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观是理解把握麹氏高昌国佛教石窟寺僧团日常生活和运作秩序的重要切入点, 禅定窟因之成为研究禅观活动和高昌禅法的主要洞窟类型之一。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外国探险队在对吐鲁番地区的石窟寺遗址进行考察时已开始挖掘、 记录和收集禅定窟资料。 1898 年, 俄国克莱门兹 (D. A. Klementz) 最先记录了吐峪沟西区其编为第 38 窟的僧坊窟, 绘制了该窟平面示意图, 并临摹了局部壁画。1907年 1 月, 德国探险队第三次考察吐鲁番时, 格伦威德尔 (Albert Grünwedel) 详细记录了吐峪沟东区北部第 32窟 (吐编第 42 窟, 格伦威德尔编 “苦修者洞” 窟室 4) 主室内的禅观壁画内容, 对克莱门兹编第 38 窟的前室和后室壁画进行了重新记录。 同时, 对柏孜克里克第 10 窟 (格伦威德尔编第 2 窟) 主室前部进行了简单清理, 并提及第10 窟上方通道遗迹。1914 年 11 月, 斯坦因 (Aurel Stein) 考察和简要记录了忙得古力石窟, 随后挖掘了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僧坊窟第 26 窟 (斯坦因编 TOY. Ⅳ-ⅶ) 上层倒塌堆积, 清理出带汉文墨书题记的行者禅观壁画和主室顶部的莲花纹样。 贾应逸记录并初步考释了吐峪沟西区南部第 1 窟 (吐编)、 西区中部高台第 60 窟 (吐编第 20 窟)、 东区北部第 32 窟的禅观壁画内容, 将吐峪沟东区北部第 32 窟的禅观壁画与鸠摩罗什所译禅经相互比对, 认为这批禅观壁画体现了鸠摩罗什禅观双修的禅法理念。 宫治昭对吐峪沟东区北部第 32 窟、西区南部第 1 窟、 克莱门兹编第 38 窟、 西区中部高台第 60 窟等洞窟的禅观图像及所据经本进行考释研究, 认为现存禅观类壁画用于禅僧禅观实践需要, 广泛吸收了 《观无量寿经》 和五世纪前后汉译禅观经典中的内容并将其图像化, 是对禅定、 禅观传统的突出反映。 山部能宜以数字化和红外技术复原了吐峪沟西区第 60 窟正壁和右壁局部残毁的禅观壁画, 提出吐峪沟僧坊窟主室内高度程式化的禅观图像所呈现出的观想次第与现存禅观经典皆不一致, 表明高昌本土或存在一套自身的禅法体系, 并对禅观壁画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 同时指出雅尔湖、 柏孜克里克等石窟中僧坊窟小室生活起居的功能用途。 另外, Robert Sharf 与 Eric Greene 等学者则对于将包括吐峪沟第 32 窟壁画在内的图像置于禅观背景下考虑的研究理路提出质疑。 综上, 前辈学者多以绘制禅观壁画的洞窟为研究对象, 对未配设造像的其他类型禅定窟未予过多关注。 随着近年来吐峪沟石窟考古发掘和吐鲁番地区石窟寺考古调查的开展, 在吐峪沟、 柏孜克里克、 忙得古力等石窟寺遗址中新发现一批此前未被外国探险家和学者关注的开凿时代相近、 营造规制统一、 形制特征突出、 供僧徒长期幽闭修行的 “闭关窟”。 本文集中对这批麹氏高昌国时期的 “闭关窟” 材料进行系统梳理, 通过总结归纳洞窟主要遗迹特征, 初步明确了洞窟功能及其在禅修过程中的使用方式, 以期对系统研究高昌禅法体系和禅修实践形式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闭关窟” 广泛分布于火焰山山脉三条河谷中的多处石窟寺中, 包括吐峪沟南端的吐峪沟石窟、 木头沟中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和斯尔克普沟中的忙得古力石窟等遗址, 共计 6 座洞窟。 洞窟具体情况详述如下。

