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米家崖遗址是1923年春由瑞典学者安特生发现的，这应该是中国最初发现的少数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故凡研习、讲述中国考古史或陕西考古史者均要提到米家崖遗址。然而80多年以来，除了因修建陇海铁路穿越遗址区发现部分遗物和几次地表调查外，米家崖遗址的地层书页从未被科学地翻开（发掘）过，因而对该遗址的内涵所知甚少，也就无从评价其科学研究的价值。

200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配合城市建设中对米家崖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获得了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据此出版了《西安米家崖：新石器时代遗址2004～2006年考古发掘报告》。2010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为配合城市建设，再次对米家崖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其间，我受工地负责人柴怡女士之邀，曾到发掘现场参观。炎热的天气，简陋的条件，考古队员们争分夺秒地抢救文物的场景，至今仍不时地浮现在眼前，令我感动不已。由于是抢救性发掘，不用说发掘过程中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许多工作不尽如人意。尽管如此，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仍尽最大可能，抢救回不少弥足珍贵的考古资料。

近日，发掘报告编写工作负责人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张翔宇先生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朱君孝先生寄来了本次考古发掘报告《西安米家崖》的稿件，并力邀我为本次发掘报告写个序，心中颇感惶恐。一是，退休几年已基本封笔，不写学术类的文章，对学术动态掌握不多，更不便评价；二是，近年视力日渐衰退，视物不清，难以动笔写作。但二位先生的盛情实在推却不过，只好再读《西安米家崖》后，勉为其难写几点感想吧！

首先，自米家崖遗址发现的80多年来，多次受到城市发展基本建设“蚕食”，幸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的专家们两次戮力抢救，才挽回了部分损失，故获得的考古资料尤显珍贵。本次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的发掘，将米家崖遗址分为四个发掘区，计划分区编写多部发掘报告。相信这批考古发掘报告编成后，将是米家崖遗址最为详尽的一批研究资料。自2012年以来，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合作整理这批考古发掘资料，历经十年认真、细致的梳理，目前Ⅰ区的发掘报告已完稿，即将付梓出版。因而米家崖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是双方互利合作的结晶。更令人感到欣慰的是， 米家崖遗址或已无存，但这些遗址发掘资料却随着考古报告的编辑出版而永存。

其次，远古人类活动遗留下的遗存，原本就是零散的、破碎的和不系统的，每次考古发掘获得的资料也只能是当时人类活动遗留的一部分。故从本次发掘获得的资料看，虽然与 2004～2006 年发掘所知的文化内涵基本一致，但也是学术界对米家崖遗址的再一次了解。换言之，只有对若干次发掘资料的进行详细考察，才能较为全面地了解米家崖遗址并评估其学术意义。特别是米家崖遗址包含着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时代的遗存，对于研究渭水流域史前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从刊布的资料看，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中的喇叭口篮纹钝尖尖底瓶，应是仰韶文化最晚阶段的尖底瓶形式，同龙山时代案板三期文化中的喇叭口篮纹小平底瓶的形态有一定的关联，对探索二者的演变乃至文化间的承袭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而龙山时代正处于文明起源的前夜，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任何考古发现，都对探索文明起源的问题有着重要意义。本次发掘获得的客省庄文化的遗存较为丰富，考古学家们可从这些破碎陶器、石器和房屋建筑等反映的先民们生业、技术、社会组织信息，探索史前社会的变化及向文明演进历程。因而米家崖遗址报告的出版将为文明起源的探索提供新资料。

再次，米家崖遗址发掘资料的整理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对相关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和研究的过程。由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有效合作，大量考古类研究生乃至本科生积极参与，也在考古人才的培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考古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而在考古类人才培养过程中，考古调查、发掘与资料整理，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的环节，测量、摄影、绘图等也是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经过考古实践及相关技能训练的学生，不可能成为合格的考古类人才，也很难从事考古领域的工作。十年来，陕西师范大学文物考古方面的许多学生们，在校内外导师的指导下，参与了米家崖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从陶片的拼对黏结、器形的辨识统计，各类器物和遗迹图的绘制和描述，相关遗物残留物的检测分析等，一步步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认识了考古学，也学会了应用考古资料进行相关的研究。这次出版的Ⅰ区考古发掘报告的专题研究部分刊发了一些学生的研究论文，内容涉及西安米家崖遗址客省庄文化遗存研究、陶器的制作工艺和残留物分析、石器的微痕观察与功能探究、石器的淀粉粒观察与先民们的生业研究、骨器的研究与制作实验等。这些成果十分鲜明地体现了院校合作特色，开创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与陕西师范大学合作培养考古学高级专门人才的新机制与模式，实在是一举多得的好事。但也毋庸讳言，这个实践过程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如果学生们能从考古发掘就开始参与，直到完成发掘资料的整理那就更好了。

最后，现代考古学的根基在于田野考古，甚至可以说，没有田野考古就没有现代考古学。而田野考古发掘、出土资料的整理与发掘报告的编写过程，又是一个连续的、不间断地探索与认识古文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各个环节紧密相关，只有把握好每个环节的质量，才能保证最终成果的质量。从考古学史的角度看，我国的田野考古工作，正是在历代学人不断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在传统田野考古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增加现代科学技术的含量而不断进步的。只有在这样的田野考古工作基础上，才能编写出更为科学、具有更多的学术信息与价值的考古发掘报告。此外，人才培养质量也成为整个考古学界关注的事，而实践证明，相关考古学研究院所与高校考古类专业合作，增强田野考古实践环节的培训，是一个十分有效的途径。本次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与陕西师范大学的合作就一个教学科研双赢的典型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