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郑相识，是在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期间。此前就听说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后简称浙江考古所）引进了一位海归植物考古博士，但第一次见他，我记得是在田螺山遗址，当时他正在遗址外围探查水田。他比我小，我叫他老郑，是尊重；我在学校工作，他叫我赵老师，也是尊重。从那以后，彼此就这样称呼，一直到现在。

和著名的河姆渡遗址一样，田螺山遗址的大部分被封存在地下饱水环境中，有机物遗存得以很好的保存，是一座极为难得的资料宝库。进入21世纪，中国考古学无论在研究视野还是研究技术上都今非昔比，进入了新境界。所以，田螺山遗址考古项目的主持者孙国平先生联系我，希望借助北京大学的力量和关系，网罗一批相关领域的专家，对遗址埋藏的有机物遗存进行系统采样，进而对所得动植物资料开展全方位研究。在这项综合研究里面，进一步揭示河姆渡文化阶段的稻作农业实态自然就成了重要课题之一，老郑是这方面的专家，又是浙江考古所的研究人员，自然要参与田螺山遗址的研究项目，他的研究成果也自然是要收录进《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之中，而且分量很大。从此，我和老郑就愈发熟络起来。但当老郑要我为他的论文集作序的时候，我却犹豫了。

按照约定俗成的划分，老郑是属科技考古的，我是传统考古的。尽管从学理上讲我不赞同这种划分，但也不得不承认，科技考古和传统考古的确还有些区别。科技考古的专家们大部分时间身穿白大褂，游走在空调房内一堆嗡嗡作响的高精尖仪器设备之间；传统的考古学家更多的是身着作业服，在遗址发掘现场任风吹日晒，最多在头上用一顶草帽遮阳。哪怕只看上一眼，两者的差别也一目了然。不过这些年来，随着学科的发展，在复原、解析古代社会这个共同大目标的号召下，两者正在加速融汇，就像一口热锅里的两块黄油，溶解和融入对方，将来则必然会凝结成一体。但对我这辈人来说，受早年教育的局限，拆掉两者之间的藩篱却谈何容易？隔行如山！所以，对老郑的要求，我一时不知所措。但是，老郑托我为他呕心沥血的著作作序，是对我莫大的信任，一推了之，将辜负老朋友的期待，也断然不可。何况在传统考古和科技考古的融合日益深入的当下，我也不能总是一味回避另一半。所以我硬着头皮把写序的事情答应下来了，同时也权当恶补一下植物考古知识的机会。然后，我花了前后两个来月的时间，把老郑的著作仔细通读了一遍。

书读罢方知，老郑初进学术殿堂，是做蚕桑丝业史研究的。作为江南子弟，又学成在江南学府，选择在江南发展繁荣的丝织业历史为研究方向，乃顺理成章之举。老郑在这方面用力很深，且颇有心得。但正如他说，一连串机缘巧合，仿佛冥冥之中的定数，让他最终开始了史前稻作农业的研究方向。对考古学而言，这个转折实在是个大幸事。从此，我们有了一位大专家。

植物考古是指研究资料为遗址内出土的植物类遗存；农业考古是指研究的问题。两者有很大的重叠，但不完全一致，譬如通过植物遗存也可以研究环境问题，只是它的起点和重点是在史前稻作农业上。从老郑历年发表论文的顺序看，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据我的印象，这之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判研遗址出土的稻米——通常是炭化了的米属——是籼稻还是粳稻以及其栽培驯化程度等问题上，方法是测量米粒大小和长短轴的长度之比，再与能够到手的包括野生稻在内的现代稻米的粒型比较而得出结论。但考古发现炭化米全凭运气，因而这个方法在资料上会大受限制。现代稻米的粒型是史前稻米经过无数次变异而来，中间还可能出现过数不清的进化枝杈，是株大树，不弄清楚大树上那些复杂的分杈分支，而从现代直线连接史前，想想也是有点玄乎的。况且粒型长短和籼稻粳稻并非完全的对应关系。总之，在当时条件下，这是个不得已的办法，不大靠谱。因此，另外一个技术路线，即水稻植硅体或曰植硅石的形态研究得到重视。作为传统的不得已的方法，虽然老郑有时也还把粒型测量当作研究的辅助手段，但他很快就进入了植硅石研究这个当时的前沿领域。

植硅石的化学成分是二氧化硅，大致上和玻璃是同一类东西，因而极其稳定，可以长期保留下来，广泛存在于遗址的土壤中。在不同植物种属乃至不同部位，譬如水稻茎、叶和颖壳等部位的植硅石形态不同。如此，植硅石方法在原理上就大大弥补了粒型研究的种种不足。