1. 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石窟寺第 36 窟

该窟位于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石窟寺上层平台崖面高处, 远离下方窟群, 孤特独峙, 幽隐僻静, 难以登临, 以山体通道与正下方的第 37 窟相互连通 (图 1)。 洞窟前壁和窟顶大部残毁, 规模较大, 平面呈纵长方形。 洞窟方向 125° (东南), 宽 268、 残高 236、 深 384 厘米。 四壁侵蚀残毁严重, 窟顶皆已崩塌。 地坪之上右壁与前壁转角处开凿圆形山体垂直通道, 下通第 37 窟正壁右侧小室。 通道上端置一条形石板和一根横置的粗木椽, 其上原应系绑绳索。 通道内壁凿出两道对称分布的脚窝。 通道直径 100、 高 613 厘米。 洞窟壁面无涂层, 岩体裸露 (图 2)。

图 2  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第 36 窟平、剖面图 

(笔者绘制)

2. 吐峪沟西区南部下层石窟寺第 2 窟 (吐编) 上方洞窟

该窟位于吐峪沟西区南部下层石窟寺崖面高处, 通过山体通道与下方第 2 窟北侧的僧房窟相连通。 洞窟开凿规整, 平面呈纵长方形, 方向 125° (东南), 宽 330-350、高 190-230、 深 510 厘米。 正壁中央开一圆拱形浅龛, 宽 60、 高 135、 深 38 厘米, 略容一人结跏趺坐于其中。 浅龛正上方开三个近方形槽孔, 右侧另开一方形槽孔和五个浅小的圆孔。 壁面左侧上方与左壁相接处开一圆拱形小龛。 左壁中部开一圆拱形甬道, 宽 66、 高 132、 深 98 厘米。甬道内端连接一近椭圆形不规则禅龛, 龛底略高于甬道地坪, 宽112、高107、深40厘米, 仅容一人结跏趺坐于其中。 甬道入口左侧上部开一方形槽孔, 右侧上部开一圆拱形小龛。 右壁中央原计划开一浅龛, 已刻划出左、右两侧和上方缘线, 并在三方线槽围合而成的区域内凿出一部分不规则弧面, 但未再继续开凿, 宽 50、 高 70、 深 10 厘米。 龛左侧中部开一纵长方形小龛。 壁面左侧上端与正壁相接处开一方形小龛。 前壁右侧崖面崩塌, 左侧与左壁下方相接转角处残毁, 壁面原是否开窗情况不明。 窟顶为平顶。 地坪之上右壁与前壁转角处开凿圆形山体垂直通道, 与正下方僧房窟窟顶相互连通。 通道内壁凿出五列均匀分布的脚窝, 各列脚窝上下交错排布, 便于手脚并用, 上下攀爬。 通道直径 90、 高 724 厘米。 洞窟壁面无涂层, 岩体裸露 (图 3、 图 4)。

3. 柏孜克里克石窟第 8 窟上方洞窟

该窟位于柏孜克里克石窟北部崖面区段第 8 窟正上方崖壁高处, 通过垂直山体通道与第 8 窟相互连通。 洞窟形制规整, 由前、 后两部分组成, 方向 90° (正东)。

前部为洞窟主体部分, 平面呈纵长方形, 宽236、 高152、 深434 厘米。 正壁右侧敞口, 与洞窟后部相通。 左壁前端上部开一纵长方形小龛。 右壁后部上端与窟顶相接处开一圆拱形小龛。前壁崖面皆已坍塌残毁。 窟顶为平顶。 右壁前端前方残存土坯垒砌的低矮土台, 性质不明。

后部体量较小, 位置整体较前部向右侧偏移, 宽 254、 高 140、 深 135 厘米。 左侧于地坪之上凿一大型敛口、 鼓腹、 平底的袋状地窖, 口径 65、 腹径 110、 底径 86、 高 130 厘米。 右侧为山体通道上端开口, 开口处先于地坪之上凿出一近椭圆形敞口, 敞口左、 右两侧各凿出两个对称布局的长方形槽孔, 原用以搭置悬于通道正上方的两根方形木枋, 便于抓扶出入洞窟。 敞口下方凿出通道上口, 亦于口沿周缘凿出四个对称分布的方形槽孔, 位置与上层敞口槽孔略微偏转, 原亦当架设两根方形木枋。 通道内壁凿出两列对称分布的脚窝。 通道直径 90、 高 600 厘米。 洞窟壁面无涂层, 岩体裸露 (图 5、 图 6)。

