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前沿与先秦史研究

学术研讨会纪要

2024年6月22至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承办的“考古学前沿与先秦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良乡校区举办。

考古学前沿发现与先秦史综合研究对于中国的考古学、历史学研究与探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探索着中国上古史中的重大历史问题。本次研讨会旨在激发研究者将目光聚焦于考古新发现、先秦史研究的前沿问题，构建一个考古学与历史学交流融合的平台，综合二者学科特点，做出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与敏锐度的研究。

自2024年3月8日发布征稿启事以来，会议共计收到来稿129篇。秉持严格把关稿件质量、遴选优质参会论文的原则，经过对来稿的初审、专家复审、终审等三审环节，最终选入稿件26篇。入选稿件作者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辽宁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等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邯郸市文物保护中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科研机构，包括青年研究人员16人、博士研究生6人、硕士研究生4人。参会论文学科方向多元，包括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夏商周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古文字学等；主题多样，讨论了墓葬、出土遗物、聚落考古、文字考释、文献释读、文本流传、职官制度、思想观念等多领域问题，对新石器及夏商周考古与先秦史研究中的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探索。

参会人员合影

在6月22日早9时开始的研讨会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助理兼历史学院执行院长展龙教授首先代表主办方致辞。他回顾了会议缘起与筹备过程，向各位专家、与会代表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希望各位专家与青年学子能持续关注与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为年轻的历史学院的“科教融合”建设建言献策。他肯定了本次研讨会主题的重要意义，指出充分理解并运用考古材料与文献史料对构建科学的中国上古史、探寻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厚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历史底蕴具有重要作用。

展龙教授致辞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研究员王天艺作为参会代表发言。作为一名先秦考古的青年研究人员，他深感近些年来学科融合的趋势在不断增强。他分享了在个人研究过程中文献史学的学者及他们的研究成果给予自己的启发，呼吁大家开拓学术视野，充分吸收不同学科的长处，推动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

参会代表王天艺副研究员发言

会议的主旨报告及主题研讨共分为三场进行。第一场主旨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博与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博士后、助理研究员曲正清主持。第二场主题研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金秀妍与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博士研究生姬英杰主持。第三场主题研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博士后、助理研究员夏虞南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陈珂尧主持。会议根据主题相关、时代相近、问题相类的原则，将26篇参会论文分成13组，促进不同学科背景的代表对谈讨论。在每小组代表发言、讨论后进行互评与自由讨论。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研究员王天艺汇报的题目为《考古学视野下的“宫”字溯源——兼论“前堂后室”布局理念的形成》。他首先分析甲骨文中“宫”字的构型，认为其表现的是具有前后两室的地面式房屋。参照黄土高原地区发现的史前房址，他认为“宫”字的字形来源与黄土高原地区史前时期流行的吕字形房屋密切相关，是该地区先民在龙山晚期社会复杂化的背景下，仿照大型地面式吕字形房屋的形态而创造的。通过考察吕字形房屋的发展演变过程，他认为中国古代“前堂后室”的建筑布局思想起源于龙山早期的黄土高原，至龙山晚期被同时应用于普通民居和大型高等级礼仪建筑的规划设计中。这一布局思想在此后为周人所继承，成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祁汇报的题目为《西周鸭首形器考论》。他将鸭首形器置于出土背景之中考察功能。从器物组合角度来看，鸭首形器基本都是与酒器群组合使用，这在一些有漆禁的墓葬中表现的最为明显，鸭首形器与酒器一起放在漆禁之上，据此可推测鸭首形器是一种与饮酒礼或祼礼有关器物。至于鸭首形器在相关礼仪活动中的具体用途，尚需要进一步探讨。

