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上一周的微信中，小编与您分享了清华大学国学院陈来教授在《古代宗教与伦理》一书中的一个重要洞见：中国早期思想经历了从巫术到理性的发展过程，理性化是先秦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那么，春秋时代在中国思想界占据主流的“理性”，与西方文明之源流的古希腊所崇尚的“理性”，是不是同一种“理性”？春秋时代的理性有怎样的特点？我们不妨借《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陈来著）中的文字窥探一二。　　正如一般以“神话”和“理性” ...

上一周的微信中，小编与您分享了清华大学国学院陈来教授在《古代宗教与伦理》一书中的一个重要洞见：中国早期思想经历了从巫术到理性的发展过程，理性化是先秦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

那么，春秋时代在中国思想界占据主流的“理性”，与西方文明之源流的古希腊所崇尚的“理性”，是不是同一种“理性”？春秋时代的理性有怎样的特点？我们不妨借《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陈来著）中的文字窥探一二。

　　

正如一般以“神话”和“理性”的对立为早期希腊的思想发展的线索一样，虽然春秋思想的发展线索有似于早期希腊“神话”和“理性”的对立，但只有把“神话思维”像卡西尔所理解的那样，不仅仅狭义地指神话，而且包含各种神灵信仰;“理性”不仅仅指面对自然世界的科学理性，而且是指有关政治社会和道德德性的人文理性，才是可以成立的。就中国的春秋时代而言，“神灵信仰”的没落和“实践理性”的成长，才更准确地揭示了它的发展线索。在这里，人类社会的秩序被当作自足自为的概念来思考，摆脱祝史的神话思维成为时代精神的趋向，而礼越来越成为一种内在于世界、外在于宗教的组织法则。世俗人文主义强调理智的教导，指引实际事务的实用主义成分，唤起了对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更深思考。

这样一种线索，用中国古代文化的表达，也可以概括为“天官传统”与“地官意识”的紧张与对立。我在这里所说的“地官意识”，是指世俗的政治理性和道德理性。“天官传统”即指类似卡西尔所说的神秘的神话思维，其中心是以神灵祭祀为核心的宗教意识。春秋的思想发展，可以说就是地官意识与天官思维相抗衡并逐渐压倒天官思维的历史过程。

由于这一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缓慢的过程，所以我们不能从一种纯粹的角度来设想西周到春秋“神本信仰”和“人本理性”的紧张，事实上，春秋思想大多尚未彻底摆脱神话思维的框架，而是在此框架内发展起人本的因素，体现着人文精神的跃动。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这一时代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人文精神和道德精神的活跃萌动和蓬勃生长。

　　

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德国哲学家、文化哲学创始人。

古人对于卜筮活动与卜筮结果有一种神秘的信仰，而此种神秘信仰在春秋时代渐渐衰落。而《周易》的卦爻辞也在春秋时代逐渐变成独立于筮占行为的文本体系，并在脱离占筮行为的意义上经历了文本的经典化过程。春秋时代出现了不少神祇预言家和卜筮活动受到抵制或轻忽的事例，同时“筮”与“德”何者优先的问题也突出起来，占卜在实际事务决策中的重要性逐步下降，理性和道德的因素在事务中占据上风。

春秋的天学星占亦遭到子产等代表的地官传统的拒绝和抵制，即使在天学星占的领域，自然主义的解释也越来越多，而且春秋时代的天象星占以政事和人生为主，这与以往以神事祭祀为主的时代亦大不相同。在这个领域中，史官文化自身也在“去神秘化”，这表现在把“阴阳”与“吉凶”分化开来，用独立的眼光看待自然、解释自然。同时，透过星象学，思维铺陈了一种整体的宇宙感和秩序感，产生了不依赖神祇的永恒的规则性的领域。

　　