4. 柏孜克里克石窟第 10 窟上方洞窟

该窟位于柏孜克里克石窟北部崖面区段第 10 窟所在的山体南侧崖面上部, 通过 “L” 形山体通道与斜下方的第 10 [1] 窟相互连通。 洞窟规模较大, 形制复杂, 密闭隐僻, 孤深幽邃。

第 10 [1] 窟主室右壁后端小室正壁开一斜向上的圆拱形通道, 通道上方接续一椭圆形垂直山体通道, 可供出入该窟。 同时, 斜向通道上端向南侧另向下凿出一道东西向台阶, 台阶下端向南转折, 可能为另一段接续的山体通道或一密室, 现已被淤泥填塞, 情况不明。 山体垂直通道内壁凿有两排对称分布的脚窝, 可借以上下攀援, 出入上方洞窟。 上口凿为方形台面, 并于台面上方的南、 北两面凿出对称分布的四个方形槽孔, 用以嵌置木枋, 便于抓握进入上部甬道。 通道长径 140、 短径 84、 高 440 厘米。

通道上口连接一大型东西向甬道, 高大狭长, 自东向西随台阶逐级攀升, 南、 北两壁开有斜向成排分布的通道、 列龛, 西端被山体倒塌堆积封堵, 宽 94、 高 300、 全长 1120 厘米。 甬道东端南壁开一通道, 外接崩毁崖面, 可供站立眺望。 甬道南壁于垂直山体通道正上方开一道斜向上的狭长山体台阶, 末端于崖壁上开一小型不规则孔洞, 可向外瞭望。垂直山体通道西侧为甬道的主体部分, 凿有斜向上攀登的台阶。 台阶东端北壁开一圆拱形禅龛, 宽 113、 高 103、 深 75 厘米, 仅容一人结跏趺坐于其中。 北壁中部开一曲折悠长的圆拱形甬道, 甬道入口为一宽大的圆拱形敞口, 敞口中央为内收的南北向甬道, 甬道末端又折向西北, 连通一规整的横长方形窟室。 窟室四壁平直, 平顶, 宽 380、 高 196、 深 335厘米。 北壁西端开一圆拱形禅龛, 宽 98、 高 130、 深 90 厘米, 仅容一人结跏趺坐于其中。南壁西侧开凿有一排三个均匀分布的圆拱形小龛, 与北壁中部、 西端的甬道入口、 禅龛交错分布, 宽 58、 高 56、 深 44 厘米。 洞窟壁面无涂层, 岩体裸露 (图 7、 图 8)。

5. 柏孜克里克石窟第 47 窟上方洞窟

该窟位于柏孜克里克石窟东南部崖面区段第 47 窟上方崖壁高处, 下方正对僧房窟第 47 [1] 窟, 高出第 47 [1] 窟窟顶约 500 厘米。 原开凿山体通道与第 47 [1] 窟相互连通, 现已残毁不存。 洞窟大部崩塌, 仅存后部, 平面呈纵长方形, 纵券顶, 方向 125° (东南)。

6. 忙得古力石窟第 4 窟

该窟位于忙得古力石窟上层窟群南部崖面高处, 左下方通过垂直山体通道与第 5 窟相互连通, 高出第 5 窟窟顶约 300 厘米 (图 9)。 洞窟实为一敞口大龛, 规模较小, 平面呈横长方形, 洞窟方向 178° (东南), 宽 244、 高 205、 深 164 厘米。 正壁开一圆拱形浅龛, 宽 161、 高 155、 深 85 厘米。 左、 右侧壁规整平滑, 前部崖壁崩毁。 洞窟左侧于山体内开凿一圆形山体垂直通道, 与下方第 5 窟主室窟顶连通。 通道内壁凿出四列对称分布的脚窝, 通道直径 90、 高 300 厘米。 洞窟壁面无涂层, 岩体裸露 (图 10)。 又据德国探险队所摄照片, 此窟北侧崖面原开凿有另外两座与该窟形制相同的洞窟, 三者毗邻成排分布, 现由于山体崩塌, 皆已不存。

本文所述的 6 座 “闭关窟” 开凿时代集中, 形制特征鲜明, 营造规制统一, 呈现出高度一致的设计规划理念, 是流行于麹氏高昌国时期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禅定窟。

