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张国刚:古代中华文明与西方交往历程
作者:张国刚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5月20日 第5版)
西安出土的具有典型粟特风格的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
古人类学家根据考古化石资料告诉我们,人类祖先来自非洲。他们说,现代人类的先祖在能人和匠人阶段,分别在200万—180万年前、84万—42万年前、8万—7万年前走出非洲(考古纪年相差颇大),进入亚欧陆地。中国古人类学者提出了“连续进化兼及杂交”的学说,认为数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就是今日中国人的直系祖先,这是主线;北京人后裔与其他族群杂交,这是次类。可以说,人类文明与进化,在摇篮时代就表现为彼此之间既坚持自我又相互交往的历史过程。
一、亚欧古老文明逐渐孕育成长
与此同时,古老的华夏文明也按照自己的独特轨迹逐渐孕育成长。可以说,欧洲文明从源头上讲是迁徙移植的文明,中华文明是土著的文明。我们这里所说的历史时期的“中”,总体而言,是以中原地区政权(包括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朝代)的统治区域为主要范围。欧亚大陆西部和北非,围绕着地中海(北面是欧洲、南部是非洲、东部黎凡特地区则是西部亚洲,由这里经过兴都库什山无数宽敞的山口,通向印度河上的南亚平原)构成了一个天然的文明交流平台,它们从整体上构成了对中国而言的西部世界。近代以前规模最为宏大的全球化,其载体正是中国与西部世界之间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古代中国与西部文明的交往,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大体说来,张骞之前为早期中西交往;张骞到郑和主要为中国同中亚、南亚、西亚各国的交往;明朝中后期到18世纪,主要是中国与“泰西”即欧洲国家的交往。
二、早期交往:张骞之前
五帝三王时期,尤其是商周之前,历史真相云山雾罩,为传说与考古时代。河南省安阳殷墟的青铜器和车马坑、四川省三星堆遗址带有西亚特征的文物,都反映了早期中西交流的历史遗存。东周列国时代,秦国、赵国、燕国这几个在边地修筑长城的国家,充当了中西接触的主角。秦穆公开拓西部边界,号称“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为汉武帝后来开通河西走廊打下了坚实基础。赵国越过长城,经由草原之路交通西域,成为西域奢侈品(《史记·赵世家》所谓代马、胡犬、昆山之玉)的集散地。燕国面对的虽然主要是山戎(匈奴的一支)、东胡,但也通过草原之路与西域互相影响。
1983年,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境内巩乃斯河畔发现了一批青铜器,时代定在战国秦汉间(前5—前3世纪),即张骞通西域之前。其中有一尊青铜武士像,头戴希腊式头盔,帽顶像鸡冠一样高耸,屈身下蹲,右腿跪地,左腿曲蹲,左脚尖触地。眼睛凝视远方,双手中空,左手置于膝上,右手置于腿部,原来手中应该握有弓箭或者刀矛之类武器。有学者认为,这就是希腊神话中的阿瑞斯战神。可见,虽然没有官方的行动(当然也不会有官方记载),但是考古学向我们揭示了早期东西方交往的秘密。
三、中古交往:汉唐之后
张骞通西域之后的汉唐中西关系史,推动了中国与西域国家的人员(使节和商人)往来、物产(动植物品种)交流、思想传播。甘肃省敦煌悬泉简里所见具有请柬性质的简中有“小浮屠里”字样,年代在两汉之际,透露并印证了佛教在两汉之际入华的记载。但是,佛教和三夷教在内地的广泛传播与接受,不仅因为西域胡商、胡僧在东西方之间长袖善舞,而且因为西域宗教文明的接受找到了汉唐间政治分裂的空隙。虞弘、史君、安伽墓里的西域艺术与宗教元素,提供了新的考古学证据。
唐与西域方面的交流是对北朝时期中西交流的进一步提升和扩展。入华粟特人的生活方式逐渐深入地融化于华夏。8世纪末,唐朝派出官方使节杨良瑶出使大食(阿拉伯国家),填补了汉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官方往来的一段空白。20世纪末,在印尼海域发现了一艘唐朝时期的商船“黑石”号,装载着运往西亚、北非的中国货物,仅中国瓷器就达到67000多件。出水的文物既包括内地各种瓷器(包括3件完好无损的唐代青花瓷盘),也包括金银器和铜镜。其中一件长沙窑瓷碗上的铭文为唐代宝历二年(826),透露了文物的年代。
