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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武威驿站概述
原作者: 李文钧 |
来自: 玉门历史文物 |
发布时间：2021-12-25 15:44 |
查看: 676 | 发布者: Ansanjin |
摘要: 驿站是古代官府传递文书、汇报紧急军事情报或供来往官员食宿、换马的场所。清朝在继承历代王朝驿站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修正，不论是组织管理，还是运行效率上都达到了顶峰。整个清代西北各地区社会问题丛生不断，不论在平定准噶尔的叛乱，以及在清朝后期左宗棠收复新疆，由于武威武威地处河西走廊的咽喉地带，连接西北广大的地区，武威地区的 ...
驿站是古代官府传递文书、汇报紧急军事情报或供来往官员食宿、换马的场所。清朝在继承历代王朝驿站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修正，不论是组织管理，还是运行效率上都达到了顶峰。整个清代西北各地区社会问题丛生不断，不论在平定准噶尔的叛乱，以及在清朝后期左宗棠收复新疆，由于武威武威地处河西走廊的咽喉地带，连接西北广大的地区，武威地区的驿站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具有重要的作用。
驿站的建立首先必须考虑到其战略价值和运行成本，以及是否能够为过往官员、商旅使节提供便利，但是在设置过程中往往受到当地地形的影响，形成符合本地地形的规模和走向。武威地处青藏高原和内蒙古沙漠之间，湿润的空气无法进入，降水量稀少，由于祁连山冰雪融水形成一片片绿洲。因此，武威地区驿站的分布也因地形的走势，呈条形状分布，驿站主要分布在绿洲地带。驿站的设置不仅考虑其便利性，选址也需位于重要的交通要道之处。武威不仅是重要的军事通道，也是商旅必经之地。平坦广阔的地域设置驿站不但有助于驿站的管理和运行，而且能够更加有效地控制整个区域通行关键地点。驿站是官方设立进行传递政令和信息交流的手段和媒介，它的设置和分布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代中央政府为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和朝廷政令的通行，驿站的设置必须是建立在运行效率的基础上，保证它能够及时为管理地方基层提供最为迅捷的信息，保障为做出决策提供最为直接的信息支持。武威位于河西走廊的东端，不管是康雍乾时期为平定准噶尔的叛乱，还是近代以来左宗棠率领大军收复新疆，在这当中，武威地区的驿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清代，武威地区的陆路交通主要是依靠和借助驿道实现的。陕甘新大驿道在近代成为清政府统治西北地区的重要的交通线，也成为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通道，甚至关系到西北战事的成败。左宗棠西征新疆时，军输转运全依赖此线。左宗棠对这条路线也极为重视，一边行军作战，一边整修道路，在收复新疆之后的数年间，这条路线对陕、甘、新交通和经济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武威地区的驿站是陕甘新大驿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驿站的设置受到地理、政治、交通等多方面的影响，政治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决定着驿站设置的规模和数量，地形则决定了驿站的分布特点，驿站设立也依据着原来的交通道路，住往驿站所形成的驿道就成为区域内重要的交通要道。二、清代武威驿站概况