(一) 洞窟营造规制高度统一

洞窟类型统一, 较为广泛地分布于火焰山不同河谷的多处石窟寺之中。 吐峪沟西区南部下层石窟寺第 2 窟上方洞窟、 柏孜克里克石窟第 8 窟上方洞窟、 柏孜克里克石窟第 47 窟上方洞窟所在的石窟寺规模极小, 皆只有一处洞窟组合, 各组合中仅有一座僧房窟。 洞窟下方皆与一座僧房窟相互连通, 皆为营建于崖壁高处的长方形洞窟或大龛, 表明这批洞窟流行于同一时期、 集中开凿营建, 并非后期增建补凿, 此类洞窟与其所属的洞窟组合是同时规划设计营建的。

(二) 洞窟高险难达

洞窟皆位于各石窟寺崖壁高处, 两侧及上方皆为自然山体, 高出下方洞窟 5-7 米, 远离寺院主体窟群。 洞窟通过垂直山体通道内壁的脚窝攀爬上下, 下方的僧房窟是出入此类洞窟的唯一通道, 与寺院人众相互隔绝, 孤悬绝壁, 难以通达, 清冷幽静。

(三) 窟内设施简易

洞窟内部皆未配设塑像、 壁画, 壁面未敷抹泥层, 无任何装饰, 山体凿面裸露于外。 窟壁不同位置凿有形制、 大小不同的小龛, 表明其功能存在较大差异, 可能分别用以放置衣物、 饮食器具和油灯等生活用器。 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第 36 窟通道上部横置的粗木椽及其上系绑的绳索不但可借以攀援出入洞窟, 亦可上下吊送食物及其他物品。通道旁侧放置的条形石板可移置封堵通道, 将洞窟封闭隔绝为一处独立密闭的空间。

(四) 集中营建于麹氏高昌国时期

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石窟寺第 36 窟属于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第 28-39、 52-61 窟洞窟组合, 西区南部下层石窟寺第 2 窟上方洞窟属于第 1-5 窟 (吐编) 洞窟组合。 柏孜克里克石窟第 8 窟上方洞窟、 第 10 窟上方洞窟皆属于第 8、 9、 10 窟洞窟组合; 第 47窟上方洞窟属于第 45 [1]、 47 [1] +48 [1]、 49 [1]、 50 [1]、 51 [1] 窟洞窟组合; 忙得古力石窟第 4 窟属于第 2、 3 [1]、 4、 5 窟洞窟组合。 笔者在对高昌石窟进行分期研究时, 已论证上述各处石窟寺的几组洞窟组合营建时代为六世纪至 640 年的麹氏高昌国时期。 因此, 本文所论 “闭关窟” 亦当开凿于此期。

综上, 这批 “闭关窟” 集中营建于麹氏高昌国时期, 是当时寺院僧团日常生活中的必要性洞窟, 承担着特定功能需求, 并被僧徒反复频繁使用。 同时, 洞窟开凿于崖壁高处, 通过脚窝攀爬高峻的垂直山体通道进出, 窟内皆无造像, 只凿出少量简易生活设施, 表明此类洞窟不会被作为僧人日常生活起居的僧房窟。 一旦艰难抵达洞窟后, 会于其中居留相当一段时间, 不会每日上下出入, 亦当不会于其中举行礼忏性仪式活动。 窟室清静幽暗, 饮食用度皆通过山体通道吊送, 不会与寺院中的其他僧人或世俗信众会面或存在过多信息交流, 适于行者长期幽闭修行, 寂然入定, 显现出浓厚的禅修氛围。

五六世纪的禅、 律汉译本中常见僧徒须于闲静处禅修的规定。 如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 卷第二十七 “师子吼菩萨品” 言 “身寂静心不寂静者, 或有比丘坐禅静处, 远离四众, 心常积集贪欲、 瞋、 痴, 是名身寂静心不寂静”。 鸠摩罗什等译 《禅秘要法经》 卷上 “行者若见此事, 当起忏悔。 乞适意食, 调和四大, 极令安隐。 当坐密屋无鸟雀声处”。 卷下 “见此事时, 当于静处, 一心安坐, 勅诸同学, 皆使清净,不令愦闹”, 《禅法要解》 卷上 “取是相已, 至闲静处, 若树下, 若空舍, 以所取相,自观不净”。 佛陀跋陀罗、 法显译 《摩诃僧祇律》 卷第四 “明四波罗夷法之四” 记 “乞食已还, 至彼寂静处安坐, 谓于空地、 山涧、 岩窟、 冢间, 敷草正坐”。 佛陀耶舍、 竺佛念等译 《四分律》 卷第三十四 “受戒揵度之四” 记 “佛言: ‘自今已去, 新受戒比丘, 乐闲静须依止者, 听余处依止, 即日得往还。 若不得, 新受戒比丘乐静处者, 听无依止而住’。” 高昌新发现的 “闭关窟” 与禅、 律经本所言的 “静处” “闲静处” “密屋无鸟雀声处” 情况相合, 应为经本、 碑铭中所言的 “定窟” 类型。

