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以第74、78窟为代表的麦积山早期洞窟年代上限可以到十六国晚期，下限在北魏洛阳时代之前。这些早期洞窟与河西石窟连为一体，可统称为“大凉州石窟”，其来源近为新疆，远则中亚乃至印度。“大凉州石窟”并无鲜明统一特征，而以各地各具特色为主，其形成背景在于各地对东来佛教艺术的自由吸收和发挥，这与十六国时期的历史特性相符。与以往认识不同， ...

摘要：以第74、78窟为代表的麦积山早期洞窟年代上限可以到十六国晚期，下限在北魏洛阳时代之前。这些早期洞窟与河西石窟连为一体，可统称为“大凉州石窟”，其来源近为新疆，远则中亚乃至印度。“大凉州石窟”并无鲜明统一特征，而以各地各具特色为主，其形成背景在于各地对东来佛教艺术的自由吸收和发挥，这与十六国时期的历史特性相符。与以往认识不同，本文认为麦积山早期洞窟影响了云冈石窟。包括麦积山早期洞窟在内的“大凉州石窟”曾影响到云冈，但不限于云冈，这个认识对于理解东部地区石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麦积山早期洞窟的时代上限问题

以第74、78窟为代表，麦积山石窟存在一批面貌相似的洞窟如第76、80、100、128、115、169等，这些洞窟属于麦积山早期洞窟，关于它们的时代上限意见纷纭，下限为北魏迁洛前后则多无异议。其年代下限的明确性，可以第23窟为例来说明。其造像服饰既有典型犍陀罗或秣菟罗式，也有褒衣博带式[1]（图一）。后者习见于龙门，也见于迁洛前不久营造的云冈第5、6窟，这就将第23窟的年代指向了北魏迁洛前后。还有一批洞窟的造像服饰为褒衣博带、秀骨清像式，与龙门和南朝石窟几无差别，其年代都在北魏迁洛之后，这就可将第23窟等洞窟的年代限定于迁洛前后[2]。

图一　麦积山第23窟

麦积山早期洞窟的时代上限可早到十六国晚期，这比多数学者的意见要早得多，所以很有必要加以辩证。这些早期洞窟以三壁三佛为主；正壁主尊两侧上方有小龛，其中多为思维状菩萨；主尊袈裟多为偏衫或通肩式，衣纹细密是突出特点；菩萨身体瘦削，衣服紧贴身体，腿部轮廓毕露。多数学者认为其年代属于北魏时期。宿白先生曾高度评价北魏前期在首都平城营造的云冈石窟，认为云冈石窟具有模式意义，对其他东方石窟产生了巨大影响[3]。由此不少学者寻找麦积山石窟与云冈石窟的相似性，并找到了两处石窟之间的若干相似点，进而认为麦积山石窟的年代在云冈之后，即绝对年代属于北魏时期。在宏观方面，《麦积山石窟北朝洞窟分期研究》一文进行了详尽的年代学研究，认为在麦积山最早洞窟的绝对年代属于北魏时期，且晚至云冈二期之后，“……从460年后至6世纪初，云冈作为东方石窟模式的地点，是当之无愧的……麦积山一期洞窟（引者注：即包括第74、78窟等在内的一批洞窟）当受到云冈二期洞窟开凿的影响。根据第78窟凹字形坛基右侧正面所绘上下两排男性供养人衣着与形象判断和供养人旁边‘仇池镇’题记，可以将年代卡在486年以前。由以上推测，麦积山一期洞窟的上限应当在云冈二期洞窟开凿以后，也就是471年以后至486年之前。”[4]在细节方面，有学者认为：“（第74、78窟）佛像多为水波纹发髻，脸庞浑圆，眼睛略大，直鼻薄唇，身体浑厚，身着袒右式大衣，右肩有偏衫，下垂于肘下后上搭左臂，并留有大衣的衣边，衣纹细密，且有分叉。菩萨像头束髻，发辫长披于肩，面相与佛像相同，戴穗状耳珰，上身斜披络腋，身体健壮。佛与菩萨的特点与云冈昙曜五窟相比确有许多相同之处。”下文接着说，那么是否意味着能够早于云冈石窟的开凿呢？回答是否定性的。仇池镇设立于446年之后，正值太武帝灭佛，因此“麦积山这组最早的洞窟亦约与云冈石窟的开凿年代（460年）大体相同或稍后，下限不晚于太和十二年。”[5]这个年代判断的尺度比前一项研究要放宽，但第74、78窟等曾遭大火，“仇池镇”题记和壁画为新绘新题的说法不被考虑。第74、78窟佛像菩萨像与云冈昙曜五窟的相似，潜意识中被作为同时或晚于云冈的证据了。因此，这还是“云冈模式”在无形之中发挥作用。既然与昙曜五窟有不少相似点，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云冈昙曜五窟很可能受到麦积山石窟的影响？