汉唐间丝绸之路的交往,以丝绸为主,以陆路为主;宋明间的丝路交往以瓷器为主,以海路为主,此为大要。但是,这一时期另有两个显著成就:一是西辽在中亚地区立国,扩大了中原文化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以致Cathay(契丹)成为西方对于中国的指称;二是陶瓷制造以及指南针、印刷术、火药技术向西部世界传播,引发了世界级别的革命。与同一时期欧亚大陆西部的十字军东征(11—13世纪)相比,宋代中原和沿海地区的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和其他宗教之间和平共处,尤其彰显出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马可·波罗游记》报告了东方见闻,其记载成为激励哥伦布、达·伽马大航海的动力之一。
四、近代早期:与泰西的交往
从万历到乾隆,即晚明至清前期,相当于从1500年代至1800年代,正是西方对外扩张的早期300年,被称为近代早期。就地区而言,这个时期,中国与亚洲国家的交通往来依然频繁,但最具影响力的是中国与欧洲的交往。这一时期,中国在政治关系上是主权独立的,与19世纪中叶以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同;在经济上,中西仍然进行大体自愿的贸易往来。虽然当时中国在经济和科学领域已经逐渐落伍,但西方文明的东渐和中国文化的西传仍保持着大体互惠平等的格局。
16—18世纪,承担中西文化交流使命的主要是耶稣会士,他们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观念,也深刻地影响了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耶稣会士所塑造的整体中国形象,成为这一时期欧洲人认识中国的起点,是欧洲人勾画自己心目中“中国”的基础。
率先入华传教的利玛窦,不仅传播了西方知识,而且试图把《论语》等中国经典介绍给欧洲。他与中国士大夫广结善缘,与明朝科学家、政治家、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天主教名保禄)合作翻译欧洲数学名著《几何原本》,这是西方科学名著首次被译为中文。其后,徐光启与耶稣会士熊三拔合作翻译了《泰西水法》等著作。徐光启的农学名著《农政全书》传承了中国古老农业科技知识的精华,也吸收了一部分西洋科学知识。
在明朝钦天监任职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将当年配合徐光启、李天经编纂的《崇祯历书》献给入主北京的清朝皇帝,受到重用。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络绎入华,康熙甚至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写信,希望能派遣更多传教士来华,传播西学知识。康熙更是身体力行,学习天文仪器制作,学习对数函数、几何代数等知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收藏了一份康熙的学习草稿,装在标有“圣祖算草”字样的封套内。他还成立了“蒙养斋算学馆”,专门给皇家子弟教授科学知识。遗憾的是,罗马教皇派遣使节不断干涉中国信教者对自身文化习惯的坚持,抛弃了利玛窦当年的适应性政策,引起所谓“礼仪之争”,从而葬送了中西交流的热络局面。当然,也由于后来的清朝统治者不能睁眼看世界工业革命的大变局,从而失去了东西交往的宝贵机遇。但是,总体而言,16—18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高潮。
如今,21世纪已走过将近四分之一,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强交流借鉴,求同存异,合作应对错综复杂的挑战,尤其重要。在这里,历史将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data/attachment/portal/202407/08/215432fnz1pnkoagirlaoi.gif)
![](data/attachment/portal/202407/08/215432fc0kjkjsxmxckkxz.jpg)
![](data/attachment/portal/202407/08/215432jkqmydmvququ9mq1.gif)
![](data/attachment/portal/202407/08/215432fnz1pnkoagirlaoi.gif)
![](data/attachment/portal/202407/08/215432tbinpyko9ylybiqh.jpg)
![](data/attachment/portal/202407/08/215432jkqmydmvququ9mq1.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