在老郑的研究中，约有半数的论文成果主要是借助植硅石分析得来的，足见他对这个方法的重视，而且是个中高手。稍微具体一点说，老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水稻扇形植硅石形态的四个方面：扇形体的大小；其在各方向上的尺寸和比例关系，如扇面和扇柄的比例显示出来的尖度；双乳突形态差异；扇缘鳞片痕（顺便吐槽一下，很多专家把它叫作鳞片纹饰，但一旦用中文讲纹饰这个词，总会给人以人为加工的感觉，而水稻植硅体不像是有主动意识的东西）个数。扇形体大小和鳞片个数与野生稻或栽培稻以及驯化程度有关，其尖度和双峰乳突的特征则和籼稻或粳稻有关。单凭观察测量植硅石形态，在讨论水稻的驯化上仍有不足。为此，老郑又在他的研究中引入了国外学术界当时刚刚开展起来的对稻谷小穗轴的鉴别方法，这个方法的道理在于野生稻是自然脱粒因而小穗轴基盘完整，人工收割强制脱粒导致基盘破损。当然，这些研究皆经过了对样品的数量统计和定量分析。样本的数量统计比较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即如果在一个地层采集的水稻植硅石数量达到一定阈值，就可以成为判断其是否为稻田遗迹的重要标准。这个在日本考古发现的规律被老郑引进，成功地发现了田螺山遗址外围的水田遗迹，不久又发现了茅山遗址80多亩（一亩约为666.67平方米）的稻田。最近，在田螺山遗址附近的施岙地点则发现了更大面积的稻田。运用同样的办法，却一直没有在良渚古城和周边发现稻田。但这个没有发现的发现，某种意义上来讲更为重要。它能够论证良渚古城居民都是些不从事农业的贵族、手工业者、商人等，这是了解良渚古城形成的起因以及居民构成情况的关键证据。在这里还要强调的一点是，上述绝大部分分析样品都是老郑亲自在发掘现场采集而来的，而非坐等别人送样。老郑并不总是穿着白大褂坐在显微镜前，也经常在发掘现场滚一身泥——这才是科技考古工作者应有的形象。

据说稻作农业养活了世界约半数的人口，稻作农业的起源自然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和最重大的研究课题之一。这项研究首先是农学家们开展起来的，陆续有人类学家加入，有影响的如瓦维洛夫主张的印度起源说（1920年），丁颖的华南说（1957年），渡部忠世等的云南-阿萨姆说（1977年）。当河姆渡遗址发现了水稻之后，国内学者基于稻作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的传播携带了稻作农业传播的道理，从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和传播方向上看，认为稻作农业起源于长江-华南（严文明等，1980年）而不可能是传播方向远端的云南，进而，这个观点又修正为长江中下游起源说。这个观点的考古学证据扎实，论证逻辑无懈可击，因此，一经提出，云集响应。不过在当时，稻作农业的长江中下游起源说毕竟还没有完整的证据链，缺少仙人洞和玉蟾岩遗址万年以来到河姆渡文化之间的连续证据，河姆渡文化之后的情况也远不清晰。正是老郑亲自采集来的自上山文化直到良渚文化和广富林文化各阶段的样品，补足了长江下游地区几乎所有空缺环节上的资料，建立起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并且经过对各阶段样本的仔细研究，为我们描绘出长江下游地区农业起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老郑指出，上山文化已经出现了栽培稻，但这个时期的栽培稻仍保留着一定的野生稻性状，可称为原始栽培稻。上山文化的下限年代约为距今8000年。统计发现，在其总计约2000年的延续中，栽培稻与野生稻数量之比逐步增加，从植硅石形态特征如双峰乳突性状和大颗粒植硅石在组分中比例变大等所见的栽培稻驯化程度也不断提高。这些现象皆显示，稻作农业发生在万余年前的长江下游地区！自此以后，人们对驯化稻也即农业的依赖逐渐加深。而对河姆渡稻米的DNA检测分析表明，上山文化以后的栽培稻驯化，总体来说是朝粳稻的方向发展下来了。老郑进一步指出，稻作农业的发展不仅仅表现在栽培稻驯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单项指标上，还表现在农具上——从河姆渡文化的木刀、骨耜到崧泽文化以来出现了全套石质农具；从早期利用地形随形就势地开辟水田到良渚文化晚期修建包括排灌渠道、闸口等一应俱全的、足以媲美现代的大块水田；良渚文化阶段形成了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使得水稻亩产从河姆渡文化阶段的55千克提高到良渚文化晚期的141千克。这个产量居然逼近汉魏时期！如此，老郑为我们复原出一部长江下游地区内容丰满翔实的史前农业历史，也使我们在试图理解良渚文明的产生时，有了一块得以立足的坚实的经济基础。

以上是老郑写了20多篇论文得到的成果。这些论文占了文集收录论文的一半以上，足见他在这个方向上倾注之巨。但这并非老郑学术的全部。他除了早年有关桑植丝业的研究之外，还在一万年以来的环境复原上下了很大功夫，对海平面变化和气候变迁对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稻作农业发展带来的影响有过深刻分析。在和老郑聊天时，我还知道他的思考甚至到了同在江浙的宁绍地区和杭嘉湖地区的环境差异对两地稻作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这样一个微妙的程度。此外，在人类对植物性食物资源的开发上，老郑也没有仅仅局限在水稻一种作物上，对葫芦、甜瓜、桃子乃至葡萄的管理与驯化上，对当时人们在水生植物资源的利用上，都有令人信服的研究。有关这些，请有兴趣的读者自行阅读，我就不再絮叨了。

前两年，听说老郑退休的消息，一时颇感意外。但我后来突然醒悟到，我才是浑然不知老之已至。但我还是替老郑多少感到一些惆怅。退休毕竟是人生从一种状态转入另一种状态，而且是被动的。也为浙江考古所感到遗憾，这么多年下来，老郑早已是浙江考古所科技考古的领军人物了。考古这门学问，尽管研究技术是自然科学的，但在理念上是历史、人文的。做好考古除了要有技术支撑，还要有人文历史知识的积累为底蕴，这其中甚至包括了研究者的个人阅历——正所谓“人老见识广”。所以，在60岁的当打之年退休，对浙江考古所而言，怎么看也是个损失。所幸的是，我又听说，浙江考古所为老郑保留了他从事科研的所有条件，而老郑至今也仍带领着他的团队驰骋在学术的广阔原野上。这让我有了信心和期待，老郑肯定还能为我们做更多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