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青

（清源视野（北京）文化咨询有限公司，北京 100192）

2023年沙特利雅得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同期，举办了第五届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以下简称“管理者论坛”）。来自全球的87位遗产地管理者代表再次站上遗产大会的主席台，宣读由管理者论坛参与者们共同起草的宣言。管理者论坛闭幕晚宴上，国际文化财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资深主任Joseph King在即兴感言中对五届论坛的成功举办表达了衷心祝贺。同时他也提道：在投身世界遗产事业25年历程中，一件最令他遗憾的事就是没有更早地积极推动把遗产地管理者纳入遗产大会，使这个重要的群体成为一个真正被看得到的参与者，与他们在《公约》执行机制中承担的关键角色相匹配。

让工作在一线的遗产地管理者走向台前，发出心声，凸显这个群体在《公约》实施中的关键作用，构建他们与世界遗产委员会之间的对话渠道，确实是管理者论坛开创时就设定的目标之一。如同遗产地本身呈现的多样性，各个遗产地的管理者们也千差万别，有的是政府部门，有的是当地社群，也有受政府委托的私人公司或社会组织，或可将所谓的管理者认定为组织机构，也可以聚焦在其中的领导者和骨干成员。当然也有很多遗产地很难将所谓的遗产地管理者对应到具体的某个人或某些人、某个机构或某些机构。长久以来，遗产地管理者可以说是个相当模糊甚至有些抽象的概念。或许也是因此，如Joseph King感触到的，这个群体在《公约》实施体系中难以被真正“看到”。但确定的是，如果没有这个群体，《公约》就不可能在遗产地得到具体的贯彻落实。

《公约》颁布已逾50年，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地数量已达1 199项。世界遗产在数量上的稳定增长、类型上的不断丰富拓展、与可持续发展之间越来越紧密的关系，都使其不愧被称为全球最成功的国际公约。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一线守护这些弥足珍贵又异常脆弱的遗产资源的是遗产地管理者群体。他们所呵护、管理的全人类最重要的遗产资源的地理空间，仅从可统计的遗产区规模来说，已经趋近400万km2①！可以说，无论是在维护、传承全球遗产资源方面，还是在更广阔的人类社会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框架中，世界遗产地管理者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重要群体。在《公约》实施体系中，这一群体理应得到高度关注，并得到大力支持。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到很多体现出对遗产地管理者给予高度关注的行动事项。

例如世界遗产定期报告，从第二轮定期报告之后建立的中长期评估机制共包括42项关键指标，针对缔约国和针对各个遗产地的2套问卷各占一半（表1）。对遗产地的问卷，旨在帮助遗产地管理者系统地回顾管理成效，总结管理经验，梳理管理需求，制订中长期管理计划。每一轮定期报告的填报过程，遗产地管理者除了完成填报信息的任务，实质上也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能力建设过程。周期性的定期报告，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遗产地管理者的知识、信息迭代，使他们能够与世界遗产领域的发展保持基本的同步状态。

表1 定期报告进行中长期评估的关键指标

再如，随着世界遗产能力建设战略的实施，世界遗产相关的专业培训体系在以往针对特定类型遗产保护专业技能培训的基础上，扩展出一系列旨在帮助遗产地管理者提升综合性管理能力的培训项目。针对文化与自然遗产管理、风险管理、遗产影响评估、提升遗产地管理效力等一批技术指南手册也应运而生，这为全球各地的世界遗产地管理者建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知识和技能系统。这套系统在世界遗产领导力项目（World Heritage Leadership Programme）的推动下，于《公约》定立50周年之际迎来了新一轮理念、方法和工具的更新。其中的核心理念—基于遗产场所的工作路径（heritage place approach），进一步扩展了遗产地管理者的工作视野和责任担当，为遗产地管理者们更综合地应对遗产保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提供了更通用的工作框架（图1）。

图1 世界遗产领导力项目围绕遗产地管理推出的能力建设框架（来源：世界遗产领导力项目组，作者译）

但当我们审视这个举足轻重的群体在《公约》体系更多层面的参与程度时，又会发现遗产地管理者往往是一个被忽视的角色。

作为一年一度世界遗产领域的盛会，世界遗产大会是推动《公约》实施的重要机制。大会的诸多议题都和世界遗产地的保护管理息息相关，特别是占据时长最长的第7（审议已列入项目保护状况）、第8项议题（审议新列入项目）。按照常理，在每年遗产大会的参会人员中遗产地管理者代表应占有相当比例，但从2023年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参会人员的身份分类统计来看[1]，事实并非如此。