《甘肃通志》记载:“庄浪厅平番县在城驿迤东，七十里至平戎驿…五十里至松山驿…五十里至宽沟驿。”《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平城驿，在平番县东北七十里。又东北五十里有松山驿。”平番县即今天的甘肃永登县，根据以上文献资料记载可知，松山驿应在今天祝县东北之松山镇。松山驿在清朝时，有马十三匹，马夫六名。《明太宗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九年九月，“陕西行都指挥使司言，自凉州至庄浪马驿递运所九，其大河、黑松林、岔口三驿以谪发刑徒充役”。由此可知，岔口驿在洪武二十九年以前就已出现。《甘肃通志》记载“三十里至武胜驿并武胜所，三十里至岔口驿并岔口所……五十里至镇羌驿并镇羌所。”《嘉庆重修一统志》载“镇羌驿，在平番县西北一百二十里。又东南五十里为岔口驿。又南三十里为武胜驿。”《天祝藏族自治县志》载：“县境内的岔口驿，是西部古驿道必经的驿站之一。”根据以上文献资料记载可知，岔口驿应在甘肃天祝华藏寺镇岔口驿村。岔口驿在清朝时，有驿马七十五匹，马夫四十七名，牛九头，牛夫九名，车九辆。光绪九年时，岔口驿留有驿马三十五匹、马夫十七名，其余被裁撤。张澍曾途径岔口驿遇雪，作诗《岔口驿雪》：“雪花如掌大，回舞眩双瞳。岩外迷归鸟，檐歬失系踪。荒城古戍白，老屋孤灯红。犹忆南游日，江楼对朔风。”诗中以夸张的修辞手法，描写了岔口驿的大雪。《甘肃通志》记载“三十里至岔口驿并岔口所...五十里至镇羌驿并镇羌所…三十里至凉州府属安远所。”《嘉庆重修一统志》又载“镇羌驿，在平番县西北一百二十里。又东南五十里为岔口驿。又南三十里为武胜驿。”根据以上文献资料记载可知，镇羌驿应在今天祝县东南打沟镇之金强驿村。镇羌驿在清朝时，有驿马七十五匹，马夫四十七名，牛九只，牛夫九名，车九辆。光绪九年时，镇羌驿留有驿马二十匹、马夫十二名，其余被裁撤。《甘肃通志》记载“按平番边墙东裴家营，自阿坝界大沙沟起，西至大靖界止，共长二千四百四十二丈。”大靖驿应在今古浪县东之大靖镇。清朝时，大靖驿有驿马十六匹，马夫八名。光绪九年时，大靖驿留有驿马三匹、马夫一名。5.黑松驿
《甘肃通志》记载“三十里至凉州府属安远所……三十里至黑松驿并黑松所……三十里至古浪县并古浪所。”根据以上文献资料记载可知，黑松驿应在今古浪县南之黑松驿镇黑松驿村。清朝时，黑松驿有驿马七十五匹，马夫四十七名，牛九只，牛夫九名，车九辆。黑松驿在光绪九年被裁撤。《大清会典则例》记载：“黑松驿三十里古浪县古浪驿。”《嘉庆重修一统志》又载“古浪驿，在古浪县南关。”根据以上文献资料记载可知，古浪驿应在今古浪县城。清朝时，古浪驿有驿马七十五匹，马夫四十七名，牛九只，牛夫九名，车九辆。光绪九年时，古浪驿留有驿马三十五匹、马夫十七名，其余被裁撤。《大清会典则例》指出：“三十里古浪县古浪驿，六十里古浪县靖边驿。”《甘肃通志》亦载：“三十里至古浪县并古浪所古浪县管理，六十里至靖边驿并靖边所驿丞管理。”根据以上文献资料记载可知，靖边驿位于古浪驿以西六十里处，因前文已经指出古浪驿在古浪县内，则靖边驿在距古浪县六十里处，故而靖边驿应在今武威市凉州区东南之黄羊镇。清朝时，靖边驿有驿马六十匹，马夫四十名，牛九只，牛夫九名，车九辆。光绪九年时，靖边驿留有驿马十二匹、马夫六名，其余被裁撤。有关大河驿的记载，前文中已引用了一些史料，即洪武二十九年九月“陕西行都指挥使司言：‘自凉州至庄浪马驿递运所九，其大河、黑松林、岔口三驿以谪发刑徒充役’”，可知大河驿在洪武二十九年时已建置完善，明朝时其驿夫主要来源于贬谪的罪犯。《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大河驿，在武威县东南三十里。又东南四十里为靖边驿。”《武威县地名资料汇编》中也载有大河驿，所以大河驿应在今武威市凉州区武南镇大河村附近。清朝时，大河驿有驿马六十匹，马夫四十名，牛九只，牛夫九名，车九辆。光绪九年时，大河驿留有驿马二十四匹、马夫十二名。《嘉庆重修一统志》中明确记载：“武威驿在武威县治东隅，明置，初名凉州驿，后改名。”由此可知凉州驿为武威驿旧名，且建于明初。《大清会典则例》称：“四十里凉州大河驿，三十里武威县武威驿。”《甘肃通志》和《甘肃通志稿》均记载武威驿在距大河驿三十里处，可知武威县县驿应在今武威市区。清朝时，武威县县驿有驿马六十五匹，马夫四十ー名，牛十五只，牛夫十五名，车十五辆。光绪九年时，武威县县驿留有马夫三十五匹名，其余陆续都被裁撤。《大清会典则例》记载武威县武威驿：“五十里武威县怀安驿。”《甘肃全省新通志》亦载武威驿：“五十里至怀安驿并怀安所驿丞管理。”《武威县地名资料汇编》中载有怀安公社，称因设怀安驿，而取名怀安，怀安驿应在今武威市凉州区怀安镇。清朝时，怀安驿有驿马六十匹，马夫三十六名，牛九只，牛夫九名，车九辆。光绪九年时，留有驿马二十五匹、马夫十二名，其余被裁撤。《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怀安堡在卫西五十里，有怀安驿，又西四十里有柔远堡，有柔远驿，皆戍守要地也。”《甘肃全省新通志》亦记载柔远驿在怀安驿五十里处，其具体位置约在凉州西九十里处，疑在今丰乐附近，但《武威县地名资料汇编》中没有记载，确切地址待考。清朝时，柔远驿有驿马六十匹，马夫三十六名，牛九只，牛夫九名，车九辆。光绪九年时，留有驿马三十五匹、马夫十七名，其余被裁撤。三、清代武威驿站的功能