由上，以往对麦积山早期洞窟年代的讨论专注于两方面：一是第74、78窟为代表的麦积山早期洞窟在年代方面的自证，特别是“仇池镇”题记、火烧痕迹等；二是与云冈的关系，并且几乎不设前提地认定与云冈有关。这两个取向自然具有重要价值，但年代虽不能充分自证却已由学者们的对立看法所显明；只讨论麦积山与云冈的关系就只能得到非此即彼的认识，其狭隘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首都决定论和石窟内部封闭式传播都是需要论证而不是天然能成立的。我们有必要从以往的思维套路中走出来，既放宽考察的视野，也考虑对历史背景和材料解释的各种可能性。幸运的是，中国石窟寺田野考古工作近年来取得了较大进展，提供了一些新材料。又，石窟寺与地面寺院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我们不将自己限制在石窟寺的范畴内进行讨论，那么一些早年发现的寺院材料也就很值得参考了。结合二者就能够看出，麦积山早期洞窟与天水以西石窟关系的密切程度要大于云冈，在历史背景上关中对云冈产生影响更顺理成章，而云冈对外产生影响较多的、可信的证据要到北魏迁洛以后，之前只有零星的发现。下面依次加以简要说明，前人涉及较多的话题非必要不多重复。

二、麦积山早期洞窟与西部佛教艺术关系密切

首先，佛像头部特征。第74、78窟佛造像体现出强烈的犍陀罗造像特征，在国内与第74、78窟佛首[6]（图二，1）很接近的是于阗热瓦克佛寺遗址出土佛首[7]（图二，2、3）和炳灵寺第169窟中的泥塑佛像[8]（图二，4）。这些佛首的基本特征是头与身体相比不那么大，脸部虽称不上瘦削，但也不丰满，而且下巴部分是尖圆状，这些特点迥别于云冈昙曜五窟大佛为代表的北魏佛像——国字形方脸、头大身短是最突出之处[9]（图二，5）。第74、78窟佛首保存有明显的犍陀罗造像特征，并没有受到东方人种体质特征的影响。昙曜五窟大佛首与大同北魏墓出土陶俑头部十分相似，已经吸收了很多蒙古人种特点，包括头大身短的比例关系。因此，第74、78窟佛首的特点不可能是从云冈学来的。

图二　佛像头部特征对比

其次，正壁主尊侧上方小龛。邓健吾指出，“第74、78窟等一系列早期窟，在上部开两个小龛的构成，同犍陀罗萨夫利巴劳鲁出土的佛三尊像等石雕的构成近似，这说明麦积山石窟的早期佛教美术，在思想内容以及形式上，同犍陀罗有很深的关系。可是，它们在像容上又强烈地表现出中印度秣菟罗地方的样式。凡此种种，显示出佛教东传的时间和所经路线之复杂性。”[10]佛尊像容是否属于强烈的秣菟罗特点可以再讨论。第74、78等窟的构成和像容体现的都是犍陀罗地区乃至更远的中印度特点，而与云冈昙曜五窟佛像的东方化特点差距较大。如果将菩萨、弟子等形象也考虑进来，第74、78窟与异域的亲近关系要更清楚。第74、78窟那种斜披络腋、大裙紧贴腿部而将腿部轮廓清晰地显露出来的菩萨与昙曜五窟菩萨截然不同，后者菩萨的面相、身形都与佛像相似，菩萨大裙只是松松地围住下半身。昙曜五窟的佛像、菩萨像、弟子像三者之中，只有弟子像可以一眼看出鲜明的异族特点，这以云冈第18窟的弟子像最为显著[11]（图三）。这种对比，将昙曜五窟佛像和菩萨像的鲜卑即蒙古人种特点凸显出来，也将与麦积山第74、78窟的差异倍加凸显。因此，暂且不论麦积山第74、78窟与昙曜五窟的相对早晚，虽然二者异域因素都很鲜明，但昙曜五窟中经过中国式改造的因素要比麦积山第74、78窟多，而且是造像中最主要的佛像和菩萨像。如果云冈影响到麦积山，就应如云冈影响到龙门石窟一样，最先产生影响的就应该是最主要的因素，而不是一些散点状的细节部分。