在21个委员会代表团的288名参会代表中，只有23名与遗产地者有较明确的相关，占总数的8%。这23名代表共涉及13项世界遗产。其中4名代表与3项第45届大会新列入项目相关，其余19名代表和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项目相关，共涉及10项世界遗产。非委员会成员的缔约国代表团共有696人，可能属于遗产地管理者的有71人，约占10%。其中27人是第45届大会新列入项目的遗产地管理方代表，共涉及12个新列入项目。属于已列入项目官方代表的只有44人，涉及27个项目，其中2个项目处于《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中。在所有缔约国代表团参会成员中，与已列入项目管理方相关的代表约63人，与本届大会新列入项目管理方相关的代表约31人。所有与遗产地管理方相关的代表占缔约国代表团总人数不到10%。

参会人员中，除了缔约国代表团外，还有以观察员身份报名参会的群体。第45届大会有262人以观察员身份参会，约有117人和具体的遗产地相关。其中：83人和本届大会新列入项目相关，共涉及7个项目；还有18人和预计在下一届遗产大会上表决的申报项目相关，共涉及2个项目，这些参会人员虽然和遗产地相关，但很多并非作为遗产地管理者，而是作为和遗产申报筹备、成功列入相关配套活动及会议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和已列入项目相关的参会代表仅有16人，占观察员群体的6%，共涉及6个项目（图2）。

（c）缔约国代表团和观察员总计

图2 世界遗产大会参会人员中遗产地相关代表比例统计（来源：作者自绘）

综上，第45届大会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咨询机构之外的参会代表共计1 246人，其中与已列入遗产地管理者相关的代表约79人，占6.3%，涉及42项世界遗产，包括2项濒危遗产（本届大会共产生262项保护状况报告相关决议，其中与濒危遗产相关决议56项），平均每个项目1.88人；与本届大会新列入遗产地相关代表114人，涉及22个遗产项目（本届大会共列入45个新项目），平均每个项目5.2人。

从人员比例来看，遗产地管理者群体在遗产大会的参与度相当低。值得注意的是，这仅是针对名单的统计，尚未考虑即便参会的遗产地管理者代表往往仅参与与其遗产地直接相关的议题环节这一普遍现象。

在一线担负全球所有遗产地保护管理责任的遗产地管理者，毋庸置疑是《公约》实施体系中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世界遗产体系一直很强调利益相关者参与，并将参与划分为从被告知、参与协商、参与行动、建立合作到被赋权主导等不同程度，鼓励在相关事项中让利益相关者有更深程度的参与（图3）[2]。而用这一框架来考察世界遗产大会的组织模式，显然没有为遗产地管理者的参与设立积极有效的机制。世界遗产大会的组织主要依据世界遗产委员会制定的《议事规则》。《议事规则》对参会人员作出了明确的分类和设定，主要包括委员会代表（团）、咨询机构、应委员会邀请的组织机构或个人以及观察员群体。对委员会代表团随行成员的建议，强调了对文化和自然遗产领域专业性的保障，但并没有提及在遗产地管理方面专业性的需求。在委员会可邀请备询的组织机构或个人方面，以及观察员类型中，也未提及遗产地管理者是否在某些情况下应被邀请或鼓励参会[3]。

图3 作为利益相关者的遗产地管理者在《公约》执行机制中应被赋予的参与权（来源：世界遗产资源手册，作者改绘）

在历届遗产大会上，我们会看到：以桌牌为标识，设为观察员（observers）、非政府组织（NGOs）的参会席位，也会频频看到某项议程结束后的开放环节，一些活跃的NGOs代表举牌发言（图4）。但几乎没有参会代表以遗产地管理者的身份在这些环节发表意见。议程机制上缺乏明确的鼓励引导，没有官方设定的参会席位，或许是导致遗产地管理者群体在世界遗产大会上参与度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图4 遗产大会上NGOs代表举牌发言（来源：作者自摄）