邯郸市文物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刘爽汇报了2003年邯郸市复兴区地税厅七座战国墓的发掘资料与初步研究。这批战国墓均为中小型竖穴土坑墓，随葬器物丰富，陶器器型包括鼎、豆、壶、盘、匜、罐、盆、鉴、豆柄壶、甑、盂、碗、盒等，彩绘华丽，初步判断墓葬时代为战国中晚期。这批墓葬既有来自其母体晋文化的因素，也有新生的赵文化因素，器型特征丰富了战国时期赵国墓葬器物的演变序列，为研究赵文化增添了新的实物材料。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周要港汇报了2022～2023年郑州商城塔湾古街西片区商代及唐宋遗存的发掘资料与初步研究。唐宋遗存位于开元寺北门外，发现有人骨埋藏坑、陶窑、水井与道路等遗迹，推测人骨埋藏坑可能为佛寺或政府安葬难民而形成的义冢。早商文化遗存丰富，时代从二里岗下层二期延续至二里岗上层二期，发现有大型夯土基址、人骨祭祀坑、墓葬、窖穴、石板挡水墙、沟渠等重要的遗迹，为郑州商城内城的布局、水系、功能区划、陶器演变序列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汇报的题目为《私家著作与中国上古口述》。他分析了自罗根泽先生提出“私家著作”这一概念以来存在的定义问题，认为现代人认为的私家著作主要指的是作者拥有著作权，囊括了独立性、创造性和有形的表现形式，但是许多战国著作并不十分符合这些特点。战国时代学术从“官”到“私”的过渡，意味着挣脱了宗族的藩篱，学派成为传承学术的依托；战国私家著作的不少因素，比如思想家个人的思想、保存思想的“记注”以及贵族对学术思想的诠释在战国以前就已经存在。固然学术发展存在“口耳之传”到“竹帛之用”的转变，但口述传统在战国私家著作出现前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说明了官学思想与战国私家著作的共通之处。

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坤鹏汇报的题目为《“我征徂西”：由《诗经》及出土资料说周王朝的西土经营》。他认为《诗经·小雅·小明》保存了西周王廷向西方边域地区派遣官员以处理政务的部分历史信息，反映了周王朝在西北地区设有官署并已建立稳定统治。由近出彭阳姚河塬等遗存内涵来看，周王朝势力在西周前期已达泾河、马莲河、清水河上游地区，今宁夏固原、甘肃庆阳等地是周王朝西北疆域所至。该区域正处在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上，是游牧与农耕区的交界地带。在这条界线以内，周王朝对泾水流域族邦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整合，控制着大部分适宜农耕的地区。除王廷势力外，西土之域还活跃着两类势力，一类是自先周时期已臣服于周的土著族邦，另一类是周克商胜利后迁徙而来的殷遗民，这些地方势力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周王朝西土的面貌与形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朱彦臻汇报的题目为《大青山南麓地区史前的聚落与社会》。她通过遗址区域分析、等级-规模分析，借助地理信息系统，考察了大青山南麓地区仰韶与龙山时期人口规模和集聚情况、聚落等级与社会结构、区域社会中心转移、石墙功能、聚落分布与环境变化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她认为，仰韶早中期出现了该地区最早的农业人群，南部的山麓地带始终是人们开发的重点区域，中心应当位于偏西部的五当沟附近；聚落系统呈现出由西向东发展的趋势。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阶段，大青山南麓地区社会发生变化：一方面遗址分布海拔高度降低，另一方面石砌围墙出现。带有石围墙的聚落点更多的承担的是集会与祭祀的功能。这一阶段该地区应当存在3个高等级的中心聚落，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聚落系统呈分散趋势，这与人口高峰期的人口分布较为分散情况相符，可能代表了大青山南麓地区社会发展的特殊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金秀妍汇报的题目为《彩陶纹饰个体特征研究——基于多元统计与卷积神经网络分析》。她以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窑头村三家彩陶作坊为调查对象，测量拍摄三位作坊主所绘彩陶中的圆点类纹饰，通过多元统计分析证实不同陶工绘制的此类纹饰结构、规整程度相异，可反映不同的绘制习惯与技术水平，具备成为个体特征的条件。依据此个体特征，她分别以Fisher判别分析与卷积神经网络分析尝试对生产情况未知的彩陶进行绘制者判别，发现后者的精度更高，区分不同绘制者所绘彩陶的效果更好，可作为陶器生产微观研究的较好途径。