图三　云冈第18窟异域弟子形象

再次，佛衣穿法。属于所谓的偏衫式，王云谓之半偏袒式袈裟：右胸部分袒露，右肩和右肘基本都为袈裟所覆盖。参照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王云指出这承袭的是犍陀罗、阿富汗地区4—5世纪的传统，并赞同富歇、马歇尔等先贤的认识，即这类袈裟起源于希腊、罗马的希玛纯—半偏袒式长袍。王云还补充了更早的材料，强化了起源于希腊、罗马之说的可信度[12]。第74、78窟袈裟将肩部与肘部包裹得更多，与犍陀罗、阿富汗地区实际上就是与希腊、罗马本来样式的关系更近。这与佛首的犍陀罗，也就是希腊、罗马特征更显著相一致。这些特点在地域上与西方关系很纯粹，因而不必经由受到东方因素改造的云冈传来。

最后，佛像和菩萨像服饰特征。这是最能将麦积山早期洞窟与云冈直接区别开的因素。佛像身着密集衣纹袈裟，类似的样式见于于阗热瓦克佛寺出土佛像和吐峪沟石窟壁画[13]（图四）。热瓦克佛寺出土塑像中有一批衣纹特别细密的佛像，其中有些立姿佛像的右腿微屈；有些佛像衣纹虽不细密，但背光中是倾斜放射状的小佛像。这些都是典型的域外造像特点，与于阗所在地区能够直接得到或原汁原味地反映域外造像特点有关。密集衣纹佛像以壁画形式还见于吐鲁番吐峪沟石窟。热瓦克佛寺包含多个年代的佛像，斯坦因认为，佛寺始建于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上述密集衣纹佛像属于或略晚于这个时期。吐峪沟密集衣纹佛像所属石窟的年代一般认为属于五世纪中期之后。两处佛迹年代有早晚，可能存在自西向东传播情况。菩萨服饰以紧裹腿部的大裙为特色，如前述。热瓦克佛寺出土佛像基本为立姿，充分地表现了袈裟与身体接触的凸起凹陷情况，这些佛像服饰属于秣菟罗式，而印度本土恰好有很多密集衣纹的秣菟罗式造像，如著名的迦腻色伽三年菩萨像（图五）。这种造像与犍陀罗式造像区别很大，犍陀罗厚重袈裟不可能形成如此细密的衣纹。吐峪沟密集衣纹佛像是壁画形式，麦积山第74、78窟等佛像是坐姿，在表现袈裟的凹凸起伏方面不如热瓦克佛寺，但准热瓦克佛寺佛像的情况，吐峪沟和麦积山佛像服饰都属于秣菟罗式无疑。将麦积山佛像服饰判定为秣菟罗式，也正好与菩萨像的秣菟罗特点相一致。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炳灵寺169窟中的秣菟罗式立像，即第7龛[14]（图六）。这尊塑像袈裟的外轮廓与热瓦克佛寺塑像很相似，袈裟下部贴腿而充分显示了腿部轮廓，也是典型的秣菟罗特征，但袈裟衣纹的繁密程度不高，可以理解为传入汉地后简化所致。炳灵寺169窟主要龛像的年代为西秦时期，这尊秣菟罗式塑像年代也被认为属于西秦时期。与这尊塑像相比，麦积山第74、78龛佛像具有的秣菟罗特点更多、更显著，在年代上也不排除与炳灵寺塑像相近或更早，这就与昙曜五窟造像在特征和年代上的差距都进一步拉开了。

