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理》是中国史学会历史地理研究会同仁为推进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而编集的一部专题文集。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空间状况的学科，兼具历史性和地理性，但总的来说，其历史性体现得更为强烈，也更为全面；同时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同历史学的联系也更多，更密切。

编集出版《中国历史地理》，就是基于这一客观情况，期望推动历史地理学研究更深、更好地结合相关历史要素，同时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历史学者积极关注历史进程中的空间要素。除了刊布专业历史地理学者的论文之外，我们也热切希望各方面学者结合各自的学科内容，撰写触及空间要素的论文，同专业的历史地理学者相互交流。

衷心希望《中国历史地理》系列文集能够得到更多文史学者的关注，恳切请求大家赐稿支持。

1.辛德勇：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地域观念与中国历史地理的一个重要原点

顾颉刚先生正是在创建“古史辨”学派、建立“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过程中，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是由于顾颉刚先生在这一过程中还提出了著名的“古史中地域的扩张”学说。

1934年，顾颉刚先生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古史中地域的扩张》一文，明确阐述了这一学说。这种“古史中地域的扩张”学说，一方面它本身乃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核心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是我们今天从事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原点”——也就是最基本的出发点。

具体地讲，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地域扩张学说，可以概括为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他认为在我们今天可以确认的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秦汉以前各个中原政权实际控制的地域，即从所谓夏朝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秦代，是一个由小到大逐渐递增拓展的过程，而不是自古以来就控制着像秦汉时期那样的广袤地域。第二个方面，是他认为传世古史体系当中中原政权所控制的地域呈现出背离实际地理状况的虚幻“扩张”。

为阐述上述观念，无可避免地展开了对上古地理状况的探讨。以此为契机，顾颉刚先生发起组建了禹贡学会，创办了学会学术刊物《禹贡半月刊》。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的研究工作，虽然在研究方法上还是沿承着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学的轨辙，但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所聚集的一批研究中国疆域沿革的青年学者，却为在中国建立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积蓄人才，奠定了出发的基础——后来创立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几位代表性学者，如侯仁之、史念海、谭其骧诸位先生，都是在这一时期从顾颉刚先生的门下聚集到禹贡学会中来的。

由侯仁之先生、史念海先生和谭其骧先生等学者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逐渐建立起来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对象的区域性上，同现代地理的研究并无二致。不过二者相较历史地理学也自有其特别之处，这个特别之处就是它所研究的时段是人类历史时期；更确切地说，是人对于自然环境有了较强利用、改变乃至再造的能力之后的地理问题。这样一来，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在这里需要先稍加说明的是，“中国历史地理学”一语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可以有两重不同的解读：一重是在中国进行研究的历史地理学，另一重是研究中国这个特定区域的历史地理学。我们现在谈的，是后一重涵义，而中国作为一个地理区域，在人类活动因素这一方面，并不是自古以来就一成不变的；这样的人类活动的区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演化的，其中绝大多数地理要素在其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往往都会涉及它的生成地点和传播扩散的路径、范围以及边缘界限等问题。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中国上古历史的核心地域，自然也成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出发的“原点”。

2.唐晓峰：乾隆皇帝与北京城的“正午经涂”

清朝乾隆皇帝在位60年，在北京地区“敕建”过不少项目，对帝都地区的景观大有贡献，它们不少都保留到今天，是我们珍视的历史文化遗产。一般以为，清代在北京的建设功夫主要用在郊区，在城区则没有什么有整体影响的东西。这是相对明朝而言。而细致考察，至少乾隆皇帝在京城中心部位所做的几件事情还是具有整体意义的，这个整体意义是从城市景观的角度来讲的。传统北京城的景观是一个整体系统，这个系统由引领核心、结构关系、解读思想构成。乾隆帝所为，就是在引领核心这一项上采取了精致的措施，而这些措施又都是依托结构关系和解读思想的。这几项措施是：重建寿皇殿、建景山五亭、城南疏渠、天桥立碑。

重修寿皇殿、建景山五亭、正阳桥疏渠，这几项由乾隆皇帝本人推动的事情，是北京城中轴线上最后的大型皇家工程，在北京城的规划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乾隆帝在城市线性中心的建设上是主动的，对其意义的理解是自觉的。今天所称的北京城市中轴线，乃是虚实合一的产物，子午方位是思想性的、观念性的，而建筑系列则是这种思想在实物景观中的体现。

3.周雯：汉碑的产生与地域分布研究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知道，石碑，特别是墓碑在东汉时期的出现，并且广泛地传播，是有着深刻的技术和社会背景的。对比东汉时期画像石的分布，就可以看出，有些地区虽然盛产石料，也有刻石的技术，留下了数量众多的画像石墓，但是却没有多少石碑。

