理解。近百年的考古,从来没有发现过“钺在祭几”的实物印证。
当然更大的挑战是:祭祀是商人频繁的日常行为。甲骨文保留下来的祭法多达百种以上,倘若“钺在祭几”是当时的祭祀行为,必然是重大祭祀活动,没有道理不进入甲骨文记录。但,甲骨文中的确从未见过将钺置于祭几之上的祭法。
商代甲骨文金文中“钺”的用法
甲骨学家唐兰说,从造字法则看,甲骨文字不外乎象形、会意、形声三种。三种造字法均离不开“形”。有人将造字对“形”的需求,概括为“取像”。绝大多数甲骨文应该都保留有“形”的痕迹。商字应该也不例外。
商字或商字的某一部分究竟“取像”于什么器物或现象呢?这种器物或现象还能观察得到吗?因为器物或现象有些能够保存,有些只是脆弱的遗迹,可能早已不在。如果消失了,我们或许永远不会知道商字取像的秘密。
部分甲骨文的取像来自简单器物,如一件青铜器或玉器。这样的器物能够保存到今天,我们很容易对征。商字的取像,其实来自一种“复合器”。经过3000多年的埋藏,这种复合器只能保存一部分,另外的部分已经消失或接近消失。
2004年,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发现一座带墓道的商墓。发掘主持人岳洪彬在例行清理时,发现墓葬二层台排列着几个“十字架”。“十字架”共5个,边上还有1件石磬。
石磬与“十字架”的关系引起了他的注意:石磬竖立嵌于夯土之中,两旁0.5米处各发现一个“十字架”。“十字架”附近还有立柱,高至少1米,立柱的上部和横梁被盗墓贼扰毁。他量了一下磬的位置,发现磬底距二层台面仅有0.45米。
岳洪彬判断,磬与两个“十字架”很可能原属一体:两个“十字架”是悬挂磬架的底座,石磬应是悬挂在磬架上放置于二层台,墓主落葬时被直接夯填在墓葬的填土中。而另外一对“十字架”,则是另一副磬架遗迹。他推测单着的“十字架”则有可能是鼓座。这座墓中放
置了两副石磬,并且还有一件鼓被拆下后放置在附近。
磬架和鼓架的发现,这是第二次。1935年,国民政府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队,曾经在殷墟洹河北岸的侯家庄西北冈有过几乎相同的考古发现。
殷墟王陵大墓M1217西墓道中的石磬与磬架遗迹
当年,考古队在殷墟王陵大墓M1217的西墓道,发现四个“十字架”,一件鼓,以及一把石磬。四个“十字架”两两一组,其中一组“十字架”的附近正好也有1件石磬。这就坐实了这两组“十字架”是磬架。另外一组,至少与支撑某种乐器有关。
参照2004年的发现,很容易复原出磬与磬架的关系。商代的磬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编磬不同。后者是编磬,7件1组,必须采用长条形磬架。商代的磬,明显是一磬一架。磬与鼓相配,用于营造隆重严肃的声音与场景氛围。
击磬之声
磬架结构与“商”字构形
如果商字的下半部来自磬架,上半部又会是什么呢?
甲骨文字的上半部作形。是甲骨文常见的构形元素。学者们称之为“辛头”。从甲骨文中带“辛头”的其它文字看,并非普通的构形元素,而是代表着某种庄严、隆重,甚至具有一定神性。甲骨文中有龙、凤二字写作、,都“戴”上了“辛头”;甲骨文中普通的鸟字写作,没有“辛头”。这便是甲骨文中龙、凤与鸟的区别。
将磬架与相加合乎逻辑:击磬之声营造庄严、隆重的氛围,磬架上的头传递出某种神性。,象征着严肃的宗庙之音。其间的“神性”,或许还体现在石磬本身。商代石磬体量很大,皆单件悬挂,磬体装饰,只限虎纹、龙纹两种。龙纹或虎纹画面几乎占据整个磬面,或刻或画,以刻为主,气氛肃穆庄严(图五)。
殷墟出土的部分石磬
在那个人们普遍笃信天命的时代,商字无疑是意蕴最好的文字之一。
将商理解成击打磬的声音,并非只有构形上的证据。用法的证据也很直接。
甲骨文中音乐演奏常见“奏庸”一说,学者们通常将奏庸解释成“击铙”。被学术界或多或少忽略的,还有一项演奏:“奏商”。
如《屯4338》:……其奏商
奏商,难道不就是击磬吗?考古发现的商代大型击打乐器,除鼓、铙之外,剩下只有石磬一种。将“奏商”理解成击磬,顺理成章。
现在回过头来理解《礼记·乐记》,即可发现“商者,五帝之遗音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 保留了一项重要的秘密。
类似的文献还有《诗经》中的一些文字。
《诗经·商颂·那》描述了一场隆重的演奏:
猗与那与!置我鞉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
鞉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于赫汤孙!穆穆厥声。
庸鼓有斁,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
诗句中即有击鼓、又有击磬,还有奏庸。此篇与《烈祖》《长发》等归于《商颂》名下,
似乎也透露出商字与音乐的关系。
我们常常说某人“五音不全”。五音所指:宫、商、角、徵、羽。其中的商,应即源自其击磬的本义。
商字,本是宗庙之音,由于成汤的使用,逐渐变成了国家名。后来,商朝人顺便将他们的都邑浸染上神圣色彩,称之为“天邑商”。
司马迁的错
成汤因何以商字名其国,算是谜底的一部分。但刘绪老师还有一问:为什么称殷商?