图四　佛像服饰特征对比

图五　萨尔纳特博物馆藏迦腻色伽三年菩萨像

图六　炳灵寺第169窟第7龛立佛

以上四点表明，第74、78窟与天水以西直至印度境内佛像的特点更接近、关系更密切。而且，第74、78窟塑像的秣菟罗特点要更突出，这明显不同于云冈昙曜五窟，特别是第20窟大像的犍陀罗风格，表明两处石窟在造像风格上的明确不同。因此，第74、78窟不是云冈昙曜五窟影响下的产物，其塑像所具备的种种特征，在年代上也都指向较早，可以与炳灵寺169窟大部分龛像的年代相近或更早，即可以早到十六国晚期。

三、云冈可能受到关中的影响

由于以往对麦积山早期洞窟来源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受到云冈影响这个话题，因此，就有必要对麦积山早期洞窟与云冈的关系进行讨论。笔者认为不是云冈影响了麦积山，而是麦积山早期洞窟影响了云冈。换而言之，关中佛教艺术影响了平城。

关中地区历来是佛教重镇，十六国时期更是佛教中心，尤以后赵、后秦为盛，从西方而来高僧名僧多以长安为目的地，佛教艺术必然随之而来。早年传出土于陕西三原等地的三世纪左右的金铜菩萨像，前几年出土的引发东汉或十六国之争的咸阳成任墓地金铜佛像和造像板[15]，还有明确属于十六国时期的咸阳底张村M54出土陶灯上的佛像[16]，都是关中佛教艺术绵延丰富的物证。与关中相比，北魏建都之前的大同在佛教思想和艺术方面是当之无愧的不毛之地。北魏统一北中国的过程中，将各地各种资源尽可能掠至平城，关中因为富庶和大夏抗魏的激烈而被掠尤重，其中自然包括佛教资源。以往学者对北魏从凉州掠夺的佛教资源关注很多，对关中地区关注较少，这与文献记载的不均衡有关。实际上，关中地区佛教资源比凉州还丰富而发达，被掠至平城的时代要早，被掠夺的程度甚至更重。在此背景下就容易观察到关中对云冈产生的影响，这至少表现在云冈三佛题材可能来自麦积山石窟。

