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村遗址位于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川底乡和村东南，长河西岸的台地上。2011年底——2012年初，在陵沁线晋城至阳城一级公路的建设中，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晋城市旅游文物局、晋城市文物研究所和晋城博物馆的大力配合下，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

　　此次共发掘700余平方米，清理灰坑98个，陶窑和土坑墓各1，瓮棺葬2个。时代涵盖仰韶、二里头和两周等多个时期，其中两周时期的堆积最为丰富，这也是晋城盆地首次系统发掘的先秦居址。

　　和村遗址仰韶时代遗存发现较少，仅有零星的几个灰坑，包括筒形坑和不规则形坑两种。从出土陶器来看，流行细泥陶和粗砂陶，浅红色和红褐色居多，灰陶极少；器形以双唇口尖底瓶、折沿盆、叠唇盆、铁轨口夹砂罐、敛口瓮为主；器表多素面和线纹，附加堆纹和绳纹其次，有极少量的斜向篮纹和弧线三角纹彩陶；部分器物内壁可见明显的泥条盘筑痕迹。该遗址仰韶时代遗存的面貌与垣曲东关仰韶时代第三期遗存雷同，即仰韶时代中期。

　　二里头时期遗存主要为灰坑，分为筒形坑和不规则形坑两种。出土物以陶器为主，还有少量粗大石斧、梯形石铲和卜骨。陶色以灰陶为多，褐胎黑皮陶其次；器类主要包括高领鬲、斜腹甗、弧腹甗、双鋬盆、双鋬罐、盆形鼎、平口瓮、圈足瓮、敛口尊等；缺少邻近地区常见的单把鬲、实足瓮、大口尊和平底盆；器表多饰中粗绳纹，或交错或凌乱，还有少量旋纹、“回”字纹和压印花边装饰。其中鬲足均较长，部分足根有明显的捆扎痕迹；盆形鼎均为折腹，刀足，基本同于小神H13:30；斜腹甗或有花边，与白燕H98:8相近。根据出土高领鬲、花边斜腹甗、盆形鼎等典型器的特征，可初步确定其年代约在二里头第三期。而一般认为在相当于二里头偏晚时期，河南沁河一带是二里头文化与下七垣文化的分界线，但作为沁河上游流域的晋东南晋城盆地，甚至是上党盆地，这一时期遗存该如何归属，一直以来悬而未决；和村遗址二里头时期遗存的发现，将为晋城盆地乃至整个晋东南二里头时期文化归属的确定提供一个有力的支点。此外，和村遗址地处东下冯、白燕、小神、辉卫、二里头等各类遗存交汇的前沿地带，这为厘清上述各类遗存的谱系打开了一扇重要窗口。

　　两周时期遗存发现较多，时段主要集中于西周晚期和春秋前期，遗迹以灰坑为主，另有1座土坑墓和2个瓮棺葬，最为重要的是1座保存完好的陶窑Y1。

　　Y1为并穴窑，火膛局部并入窑室，整体略呈圆形，由窑门、火膛、窑室三部分组成，东西走向。窑门呈拱形，位于火膛西侧上方。火膛为长方形竖穴式，长0.75~0.95米，宽约0.5米，深约0.8米。窑室平面近圆形，剖面为袋形，底径1.3~1.8米，顶部已毁，残高约1.2米；底部一周有火槽，中部为“十”字形火槽，槽宽约0.16米；四壁修整光滑；窑室尾部内壁设有柱状烟道通向地面，直径约0.2米。火膛和窑室壁面残留一层厚0.02~0.05米的青灰色烧结面。窑前为一不规则形坑，深约1.35米，两侧各有数道台阶，坑底为一层红烧土颗粒，坑内出土有石铲和石斧，应为Y1操作间。根据Y1结构，结合窑室出土的袋足鬲和竹节状豆柄来看，其时代约在西周晚期。

　　西周晚期和春秋前期遗物以陶器为主，另有单孔石刀、石镰和蚌镰等。陶器至少包括两群因素，二者共存现象频出，A群以实足联裆鬲、竹节豆、折肩盆、小口瓮为代表，属典型的周文化因素；B群以袋足鬲最具特色，均为宽斜沿，沿面数道旋纹，无实足或实足不明显，分裆或裆部近平或略内凹，包括小袋足鬲和大袋足鬲，这两类袋足鬲数量远远多于联裆鬲。小袋足鬲高度不超过20厘米，多为15厘米左右；大袋足鬲一般腹部较深，器体高度在20厘米以上。小袋足鬲是太行山东侧西周时期典型器类，如郑韩故城、邢台南小汪、唐县南放水等，一般认为其乃殷墟盘口袋足鬲的延续，甚至与殷遗民有密切关系；而天马——曲村遗址则始终不见这两类袋足鬲，晋南其他同时期遗址和墓地也未见其踪影，在关中地区，也仅在张家坡第一地点西周晚期墓葬M147中发现一件小袋足鬲，可见这两类袋足鬲并不为多数周人所推崇。

　　西周和春秋前期的居址在山西发现并不多，晋南以翼城和曲沃交接地带的天马——曲村为代表；晋中有太谷白燕遗址；晋东山地以盂县厹由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后两者均存在盘口大袋足鬲，此类陶鬲也是泽州和村遗址出土数量最多的器类。从时局上看，在西周晚期和春秋前期的较长时段内，晋与倗、霸等三国仍并居于汾、浍附近，这类大袋足鬲也正好存在于晋国核心地带之外的晋中盆地和晋东山地。这些地点在此阶段也多为戎狄之居或与之紧邻，这一系列时间和地点上的“巧合”，值得引起进一步的深究，而此类非周（或晋）文化因素的些许线索，可能是辨识戎狄遗存的重要标尺之一。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刘岩 张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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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丨《中国文物报》2012-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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