笔者在与一些活跃的欧洲遗产地管理者访谈时发现：他们知道遗产大会上发生的很多事与他们的工作相关，相信了解这些情况会更有助于他们开展在地工作，但就是很难获得参会机会。尽管他们代表团成员在大会上的发言非常积极，也颇具影响力，但代表团的构成正如《议事规则》所建议的，除去官员，主要是相关领域专家，而对于邀请国内遗产地管理者参团相当不积极。大会上的各种信息，也很少传回国内与遗产地管理者共享。对应前面利益相关者参与权的图示来看，即便在这些大会上活跃的缔约国中，遗产地管理者也未必能在基本的知情权层面被充分对待，至于在缔约国层面《公约》执行机制中获得协商、参与、合作，乃至被赋权的参与度，更是难上加难。问题显然不仅是在遗产大会的议事机制层面。

那么在更具纲领性的《操作指南》中，是否有对遗产地管理者这一角色更充分的认定和参与《公约》实施上更积极的角色设定呢？

《操作指南》开篇即设定了该文件的使用对象，也可以理解为参与实施《公约》的主要角色，包括：

这表明，遗产地管理者是遗产地层面实施《公约》的核心角色。但当我们仔细审视《操作指南》，考察遗产地管理者在该文件设定的《公约》各项执行机制中参与的事项、承担的责任、发挥的作用时，会发现一系列尴尬的事实。

首先是《操作指南》对以上各类角色的具体定义和解读。这些内容集中在《操作指南》第一章I-C至I-J，用了35段条文对缔约国、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秘书处、咨询机构、其他组织、合作伙伴、其他公约等角色的具体对象、承担的职责做了相当详尽的解释，但唯独没有对遗产地管理者做出任何定义和解释。

通篇查阅《操作指南》，我们会发现除了开篇提到遗产地管理者之外，在其余的正文和附录中，遗产地管理者仅有6次被提及。和缔约国、委员会、秘书处、咨询机构等《公约》执行“核心”被提及的次数相比，遗产地管理者在《操作指南》建构的执行机制中，是一个非常次要的角色（图5）。

图5 2005—2023年历次版本《操作指南》中各主要角色和遗产地管理者被提及的次数对比（来源：作者自绘）

具体看这6处所呈现的管理者角色：3处是在阐述缔约国职责时作为诸多配合方之一，以一种模式化的方式被提及（第12段、第64段，第117段）；另3处关联实质性工作职责的，也仅是列入遗产名录时配合提供遗产地图（第三章申报时间表）、定期报告填报问卷（第206段），以及申报阶段响应咨询机构专家现场考察时的访谈（附录6）。显然这只是一些零散片段的、被动性的次要职责，与遗产地管理者实际担负的责任、参与的事项和发挥的作用和价值极不相称。

而当我们把遗产地管理者和其他“次要”角色做一对比，则会发现更为尴尬的事实。利益相关方和当地社区，这2类角色在2005年版《操作指南》中被提及的次数和遗产地管理者相近，但随着5C战略对社区参与的关注、以人为中心的保护理念的推广，这2类角色显然在《操作指南》近10年的改版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丰富，呈现出动态的发展变化（图6）。

图6 2005—2023年历次版本《操作指南》中遗产地管理者和利益相关方、当地社区被提及的次数对比（来源：作者自绘）

以当地社区为例，在2023年最新版本的《操作指南》中共出现18次。与2005年版本的变化反映在以下6个段落：

（1）2005年版本中附录3中的内容被纳入正文第47段；

（2）在第111段被明确为有效管理体系共同要素的组成部分；

（3）在第117段被补充为缔约国在对遗产地实施有效管理时重要的合作伙伴；

（4）在第214bis段被强调应作为遗产地教育和能力建设项目的受益对象；

（5）在第215段被强调作为掌握传统和本土知识的群体应在遗产研究中成为被关注的对象；

（6）在第239段被作为世界遗产委员会决策国际援助中被考量的对象，并在相应的附录8中的“预期成果”和“指标”中被提及3次。

可见，对当地社区这一角色来说，虽然被提及次数仍不算多，但这些变化确实契合了当地社区的身份特征，也触及这个角色在《公约》执行机制中最应被关切的要点，反映出《操作指南》为该角色更好地纳入《公约》实施体系所作的积极努力。

但很遗憾，这些变化至今仍未发生在遗产地管理者身上。《操作指南》各版本文本表达出对遗产地管理者角色的认知相当固化，也相对片面和碎片化。在整体机制的建构中，《操作指南》缺乏对遗产地管理者角色的系统性考量，也未表现出对推动这一角色发挥重要作用的积极态度。

