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作者：李梦静

李济先生（1896.6.2-1979.8.1），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湖北钟祥人。李济先生是中国考古学史上首次由本国学者负责的考古发掘工作主持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工作；建立了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雏形、树立若干工作原则，培养了大量中国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及历史学中坚人才，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

李济先生曾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博筹备处主任，大力推动了考古遗产发掘管理相关立法工作，并促进了考古出土文物收藏与公众展示等相关工作，是探索将考古成果服务公众的早期践行者。

谨以此文纪念李济先生。

学行渊源

李济先生求学生涯早期，民主与科学思想涌入中国，他开始思考传统文化与现实国情的关系。他认为两千年前的古代中国典籍中存在科学与民主的“发端思想”，可为何未能实行，国家落后于欧洲？民族自尊心与现实困境交错，他烦恼苦闷顿生，立志“到海外求奇方”。[1]

李济先生留学美国，是中国首位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的学者。他博览群书，研习过心理学、社会学后，把人类学（包含考古学工作内容）作为自己一生的志向：“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始源出来。[2]”

同时，李济先生认为“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辉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的背景上面，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3]要不夹杂偏见地看待中国历史，这是科学工作的基本要求。李济先生在多次讲演及文章中强调科学发掘、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要“把田野工作的标准提高到与实验室工作的标准同等的一种应有的步骤。[4]”

在学术追寻的路途中，李济先生秉持爱国情怀和科学精神，保护本国文化、保护考古遗产、宣传教育公众。

图/在美国留学时期的李济，来源：李济文集（一）

直道而行

█ 维护学术主权、保护文物安全

十九世纪末开始，外国学者及机构“凭着他们的政治优势”、并“挟其丰富的物质及纯熟的科学技巧”来到中国，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他们不仅将调查所获的标本、文物运出中国，还抢先于中国学者，研究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学资料，并在国际上做出文化解释。当时对中国文化起源有“西来说”的解释。“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5]国内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保存文物的同时，也进一步地认识到，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掌握科学调查、研究、阐释历史自主权的必要性。西阴村遗址和殷墟的发掘也是受到了探寻“中国文化原始”目标的驱动。

早期中国学者与外国机构合作的考古调查工作，一直无法掌握科研活动的主导权，调查发掘成果也无法完全留在国内。

作为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李济先生回国后，受到美国弗利尔艺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rt）毕士博（C.W.Bishop）的邀约，与之合作在中国开展田野考古。在李济先生的坚持下，弗利尔艺术馆同意“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对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6]”

1926年，李济与袁复礼在山西南部发现了夏县西阴村遗址。为科学开展西阴村遗址的发掘工作，李济先生与弗利尔艺术馆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弗利尔艺术馆提供资金，中国学者主持发掘工作，发掘出土文物全部留在中国，“俟中国国立博物馆成立后归国立博物馆永久保存”[7]。这是我国第一次完全由中国学者主持、出土资料全部留在中国的科学考古发掘，具有里程碑意义。

协议的签订本身，也在全国学术圈引起极大振奋，并为之后的中外合作发掘模式树立了范例。弗利尔/塞克勒博物馆李济档案卷内还存有一份《山西省历史文物发掘管理办法》[8]，当与西阴村发掘有关，其中可窥见李济先生对考古发掘、遗产保护及利用的若干见解：

图/西阴村遗址，来源：李济文集（二）

图/西阴村遗址发掘现场照片，来源：网络

1930年，因弗利尔艺术馆在华目标是收集中国古代艺术品，与李济先生主张的科学考古、重建古史的工作目标背道而驰，双方合作结束。[9]

李济先生从事的“古物采掘”工作，在时局动荡、兵燹丛生的近代中国，一直面临着巨大风险。他不止一次在讲演中抨击“古董商”对遗址的破坏，更在实际工作中不惜冒生命危险，竭力保护文物安全。

图/1928年殷墟第一次发掘，工作人员及军队共进午餐。此次发掘主持人为董作宾。因甲骨价值之高已广为人知，西北岗大墓发掘后，青铜器引来了更多的强盗土匪。殷墟考古发掘过程中面临多次强盗事件。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档案保存了多封李济与发掘团成员、傅斯年、丁文江等人沟通应对强盗、保护文物之策的函件。夏鼐曾描述殷墟发掘：“当时盗墓贼猖狂，曾寄来匿名信，要我们不要染指他们视为宝藏的西北岗墓群，否则当心性命，所以住处的门前有威风凛凛的武装士兵站岗。”（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83） 图片来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殷墟发掘照片选辑1928-1937

