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12年第3期

于建军

新疆目前发现的最早以粟类作物制作的食物，是一种小米饼，见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1978年在哈密市考古调查时发现的五堡墓地，出土较多，长约20厘米，厚3～4厘米；由于粉碎不好，饼内卵圆形小米颗粒清晰可见。[1]1991年又发掘了2座五堡墓地的墓葬，对墓葬出土的农作物做了检测，鉴定结果是：除穗子较短外，发现的古代谷子与现代普遍栽培的农家品种特征基本相似，属于同一种Setariaitalica(L) Beauv。古今谷子多数特征相同，哈密五堡墓地发现的谷子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品种。[2]

1989年发掘的且末县扎洪鲁克墓地，出土了6块小圆饼，似为粟米粉加工烤制，其大小略有差异，直径约6厘米，厚约25厘米，另有7只形如圆柱条的面食。[3]1999年发掘的艾斯克霞尔墓地也发现了与五堡墓地相似的粟类作物制作的长方形面饼。[4]吐鲁番苏贝希墓地、洋海墓地，和静察吾呼墓地，和硕新塔拉遗址，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均出土有粟类作物。[5]2002～2005年发掘的小河墓地，发现了较多的粟类作物，出土的黍与中国黍有着较近的关系，很可能有着共同的祖先。[6]

我们注意到，多数用粟类作物制作的食物均是经过烧烤的饼状食物，《礼记·礼运第九》中记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蕢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其中“燔黍捭豚”的记载与这些食物的制作非常符合，多数虽经烧烤或者类似方法做成，但仍可以看到粮食作物的颗粒。这些食物都放置在死者上半身附近。一些墓葬和遗址中还发现有经粗加工脱壳后的颗粒，并有极少的谷穗、植株。[7]在每一处发现有粟类作物的古墓地中，出土粟类作物的墓葬占少数，这表明，粟类作物在当时并没有作为主要食物出现在食物结构中，而是一种珍贵难得的补充食物。

多数出土粟类作物的墓葬，都拥有比其他墓葬更丰富的陪葬品，似乎表明当时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才有资格享用粟类作物制成的珍贵食物，这说明粟类作物当时还没有成为普遍的、大众的食物。在当时的食物结构中，肉食还是主要的。对新疆史前时期古人头骨的牙齿磨损情况以及人骨微量元素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古墓沟的人骨微量元素分析表明，当时人们食物结构中，肉食为主，植物类食物为辅，[8]巴里坤县黑沟梁墓地出土人骨的食性分析，也有类似的结论。[9]

至今为止，新疆做过粟类作物检验分析并公开发表的是哈密五堡墓地152号古墓中发现的谷穗和小河墓地发现的黍。对比研究表明，哈密五堡墓地发现的谷子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品种。检测报告说，出土的谷穗较短，这是否与保存状况有关？或者就是本身的原生状态？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分析在新疆发现的出土粟类作物的史前遗存可以看出，即使是早期的绿洲，牧业经济仍然占有主要的地位，农业的收获对于生计系统还只是起到丰富食物结构的作用。在这些遗存里，拥有那些包括粟类作物制成的食物在内的人们，生活资源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都来自于牧业经济。我们通过墓葬的发现，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他们生活中的吃穿情况，几乎每一座墓葬的主人头部附近或者上半身侧，都会发现动物骨骼（多为羊骨，当时随葬的应该是经过加工的羊肉）；在已经成为干尸的死者身上，没有一件衣服不跟牧业经济相关，皮衣、皮裤以及其他一些毛织物做成的衣服，如哈密五堡墓地、艾斯克霞尔墓地、吐鲁番洋海墓地、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小河墓地等；有些墓葬中还有加工非常精细的其他皮革制品以及成套的皮革加工工具（如哈密艾斯克霞尔墓地M1）出土。而在这些遗存中，出土的农具很少，可以确定的有哈密五堡墓地中发现的木耜（一些资料中称为木锨）、三角状掘土器（疑为木耒），以及整套的可能是加工粮食作物的工具：石磨盘、石磨棒和置于石磨盘下承接粮食作物颗粒的簸箕。[10]多数遗存中，发现有石磨盘、石磨棒，但如果仅有石磨盘、石磨棒，尚不能就此断定存在着农业的生产活动，因为石磨盘、石磨棒还可以加工草籽，而不仅仅是加工粮食作物的工具[11]。除在五堡墓地发现有系列的农具之外，在古墓沟墓地也出土过一些木制的生产工具，有经过加工的比较尖锐的双叉形工具。[12]