石刻最早出现的秦地、赵地，也就是东汉时期的三辅地区和冀州刺史部，虽然石刻存续，不绝如缕，但是并没有如鲁中南、洛阳附近以及巴蜀地区那样，发展成为石碑分布最为核心，也最为集中的区域。秦地，也就是三辅地区，从西汉以来，就是经济发达地区，但是到东汉安帝、顺帝时期，凉州爆发羌人起义，三辅地区遭遇战争的袭击。此后，和羌人之间的冲突一直未有停止，如桓帝延熹四年，“零吾复与先零及上郡沈氐、牢姐诸种并力寇并、凉及三辅。”“永康元年，东羌、岸尾等，胁同种连寇三辅”。连年的战乱，对三辅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蔡邕作《樊陵颂》记云：“前汉户五万，口有十七万，王莽后十不存一。永初元年，羌戎作虐。至光和，领户不盈四千。园陵蕃卫粢盛之供，百役出焉。民用匮乏，不堪其事。”在战乱的影响下，刚好错过了石碑发展的高峰时期，民生凋敝，石碑当然很难普及。

河北地区，即东汉时期冀州刺史部，相较于整个黄淮海平原地区，从西汉以来农业经济就相对比较落后，东汉时人陈琳作《武库赋》《应机论》，受到张纮赏识，陈琳答曰：“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闲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故使仆受此过差之谭，非其实也。今景兴在此，足下与子布在彼，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曹魏时人卢毓作《冀州论》，云：“冀州，天下之上国也。尚书何平叔、邓玄茂谓其土产无珍，人生质朴。上古以来。无应仁贤之例。异徐、雍、豫诸州也。”冀州的经济及文化水平落后的情况可见一斑。

石碑分布的地区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且文化也要发达。卢云在其著作《汉晋文化地理》一书中，通过统计《后汉书》所见士人、五经博士以及三公九卿的籍贯的地域分布，总结出东汉时期文化发达的地区，有以下四个。第一个是东起琅邪、东海，西到河南、南阳，北达河内，南及淮河的豫兖青徐司地区。第二个是三辅地区。第三个是吴郡与会稽郡北部的山会平原一带的吴会地区。第四个是指蜀郡、广汉、犍为一带的蜀地。这四个东汉时期文化发达的地区，虽然与前述石碑分布的六个主要地区并不是完全一致，但也大体重合。

东汉时期石碑出现最早，最为核心的地区，就是今天曲阜到济宁一带的鲁西南地区，当地从春秋战国时期以来，就是文化发达地区。班固评价鲁地为：“其民有圣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言近正也。”并云：“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

前文已经论及，石碑的兴起和发展，与儒家的礼仪制度特别是丧葬礼仪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而制礼作乐，本是儒家所擅长的职事。当年刘邦初登大位时，叔孙通进奏称“愿征鲁主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经高祖允准后，“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西入长安，为汉朝制定了并演练了开国的典礼。上文也谈到，叔孙通降附刘邦的时候，本来就带着“儒生弟子百余人”，现在还要特地从鲁国故地征集儒生为汉廷制定礼仪制度，足见鲁国直接承自孔子的儒学传统，最为深厚，因而这一地区不仅是东汉石碑最早的发源地，同时这一地区及其临近地带，也是东汉时期最为重要的石碑集中分布区域。

东汉以来，随着都城由长安迁至洛阳，以首都为中心，附近的颍川、汝南、南阳一带，文化迅速发展。这一地区，有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修造了很多水利设施，农业发达，人口密集，都是修造石碑的经济基础。另外，士族的分布，在南阳、颍川、汝南这一带，也最为密集。东汉时期，地方官在当地兴办郡学，推广教化，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汉末人王粲评价大儒郑玄的文化地位，有“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的说法，即世人“咸言先儒多阙”而“郑氏道备”。所谓“伊雒以东，淮汉以北”，正是本文所说“洛阳附近地区”这一石碑集中分布区域，而且石碑在这一地区出现的时间也很早。时人以此区域为背景来反衬郑玄经学水平高出于当时所有人之上很多，正说明这一地区文化水平之高在全国独占鳌头，大量石碑集中分布在这一区域，充分显示出石碑作为一种文化地理要素与其他区域文化背景的契合。

巴蜀地区，到了东汉，除了蜀郡所在的成都平原，广汉属国和犍为属国也得以发展。《水经注》云：“益州旧以蜀郡、广汉、犍为为三蜀，土地沃美，人士隽乂，一州称望。”新莽到东汉初年，公孙述盘踞蜀地，时值天下大乱，大量士人为躲避战乱，逃往蜀地。《后汉书》记载：“蜀地肥饶，兵力精强，远方士庶多往归之。”东汉时期，蜀地经济富庶，文化发达，故《华阳国志》夸赞道：“降及建武以后，爰迄灵、献，文化弥纯，道德弥臻。”又举述东汉时蜀地名人，赞叹曰：“自时厥后，龙宗有鳞，凤集有翼，搢绅邵右之畴比肩而进，世载其美。是以四方述作，有志者莫不仰其高风，范其遗则，擅名八区，为世师表矣。其忠臣孝子、列士贞女，不胜咏述，虽鲁之咏洙泗，齐之礼稷下，未足尚也。故汉征八士，蜀有四焉。”