图/1929年，殷墟第二次发掘，漳河铁桥炸毁后，李济、董作宾坐台车上（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民国十八年（1929年）五月安阳驻军撤离，“城外到处伏莽，火车南北不通”。当时李济、董作宾曾两次将出土器物运往北平，一次恰在五月十五日铁桥炸毁前数小时，一次在两旬之后。此应为第二次搬运器物时所拍摄。） 图片来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殷墟发掘照片选辑1928-1937

1936年，被称为“打破纪录的一个奇迹”的殷墟YH127甲骨坑被发现。考虑现场发掘安全问题以及发掘难度，李济先生现场指挥遗迹整体切割套箱，完成将其搬迁至南京史语所进行室内发掘的创举，使文物得到全面清理及保护。[10]

图/YH127坑发掘全景照片，来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殷墟发掘照片选辑1928-1937

图/YH127坑装箱前照片，来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殷墟发掘照片选辑1928-1937

图/YH127 坑甲骨钉箱盖前整理内部情形，右边踞箱上者为李济先生，来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殷墟发掘照片选辑1928-1937

图/YH127装箱外运，来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殷墟发掘照片选辑1928-1937

图/YH127大箱在南京去箱后情形，来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殷墟发掘照片选辑1928-1937

图/YH127在南京室内发掘情形，来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殷墟发掘照片选辑1928-1937

1937年，日本对华侵略加剧，时任史语所所长及中央博物院主任的李济先生负责两单位文物西迁工作，史语所多年考古发掘获得的文物标本得以保存，并在四川李庄得到更为深入的研究。

图/李庄板栗坳中研院办公地点，来源：李济传

图/李庄张家祠堂，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第二处办公地点，来源：网络

图/左为史语所西迁文物打包，来源：李济传；右为董作宾在李庄撰写的《殷历谱》

1945年，民国政府成立“战时文物保存委员会”，11月更名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统计侵华战争时期全国文物损失。教育次长杭立武任主任委员，陈训慈、马衡、李济、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员。

1946年3月31日，李济与张凤举作为文物顾问赴日，“调查战争期间日本劫去的中国的书画、古器物及一切与文化有关的物品，并与盟军总部商量要求赔偿的步骤，预备为讲和约作一个具体的方案。” 他认为此行“在我多少是由一种追寻丢掉了的灵魂的心引导出来的决定”。[11]他走访东京、京都、大阪等地的文化机构、收藏私人，探寻流失文物。以“有切实证据的”和“可以辨别的”两个标准，要求日本归还“九一八”以来劫掠文物。李济先生此行一项重要工作是寻访“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遗憾的是并未成功。而“帝国大学”所存周口店骨器与石器皆被发现，在李济先生回国后不久重归故土，聊可欣慰。

█ 力主文物公有、科学谨慎发掘

李济先生一生推动考古学科发展，致力于文物公有、科学发掘原则，坚决反对挖宝行为。他强调“对于一切的发掘，都是求一个全体的知识，不是找零零碎碎的宝贝。”[12] “从古至今，贪嗜成性的古董商人肆意掠盗、无所不为，致使中国众多考古遗址惨遭破坏，令人不胜惋惜。……科学发掘之结果，不仅能以古代遗址及以物质科学价值取信于公众，并能促进对其施加必要保护，并传布科学考古学知识之进步。”[13]非法盗掘是“摧残消灭”古文化遗迹的行为，“好些与它同出土的史料永久消灭”[14]而“古遗址之惨烈破坏,遗物之四散流失,唯有实行以科学发掘为宗旨之考察方得遏止”[15]。

李济先生曾批评安特生在甘肃发掘中急于求成，收购彩陶，导致出现大量古董商私掘文物，严重毁坏遗址。[16]他在发掘殷墟之初，与史语所参与田野考古的同仁达成共识：“埋藏在地下的古物都是公有的财产；它们在文化上和学术上的意义及价值最大；没有任何私人可以符合保管它们的责任，所有一切都应该归公家保管[17]”、“一切古物归公，私人不收藏古物”[18]。考古工作者不收藏文物成为了此后考古学界遵守的共同守则。

夏鼐在回顾五四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变革时说道，“科技革新时常对考古学进步所起的先行作用。”[19] 科学技术的进步能有效提高考古发掘的水平，现在无法科学揭示、有效保存的遗迹信息，随着科技的进步，可以被全面充分地揭示、研究，并被完整保存下来。

图/左图为1929年殷墟第三次发掘大连坑工作场景，右图为2021年三星堆祭祀坑遗址保护发掘仓内发掘场景。殷墟最初的几次发掘，探沟没有统一的规划及编号管理，仅能记录遗物出土地层信息，发掘技术及知识积累欠缺。虽出土大量重要遗物，但未能揭明殷商遗迹现象。现代的考古发掘工作，有科学的发掘计划、严谨的现场管理记录，结合各种科技手段，使发现和提取最大限度的物质遗存成为可能。