一些遗存中虽然发现有一定数量的陶器，但从大量的田野发掘成果以及区域调查的情况看，陶器似乎并不是证明农业生产活动存在及其规模大小的主要证据。

新疆史前考古发现中的粟类作物，在当时食物结构中占有的份额较少，属于次要的地位。产量少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粟类作物作为当时一种珍稀的美味，丰富了人们的食物种类，因此作为一种珍贵的陪葬品出现在少数墓葬中。在这种情况下，粟类作物栽培的规模不会很大。

目前公认粟类作物起源于中国黄土高原及北方一些地区，并且早在新石器时代开始向周边地区传播，由东向西经阿拉伯、小亚细亚、俄国、奥地利，传播到整个欧洲，瑞士湖滨居地出土的古粟，就是在新石器时代由中国传播过去的；[13]向东传播到朝鲜，朝鲜的黄海北道凤山郡智塔里遗址出土的陶罐中曾发现过炭化粟粒，[14]公元前后传到日本，日本属弥生时代文化静岗县登吕遗址，曾发现粟类作物的遗迹。[15]

新疆发现有粟类作物史前遗存的时间多集中在距今约4000年到3000年之间，比最早发现粟类作物的秦安大地湾遗址晚近4000年；[16]与距离新疆最东部哈密相近的、距今约4000年的甘肃西部玉门火烧沟遗址时间相当，而周边其他地区，有粟类作物的年代都不与此接近。由此可以推断，可能在距今4000年左右，粟类作物传播到新疆境内。这个时间和近年来地球气候演变的研究恰好吻合。公元前2000年左右，全球气候变得干冷，传统的农业区由于自身发展到一个较高的阶段，对当地环境的利用已经接近饱和。此时，因不断原始耕作而逐渐恶化的环境，由于气候变迁也促使沙漠化的步伐加快，从而促使传统农业区中接近饱和的人口开始迁徙，较早驯化并栽培粟类作物地区的人口更是如此。有一部分从事农业的古人，因此加入到牧业经济为主的人群当中。同时，关于粟类作物比较全面系统的知识和栽培技术也传播到牧业经济为主的人群当中，使粟类作物得到了较为迅速的传播，其影响面也得到较大的拓展。实际上，亚欧大陆上早期的牧业经济为主的人群，在进入游牧阶段之后，大多都小规模地种植过粟类作物，与这一时期的变化正好对应。

多年研究表明，处于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与甘肃西部地区在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中存在着频繁的交往。河西走廊通道的相对通畅，以及陇西与新疆东部地理单元的相对整体性，使粟类作物可能在距今约4000年到3000年之间进入今天的哈密地区，及至沿天山南麓不连续分布的绿洲蛙跳式传播至更远的西域腹地。近年对新疆东部与陇西等地早期考古学文化关系的研究探讨较多，多数学者共同发现，哈密早期的林雅墓地（即哈密市天山北路墓地）、焉布拉克墓地、五堡墓地出土的陶器中，有一大部分的器型、彩陶纹饰表现出了与四坝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中陶器的一致性，有些陶器从纹饰到器型完全一样，如双耳彩陶罐、彩陶豆、长颈腹耳壶、单耳陶杯等。[17]其中卡约文化的影响比较明显，与哈密焉布拉克文化体系关系紧密。卡约文化各类遗存在齐家文化之后，已逐渐进入某种形式的牧业经济生活，农业则成为辅助的生计手段。其中部分人群因为所处环境还会倚重农业，但多数人群既会在四周山峦环绕的盆地或河谷台地上种植以粟类作物为主的粮食作物，同时也在附近山区随季节变化放牧、狩猎、采集。这一时期存在着生态变化的一般趋势——农业活动及定居的遗迹日益减少，陶器制作越来越粗糙。[18]公元前2000年的气候干冷化，加快了这种变化，促使人群开始较大规模的迁徙。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数量的人群进入哈密，并且西进到更远的地域。