三佛题材的核心是三世问题，这是佛教义理的关键，无三世则无业报，无业报则无十二因缘，无十二因缘则无佛教学说。三世说是之前中国没有的思想，传入中国时理解上的难度及引起的困惑和震动都是很大的，所以当时很多重要人物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这个问题集中、深入的讨论是后秦时期在关中进行的，这就是后秦主姚兴与名僧鸠摩罗什之间著名的答问。姚兴与鸠摩罗什书信往复讨论三世问题。姚兴著《通三世论》，向鸠摩罗什请教，并发表自己的认识：“三世一统，循环为用。过去虽灭，其理常在。所以在者，非如《阿毗昙》注言五阴块然，喻若足之履地，真足虽往，厥迹犹存。当来如火之在木，木中欲言有火耶，视之不可见；欲言无耶，缘合火出。”鸠摩罗什阅读之后，回复说：“若无过去业，则无三途报……若无过去、未来，则非通理经，法所不许。”姚兴又著《通三世》云：“众生历涉三世，其犹循环。过去、未来，虽无眼对，其理常在。是以圣人寻往以知往，逆数以知来。”[17]贺世哲先生说：“尤其是后秦姚兴，以帝王之尊威，极力宣扬三世论，并且得到一代名师鸠摩罗什的赞许，更加扩大了三世论的影响。”[18]杜斗城先生著文指出，姚兴和鸠摩罗什注重三世说，还与当时流行的般若性空思想潜在地否认三世有关。“……大乘佛教经典《般若经》却主张‘诸法性空’，认为一切事物和现象皆虚幻不实，‘三世’也是如此。鸠摩罗什翻译的《摩诃般若经·空品》即说：‘过去世过去世空；未来世未来世空；现在世现在世空。’[19]有人据此认为三世是不存在的。这种‘一切皆空’的‘空观’，甚至成为当时极为流行的思想。但如果否认三世，就等于否认了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直接威胁到佛教存在的理论基础。正因为这样，姚兴才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从佛教义理到世俗教化，都需要辨明和强调三世论。杜斗城先生还注意到姚兴之弟安成侯姚嵩给姚兴的回信中提到了佛像，“奉珠（‘珠’应为‘殊’）像，承是皇后遗嘱所建，礼觐之日，永慕罔极。伏惟感往。增怀臣言，先承陛下亲营像事，每注心延望，迟冀暂一，礼敬不悟（‘悟’应作‘语’）。圣恩垂及，乃复与臣供养此像，既功宝并重，且于制作之理，拟若神造中来。所见珠（‘珠’应为‘殊’）像，诚当奇妙。然方之于此，信复有间，瞻奉踊跃。”[20]杜斗城先生指出，姚嵩为秦州刺史史有明载，那么“‘皇后遗嘱所建’、‘陛下亲营像事’的‘殊像’是否为秦州的麦积山，很值得研究。”杜斗城先生总结到：“正是在这种思想强烈的影响下，麦积山早期洞窟的题材都选择了‘三佛’。与此相映成趣的是，麦积山早期的三佛窟，一般都规模宏大，造型雄伟，颇有帝王气象。像这样的巨制，根本不可能是一般官府和民众可以开凿的，其应是当时后秦王朝的‘国家工程’。后秦姚氏，根源于羌，而陇南天水一带，正是他们的发源地之一，建都长安之后，天水作为故地，地位非常突出，故姚兴派其弟姚嵩出镇天水。因此在天水麦积山出现后秦时期大规模的‘三佛’题材的造像是不难理解的。”[21]贺世哲和杜斗城先生从文献记载和佛教理论上对三世说和三佛题材的流行做了很好的分析和说明，杜斗城先生还直接将麦积山早期三佛题材与有关记载相对应，这与上文从造像特点上试图将麦积山早期洞窟年代提升到十六国晚期可以互相补充。

可以说，三世说是在中国特别受到重视的学说，三佛是华夏君主为了教化众生而刻意强调的题材。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新疆、河西石窟都不流行三佛题材，流行的是与印度中亚相似的七佛题材。只在炳灵寺有三尊立佛像，还不排除是受到长安影响的结果[22]。佛教愈向东流传，华夏文化的底蕴就越深厚，佛教就越面临着改变的需要，从重七佛到重三佛需要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来看。如果认可麦积山第74、78窟可能到十六国晚期的判断，那么这是最早出现的三佛窟。第74、78窟崖壁位置好、规模大，这都指向第74、78窟可能是麦积山的开创窟，即两窟是麦积山最早出现的石窟[23]。这种情况就类似于云冈昙曜五窟，让人不自觉地将第74、78窟的开创与后秦高级贵族乃至王室联系起来。还必须提及的是，学界几乎都同意三佛题材在云冈石窟的广泛使用隐然是在宣扬佛法不可灭，这与亲历太武帝灭法之痛而主持昙曜五窟营造的昙曜不无关系。这在以往的佛理探讨、世俗教化之外，又多了一重更迫切的现实需求。作为三世思想得到充分宣扬的关中地区，后来又向平城输入大量佛教资源，在麦积山石窟中已然流行的三佛题材对云冈石窟产生了直接影响。

四、“大凉州石窟”

麦积山第74、78窟等早期洞窟与河西乃至印度本土佛教形象都保有高度的一致性，并且对云冈产生影响。那么，以往将麦积山早期洞窟归属到云冈石窟的大系统下，作为“云冈模式”的体现，自然不再合适。由此产生的相应问题就是麦积山第74、78窟等早期洞窟是独立的存在，还是可以归属到天水以西的石窟体系中去？以往还有“长安模式”“凉州模式”的提法。“长安模式”是对较晚时期长安地区佛教造像特征的概括，不包含第74、78窟等麦积山早期洞窟在内。因此，“长安模式”这个概念无法运用于此。“凉州模式”是对河西地区早期石窟特征的概括，笔者曾指出河西地区早期石窟在形制、题材的共性并不突出，“凉州模式”的提法需要保留性使用[24]。但这些石窟造像的具体特征的确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都具有比较明确的异域特征，麦积山早期洞窟与此较为相符。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对“凉州模式”这个概念改造后加以使用。