“闭关” 一词最早见于题为龙树菩萨造、 后秦筏提摩多译 《释摩诃衍论》 卷第五 “一者两难闭关门”, 而文意模糊不明, 且此论注疏颇多, 皆释为晚期之作, 或说为新罗僧月忠撰, 或说成于武周时期, 难以为据。 初唐时, 僧传中开始明确出现僧人闭关修行的记载。 道宣 《续高僧传》 卷二十一 “习禅六” 记唐润州牛头沙门法融 (594-657年) “还隐幽栖, 闭关自静, 房宇虚廓, 唯一坐敷”。 其后, 唐至五代、 北宋续有禅师、 律师闭关。 《续高僧传》 卷二十三 “明律下” 记唐箕山寺沙门慧进 “以律假缘求, 非文不合, 因即闭关, 自读八十余遍”。《宋高僧传》 卷第十八 “感通篇” 记唐武陵开元寺慧昭 “闭关自处, 左右无侍童”。《旧五代史》 卷一百二十七 《马裔孙传》 记后周马裔孙 “每闭关养素, 唯事讴吟著述”。 禅僧之中, 北宋善昭 《汾阳善昭禅师语录》 记淳化四年 (993 年) 其师殁, 碌聪等道俗千余人请其主持, “昭闭关高枕。 聪排闼而入, 让之曰: ‘佛法大事, 静退小节。 风穴惧应谶, 忧宗旨坠灭。 幸而有先师, 先师已弃世。 汝有力荷担如来大法者, 今何时, 而欲安眠哉?’” 之后的禅宗文献中大量出现禅僧闭关活动的记述。 虽然 “闭关” 用语及高僧闭关行状至初唐时期才明确出现, 但本文所论洞窟的主要特征与初唐及之后的闭关用窟颇为一致, 原初即可能用以寂心安坐、 深入禅定, 与僧传中高僧闭关活动相类。

目前所知的麹氏高昌国时期的禅定窟包括僧坊窟、 禅龛和 “闭关窟” 三种类型。“闭关窟” 与前两类洞窟在空间位置分布、 洞窟形制、 使用时段、 容纳人数方面皆存在较大差异, 反映出洞窟使用方式上的明显不同。

(一) 空间位置分布

僧坊窟皆与塔庙窟、 佛殿窟及僧房窟形成完整的洞窟组合, 共用前室, 相互毗邻排布, 在造像内容和洞窟功能上相互关联、 补充, 很少单独出现。 禅龛独立开凿于僧房窟周边崖面, 与僧房窟关系紧密。 “闭关窟” 则开凿于石窟寺中远离主体窟群的崖壁高处, 幽僻隐蔽, 难以攀爬进入, 属于独立性极强的一类洞窟。

(二) 洞窟形制

僧坊窟规模较大, 由主室和对称开凿于主室正壁及左、 右壁的多个小室组成。 主室壁面绘制禅修过程中指示禅观内容与次第的禅观壁画。 三壁所开小室体量较小, 仅容一人坐卧其中, 室内壁面凿有放置生活用物的横长方形大龛及圆拱形小灯龛, 部分洞窟小室壁面绘制树下禅僧观想白骨、 膨胀死尸、 半骨半肉死尸和怪兽的不净观壁画。 禅龛规模颇为浅小, 为一简易的敞开空间。 “闭关窟” 则需通过山体垂直通道进入上方窟室, 壁面凿有禅龛和少量放置生活用物的大龛及圆拱形小灯龛, 窟内未配设塑像、 壁画, 壁面未涂刷泥层。