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第一次让遗产地管理者这个群体走上了遗产大会的前台。首届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创办于2017年在波兰克拉科夫举办的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 由ICCROM和波兰国家遗产局联合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遗产领导力项目组共同组织。设立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的最初目的，一方面是为全球世界遗产地管理者提供一个更为系统化的能力建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弥合《公约》执行中决策机制和具体执行者之间的脱节现象。因此从首届论坛开始就确立了论坛组织上的2个关键模式（图7）。

（a）第二届

（b）第五届

图7 第二届和第五届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代表在遗产大会上宣读宣言（来源：作者自摄）

一个关键模式是为论坛参与者提供了解、观察遗产大会的机会。一般情况下，论坛日期安排上会比遗产大会提前数日，并延续到遗产大会审议保护状况议程，以便在论坛讨论《公约》的理念、执行机制等内容后，可以组织论坛参与者旁听委员会对遗产地做出决议的讨论过程，帮助他们理解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基本原则、《操作指南》的各项要求是如何被应用并落实到具体案例中的。在论坛参与者的邀请中，会尽量选择当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将被讨论审议其保护状况报告的遗产地管理者参加。这一方式在提升论坛参与者积极性的同时，也可能为论坛带来更真切的分享研讨案例。往届遗产大会对于论坛成员到会旁听，并未给予特别关注，仅是允许论坛成员选择会上空余位置入座。在第45届大会期间，通过沟通，经大会主席首肯，第一次为遗产地管理者划出了一块位置相当靠近主席台的临时区域。但由于没能事先准备，来不及制作官方桌签，因此第45届大会上出现了由旁听代表手写的“遗产地管理者”桌签（图8）。尽管不那么正式，但这是遗产地管理者在遗产大会上第一次拥有的临时席位。

注：此照片被“我们是世界遗产地管理者”国际论坛选为海报和手册主题图片。

图8 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管理者论坛临时席位上论坛成员手写的桌签（来源：作者自摄）

另一个关键模式是在论坛成果的输出方面，每届论坛都会形成一份聚焦当届论坛主题的《世界遗产地管理者宣言》。每份宣言的产生都是在论坛过程中由参与者集思广益，聚焦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能够达成的共同目标和可行路径，包括集体期待、经参与者起草、论坛组织者润色加工完成的。回顾五届论坛的宣言，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个群体对遗产地管理者定义的反思，对其在《公约》执行机制中角色的理解，从一线视角对世界遗产发展现状、趋势、问题和需求的判断，当然还有因使命感而发出的呼吁。最后该宣言由论坛参会代表在遗产大会上向委员会和全体与会者郑重宣读。这一形式颇具仪式感，历届论坛参与者都非常珍视这个机会。

但有了历届宣言的积累，新的论坛参与者自然就会关注以往的呼吁是否得到反馈，相关的状况是否得到改善。这其中关于如何切实建立管理者与世界遗产委员会之间更为有效的沟通机制，如何响应遗产地管理者的迫切需求，为他们提供更有效的支持等话题，已然快变成每届宣言的老生常谈。而到目前为止，宣读宣言只是论坛成果的一种展示方式，并不会被作为大会文件被记录在案，大会议程中也没有要求或邀请委员会对此作出回应、评论，没有任何相关的互动环节。经历若干次之后，这个机制似乎正在变成一个言者有心、听者无意的仪式表演。虽然在议程安排上已经形成惯例，也似乎给了遗产地管理者登台亮相的高光机会，但这种形式上的走向前台，和真正成为遗产大会的参与者，乃至《公约》实施机制中积极、主动的角色，还有很明显的距离。

新的变化正在从另外的层面发生。遗产地管理者论坛正是促成这一新变化的重要原因。到第五届论坛为止，参与代表接近400人，覆盖的遗产地数量达到204项，其中不少遗产地有多位代表先后参加过论坛。因此，论坛正在将散布全球的一线管理者凝聚为一个群体、一个网络。这其中不乏在参与论坛之后持续保持活跃的遗产地和管理者代表，更有以论坛成员、论坛资源人（resource people）多次参与论坛的管理者。与论坛的策划组织者一起，这些网络中的活跃成员将前后论坛代表们的所思所想串联起来，逐渐构建起这个群体的集体记忆和共同意识，引导他们在《公约》的运行体系中追寻自己的角色和使命。

首届“我们是遗产地管理者”国际论坛（“We Are Site Managers”International Symposium）是上述变化中一个重要事件。该论坛于2024年3月1—5日在马来西亚槟城举办，来自37个国家的160名代表参会，其中主要是曾经的或现任的遗产地管理者（图9）。