李济先生曾反思“三年前我做考古工作，太重要的地方不敢去发掘，因为一不小心就要毁坏不少的材料，遗后来无穷的追悔。”“我们考从前的历史，材料之可珍贵，那考古的方法就不能忽视，以与中国全体民族有关。以前讲历史，方法很不注意。从人类全体历史关系来看，不能不注重掘地法之考古学……地下古物，最重要的要现有问题、有目的去发掘，才能注意到各方面细微的物事。若鲁莽从事，一定毁残了固有的材料，不如不动，将来还有发掘的机会。” [20]李济先生这种不断吸取先进的考古发掘技术、改善发掘方法理念，代表每代考古工作者的追求。同时，李济先生提出的谨慎发掘、重要遗址不盲目主动发掘的理念，也成为此后不断被强调的工作原则。

文物公有、科学发掘的理念得以推行，必须依赖健全的法律和政府的有效管理。李济先生经历了实际田野工作中的种种纷争，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他积极参与推动立法：“若是要做纯学术的田野考古工作，只有政府的主持方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我们促请政府宣布古物国有的‘古物保管（存）法’是费了很多的时间，才达到这一目的的。” [21]

《古物保存法》是民国政府颁布的文物保护法规，明确了“埋藏地下及由地下暴露地面之古物概归国有”。该法共十四条，其中五条专文规定考古发掘申请审批、发掘机构资质要求、发掘过程监察、文物保管研究等内容。该法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公布，直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方实施[22]，除时局复杂变动、战乱爆发的原由，亦可想见其推行之难。其中关于考古发掘管理的种种规定，当为中研院史语所这一官方考古研究机构，在实践中面对无数纷扰阻碍后，思索总结的结果。

1935年3月16日，中华民国行政院公布《采掘古物规则》、《外国学术团体或私人参加采掘古物规则》、《古物出国护照规则》。三份文件公布后，当即将全国第一号“采取古物执照”颁发给第十一次殷墟发掘项目，并由梁思永负责、董作宾监察。[23]

图/1935年颁发的“第一号古物采掘执照” ，来源：史语所网站

图/1933年春4月3日，殷墟第六次发掘，甲四基址东面的一行礎石左起：刘屿霞、石璋如、王湘、吴金鼎、董作宾、马元材、李光宇

█ 博物馆与“为了知识的增进”

李济先生本人作为中国科学考古的先行者，也极力推动考古成果公众共享，积极推动中国博物馆的建设。他与曾昭燏合著的《博物馆》，也是向国内系统介绍西方现代博物馆体系的最早著作。

在1926年与弗利尔艺术馆的合作协议中关于博物馆及展览的相关条款，可见李济先生在开展田野考古之初就主张建立博物馆及公众参观。同年，他曾连同沈兼士、翁文灏等国内外学者，给英庚款董事会咨议委员会写信，要求从英庚款基金中拨款建一所人类学和考古学博物馆。[25]殷墟发掘初期面临发掘权与文物收藏权“省院之争”时，李济先生也曾提议在河南设立文物陈列馆，作为纪念并供民众参观。[26]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之后的考古发掘活动中，积极在各地组织了发掘成果的展览活动。城子崖遗址考古成果在青岛进行展览，获得轰动，趁此机会，李济先生通过讲演等形式向公众介绍科学考古意义及考古遗产价值。

1933年4月，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立，傅斯年任主任，李济负责人文馆，次年接任主任。李济先生对博物馆事业积极热心，并不仅限于考古人文内容的展示。他认为博物馆不是“古董的收容所”，而应该是“教育中心和研究学术的中心”；“现代教育以科学为中心”[27]，他主张博物馆向公众普及科学技术知识，酝酿建设中博院自然馆和工艺馆。他认为博物馆是国家先进程度的反映，而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可促进国家进步，受博物馆科学教育的国民是国防及国家相关事务的储备人才。“真正的专门学术，没有与社会完全脱节的[28]”。即使在抗战时期，史语所、中博院转移至李庄，也在重庆、四川等地组织了史前石器、殷墟青铜器、民族学调查等多个主题的展览，并进行宣教讲演。李济先生对博物馆陈列的关注并不止步于内容，也关心形式。“一个博物馆里陈列得不好，就好像一本教科书写坏了一样”。

鸡鸣不已

李济先生是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奠基人，终其一生，在民族自尊及爱国情怀的驱动下，筚路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