(三) 使用时段与人数

僧坊窟用以接纳每年五、 六、 七三月至山寺结夏安居的城中寺院僧人, 供多位僧徒同时集中修禅, 并具备成套的禅修仪式。 各窟中每一小禅室可供一人栖止禅修, 此类洞窟一般凿有 5 个小室, 有的凿出 7、 8 个小室, 最多者凿出 12 个小室, 可见其最多可同时容纳 5-12 人。 禅龛可从朝向推知, 僧徒应于每日早、 晚时段入龛坐禅, 以避免日光直晒燥热, 难以深入三昧, 禅定冥思。 且各龛仅容 1 人结跏趺坐于其中。 “闭关窟” 则开凿于山体内部, 具有极强的封闭性, 似不会受季节、 气候、 日晒等外界因素的太多限制。 洞窟同次容纳的僧人多寡不一, 并无定数。 柏孜克里克第 10 窟上方洞窟开有两个容一人结跏趺坐的禅龛, 同时又有规模较大的纵长方形窟室, 可同时供 3 位以上僧徒入定修禅。 吐峪沟西区南部下层第 2 窟上方洞窟已于正壁、 左壁凿出两禅龛, 并计划于右壁再开一龛, 表明洞窟已可能同时被 2 人使用。 忙得古力第 4 窟及其北侧则原凿出成排分布的 3 座禅龛, 可供 3 人同时使用。

总之, “闭关窟” 是与僧坊窟、 禅龛极为不同的禅窟类型。 使用僧坊窟的季节性极强, 每次使用时段可达三月之期, 主要为城中寺院僧团提供雨安居期间栖止禅修的场所。 禅龛可供长住石窟寺中的个体僧人每日早晚使用, 各次坐禅时长较为机动灵活。“闭关窟” 的使用时间和时长则不受过多限制, 主要根据禅修者的禅修内容和预期目标而定, 每次进入洞窟长期禅修的僧人数量不定, 入窟修定的僧人应被同寺僧众知晓、 护持、 照料, 并当安排专人哨卫、 提供日常饮食等必要物资。 以此可知, 能够进入 “闭关窟” 长期修行禅定的行者应已具有相当深厚的禅行经验, 或已是寺院僧团中具备相当地位资望、 期待于禅修阶段中取得突进的高僧大德, 非一般比丘、 沙弥所可堪当。

禅窟的形制特征反映出禅修过程中僧人对洞窟的具体使用方式, 不同类型的禅窟指示出僧徒禅法实践过程的差异。 麹氏高昌国时期的这批 “闭关窟” 与僧坊窟和禅龛在形制与功能上存在较大差别, 体现出高昌禅法另一方面的内涵。 同时, 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石窟寺、 西区南部下层石窟寺, 柏孜克里克石窟第 8、 9、 10 窟等各石窟寺或洞窟组合中, 皆同时包含一座僧坊窟和一至两座 “闭关窟”, 表明这两类不同类型的禅定窟被寺院僧众同时使用, 直观地映现出僧团所行禅法的复杂样貌。 不同类型禅定窟的形制差别和组合使用情况既可能反映出同一禅法体系内不同阶段禅修实践方法的不同, 又可能指示出麹氏高昌国禅法的多元构成。 另外, 龟兹石窟寺遗址中亦见与高昌 “闭关窟” 形制特征接近的 11 座洞窟, 包括克孜尔石窟谷内区第 112A、112B、113A 窟, 后山区第 228、229 窟; 托乎拉克艾肯石窟北区东部的 2 座洞窟; 库木吐喇石窟窟群区第 75、76、78 窟; 温巴什石窟的 1 座洞窟。 据 《比丘尼传》 卷四记高昌国仙窟寺高僧法惠初赴龟兹出家, 修学禅律。 后从高昌郎中寺冯尼之劝, 再赴龟兹随金华寺直月悟道, 修习龟兹禅法。 这表明麹氏高昌国时期流行的禅法或与龟兹禅法存在密切关联。 此问题关涉塔里木盆地北缘禅法的体系构成及其与石窟寺谱系的内在关系, 容待他日探赜详究。

附记: 本文洞窟平、剖面图由吐鲁番学研究院舍秀红女士协助绘制, 忙得古力石窟遗址名称拉丁文转写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付马博士完成, 关于佛教闭关的起源与流变过程多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张总研究员赐教, 于此谨致衷心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