姬侨（？—公元前522年），春秋时期郑国人，字子产，他认为天体运行的轨道与人事遵行的法则互不相干，否定占星术能预测人事。

除了占卜外，鬼神观念在祭祀文化中也在发生变化。春秋时代鬼神观念和文化中不断渗入道德因素，把崇德和事神联结在一起，成了春秋贤大夫们的共同信念。春秋后期，人们对神灵和神灵祭祀的信仰已经衰落，知识人对祭祀不再从宗教信仰来肯定其必要性，而是从祭祀的社会功能来予以肯定，表现出对现实社会及政治的关注远压过对神界的关注。地官意识与天官思维的抗衡成为这个时代的突出现象。祀典的构成和重点也显示出文化的人文性开展。神谱中占首要和主导地位的，不再是自然神，而是历史人物被神灵化后的诸神，礼乐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气质在春秋时代更加发展起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时代人文思潮所主要针对的是神灵信仰，而不是巫术，用孔子后来所说的“巫—史—儒”的说法，这个时代人文思想所针对的不是巫术代表的原始宗教，而是史官(事神之官祝史的史)代表的神灵信仰。与之相应，祝史地位日益下降，政治理性化和文化理性化带来了事神之官的失落，事神之业不再像以前那样在实质的意义上被看重，虽然晏婴等人并未摆脱神话思维，但认为神的作为决定于民和德，反对由祭祀行为来决定一切，神本思想在此不能不让位于人本理性，务实的地官意识在这里逐渐压倒了神秘的天官传统。

有识之士不信占卜、不重祭祀，崇德贵民，注重自己的行为和德性，人的眼光更多转向人本身，这是当时的重要变化。而史官内部也发展着神本思想和人本思想的分化与紧张。在有关祭祀和政事的话语中，民成为神所依赖的主体，获得了与神并立的地位，这也是地官政事优先的意识和史官中注重历史经验的理性的影响。祭祀文化中新的因素的出现，使得祭祀活动更多发展了纪念的意义，强调合族的社会功能，以文化英雄和英雄神话的祀谱把人的力量突出起来。

　　

古代祭祀。

这一时期文字的使用已经超出王室档案和铭文的范围以及口传的叙述，《诗》《书》最先在实践中被经典化，尽管在开始的时候，《诗》《书》的权威是出于仪典的需要，但慢慢地，《诗》《书》作为规范资源的意义突出起来，经典在这个意义上生成了。春秋礼文化注重礼仪或仪典的节度等外在形式性规范的取向是“仪式伦理”，但在礼乐文化中也发展起德性体系。在伦理的层面，仪式伦理主导渐渐变成以德行伦理为主导。从诸多的德目表来看，春秋时代可以说已近于所谓“德行的时代”。而德性从仪式性德目到道德伦理德性，表明德越来越内在化了。外在化的德目与礼仪文化相适应，内在化的德目则与礼治秩序的解体相伴而生。

与希腊的理性不同的是，春秋时代的理性更多的是政治的、道德的、价值的理性。春秋时代，人对礼的关注从形式性转到合理性，形式性的仪典体系仍然要保存，但贤大夫们更为关心的是礼作为合理性原则的实践体现。贤大夫们都视礼的政治、行政的意义重于礼的礼宾、仪式意义，这使得礼文化的重点由“礼乐”而向“礼政”转变。而这一切，都是在春秋后期的政治衰朽、危机中所产生的。礼的意义的这种变化极为重要，从此，礼不再主要被作为制度、仪式的文化总体，被突出出来的是礼作为政治秩序的核心原则、作为伦理规范的原则的意义。宗法政治的日趋瓦解是春秋思想史的主要背景。政治理性化表现在礼的政治化，表明象征控制渐渐让位于理性的政治管理。

尤为鲜明而突出的是，“士君子”的人格在这一时代获得了具体生动的表达，在他们身上带有后人所熟悉的儒家气质，这种人格的呈现是春秋以前的记载所缺乏的。臧文仲、叔向、子产都是主张明礼崇德、重民尚贤的人，早期儒家所继承的思想文化，不仅是西周的敬德保民思想，更有春秋时代仁人志士所体现的道德精神和人格理想为其基础。在春秋历史中涌现的道德人格也构成了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源。

　　

春秋时期崇礼贤德的典范人物臧文仲。

总之，春秋时代是宗法封建秩序从成熟走向衰朽的历史，春秋时代神—人关系的发展，决定了孔子及诸子时代不是以“超越的突破”为趋向，而是以人文的转向为依归，批判和反思的思想不是到孔子以后才出现，而是在这一过程当中不断发展着对神性的怀疑和对现实的批判反思。因此，如果把中国的轴心时代定在孔子以后，那么很显然，这个时代的精神发展并不是与它之前的时代相断裂，而是与它之前的时代的思想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不仅已经开始出现针对神话思维的批判意识和反思精神，而且出现了人本思潮和实践理性自身的长足成长，为诸子时代的浮出准备了充分的文化基础，成为儒家等思想文化发展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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