驿站承担着地方军事长官向中央政府禀报地方事务的职能，而且也是中央政府了解前方军情发展，下达中央政府战略决策的主要渠道。从康雍乾时期平定准噶尔的叛乱，到近代左宗棠平定回乱和收复新疆，武威地区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承担起区域内关键的军需物资的运输任务。雍正十年(1732年)十二月，为保证驻防官兵所需的口粮，清朝政府从秦州、平凉、巩昌、宁夏以及西宁府属各地府库中拨运粮食至肃州，命令各地将粮草“直运凉州，统交台站接运肃州。”经过驿站的递运，将官兵所需粮草运输至军营，维持军队的正常驻守。左宗棠收复新疆时，所需军需甚多，运输任务繁重，到光绪二年(1876年)，为保证战争取得胜利分别从武威、张掖、酒泉等地输送军需物资至新疆，征调当地驿站车辆转运物资，不到半年的时间往哈密、巴里坤等地运粮一千多万斤。这从侧面体现出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武威地区的驿站在转运物资保证战争取得胜利方面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清代武威的驿站除其运输作用之外，还担任着重要的军情传递作用。经过武威地区的驿传系统及时地将前线军情传递至中央政府，使决策者及时地做出决策，保证了军事行动取得成功。“宣上德，达下情，防奸究，诛暴乱，驭边疆等项机宜，不过旬月之间遍及天下，可以立待无或后期者，实于驿传是赖。”这句话一语中的地道明了驿站的政治意义，指出驿传系统在对全国各地进行全方位管理，通过中央对地方的政策以及地方向中央的报送，朝贡使节接待，荒政救济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古代灾荒是王朝统治面临的重要威胁之一。驿站作为运输物资的工具也成为国家调配物资救济灾荒的生命线和补给站。嘉庆十五年在甘肃地区发生一次波及甘肃众多地区的旱灾，清政府遂令凉州府“刻日前镇番县，将仓贮小麦，多为雇觅厂驼，设法赶紧拨运八万石，限于十月十五日运送齐全运往省城，以备需用。”清政府在救济的过程中，通过拨运的方式在武威地区的驿站之间运输物资，赈济灾民。驿站不仅作为信息传递的媒介，而且也充当地方官员接待和遣送贬低官员的重要场所。随父陶模赴任新疆巡抚的陶保廉在其《辛卯侍行记》中，就将自己沿途所见以日记的形式记录，其中详细记载了其所留宿驿站的位置，以及周围环境的变化情况。驿道运输线往往与商旅往来以及物资流通的商路通道相一致。武威地处河西走廊的咽喉地带，清政府若想深入新疆腹地，甚至与东亚地区的各个国家取得贸易关系，都须仰赖河西这条交通长廊。而西域及一些域外国家亦是通过河西走廊这条交通链将源源不断的商品输入中原，这种贸易交往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原地区的商品需求，丰富了中原市场商品的多样化，也一定意义上带动了武威经济贸易的繁荣。进入近代以后，清朝驿传体系的腐化不断加剧，再加上各级官员层层克扣驿银，导致驿传经费紧张奇缺。由于没有充足的经费保障，邮驿开始衰落，进而导致驿传体系速度慢且效能低下，传统的邮驿体系开始衰落，陈旧的邮驿制度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大清邮政”正式开办，形成邮驿与近代邮政和电报并存局面。
作者简介：李文钧，甘肃武威人，新疆大学中国史硕士研究生，现供职于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来源：凉州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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