图9 首届“我们是遗产地管理者”国际论坛代表合影（来源：“我们是遗产地管理者”国际论坛组委会）

与配套世界遗产大会的遗产地管理者论坛不同，这一论坛是由遗产地管理者群体自发组织筹备办的，带有很强去中心化性质的同业者论坛。尽管该论坛也邀请了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三大咨询机构等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但他们仅是论坛的参与者，主导者全部是一线遗产地管理者。

通过访谈笔者了解到，这一论坛的原初概念，来源于同期参加第二届世界遗产管理者论坛的几位管理者代表。她们受到第一届管理者论坛的鼓舞，报名参加了第二届论坛，在论坛中引发了当届论坛对遗产地管理者角色的反思和深入讨论，并在宣言中从“守护者”和“沟通者”2个角度阐释了遗产地管理者的主要使命[5]。在那届论坛之后，她们在社交媒体上建立了一个名为“我们是世界遗产地管理者”的群。之后，她们的多位同事、合作伙伴也都先后参加了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并在交流中形成更多的共同话语和明晰的共同愿景。在疫情之后第一个可以线下举办的第五届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期间，以不同身份参会的志同道合者开始共同策划这次活动，经过半年的准备终于促成2024年3月论坛的盛况。在本届论坛发布的宣言草案中，开诚布公地提道：“我们承认，这些意见是在历届世界遗产管理者论坛（2017年克拉科夫、2018年麦纳麦、2019年巴库、2021年福州/线上和2023年利雅得）和其他‘世界遗产领导力’活动中逐步形成的。”

首届论坛的目标是通过遗产地管理者的实践经验分享，增进对遗产地管理者职能、挑战和需求的理解。具体包括：

（1）界定遗产地管理者在UNESCO世界遗产体系中的职责、使命和贡献。

（2）起草《乔治城宣言》，通过在世界遗产管理过程中实行包容性、基于社区的路径，推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3）由遗产地管理者分享日常工作及从中获得的启发，包括关于遗产的保护利用、教育传播、创新实践和应对重大威胁的新见解。

（4）围绕世界遗产管理过程中对遗产地管理者的认知和认可，加强遗产地管理者与国际和国家层面利益相关方的交流，推动遗产地层面实际问题的解决。

（5）提高国际上对遗产地管理者作为保护世界遗产一线人员的认识，推动将遗产地管理者的经验尽早纳入UNESCO世界遗产中心及其咨询机构和关键决策者的能力建设培训、世界遗产管理导则或手册及相关项目工作中。

（6）为遗产地管理者在UNESCO及其咨询机构中，建立在国际和地方层面更具包容性、支撑性、实践性和整体性的体系，促进保护管理世界遗产和保护OUV的职责有效落实。

（7）建立遗产地管理者网络[6]。

经过5天17个议程的分享讨论，应该说首届论坛获得了圆满的成功，起草的《乔治城宣言》也经过与会代表的多轮修改讨论，交由参会代表向全球同行发布征集意见稿。

这份宣言汇聚了参会者对遗产地管理者角色和使命的共同认知：“遗产地管理者满怀激情地工作，使世界遗产在为当代和后世树立保存、保护和守护世界杰出遗产地的最佳实践上发挥引领作用。遗产地管理者是国际和地方之间的关键纽带：他们在世界遗产地工作，并为世界遗产奔走呼吁。他们脚踏实地的工作，履行缔约国保存、保护和传承遗产的承诺，并确保遗产有助于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宣言也重申了遗产地管理者的挑战和机遇，特别是影响遗产地管理者有效履职的一系列关键问题：“注意到遗产地管理者往往在不直接参与世界遗产系统决策过程的环境中工作，资源匮乏，机会有限，遗产地管理者的声音无人理会，缺失和/或缺乏让遗产地管理者有效工作的机制。因此，我们呼吁即刻采取行动，解决关于全球各地世界遗产地管理者的职责和有效履职的问题。”

宣言中提出了一系列行动倡议，包括：

（1）在国际体系中正式承认遗产地管理者的使命、作用和职能，在相关活动和事项中为其赋予恰当的身份，使其能真正参与到国际事务中；

（2）尽可能早地在遗产地管理体系中为遗产地管理者有效履职提供必要的管理机制建设框架和相应的资源保障；

（3）鉴于一线遗产地管理者群体具有的丰富经验和可能在诸多方面提出的真知灼见，恳请《公约》执行机制切实关注和回应遗产地管理者群体的声音和关切；

（4）全面考量遗产地管理者岗位所需具备的能力，推动更为广泛、深入的能力建设；

（5）呼吁建立一个透明、包容、持续更新的世界遗产地管理者全球网络，增进全球同行的分享与合作，带动整个群体支持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决议和行动计划，推动自下而上的领导过程。