将商王朝以殷或殷商称之,几乎是文化界的普遍现象。学者们大致是这样理解:成汤建国时称商,盘庚迁殷后才称为殷或殷商并称。
然而其中有几个问题一直没有解答:盘庚以后称殷,难道改国号了吗?如果没改国号,只是习惯上前期称商,后期称殷,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殷商王朝是否是商王朝的正确称谓呢?
尽管司马迁将商王朝国史称《殷本纪》,但商朝人自己从来没有更改过国号。
证据来自甲骨文:保留在卜辞中的商王世系,从成汤(天乙)到帝辛17世代31王一以贯之,没有任何王朝更替迹象。盘庚迁殷以后的甲骨文记录,充斥着“入商”、“入于商”的信息,全然看不到“入殷”或者“入于殷”的记载。一条也没有。谈到都邑,也用的是“天邑商”,从来没出现过“天邑殷”。传世文献虽然记载有商王朝多次迁都,却没有任何王朝更替的线索,与甲骨文保持着高度一致。
可以肯定,从成汤建国到纣王失国,商王朝始终是商王朝。
商王朝既然未改国号,为什么又被人称为殷?或者殷商?
到今天为止,甲骨卜辞累积起来已达17万片,收集到的辞条(类似于用甲骨文写的句子)十万以上,但完全没有商人自称其国为“殷”的记录。
西周灭商作为国朝更替大事,曾被许多西周时期的文献记录和描述。这类文献可分为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两类。前者指考古学家从地下挖出来的文字记录,有着无可质疑的可信度。有趣的是,目前所知的属于西周初期的出土文献,几乎都以“商”指代前朝。著名的利簋、何尊、康侯簋、宜侯夨簋、小臣单觯,莫不如是。
西周初年的利簋以“商”称前朝
然而,西周初期偏晚一些,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西周中期以后,几乎所有的文字记录都将前朝称为“殷”了。例如周宣王以后的大盂鼎、逨盘,春秋时期的宋公栾簠等,都用“殷”指代前朝,不胜枚举。
春秋时期宋公栾簠以“殷”称前朝
传世文献的情况大致相同。年代早的文献如《尚书·牧誓》以“商”指前朝,但稍晚一些的文献如《尚书·康诰》、《尚书·召诰》、《尚书·酒诰》、《尚书·多士》、《尚书·多方》则称前朝为“殷”或“商”“殷”并用。而直接以“殷商”称商王朝者,则见于《诗经·荡》等文献。
《诗经·荡》:文王曰咨,咨汝殷商。
商王朝名称“由商改殷”,可以肯定是商纣失国以后的事。周武王时期周人依然以商称商。大体周公辅成王期间,逐渐从“商”过渡到“殷”,并且越来越习惯以“殷”称“商”。西周中期以后,“殷”几乎成了“商”的代名词,仅《左传》、《竹书纪年》中偶尔可见商的用法。
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序》云“史称盘庚以后,商改称殷,而遍搜卜辞,既不见‘殷’字,又屡言‘入商’……可知文丁、帝乙之世,虽居河北,国尚号商” 。王国维也认为罗振玉的说法是正确的。
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司马迁撰述商王朝历史,实在该用《商本纪》而不是《殷本纪》。
殷字的本义
如假包换的商王朝,后来的周人却以“殷”称之,原因何在呢?