代表汇报（一）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王传龙汇报的题目为《〈左传〉“寤生”史料分析与本义溯源》。他首先考察了古往今来对《左传》“寤生”一词的诸种训释。杜预“寐寤而庄公已生”的注解虽然是官方主流，但在宋代之后遭到了学者们的质疑，他们上溯《史记》《风俗通》《说文解字》等书，提出了“出生时开目”“逆生”“闷绝而复苏”等六种新说，其中主张字形通假的“逆生说”最为当代学者所接受。他认为姜氏曾有“寤梦”之占，郑武公遂以“寤生”为子命名，而占卜的预言不利于姜氏，这才是母子之间长期隔阂的根本原因。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周依雯汇报的题目为《越国“行成于吴”相关史事研究——兼论《国语·吴语》的成书》。《国语·吴语》所载吴越之战及越国“行成于吴”事，韦昭比附《左传》，以为是鲁哀公元年事。她认为《国语·吴语》与其他文献记载皆不同，所载当在鲁哀公八、九年，此事不见于《左传》。《国语·吴语》非左丘明所著，据慈利简《吴语》判断，其成书年代当在战国中期早段。《国语·吴语》多记事、重记言，符合“语”类文献的特征，其叙事目的为“多闻善败以鉴戒”，有“资政”功能。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馆员冯锴汇报的题目为《秦始皇帝陵QLCM1墓主身份蠡测》。他首先简要介绍了秦始皇帝陵QLCM1的发掘情况，接着考察了从春秋至秦代数百年间秦陵的发展历程并结合西汉帝陵及相关墓葬资料，对秦始皇帝陵QLCM1的性质作了初步分析与探讨。他认为该墓墓主级别达到彻侯级别，其性质极有可能是帝国体制下代表新型地缘关系的帝陵陪葬墓。

