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前沿
考古再现夏文化面貌
夏文化探索是我国考古学界长期以来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也是中国早期王朝国家起源研究中的关键环节。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启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到21世纪初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再到2021年夏文化研究课题被纳入“考古中国”项目，丰硕的考古成果让学界对夏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厘清文明起源脉络
1959年夏，考古学家徐旭生率队踏上寻访“夏墟”之路。他根据文献记载，广泛勘查了河南省登封、禹州、巩义、偃师等地的数处遗址。这次调查中最重要的收获——发现偃师二里头遗址，拉开了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的序幕。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邹衡提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论断，并在随后不断丰富的考古发现中得到确证。经过半个多世纪田野考古工作的大规模开展和学者的不懈努力，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研究成果，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扎实的考古依据。7月10日，在由河南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第六届“夏文化”暑期研讨班开班仪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震中将百年来对夏文化的探索与研究历程概括为三个重要高峰：第一，以顾颉刚先生于1923年所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为核心；第二，1977年“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的召开，是夏文化探索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第三，当下党和国家对夏文化研究高度重视，尤其是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使得夏文化研究迎来了第三个重要高峰。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确证了中华文明距今万年前奠基，8000年前起源，6000年前加速，5000多年前进入文明社会，4300年前中原地区崛起，4000年前王朝建立，3000年前王权巩固，2200年前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而夏王朝建立就是距今4000年前后的关键时期。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介绍，在以嵩山东南麓为中心的区域发现的10余座大型城址，昭示着中华文明在这一时期进入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新阶段。距今3800—3500年前的二里头遗址，是中国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其所在的伊洛河流域是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二里头遗址表明，夏代后期，夏王朝的实力不断增强，中原地区的引领地位逐步形成。
7月1日，在由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黄河考古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夏史探原——历史与考古学者之间的对话”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提出，研究夏文化要了解国家、国性，要将国家文化与族群文化相区别，并倡导在了解各学科发展特点及明确各学科内涵的前提下开展多学科合作。他强调，研究夏文化对促进各学科发展，研究中华文明起源，证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不断裂，奠定“国家认同”的思想基础，形成中华民族历史的核心价值观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自夏文化研究开启以来，学界关于一些关键性遗址的性质及其与夏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争议不断。但随着大量重要遗址的相继发现，以及基于这些遗址的历史序列逐步建立，不但夏文化面貌得以不断丰富，学界在曾经争议的问题上也逐渐达成共识。比如偃师商城小城的发现，终结了二里头遗址为商汤亳都的论断；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现，终止了郑州商城为隞都的争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袁广阔认为，二里头文化主体为夏晚期文化，二里岗文化为早商文化，这些观点逐渐被学界所认可。现在进行的夏文化研究，普遍以二里头是夏代晚期都城这一认识为基础。二里头四期晚段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因素陶器等成组出现，反映了文献所载夏商王朝的更替。夏商文化在考古学遗存上存在着明显差异，二里头宫殿居中，而商代都城重大建筑基址偏东北；二里头高等级墓葬随葬品组合以酒礼器为主，二里岗文化墓葬随葬品组合以炊食器为主；二里头文化崇拜龙，二里岗文化崇拜虎。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围绕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等关键问题，策划“夏文化研究”等18个重大项目。“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项目启动以来，取得了系列新进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表示，登封王城岗遗址大城北部存在大型夯土基址，佐证了王城岗遗址在颍河流域的中心地位及环嵩山地区“雏形国家组织”的出现；禹州瓦店遗址大型祭祀遗存和高级陶礼器、玉器的发现，确认了瓦店遗址的重要性；新密古城寨东城壕的考古工作，反映了当时城建规划、土木技术的进步；二里头遗址井字形道路等聚落考古学研究，对活化夏文化场景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夏文化遗存新发现，分布地域广，核心区位凸显，文化交流因素丰富，周边地区文化参与了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促成了中国第一王朝在中原的诞生。
深化夏文化研究
关于“夏”王朝的记载，在传世文献中留下重重疑窦。而现代考古学研究，却穿越数千年揭示了这一上古历史的真实面貌。“夏文化”研究是文献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典型案例。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魏继印认为，江汉地区后石家河时期文化，是在造律台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主导、联合了周边文化共同南下的背景下形成的。他将此与文献记载的尧舜禹为代表的华夏集团与江汉三苗集团的征伐相联系认为，在江汉地区后石家河时期文化中期，造律台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和新砦文化因素占据该地区主流这一现象，很可能是禹联合伯益伐三苗的反映。后石家河时期文化晚期所发现的新砦文化因素，可能是启率领的夏部族对伯益部族进行追剿的反映。
地处里下河平原的南荡遗存，同样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南下轨迹。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敏认为，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应为上古有虞氏部族创造，其在豫东地区的突然消失意味着有虞氏的举族迁徙和大逃亡。而南荡遗存，则是王油坊类型在迁徙过程中的文化遗留。有虞氏部族在南荡短暂停留后继续南下，为之后的宁镇皖南地区青铜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并形成了点将台文化。南荡遗存的发现与点将台文化的确立，为寻求句吴文化起源，以及有虞氏与句吴的渊源，提供了翔实的证据。句吴文化始于文献记载的“太伯奔吴”，可认为是有虞氏迁徙至宁镇皖南地区，成为句吴族群的族源和句吴文化的发端。
二里头文化对中华文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玉牙璋，彰显着这一时期夏文化的礼器和礼仪制度。在空间大尺度的物质遗存类型调查中，学者们发现了夏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邓聪认为，自夏代晚期开始，大部分牙璋的扉牙是张嘴的龙头及龙身的表现，可称之为“龙牙璋”，是成熟宫廷礼仪文化的物质使者，也是中国龙的政治文化网络形成的最早代表，可将夏龙牙璋视为东亚地区国家政治制度形成的一种物质标志。
夏朝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节点，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卫东认为，夏文化遗产所创造的早期王朝的一系列国家制度、政治经验、工程技术和文明成就，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影响了后世3000多年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念，历经后世无数次继承与革新，甚至传承至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建设。至晚到春秋时期，中华大地上的各方人群中，已经形成了对禹和夏的普遍崇拜和认同，这归根结底源于文化上的认同。
发源于中原的夏文化，也反映了古代先民在人地关系中的智慧。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宋豫秦认为，夏文化地区拥有生态承载力优势。面对全球森林生态急剧衰减、空间资源总体生态脆弱性高、人均耕地不足等问题，嵩洛地区作为生态过渡带，具有海拔、交通、生业等优势，而洛阳盆地具有的社会政治“制高点”地位，就是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的结果。（记者：张清俐 通讯员：张娜）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7月20日第A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