《尚书·盘庚》说“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此外殷字所指显然是地名。如果《尚书·盘庚》是未经篡改的商代文献,或可推测“天邑商”是在“殷”这么个地方。但甲骨文中从未记录下这么个重要地点。难道《尚书·盘庚》后来有过改动?
如果殷是商代地名,又是都城“天邑商“所在,则周人灭商后改用都城所在的地名称呼前朝,算是一个合理解释。部分学者也正是这么想的。
《竹书纪年》(今本):“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十五年营殷邑”
《帝王世纪》:帝盘庚徙都殷,始改商曰殷
然而周人因地名而将前朝称谓改商为殷,目前全然没有甲骨文证据。
有没人另外一种可能:像“商”字一样,周人改前朝称谓与“殷”字本义有关呢?
殷字,确曾见于甲骨文,但仅出现5次(其中同一片甲骨两次出现殷字)。另外商代青铜器中也见过一个殷字,即著名的二祀邲其卣。由于甲骨文所见“殷”字均是独字或两个字,没有语句环境,无法确定具体所指。青铜器二祀邲其卣所见“王令邲其兄(贶)丽殷于夆”,同样意思不明,但肯定不是国名。
甲骨文(左)与金文(右)中的“殷”字
从构形角度考其本义,甲骨学者给出了统一意见:殷是个会意字,其本义是持物治病,或病重而治在人腹。证据在于,此字的构形,一半是畸形鼓起的人腹,另一半则是持锥形或锤形器物的人手。以手持之物刺向人腹,会“治病”之意,这便是殷字的本义。
可见殷字的本义不是个好字:得病;但同时又具有特殊意义:治病。
周人灭商后,周公、召公等人,曾经不断向各界人士喊话,劝戒人们吸取前朝教训。对于代表诫勉对象的商王朝来说,没有比殷字更合适其称谓了。由此推测,周人利用了殷字本义的负面含义,将前朝称为殷而不是商,多少带有对前朝的否定和蔑视。
诚然,论述至此,仍然无法排除“殷”曾经是商王朝时代的地名。这个问题,就留给以后继续考证吧。
殷墟还是商墟
文献中的殷墟写作殷虚,少了个“土”旁。最早见于《左传·定公四年》。司马迁在《史记·微子世家》和《史记·项羽本纪》中也两次提到殷虚。
《左传·定公四年》: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
《史记·微子世家》: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
《史记·殷本纪》:期于洹水南,殷虚上。
至迟在春秋时期便出现的殷虚一词,所指相当清晰,是洹河两岸的商王朝都邑废墟。可见殷虚一词的出现是周人以“殷”代称“商”的结果。商王朝未改国号,司马迁无论用《殷本纪》代指《商本纪》,还是在其它篇章中使用殷虚一词,都在“顺应周人潮流”。
站在考古学立场,殷墟是个商王朝后期的都邑遗址。若采用更严格的标准,这一遗址或许应该称为“商墟”,或“天邑商墟”。
当然,殷墟一词,早已广为人知,并且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更名不易。殷墟概念本身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保留下来并且继续使用下去,也有意义。
“殷”戏谑了“商”
新王朝推翻旧王朝,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别的不说,给新朝取国号便极其烧脑。
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636年,群臣劝进,皇太极将国号改为大清。
为什么是清?背后又是一场文字游戏。
“明”,本是汉字中意境极佳的字。当初朱元璋建立明朝,已是十分得意。但皇太极将国号改为大清,是针对明朝而来。原来明字与火关系过密,日月相加,光耀天下。面对明字内涵中的火元素,最好的字便是清。清字含水,以水攻火,便可以清克明。果不其然,公元1644年,吴三桂降清,明朝灭亡。
公元960年,后周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黄袍加身,转眼当上皇帝。
皇上姓赵了,国家还能叫“周“吗?
与其他开国皇帝一样,赵匡胤也面临着给国家起名的大任。这位新皇帝倒是实在,直接将其国号称为宋。为什么是宋?因为赵匡胤发迹前做的是归德军节度使,常年驻守宋州(今河南商丘)。宋州是其“龙兴之地”。
先前商丘被命名为宋州,是因为两周时期这里是宋国故地。宋襄公就是从这里出发主持了泓水之战。但宋襄公做梦没想到,1300多年后他的宋国居然“复国”了。
商朝没有后世的国家幸运。当年成汤看中“商”字本义中严肃、隆重并且兼具神性的内涵,建立了国祚550年的商王朝,却不意被后人用一个“殷”字戏谑至今。
在中国历史上,算是特例吧。
南方科技大学 唐际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