综合多年对新疆早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成果来看，距今4000年左右是研究新疆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关键阶段。无论从青铜器冶炼技术起源、传播和发展上，还是从制陶业看，距今4000年的新疆与周边地区之间文化交往进入一个频繁时期，相互影响的程度也因此更加浓重。起源于西亚的小麦可能也在这一时期更广泛地流传到更为广阔的地域，可能在马家窑文化时期或者更晚的时期已经传入我国的渭河流域。

一种粮食作物的传播，其携带的文化信息含量是任何一种冶炼技术或者其他生产技术的流传无法相比的，因为它的传播除包含一种或者若干种生产技术的传播外，还携带着天文、气候、水文等相关知识的流传，携带着生产、加工此种粮食作物工具的传播，同时携带着围绕祈求粮食作物丰产仪式的传播，甚至携带着粮食作物名称的语言的传播，它的传播必然会改变接纳地人群的生活，使接受并耕种它的人群不得不更加仔细地观察四季、气候、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不得不按照所掌握的知识制定相应的生活纪律，并严格遵守。天文、历法、算术、符号、文字的发明无不由于粮食作物而引发。人类只有种植粮食、定居以后，才能产生出更高的文化。[19]

关于粮食作物传播的研究，有人提出粮食作物可以通过鸟载等自然方式进行传播的，而不必一定要经过人群之间的交流发生。事实上，鸟载这种偶然的传播，发生的几率非常小，并且即使传播完成后，植物种子必须在合适的环境中，得到人工的帮助才能成功生长、成熟。也就是说，鸟类偶然地将吃进肚里还没有来得及消化的植物种子转移到另一处，恰好落到合适其生长的环境中，而且又恰好不被其他动物吃掉，或者被风刮走，还要恰好有充足的水来浇灌，才能够得以生长，这还不够，还要正好被当地人认识，这样成功的几率能有多少呢？以这样的推测来说明一种粮食作物的传播，显然不是科学的。

粟类作物一经驯化定型便能迅速得到传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们能适应各种生态条件，特别耐旱。其叶面蒸发量小，在生育期能经济地利用水分，比其他粮食作物需水量少得多。粟类作物在苗期耗水量仅占生育期的61‰，这时如遇严重干旱，叶子常常纵卷，甚至呈假死状态，以减少水分消耗，根部却往下深扎，一有水分，便很快恢复生长，不致影响产量；对土壤要求也不严格，沙土、粘土、碱土均能适应，即使高山陡坡的瘠薄地里仍能获得一定收成。古代新疆的气候以及天山南麓的土壤，正具备适合粟类作物生长的自然条件。

以粟类作物为线索，纵贯新疆史前考古的研究，可以有更多的收获，粟类作物在史前新疆的传播，应该被看作是文化传播并且相互影响的主要脉络。我们综合观察这些发现了粟类作物的遗存，明显看到这些遗存在当地史前考古学文化研究中担当着骨架的作用。哈密地区发现的五堡墓地、艾斯克霞尔墓地沿着古老的白杨河分布，与上游的焉布拉克墓地成为哈密焉布拉克文化的代表，成为贯穿哈密盆地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的主要线索，并影响到天山北部的巴里坤、伊吾；其他的诸如和静察吾呼墓地，和硕新塔拉遗址，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小河墓地，阿克苏地区喀拉墩遗址等遗存也是如此，各自形成一个小的文化区域，这些又经过相互作用，逐渐形成更大的文化区域。由哈密到吐鲁番再到库尔勒，再到阿克苏，加上罗布泊周边地区，这些正是古往今来交通最为频繁的区域，也是新疆天山南部史前考古学文化最发达的区域。粟类作物的研究，结合罗布泊盆地周边史前考古学文化中陶器、金属器和体质人类学及其相关研究，对于正确认识这一区域乃至于新疆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演变，将有着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