山东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万佳俊汇报的题目为《黄君子叕组器铭文辨析——兼论几点青铜器辨伪的新方法和新认识》。她认为在黄君子组器铭文中，黄君子叕壶铭、黄君子叕鼎铭和新见黄君子叕簠铭均为伪作。在辨析此组铭文的过程中，她介绍了两种青铜器辨伪方法——“自身对照法”和“逻辑推理法”，并提出了关于青铜器伪制和辨伪的两点新认识：1.在青铜器伪制中，使用块范法、使用垫片伪制青铜器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事情，但此前已出现有意伪造垫片痕迹的现象，目前可确定此现象出现的时间下限为清代晚期；2.通过垫片辨伪青铜器时，勿被垫片痕迹干扰，要通过观察实物、铭文彩色照片或X光射线扫描图等来确定垫片的存在，不可单纯依据拓片。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鄢国盛汇报的题目为《周代命卿制度考论》。他以引簋、左右簋铭文为切入点，考察了西周命卿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与演变情况。他认为西周命卿往往世守一职，如引簋铭文中接替乃祖统帅齐师的引就是典型例证。近年公布的左右簋铭文又显示蔡国冢司工也是周王册命，可见命卿职司的多样，并非如礼书所言“命卿皆军将”。齐是王朝经略东土的军事重镇，蔡是管理淮夷进贡手工业产品的转运中心，王朝在两国设立相应职司的命卿显然是因地制宜之举，反映了王权对诸侯的渗透。春秋王室衰微，周王不能干涉诸侯内政，所谓命卿已经演变成对诸侯上卿的尊称，他们不再听命于王，未必世袭，亦未必掌权。具体到齐、晋两国，又因执政制度之不同而表现出各自的特点。东周礼书有关命卿皆军将、列国皆有命卿的表述，是战国大一统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一种理想化设计，与周代实际情况不符。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刘梦扬汇报的题目为《武王时期周公官职考论》。她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古文字资料，对武王执政时期周公的政治活动进行了勾沉，梳理了周公在武王执政时期的主要活动，并对周公在武王时期所任官职进行考论。周公在武王时期正式开始参与政事，担任卜祝类职官，是武王信重的辅佐之臣。此时段见于史载的主要的政治活动包括陪同武王召开孟津之会、参与牧野之战、牧野之战后参加武王在殷都举行的祭祀仪式等。周公在武王时期所任官职为卜祝类职官可从主持祝祷、进行占卜和后人所任官职几方面证明。周公在周初的政治地位可从当时职官结构来考虑：其在王朝中所任官职为卜祝类，因此负责一系列宗教事务。而其本人又具有理性思想，故能将以“愉神”为中心巫祝仪式转化为以“治人”为中心的周礼。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博士研究生王晨汇报的题目为《舞本事与战国秦汉古史的建构与演进》。他分析了两周时期夏启舞本事书写、施用与古史建构、发展之关系，认为夏启两周古史的建构与演进的背后是前主流古史观在两周转型的具体体现，因启与乐舞等文艺之关系密切，成为了舞本事的生成基础，而舞本事亦成为了梳理和认识古史建构与演进过程的线索。两周三代观转型为四代古史观的过程中，启的正负面形象一直交替出现，但随着禅让说的生息与诸子学术话语权的争夺，启的主流解释权为儒家所占据，圣王形象跃居记忆主流的同时，淫佚乱邦与私窃下用的舞本事也随之消歇。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讲师展翔汇报的题目为《殷商牧官考》。他对“牧”字用为动词、私名、地名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和区别，接着整理讨论甲骨文材料中所记录的牧官的行为，发现牧官涉及到的事类是较为庞杂的，如贡纳、战争、祭祀、田猎、执拿、宴飨、被赏赐等。之后他梳理、总结了牧官名称的结构种类及其数量分布，最后根据所获材料及统计数据综合绘制成能体现牧官所从事过的事类的表格，并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从历时角度看，牧官的地位并不低，且作为外服职官，可与当地部族的领导者共存。牧官拥有有效的与商中央沟通的渠道，在地方拥有自己的武装，后世“州牧”之“牧”被理解为“官长”“管理者”可能是以此为源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彭昊汇报的题目为《洛阳王城东周墓葬青铜兵器的礼制表达与随葬制度》。在数量分析与组合讨论的基础上，他探讨了洛阳王城区域东周墓葬青铜兵器在墓葬情境中的礼制含义表达，以及在空间位置上体现出有关差异化器用意义的相关问题。他认为洛阳王城地区东周时期墓葬中随葬的青铜兵器具备通过组合和数目差异来表达等级的意涵，长兵器和远射兵器在等级上占有较高等次，更为倾向权贵阶层的人群选用；而短兵器在对应小型墓墓主的平民阶层更具有普及度。并且青铜兵器更侧重以组合的方式而非数目的多少来作为礼仪元素的体现，构成同容礼器并行和相互印证的礼制线索。伴随时间推移，东周时期的青铜兵器随葬制度也在变化，这种变化与墓葬对应人群的阶层流动相关，即中型墓对应的“军事新贵”阶层人群扩容，和小型墓对应平民阶层的跃升。在出土的空间情境上，青铜兵器门类下的长兵器、短兵器和远射兵器体现出差异化的位置偏向，是根据现实器用方式在棺椁分隔出的墓葬空间中的有意安置行为。

代表发言（二）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博士研究生姬英杰汇报的题目为《太保簋著录叙研三题》。他梳理了历来对太保簋的各类图像与拓本著录，辨析了器物流传的细节以及几组稀见拓本的来源问题，辨识了相关的钤印文字及其主人，对器物拓片所反映的人物关系也做了疏通，细化了青铜器著录的讨论。