这段话正反映了巴蜀地区的汉碑所显示出的文化现象，蜀地颂德、颂扬孝道的碑刻犹多。

另外，东汉时期的广汉郡，因为处于川陕交通的要道，是人员、物资往来的必经之路，纵观石碑的分布，可以看到沿着交通线展开的趋势。

吴会地区，即吴郡与会稽宁绍平原以北的地区，根据卢云的分析，在西汉时期，吴越地区包括淮南和吴会地区，两地的文化都十分发达，特别是西汉晚期，淮南地区所出的公卿、士人都很多，但是东汉时期却衰落了，卢云认为是西汉时期促进淮南地方文化发展的政治因素消失了的结果。而吴会地区的文化，却在东汉时期得到长足的发展。究其原因，应该是新莽时期，北方战乱，导致大批士人流亡至此。如《后汉书》记载南阳宛人任延：“更始元年，以延为大司马属，拜会稽都尉。时年十九，迎官惊其壮。及到，静泊无为，唯先遣馈礼祠延陵季子。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

而且吴会地区，学风浓厚。《后汉书•张霸传》记载张霸“举孝廉光禄主事，稍迁，永元中为会稽太守，表用郡人处士顾奉、公孙松等。奉后为颍川太守，松为司隶校尉，并有名称。其余有业行者，皆见擢用。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由此可以了解，吴会地区士人辈出的景象。

到东汉后期，地方官员在地方兴办郡国学，地方上兴办私学的风气也大盛，这些都推动了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在边远地区，如凉州、并州，以及广大南方地区，在地方官员的推动下，兴建学官，推广儒学，文化趋于同一，地域文化的特色逐渐减弱。

明了这一情况，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到东汉末年石碑不仅仅是在五个核心区域，而是在全国广泛分布的文化背景。

4.钮海燕：高山景行，无问西东——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钮仲勋先生

1957年，钮仲勋先生考上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他不仅是该所招收的第一位研究生，也是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先生1949年后指导的首位研究生。因钮仲勋的指导老师远在上海，中国科学院决定他的学业可以由北京大学的教授侯仁之先生代管。就这样，钮仲勋得到了历史地理学界两位顶级大师的精心培养。当年他所在的学生宿舍在中关村北区（现在为科源社区）的一栋20世纪50年代落成的筒子楼里，穿过楼区外的小胡同，便是北京大学东门，于是北大图书馆便成了他那些年最喜欢的去处。这个时期，他阅读了北大图书馆许多馆藏的古籍和善本，在增长学问的同时也开阔了眼界。他的研究生一读就是五年，直到1962年才毕业，获得硕士学位。

在刚开始读研究生课程时，侯仁之与谭其骧两位先生共同给钮仲勋开了一个书单。这份书单把书目分成精读、浏览两个部分，两位先生对书籍版本有严格的要求。例如，谭先生要求《读史方舆纪要》先浏览前九卷，之后要求精读到每一个省，对这部书的版本不做要求，一般的平装书也可以；而读《山海经》则要求用郝懿行的笺疏本。侯先生也要求他读《水经注》，要求精读书中的每一条水道。钮仲勋先生晚年回忆起他第一次去拜见侯仁之先生的情景，侯先生问他有没有《水经注》，是什么版本？钮仲勋说有一部“戴震本”。侯先生说这个本子不好，要读“王先谦合校本”。钮仲勋从侯先生家里出来后，立即坐车去隆福寺旧书店，花了五块钱买了一部王先谦合校本《水经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是我国古代历史地理名著，在中国科学文化发展史上的影响巨大，历代许多学者专门对它进行研究，形成一门“郦学”。关于《水经注》的版本有许多种，钮仲勋先生都有过研究，他认为各种本子因水道而异，不好说哪个版本是最完善的。把几个版本的《水经注》做比较研究，是很有趣的一件事。而当年谭先生和侯先生对版本的严格要求，奠定了钮仲勋在版本学和文献学等方面的坚实基础。

在中国科学院地理所读研究生期间，经人介绍，钮仲勋先生认识了在北京市电信局工作的刘素贤女士，刘女士是北京人，有着京城女孩的开朗率真，深得钮仲勋的喜爱。1960年，两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同事们的簇拥下举行了简单而喜庆的婚礼。父母去世十年后，钮仲勋先生在北京终于有了他梦寐以求的温暖之家。当年，他们的新房在崇文门花市北河漕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这个院子分为前院、中院和后院，是岳母程桂生的房产。岳母生于1898年，虽然是个缠过小脚的老太太，但却知书达礼，慈祥厚道，她对钮仲勋这个姑爷格外关照，把他当成亲生儿子一般。1962年，钮仲勋夫妇的大女儿出生；1964年，因单位分房他们搬到了中关村居住；1965年，二女儿出生。这几年是钮仲勋先生最幸福的时期，既有初为人夫、为人父的欣慰，也有学术文章大量发表的成就感。从1959年到1965年，钮仲勋先生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30多篇文章，这一期时他的代表作品有：《东汉末年及三国时代人口的迁徙》《历史时期山西西部的农牧开发》《芍陂水利的历史研究》等。他在历史地理研究的希望田野上努力地耕耘着，也全力守护着他视为珍宝的小家庭，而这幸福的家庭就像一只小小的船，将不可避免地融入时代大潮的惊涛骇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