记得论坛筹备阶段，策划者们曾坦言，不确定这样的自下而上的活动能否引发同行的共鸣，一度忐忑于论坛最终能达成的规模和影响力。而今，从论坛的成效来看，获得了相当广泛的响应和支持。虽然是遗产地管理者为主角的论坛，但也吸引了大量的教科文组织二类中心、高校教席、各类国际组织、基金会代表参会。论坛尚未结束，已经有印度尼西亚的遗产地踊跃提出承办下一届论坛。“ 我们是遗产地管理者”国际论坛的成功举办，意味着这个群体其实已经有能力搭建属于自己的平台，这个平台将带动更多遗产地管理者从个体凝聚为一个越来越具有集体意识的群体。

随着《世界遗产名录》的增长、世界遗产理念与保护管理模式的发展，遗产地管理者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群体，在现实的《公约》执行体系中起着基础且关键的作用，其角色的重要性在很多方面得到广泛认同、关注和支持。但在《操作指南》所构建的《公约》执行体系中，遗产地管理者的角色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且相关表述长期固化。这与其他角色在《操作指南》历次版本中得到越来越丰富表达的境况形成鲜明的反差，更与当前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理念、模式的更新发展趋势极不相称。

除了提供优质的能力建设平台，遗产地管理者论坛也一直致力于将遗产地管理者推向前台。让遗产地管理者真正成为《公约》执行机制中的参与者，在管理者群体与世界遗产委员会之间构建起积极有效的沟通渠道，这些使命对于世界遗产管理者论坛来说仍然任重道远。因管理者论坛而在全球遗产地管理者之间搭建的网络，由此在这一群体中强化的共识和集体意识，已经开始推动他们从去中心化的、自下而上的方式行动起来。这一趋势或将对未来《公约》执行机制带来深远的影响。

鉴于上述发展趋势，笔者认为至少有2项建议值得国际组织参考。

一是在《公约》实施的《操作指南》层面，有必要对当前文本中呈现的地管理者的角色进行系统的分析评估，弥补当前版本内容与现实发展状况的差距，相关建议包括但不限于：

（1）在《操作指南》第一章各《公约》主要参与执行方的定义和角色阐述部分，补充遗产地管理者条目，肯定其重要作用，设定关键职责；

（2）在《操作指南》其他章节中，结合遗产地管理者担当的实际工作，在相关事项中补充遗产地管理者扮演的具体角色和承担的任务，需要发挥的积极作用，而不总是以配角或被动的角色出现在各种《公约》执行机制的描述中；

（3）梳理《操作指南》建构的执行机制对国际组织和缔约国提出的治理层面的各项要求，更好地帮助遗产地管理者在国际和国家层面获得充分的认可和授权，得到体制上的支持、充足的资源，获得及时的信息和数据，支持他们充分地履行职责。

二是有必要对世界遗产大会《议事规则》进行评估，探讨在何种情况下，遗产地管理者应以个体，或作为群体，参与到遗产大会的议程中来。不仅作为大会议事的知情者，而是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方获得必要、恰当的参与权。

最后，对于中国来说，笔者也有2个方面的建议：一方面，中国拥有庞大的遗产地管理者群体，作为缔约国中的遗产大国，应该为提升遗产地管理者在《公约》实施体系中的参与度作出积极的努力，在相关机制的完善中贡献中国智慧，更好地为遗产地管理者履行职责提供所需的支持，在相关的国际行动中贡献中国力量；另一方面，如何让越来越多的中国遗产地管理者站上国际舞台，以一个高水准的群体而不是零星个体，展现出中国全面的遗产地管理经验和智慧，切实提升中国在这一趋势中的参与度乃至领导力，可能是比保障遗产数量稳步增长更艰巨的挑战，更需要着眼未来的筹划、久久为功的努力。

① 根据世界遗产中心官网数据，截至2023年，除去缺乏数据的117项外，可统计的1 082项世界遗产遗产区总面积为3 815 952.507 km2。

WEI Qing

（ConserVision Cultural Consulting Co., Ltd. ，Beijing 100192，China）

编辑：赵桠菏

审核：杨砾、孙陆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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