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陈怡青汇报的题目为《殷墟壁龛墓及其相关问题刍议》。她全面梳理了殷墟壁龛墓的发现情况，讨论了其来源与流向问题。殷墟壁龛墓中多见随葬外来文化因素陶器，其来源较为复杂，与豫中、鲁北、冀中等地均有一定联系。壁龛墓分布于多个墓地，与外来文化因素陶器在殷墟的分布特点有相似性，使用壁龛墓的人群可能被有意分散在各个生产生活单元，其在殷墟主要参与手工业生产。在流向上，西周时期的壁龛墓多见于殷遗民墓葬，年代集中于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少见，西周晚期不见，春秋早中期在东夷地区、陇东地区的殷遗民墓中又有少量出现。周人壁龛墓与商系壁龛墓存在一定区别，主要集中于周原、洛邑及晋侯墓地，较之于殷遗民壁龛墓分布范围较小。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陈珂尧汇报的题目为《先秦城址中的“路沟”概念考辨》。他对先秦时期城址研究中的常用的概念“路沟”进行了辨析，认为这一概念存在指代不明的问题，主要有“在壕沟底部的道路”、“道路旁的排水沟”、“壕填平变路”三种不同类型。他认为对于这一遗迹现象需要重新进行界定命名，而不宜笼统都称作“路沟”：对于第一种学界常用的“路沟”概念，或可改称作“沟路”，其性质是“路”，而非“沟”；在后两种中，壕沟与道路已经是两类单独遗迹，已不属于第一类，不宜再冠以“路沟”。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博士后、助理研究员夏虞南汇报的题目为《〈逸周书·尝麦〉“祠大暑”诸祀及篇章性质考论》。她认为《逸周书·尝麦》“箴，太史乃藏之于盟府，以为岁典”一段位置当接续“正刑书”仪式后。根据语词分析“大正”“太史”职司，梳理《尝麦》文本的结构和“正刑书”等仪式环节，她将文本分为“尝麦于太祖”“正刑书”“祠大暑诸祀”三段。西周金文所见“大龠（禴）”和《逸周书·世俘》“禴祭”是“祠大暑”诸祀的仪式来源，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结合礼书和新出文献理解“尝麦于太祖”“祠大暑”等祭祀仪式的时间、内容及内在关系，揭示了《尝麦》的“记事”性质。与“月令”类文献的比较和辨疑可知，《尝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月令”文献，而属理想的“以月系事”的政事模板。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刘逸鑫汇报的题目为《车马坑兵器组合所见晚商、西周马车武备的异同》。他首先梳理了晚商与西周时期车马坑兵器组合的异同情况：殷墟车马坑伴出的常见兵器，一为镞、二为多穿戈，其武备以射兵为主、勾兵为辅；而西周车马坑伴出的常见兵器，一为铜戈，二为铜矛、戟、镞，再次为铜盾等。结合文化背景分析可知，晚商、西周马车武备的差异性是因西周更重视马车冲阵的功能；继承性是因西周早期使用马车的殷遗人群，在转变为隶属于西周政权武装力量同时，保留有部分前朝的使用习惯与埋葬习俗。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苗梦瑶汇报的题目为《东江墓地所见小邾国婚姻问题》。她对东江墓地六座墓葬进行了重新分组与身份再推测，认为在此墓地中存在两组夫妇异穴合葬墓，其中一组夫妇异穴合葬墓涉及了三座墓葬。经过对夫妇墓葬进行分析，她发现夫人墓中的墓葬习俗主要以“夫家俗”为主。结合出土的铜器铭文，她认为春秋时期小邾国存在同姓相媵、世代婚媾的通婚现象。此外，夫人墓葬中亦有自己独特的随葬品特点。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赵梦怡汇报的题目为《叶家山曾伯爵铭“西宫”再议》。结合金文和传世文献，她对“西宫”一词进行梳理，发现“西宫”主要作为宫室和人物出现，且与王室关系密切。她认为在曾国家族内部可能仿照周王室设置了“西宫”一职。结合春秋时期曾大工尹季怡戈中的“西宫”来看，她提出叶家山M107的墓主可能为西宫，其父穆侯为M111的墓主，他们的后世可能延续到了春秋时期。

代表发言（三）

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刘强副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他充分肯定了本次研讨会参会论文的质量与交流的效果，指出跨学科方法的应用与多学科融合是本次研讨会的亮点，也是我们今后共同努力的重要方向。他希望各位代表今后能继续关注与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的科研与教学工作，也欢迎各位代表向历史学院主办的《中国社科大史学》赐稿。

刘强副院长总结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