为了更好地理解麦积山早期洞窟与河西石窟的关系，有必要对河西早期石窟造像的异域特征略作叙述：武威天梯山石窟有一批壁画，其中菩萨、飞天的形象和画法都具有明确的域外特征，学术界多将其作为沮渠蒙逊所营造的凉州石窟的代表；张掖金塔寺石窟有天王和菩萨的护法组合，也有希腊式面孔的辫发胁侍，还有戴“贝雷帽”的飞天，都将特征直接指向域外；张掖马蹄寺第1窟为中心柱窟，中心柱前大立像原为衣纹高度凸起的典型的犍陀罗式佛像，两侧礼拜道为拱形顶，这鲜见于河西其他石窟，而与新疆早期石窟相似；酒泉文殊山石窟有执拂尘和乐器的护法天王，还有戴进贤冠的供养人形象，都将年代指向北魏势力进入河西之前[25]。河西走廊的地貌决定了交通必然是东西向为主，佛教艺术的主要流传方向只能是从西向东，但河西现有早期石窟材料显示酒泉、张掖及武威等地各自接受来自西域或更远世界佛教艺术的影响为主，而不存在有序的阶段式的传播状况，这其实倒也符合早期佛教传播只有大体方向而无严格计划和规律这个事实，也与河西走廊上并没有长期的统一的政权来管控佛教传播的历史状况相符。准此而言，炳灵寺也符合上述情况，如炳灵寺第169窟有建弘年号题记因而为西秦时期无疑，塑像中天王和菩萨组合的护法、壁画中持拂尘的左右护法、上部有三个塔刹的大圆钵壁画释迦多宝并坐塔等都具有古老色彩。实际上，包括炳灵寺和麦积山在内的陇右地区在地理条件、民族构成、政权形式和佛教传播方面与河西地区没有本质差别，炳灵寺第169窟完全可以看成是异域佛教艺术因素漫过河西走廊而直接出现在东部邻近地区的产物。麦积山第74、78窟等早期洞窟体现的异域因素一点也不逊色于上述石窟，那么将麦积山早期洞窟与上述洞窟归为一类，也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在此基础上，拟议用“大凉州石窟”这个概念来概括从酒泉直到麦积山的早期石窟，这样可以将之前的“凉州石窟”概念包含进来，避免制造更多学术混乱，也能将其与从云冈起始的东部石窟区别开来。自昙曜五窟伊始，云冈石窟佛和菩萨的面部就有明确具有鲜卑人特点，而且从此中国石窟进入首都对地方产生直接影响的时代了。明乎此，就能更好地理解“大凉州石窟”强调的不是各个地区各个石窟具体造像特征上的共性，而是各个不同的具体差异之上的异域色彩这一共性。每个石窟表面的个性与这些石窟背后的共性并行不悖，是那个时代特性的反映。

为什么大凉州佛教造像的异域色彩如此鲜明？这与十六国时期是佛教和佛教艺术进入中国的关键时期，并且与十六国统治者基本都出身胡族直接有关。石虎与王度关于奉佛与否的对话非常有名和重要。据《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载“（佛图）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针对这个问题，石虎下诏中书问道：“佛号世尊，国家所奉，里闾小人无爵秩者，为应得事佛与不？”中书著作郎王度提议禁断佛教：“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载在祀典，礼有尝飨。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修前轨。今大赵受命，率由旧章，华戎制异，人神流别。外不同内，飨祭殊礼，荒夏服祀，不宜杂错。国家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从四民之服。”虎下书曰：“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百蛮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26]后人对这段对话的理解基本是一致的，其反映了两个重要现象：第一，佛图澄的宣传效果很好，民间信佛的老百姓很多，但也出了点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石虎如果决定禁断佛教，是可以做到的，但他决定不禁佛；第二，王度提议禁佛的理由是佛系戎神而非华夏之神，而且原来汉人是被禁止信佛的，非华夏族的奉佛大概也不是那么大张旗鼓；现在石虎以本非华夏族自居，允许奉佛，非华夏族自可大奉佛教，华夏族奉佛大概也受到鼓励。后赵属于十六国早期，具有示范作用，之后诸国奉佛之风愈演愈烈，十六国后期的后凉、后秦、西秦、北凉都是有名的佞佛之国，也正是大凉州石窟出现和发展时期。统治阶级自称胡族，胡族又是十六国时期主体人群，不少华夏族已经胡化或有胡化倾向，整个十六国社会可谓一个胡化的世界。这个形势下，胡神面目的佛教形象正符合时代要求，被改造的愿望和动因都不存在或很弱，这可能就是大凉州石窟造像异族特点鲜明的原因所在。

与大凉州造像鲜明的异域色彩形成对比的是，大凉州石窟形制的变化是比较快的，类型也是比较复杂的。新疆地区流行的拱券形隧道只在酒泉昌马、文殊山等若干洞窟和张掖马蹄寺第1窟中出现，大凉州中心柱窟更常见的是平顶或覆斗形顶。酒泉昌马第1窟为横券式（图七），不同于龟兹石窟常见的纵券。酒泉文殊山石质结构松散，使用拱券也可能兼及考虑安全，不一定是对新疆石窟建筑方式的继承。张掖马蹄寺第1窟隧道的拱券已经有所弱化（图八）。麦积山第74、78窟等窟为三壁三佛式，这是与三佛题材协和的窟形，是在中国的创造。之所以产生这些类型和变化，既与石窟宣扬的教义，也与石窟作为一种建筑类型，不能不受到各地建筑传统和自然条件的制约有关。石窟形制方面的变化与佛教形象异域特征的普遍和稳定形成鲜明对比，虽然二者都是对中国早期石窟特点的深刻反映，但历史条件一旦变化，佛教形象异域特征的保留很可能就要勉为其难了，北魏统一北中国后出现的云冈昙曜五窟可视为证明材料，大凉州石窟的时代意义也就随之告尾声了。

图七 昌马第1窟前室形制（从前室右部向左部，作者摄）

图八 张掖马蹄寺第1窟隧道拱券顶

（从中心柱后部向侧前方，作者摄）

五、结语

由于更多国内外资料的刊布，对麦积山第74、78窟等早期洞窟的讨论可不再限于与云冈的关系，而将考察、对比的范围扩大到新疆乃至中亚和印度，从而得出麦积山第74、78窟等早期洞窟与西部佛教艺术亲缘性更强的认识，并因此可以对从河西到麦积山的石窟，用“大凉州石窟”这个概念进行涵括。结合历史背景，还可以看出麦积山第74、78窟等早期洞窟并不是云冈影响下的产物，而是相反。由此，中国境内北魏迁洛之前的石窟可以大致分为新疆、大凉州、云冈三个大区域。从新疆到大凉州，石窟面貌一变；从大凉州到云冈，石窟面貌又一变。实际上，从域外到新疆，石窟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可以用佛教艺术的中国化来统合之。相比而言，大凉州是其中颇为关键的一个阶段，这是因为新疆石窟与域外石窟面貌相似性更高，云冈石窟的中国化特点明确，介于两地之间的大凉州石窟所承担的角色就不可不加以重视，其价值也就非同寻常，这也是本文选题价值所在。当然，本文主要是就麦积山第74、78窟等早期窟中佛教形象的异域特点的内涵进行了较多的讨论，其他应该涉及的问题还很多，值得继续思索和探讨。

附记：戴恬帮助配置了注释和插图，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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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M]．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株式会社平凡社，1998：图版65．

[2]北魏迁都洛阳是重要的年代断限，更是重要的文化断限。迁洛之前云冈石窟的对外影响虽有但是零星式的，如在太原、合水等地偶见太和年间的小石窟。迁洛之后褒衣博带式造像蔚然成风，主要是龙门石窟的影响所致，但云冈的影响同样也不可忽略，作为旧都的平城依然对北中国北部地区具有持续的影响力，如义县万佛寺、泾川王母宫石窟所见。各地接受褒衣博带式造像的时间因城市地位、路途远近而有早晚之差，如敦煌直到西魏时期才看出明显的影响。但这只是一个时间滞后问题，不妨碍迁洛作为文化断限这个更重要的事实。从迁洛开始，佛教石窟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益发密切，民间佛教艺术受到官方乃至皇家的影响痕迹越来越明显；在中国石窟的发展和传播过程中，首都日益发挥体现出明确而巨大的影响，与之前似有明显的不同，这是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因此，可以将迁洛之前的中国石窟称之为早期石窟。云冈之外的新疆、河西以及炳灵寺、麦积山等早期洞窟的年代少数可以肯定为十六国晚期外，多数洞窟的年代下限不太好确定，就是因为属于十六国晚期还是属于北魏早期难以肯定，如拟定为十六国时期的炳灵寺169窟第6龛、拟定为北魏时期敦煌诸窟的实际年代就属于这个情况。如果我们跳出朝代观，更注重石窟本身的发展史、注重各地的地方性，那么，就不必要太多纠结于具体朝代，而将迁洛作为中国石窟前后阶段的分水岭，本文正文中的部分论述就是基于这个认知而展开的，特此说明。

[3]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144．

[4]达微佳．麦积山石窟北朝洞窟分期研究[G]//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二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95．

[5]李裕群．中国石窟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151—152．

[6]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M]．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株式会社平凡社，1998：图版5．

[7]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炳灵寺文物保管所．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M]．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株式会社平凡社，1989：图版14．

[8]M. Aurel Stein．Ancient Khi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Ⅱ[M].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07：84，86．

[9]张焯，主编．云冈石窟全集（第十七卷）[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8：8．

[10]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M]．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株式会社平凡社，1998：229．

[11]张焯，主编．云冈石窟全集（第十五卷）[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8：53．

[12]王云．圣哲的衣装——半偏袒式袈裟溯源[J]．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8）：25－42．

[13]M. Aurel Stein．Ancient Khi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Ⅱ[M].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07：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吐鲁番学研究院，龟兹研究院．新疆鄯善县吐峪沟西区北侧石窟发掘简报[J]．考古，2012（1）：20．

[14]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炳灵寺文物保管所．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M]．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株式会社平凡社，1989：图版34．

[1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十月文物保护有限公司．陕西咸阳成任墓地东汉家族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2（1）：3－27．

[1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底张村十六国墓M54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3（2）：3－16．

[17]道宣．广弘明集卷第十八：法义篇第四[M]．大正藏T52，no．2103，p．228b－c．

[18]贺世哲．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141．

[19]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六：等空品第二十三[M]．大正藏T08，no．223，p．265a．

[20]道宣．广弘明集卷第十八：法义篇第四[M]．大正藏T52，no．2103，p．228c－229a．

[21]杜斗城．麦积山早期三佛窟与姚兴的《通三世论》[J]．敦煌学辑刊，2007（1）：119－124．

[22]炳灵寺第169窟的情况很复杂，可能受到了来自河西和长安的双重影响。窟内造像多、因素多样，不似从某地短时间内传入并形成。

[23]有学者认为第57窟年代最早，参见李裕群《中国石窟寺》的麦积山综述部分，可备一说，但它们都属于麦积山最早洞窟。

[24]参见韦正，马铭悦．河西早期石窟年代的甄别—河西早期石窟研究之上[J]．敦煌研究，2022（1）：63—71；韦正，马铭悦．北中国视野下的河西早期石窟——河西早期石窟研究之下[J]．敦煌研究，2022（5）：97—110．

[25]这些石窟中有晚期洞窟，上文只简单列举早期洞窟的部分特征。莫高窟的第268、272、275窟的年代争议大，或以为是“北凉三窟”，或以为晚至北魏太和年间，笔者以为可能属于北魏早期，第268窟的藻井、275窟的阙形龛，都是汉式特点，与上文列举的异域特点不同，因此第268、275窟的年代要晚，位于两窟之间的地272窟年代也不能早。因此，这三座窟不能当成河西地区具有异域特点的早期洞窟。

[26]慧皎．高僧传卷第九·神异上[M]．大正藏T50，no．2059，p．385b－c．

作者：韦正  周昕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原文刊于：《文博》 2024年 第3期

来源：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